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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盟的缔造者们今天对欧洲大陆进行考察，他们肯定会对自己事业的广度和深度感到惊讶。欧盟本应发挥作用，使过去70年不同于以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
在最初的几十年里，欧洲一体化为普通市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和福利增长。欧洲人的生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舒适、健康和充实。而对加入了欧盟的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欧盟为它们向市场经济与民主的成功过渡提供了重要支持。
但自2008年金融海啸和欧元危机以来，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欧洲经济都表现欠佳。即便在经济产出增长的时候，欧洲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在经历痛苦。在欧洲一些国家，居民获取合理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以及退休待遇的机会急剧减少。不平等，这股被欧洲人制伏了数十年的黑暗力量，如今却已成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基本社会经济特征。
不平等，加上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已经成了政治不满情绪的重要原料。在一些地方，公开的民族主义和反欧盟政党已经依靠经济问题与公开的不宽容态度引发的选举反弹赢得了支持，并勾起了令人不安的历史记忆。移民，不论是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还是传说中“来自欧盟的入侵”，都被视为对公民认同感与公民自身命运掌控力，以及对公民经济福祉的威胁。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英国脱欧公投都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视欧洲其他地方也面临着类似的政治压力。
欧洲一体化项目如果想要实现其创始者的愿景，就需要对彻底更新经济与社会政策做出政治承诺。幸运的是，欧洲的价值观——承认人的基本尊严、尊重法治和人权、社会团结，以及寻求市场、国家和民间团体相互平衡的观点，为这种新的愿景提供了试金石。这些价值观在今天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正在经受大西洋两岸右翼极端分子的挑战。如今，我们道义上的责任是让欧洲共同体的创立原则激发出能扭转当前下滑趋势所需的变革。
在德语中，die Wirtschaft（经济）既指抽象的广义的经济，也指“私营部门”，后者是一个更为狭义的概念。在过去20年内，欧洲的政策常常被这一狭义的“经济”因素所驱动，而将其他因素排除在外。而本书则论述了前者的内涵，提出了我们应如何构建一个经济和社会体系，以提高普通公民的福祉，并保证社会各阶层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包括大小企业）以及民间团体之间的平衡。本书还分析了我们应如何确保繁荣在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的所有维度上都得以持续，以使我们的后代能够分享繁荣带来的好处。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经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以不损害国外人民的方式来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我们反复强调，GDP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幸福感，尤其当我们对不同人群进行观察时，更会了解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合理的道德或经济理由去选择一种只让少数人受益，而将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排除在经济成果之外的市场经济。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欧洲在21世纪的表现非常不好。图0-1显示了欧元区、美国和欧盟1980～2015年的GDP增长情况。在欧元诞生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没有提高。实际上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其经济增长率就已经低于此前几十年的了。另外，欧元区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反应不如非欧元区国家强烈。平滑的灰色实线表示如果2000年后的经济增长能继续保持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GDP将会出现的轨迹，而黑线则表示实际的轨迹。在欧元区，以金融危机前的GDP增速画出的预期轨迹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尽管欧元区经济体已表现出传统的复苏迹象（如失业率下降），但这种差距在危机过后的许多年中仍在扩大。这场危机似乎已经产生了长期影响。
相较而言，2008～2017年的10年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55%，人均GDP增长率为0.8%，而欧元区的GDP年均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仅分别为0.7%和0.4%。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我们认为，欧盟表现不佳的原因部分在于其宏观经济框架。而欧元区表现更为糟糕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其结构本身。正如后文我们将详细说明的那样，欧元消除了关键的调控机制，而这会放大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在内各种危机的影响，并带来随后的主权债务问题。
图 0-1
注：对于每个地区—欧元区、美国、欧盟，数据显示了3条线。黑线是实际GDP（WEO，2018）。灰色虚线是1980～2000年GDP数据的指数趋势拟合。灰色实线是指数趋势的预测。美国GDP的单位是万亿美元（2009年数值不变），欧盟和欧元区GDP的单位是万亿美元（2010年数值不变）。
资料来源：2018年IMF《世界经济展望》（WEO）。
在欧盟整体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同时，欧洲经济内部更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这种微弱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少数顶层人群。
