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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出门时，爱玛常常打开壁柜，在餐巾桌布中间，拿出她扔在里面的一个绿绸雪茄盒。
她端详着雪茄盒，揭开盖子，甚至闻一闻内衬，那上面有一股混着马鞭草的烟草气味。这个盒子是谁的？……子爵的。也许是情妇送给他的信物。那上面的花是在小巧的红木绷子上偷偷地绣上去的。绣花人一边绣一边遐想，柔软的鬈发垂在绷子上，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底布的每一个针眼，都穿透过爱情的气息，那一针针扎下的，不是希望便是回忆。交织在一起的丝线，就是绵绵不断、默默无言的爱情本身。盒子绣好后，子爵某天早晨把它带走了。当雪茄盒放在宽宽的壁炉上，放在花瓶和蓬巴杜式
的座钟之间时，壁炉前的主人和宾客谈论着什么事呢？她身在道特镇，而子爵呢，此刻人在巴黎。巴黎！那巴黎是什么模样？多么响亮的名字！她反复轻声念着这两个字，觉得十分愉快。这名字像大教堂里低沉的管风琴声，在她耳畔萦响，像火焰在她眼前闪耀，连她香脂瓶上的商标也被照亮了。
夜里，鱼贩们赶着马车，唱着牛至小调
从窗下经过时，爱玛总是惊醒过来，听着铁箍轮子在街上隆隆地滚过，然后，驶出镇子上了土路，声音很快弱了下来。
“明天，他们就到巴黎了！”她思忖。
于是，她的思绪随着他们翻山越岭，经过一座座村庄，披星戴月，沿着大路向前行驶，走了不知多远，到了一个模糊的地方，遐思便中止了。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常常伸出指头，在地图上逛游首都。她走上一条条大马路，到了每个拐角，到了街巷交汇处，到了表示房屋的白色方块跟前，就停下来。最后，眼睛看累了，她就闭上眼，黑暗中，她又仿佛看见街上的煤气灯在风中摇曳，一辆辆敞篷马车驶到剧院柱廊前，哐啷一声放下踏板。
她订了一份妇女报纸《花坛》，又订了一份《沙龙精灵》。凡是首场演出、赛马和晚会的报道，她都贪婪地阅读，一字不漏。哪位歌女初次演唱，哪家商店开张，她都关心。出了什么新的时装款式，哪位高级裁缝在哪里开店，布洛涅树林有什么情事，歌剧院有什么节目，她都知道。她阅读欧仁·苏的小说，研究他的作品里对家具陈设的描写，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想使她个人的欲望从中得到想象上的满足。甚至在餐桌上她也带着书。夏尔边吃饭边和她说话，而她则边吃饭边翻书。读着读着，她总是想起子爵，并且把书中虚构的人物与他联系起来。不过，以他为中心的圈子渐渐扩大，他脑后的光环也辐射开来，照得更远，照亮了别的梦。
每天早上，驿站的小伙计都要来刷马。他的工作服上满是破洞，光脚穿双布鞋，趿着木屐从走廊经过。家里能雇上的，就是这种穿短裤的仆人！
爱玛穿件室内便袍，领子开得很低，在两叶翻领之间，露出起褶的衬衫，上面缀有三颗金色纽扣。腰上扎根坠着大流苏的细带，脚上趿双石榴红的小拖鞋，脚背上缀一束饰带。她买了一本吸墨纸、一个文具盒、一杆笔、几只信封，尽管她没有什么人要写信。她掸掉搁板上的灰尘，对着镜子照了一番，拿起一本书，读着读着便遐想起来，书掉到膝盖上。她渴望出门旅行，或者重回修道院。她想死，又想去巴黎居住。
夏尔每天奔波在外。下雨也好，下雪也好，他都不能退缩。他骑着马，抄小路，走近道，在农庄粗糙的桌子上吃简陋饭菜，把手伸进潮乎乎的被窝，给病人放血时热血溅到脸上，听垂死之人的喘息，检查病人的大小便，小心地撩起病人的肮脏衣衫检视。可是，晚上回到家，他就惬意了，只见炉火旺旺的，桌子上摆好了饭菜，舒适柔软的家具，还有一位打扮优雅、温柔可人的妻子，身上一股清香，幽幽的，弄不清是从哪儿散出来的，或许，是她的肌肤把她的衣衫熏香了。
爱玛有许多精细的地方讨夏尔喜欢。不是变变花样，给烛台剪个新纸托，就是给裙子换条花边，或者给一个简单菜肴、一个用人烧坏的菜取个离奇名字，让夏尔高高兴兴地吃个精光。她在鲁昂看见一些夫人表链上坠着一束小饰物，她也买了几束，还买了两只大大的蓝玻璃花瓶，不久又买了一只象牙针线盒，外带一只镀金的银顶针。这些小东西的雅致，夏尔还体会不到，不过，越是这样，他越觉得它们迷人。它们使他感官更加愉悦，家庭更为温馨，像金粉洒满他人生的小径。
他身体强健，气色鲜朗，他的声誉已经确立。乡民们都亲近他，因为他不摆架子。他喜欢孩子，从来不进下流场所。再说，他使人信任，靠的也是品格端方，行事规矩。他特别擅长的，是治伤风感冒和胸部病症。其实，他怕病人送命，一般只开点镇静剂，偶尔也开点呕吐剂，烫烫脚或放放血了事。倒不是怕做外科手术。他给人放血，放了还放，就像给马放血；他给人拔牙，那股狠劲，真真是个“铁腕”。