数据显示，整个欧洲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图0-2a说明，底层90%人口的平均收入几乎停滞不前，而顶层1%人口的收入却大幅上升。在大多数欧洲经济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平等程度加剧的模式。图0-2b显示，在许多欧洲国家，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获得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在2013年以前的30年里，顶层1%人口收入比重的增长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尤为显著。北欧国家一开始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但也未能幸免于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趋势。
这些数据展示了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因此，尽管市场可以成为改善个人福祉的有力工具，但它并不总能按照合理的方式运作，也并不总能为社会全体服务。既然市场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那么它就必须依照一定的规则被调节、监管和构建。
欧洲的规则手册又厚又复杂，它包括：对赤字和债务的限制，管理劳动力、产品和金融市场的条款，公司治理与破产、竞争与知识产权的规则，以及管理中央银行（简称央行）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和我们生活的多个方面建立了行为规范。
图0-2 欧洲不平等的加剧
资料来源：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https://wid.world/）；(I.2b) authors' calculations based on the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当然，规则是不断变化的。本书有一个简单的目标：说明近几十年来哪些规则的变化削弱了欧洲经济，导致增长放缓和不平等加剧，以及对欧洲经济规则的重构如何能够带来更大的共同繁荣。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弊病不是暂时的，除非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规则、结构发生变化，否则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但是，很多人还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应该简单被动地接受整个体系的糟糕经济表现。这是错误的，欧洲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人还认为，欧洲的规则除了可能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之外，并没有任何问题，其问题仅在于执行不力。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对欧洲规则的执行力度不足，而在于规则、制度以及结构改革本身。事实上，规则没有得到更严格执行的原因之一正是人们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欧盟更严格地执行了这些规则，欧洲的经济表现会更为糟糕。
我们在“规则”一词上的视角比较开阔。在我们的用法里，“规则”包含一整套制度与规定，其中既有正式的、显性的规则，也有非正式的、隐性的规则。尽管市场很重要，但即便是表现最好的市场，也无法解决许多社会关键问题。公共部门（政府）和民间团体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政府必须负责提供私营部门没能有效或公平地提供的东西。这种任务规模庞大且至关重要，包括社会保障、基础研究、国防和教育。我们还考虑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民间团体之间合理的平衡，以及国家必须如何制定适当的规则来管理它们。
基于欧盟和欧元区整体所制定的规则尤为重要。这些规则的初衷往往是防止一个国家的行动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结果却经常适得其反。
创建和维系欧盟不仅需要新的规则，而且还需要新的组织来对这些规则以及它们所体现的价值观进行制度化。同时，每个国家都必须调整自己的规则和制度，使之与欧盟的新规则和新程序相适应。今天，任何试图塑造和重塑这个由二十多个国家组成的欧盟的人，必然是在努力地寻求原创性，寻找那些很少（如果有的话）被检验过的想法，而且肯定不会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被检验过。正因实质性的结果与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如何在国内和跨国界执行政策与政策本身同等重要。
由于欧盟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想要设计出能够适用于不同国家的规则，这种挑战比美国最初的13个州在约250年前建立自己的联邦时所面临的挑战还要困难得多。寻求欧洲的解决方案比美国的例子更为深刻地证明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于政治的描述：“政治是在硬木板上有力而缓慢地钻孔，它需要激情和远见。当然，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一个人不曾一次又一次地去追寻不可能，那他也就不会达成可能。”
但是，要求制定一套新规则的想法已经产生。这本书对欧洲的诊断，既有赞美，亦有批评。欧洲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以及基础设施方面都进行了大量投资。的确，大胆的体制创新必须在民主的框架内把各个不同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然而，欧洲经济没能有效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至少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令欧洲领导人深感困扰的是，正是欧盟为促进共同经济繁荣而实行的规则，导致欧洲部分地区的经济表现不佳。
面对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所带来的挑战，各国领导人的反应常常欠妥，尤其是在这个联盟创建了一个统一市场和一种共同货币（欧元）的时候。面对不断变动的经济环境，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在很多情况下和在很多国家中，欧洲未能在市场、国家和民间团体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许多规则导致了欧洲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正是要找出那些对欧洲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的现有规则和制度，并提出恰当的替代方案。
欧洲的规则、规章和制度不是自然法的产物，而是人类基于良好意愿的创造。我们不应该期望欧盟缔造者们当时所创立的规则、规章和制度在几十年后仍能奏效，甚至能完成其初始目标，特别是考虑到欧洲所追求的目标包括了规模空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体化。正如本书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不断评估这些规则、规章和制度是否正服务于它们的目标——建设一个更加和平而繁荣的欧洲，以及让这种共同繁荣能够支持欧洲凝聚力与认同感的日益增强。
在写这本书时，我们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挑战。欧盟的政治规则使得改变一些根植于关键条约中的经济规则尤为困难，因为这需要欧盟成员之间的共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需要全部成员的同意才可以。这一政治规则本身就存在缺陷。正如最近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意味着各国甚至可以无视欧盟的基本原则——对人权和民主的承诺，而不必担心来自布鲁塞尔或欧盟成员国的惩罚。如果两个国家失去了它们对民主的承诺（就如在本书即将出版时，匈牙利和波兰正在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大多数国家想要约束其中一个国家的努力将会面临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否决。要求全体一致的规则应当修改。但本书是以更实用的思路撰写的。
在本书中，我们既研讨了应该对哪些规则做出更改，也考察了在现有规则框架内能够推行哪些更改。政策总是一种实践，经济学家一贯将其视为次优选择，或是在面临政治或其他约束时做的选择，而这些约束在理想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然而在本书中，我们经常进行第三和第四最优选择的实践，在欧洲现有规则和制度远非理想的条件下，为现实世界重新设计政策。通过对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往往会提出一些直观的举措，即在特定国家或欧盟内部制定新规则或建立新机构。但有时，我们也会基于对现有规则的重新解释或在现有授权范围内针对机构的不同行动提出改进建议。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经济框架的缺陷并非随机或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欧盟建设时期盛行的一套理念，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主导社会思想的那些理念。人们通常认为，只要政府保持低支出、低赤字、低债务和低通货膨胀（简称通胀），市场本身就能带来经济效率，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值得反思的是，这些决策是如何与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这种联系是偶发的。
这个特定时期是资本主义信仰流行的时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几年内，上述经济信念一度风靡。然而，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是对历史的误读。实际上，它们被美国对高科技军备竞赛的投入以及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共同推向了剧变和解体的边缘。
这个特定时期处在几次危机的间隙。如果欧元区在几年后建立，彼时经济危机正冲击着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那么这种模式的危险性就会更明显地展现出来。这些亚洲国家虽然遵循了欧盟的所有规则——低赤字、低债务和低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处方，但仍然无法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中幸免。它们早期的成功实际上也违背了极端资本主义的信条。多年来，这些国家所享有的高经济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的大力干预，而其干预的程度在欧盟规则中是不被允许的。显然，当时在欧洲被认为是实现增长与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其实既不必要也不充分。
此外，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良好的发展，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醉心于研究美国模式的显著成就。许多欧洲人注意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却忽视了大量美国公民所经受的收入停滞和实际收入大幅下降。他们还忽视了美国公民的收入不安全感与糟糕的健康状况，这两者体现在一个事实中：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欧洲只看到美国多年来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却忽视了最终导致3/4个世纪以来最严重危机的失衡与过剩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显然既不稳定也不高效，并且未能使大多数公民受益。
如果欧洲的规则是在危机和衰退后制定的，其制定者应该会对市场自主运行的能力抱有更深的疑虑，尤其是对金融市场。2008年的那场危机充分表明，大西洋两岸目前所采用的规则仍有诸多不足。但是，要想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服务于全体或者至少大多数公民的、更普适的成功经济体模型，欧洲不应该把目光投向大西洋彼岸或遥远的亚洲国家，而应在欧洲内部寻找一些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在欧盟各国不同的经验中，不论以往还是现在，我们都能找到有关维持一个繁荣和公平的欧洲经济的优秀理念。