为了掌握信息，他订了一份《医学集萃》。这是一份新杂志，他曾收到过出版广告。吃过晚饭，他便读上几段，可是房间里暖融融的，吃下的东西又在消化，不过五分钟光景，他就在座位上呼呼睡着了，下巴压着两只手，头发像马鬃，一直搭到台灯脚上。爱玛看着他，耸耸肩膀。有些男人勤奋好学，默默耕耘，夜夜伏案苦读，熬到六十岁，虽然落下一身疾病，但那空空荡荡的黑燕尾服上，终于挂上一串十字勋章。这样的丈夫，她怎么找不到呢？她真希望包法利这个姓氏显赫起来，因为这也是她的姓氏。她希望这个姓氏在书店里陈列，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在法兰西家喻户晓。可是，夏尔胸无大志！不久以前，他和伊夫托的一位医生会诊，那位同行竟在病榻旁，当着病人亲属的面，使他出了点丑。晚上回来，夏尔把这件事说给爱玛听。爱玛大光其火，把那位同行痛骂一顿。夏尔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她前额印上一吻。可她羞辱得怒不可遏，恨不得打他一巴掌。她走到走廊里，把窗子打开，吸进清凉的空气，使自己平静下来。
“死不争气的家伙！死不争气的家伙！”她咬着嘴唇，低声骂道。
春天复归。梨树开花，天气变暖。爱玛觉得一阵阵的气闷。
七月伊始，她就扳起指头，计算还有多少星期才到十月，心想安代维耶侯爵或许会在沃毕萨尔再举行一场舞会。可是，整个九月过去了，既没收到信，也没有人上门来请。
她大失所望，觉得百无聊赖，心灵再次变得空虚，于是单调乏味、毫无变化的日子重又开始。
现在，这种日子一天接一天，总是一个样，多得数不清，什么也没带来！别人的生活尽管平淡，至少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有时，一个偶然事件，会引起无尽的波折，境况便会改变。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天主的意愿！前途就像一条黑黢黢的过道，里面的门关得铁紧。
她也不弹琴了。为什么要弹呢？谁又听得懂？既然她永不可能穿着短袖天鹅绒连衣裙，出席音乐会，坐在埃拉尔钢琴前，用灵巧的手指弹着象牙琴键，感到听众入迷的赞扬像轻风一样在耳边吹拂，那又何必去苦苦钻研。至于画板和绣架，她也扔进了壁柜。有什么用？针线活也让她烦恼。她暗忖：
“书，我也读完了。”
她无聊透顶，不是把火钳烧得通红，就是看下雨。
星期天，晚祷的钟声敲响时，她是多么惆怅。她出神地听着那沙哑的钟声一下接一下敲响。一只猫躬着背，顶着淡弱的夕晖，在屋顶上蹒跚而行。风在大路上扬起阵阵尘土。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那单调的钟声仍在不紧不慢地敲响，最后消失在田野上。
现在，家务事爱玛完全不管了。封斋
期间，包法利的母亲来道特镇住了几天，看到这种变化，不觉大吃一惊。的确，从前，爱玛是那样细心、那样讲究，如今整天不修饰打扮，穿的是土布袜，点的是土蜡烛，口口声声说他们不富裕，应该节俭，还说她很满足，很幸福，很喜欢道特镇这个地方。还说了好些话，堵得婆婆开不得口。
爱玛变得乖僻任性。她吩咐仆人为她烧几个菜，却碰都不碰一下。今天光喝一点牛奶，明天灌十几杯茶。她经常硬挺着不出门，末后又觉得气闷，打开窗户透气，换上轻薄衣裙。她常常把女仆大骂一通，过后又送她礼物，或者让她去邻居家串门散心。有时，她把钱包里的银币，统统倒给穷人，虽说她的心肠并不柔软，不会轻易对别人产生同情。多数乡村出身的人，心始终如父辈手上的老茧那样坚硬。
将近二月底，为了纪念女婿给自己治好了腿，卢奥老爹亲自送来一只肥火鸡，并在道特镇住了三天。夏尔忙着给人治病，便让爱玛陪伴老爹。卢奥老爹在卧室里抽烟，往柴架上吐痰，谈的事儿不外乎耕作、牛仔、母牛、鸡鸭和乡镇议会。因此他一走，爱玛把门关上，便生出如释重负的感觉，连她自己也觉得吃惊。再说，如今她不再掩饰对人对物的鄙视。有几次，她甚至大放厥词，抨击大家赞同的观点，赞赏大逆不道、伤风败俗的事情，常常听得夏尔目瞪口呆。
这种不幸日子，难道要永远过下去，她就摆脱不了？那些生活幸福的女人，她哪一点又不如她们？！她在沃毕萨尔见过一些公爵夫人，她们腰比她粗，举止比她平庸。于是，她怪天主不公，常常头贴着墙，面壁而泣。她渴望热热闹闹的生活，渴望参加化装晚会，渴望放荡不羁的快乐和她未曾体验、但那种快乐应该带来的疯狂刺激。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心跳急促。夏尔让她服缬草根汤，洗樟脑浴。可是，所采用的种种治疗办法似乎都刺激她病情加重。
有些日子，她特别兴奋，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可突然一下变得迟钝，不动，也不说话了。往手臂上倒一瓶科隆香水后，才恢复过来。
由于她老是抱怨道特镇不好，夏尔便揣测这种毛病大概与当地的水土有关。后来他认定是这种原因，便认真地考虑搬到别处开业。
三月间，搬离道特镇时，包法利夫人已经有孕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