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采纳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效率和稳定性的特定经济理念，经济学家们为其贴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标签，另一些人则将这套思想归为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这套思想体系，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最终演变成了对市场的盲目信任。2008年的金融动荡、令人痛苦的经济衰退和接下来不走运的政府应对措施，以及差点让欧元区分崩离析的主权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一套理念。
这种“市场会拯救我们”的心态渗透到了本书涉及的每一个主题中。欧盟放弃了将政府支出作为缓冲经济衰退的工具，并在欧洲接近深度衰退时，出于对通货膨胀哪怕只是一点轻微上升的无谓担心，制度化地让中央银行提高了利率——这与刺激经济所需的举措背道而驰。国家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其他公共产品上的宏观资源配置，常常会退化为一场关于私营部门如何（而非是否）能做得更好的辩论，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府往往才是最适合执行其中一些确定性任务的主体。
对私营企业毫无根据的信任以及认为私营企业可以自我调节并天然具有竞争力的理念，成为欧洲展现对市场信心的政治表现。企业在纵容下变得越来越大，能够促进竞争而非兼并的措施被摒弃。此外，对企业治理的评价往往基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标准，而不考虑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最具破坏性的是，正如随后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欧洲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和思想家为某个金融服务行业开了绿灯，甚至是喜迎这个行业的发展，而该行业的表现却一年比一年鲁莽。在一个崇尚自由市场的文化中，银行家们轻易聚敛到钱财，仅仅证明了他们比其他人更聪明，且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暴利、横财本应引起人们的警惕，去怀疑可能有哪里出了问题，但实际上人们未曾警觉。
欧洲对市场的忠诚信仰带来了一个完全可以预见的结果，即不平等程度和贫困的加剧。财富再分配变得不可靠，而促进财富更公平分配的制度和法律，包括工会和最低工资措施，也出现了萎缩。欧洲一个令人不安的常见术语——“劳动力市场”，其概念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假设，即人就像被自由交易的大宗商品。社会保障计划，尤其是针对欧洲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计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私人养老金则成为新的时尚，但几乎没有人考虑到它带来的风险和成本。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形成。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全球化的思考、写作和宣讲已经发展为由国际精英主导的小型产业。类似地，在一种近乎市场崇拜的模式下，全球化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全球范围的劳动力套利，这种套利使得欧洲工人面临着来自欧洲内部和外部新的竞争，竞争规模之大是以前无法想象的。贸易政策并没有试图解决这种新现实对普通工人的影响，而是在没有考虑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情形下，扩大了全球化。
当世界上的政治精英们都以市场不会出错作为制定政策的前提时，经济理论的核心发展却集中走向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在某些情况下，错误的头脑可能是一个更公平的说法。而就欧洲而言，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1）市场运行良好的条件（包括自然竞争的条件）是高度受限的。标准经济模型中哪怕极微小的变化，比如信息的微小缺陷，都会破坏所有的标准结果。一个许多企业拥有哪怕只是少量市场势力的经济与一个没有任何企业拥有市场势力的经济有着根本性不同。博弈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工具以分析企业数量有限的市场，博弈论证明了市场上这些企业的行为与作为新自由主义基础的标准竞争模型所描述的有多么不同。
（2）当信息是不完美和不对称的时候，也就是说，当部分人知道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现实中几乎总是这样），经济是低效的。企业可以利用它们相对于其他主体的信息优势来获利并取得市场势力。信息限制同样有助于解释其他主要的市场失灵问题，比如为什么个人的借款额度常常受限，以及为什么个人无法为他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风险购买保险。
（3）市场在生产知识和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效率低下，这体现在新产品和新生产过程中。我们认为今天的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但几乎所有的创新都依赖于公共资助的基础性研究。我们经常赞美私营部门所做的一些重要创新，但企业往往会过多地投资于某些领域以增强其市场势力，而在可能会带来真正公共利益的其他领域（如预防气候变化）却投资过少。今天，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等平台对竞争市场的威胁。尽管欧洲在遏制这些庞然大物及其反竞争与反社会行为（包括侵犯隐私）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但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4）行为经济学有助于解释基于模型所预测的行为的系统性偏差。这些模型假设世界由完全理性的个体组成，且这些个体具有无限的计算能力。
（5）新自由主义下的标准竞争模式忽视了调整的成本，从而忽视了结构性调整带来的困难。例如，市场和个人有时无法靠自身能力适应全球化挑战，因此需要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和产业政策的辅助。
（6）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在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可能会让很大一部分人甚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糟。在欧洲扩大与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的贸易并从这些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之际，这一点尤为明显。除非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否则由此导致的对劳动力特别是非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将不可避免地压低工资，提高失业率。政府常常被错误的涓滴经济学概念所误导，什么也不做。上涨的潮水不一定能抬高所有的船只。
综上所述，理论上的进步削弱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政府不进行干预并维护好其自身的秩序，市场本身就是高效而稳定的。这些理论进步还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即使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增长，那么多人的生活还是会变得更糟。
如果一个经济模型对现实经济的刻画很失真，那么依据它所制定的政策能够取得成功的概率也就非常低。然而，欧洲的建设、经济，以及努力维护其运行的敬业的公务员和政治家的想法，很多都源自错误的前提。在欧洲，尽管有大量不利的事实证据，但是“坏理论”却仍以信念的形式深入人心。缔造欧洲经济框架的主要信念有以下9点。
1.紧缩原则要求政府将赤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以下。人们相信，巨额赤字会影响信心，而信心的下降将会削弱投资和削弱经济。控制赤字则可以增强信心，恢复经济的健康运行。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对这一原则做出承诺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控制赤字，就会通过失控的通货膨胀使其他国家也连带付出代价。
我们将在第1章中讨论到，实际证据是与上述理论相反的。在经济衰退中，没有哪个经济体曾经依靠紧缩性的政策复苏过。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会出现溢出效应，尤其是某一个国家的赤字会导致整个欧洲通货膨胀的效应。希腊的巨额赤字对邻国没有影响，对整个欧洲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影响，一切代价都由希腊人民独力承受。我们需要的是财政刺激，而不是对赤字的厌恶。这3%的数字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实际证据。
2.债务原则认为，政府需要将债务控制在GDP的60%以下，否则经济增长将放缓。与紧缩原则一样，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损失。将债务和赤字分别控制在GDP的60%和3%以内的承诺被称为《稳定与增长公约》。
实际证据显示，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缺乏明确联系。事实上，因果关系可能是相反的。那些遭遇不幸的国家（例如，它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下降，或者它们受到国内冲突的影响）经济增长得更慢，因而最终背负了更多的债务。在其他情况下，一些因素同时导致了低增长和更多的债务。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政策应以资本成本以外的回报为目标，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这一点。债务原则只关注资产负债表的一方面，即负债项，但我们也应该检视资产项。这种疏忽的结果是生产性投资受到抑制，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另外，与赤字的数字一样，60%也是凭空捏造的，没有任何理论或现实依据。
3.物价稳定原则认为政府应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下。近年来，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面临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简称通缩）的威胁，这一原则演变成为货币当局应确保通胀率保持在2%左右。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就像其他两个关键数字一样，答案是：无中生有。它基于一种基本上毫无根据的恐惧：如果通胀率上升到过高的水平，经济将加速陷入恶性通胀；如果通胀率下降到过低的水平，经济可能加速陷入通货紧缩。
实际证据表明，经济体能够承受高得多的通胀率，而且在通胀率高于2%的情况下，经济表现可能会更好，尤其是在快速变革时期。因为在这样的时期内，相对价格必然会发生变化。但市场的名义工资与价格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向下刚性的特征，出于种种原因，工人们很难接受减薪。因此，更高的通胀率可能有助于推进更快的调整。此外，在经济衰退中，更高的通胀率意味着实际利率（也就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利率）更低。较低的利率能够鼓励投资。就连一向保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在2010年也曾建议，通胀目标应提高到4%。在第2章中，我们将指出，欧洲中央银行（简称欧洲央行）不应一味关注通胀，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不仅考虑通胀，还应综合考虑增长、就业和金融稳定问题。
4.“市场万能”原则认为，在市场框架内，企业的激烈竞争所产生的结果对社会最为有利，政府极少需要干预。
实际证据表明，我们社会中的许多弊病，从空气污染、水污染到过度不平等，都源于市场。如果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竞争就会减弱。因为企业会采取一些有问题的做法为其他竞争者设置进入壁垒，并努力寻求并购以减少竞争。例如，在关键的新技术领域（包括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搜索），少数公司主导着全球格局。这里需要的不是重写规则，而是编写规则来保护新行业的竞争。这里的问题是，这些规则的制定是应由这些公司主持并服务于它们的利益，还是应由社会主导并服从于社会的利益。在这一领域，欧盟的情形要好于美国。在美国，大公司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其在技术政策方面的影响力，可能导致了反垄断手段的弱化。
近年来，大公司带来了更严重的不平等，原因之一是没有形成一种势均力敌的力量对其进行制衡。在早些年，强大的工会力量曾经在市场与公共领域对势力强大的公司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制衡。但是今天，在大多数国家，工会的力量已经被削弱了。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多种原因所致，但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规则的：这些规则已经被改写，而且还在被改写。这不仅是为了弱化对工人的保护，也是为了削弱工会力量本身。我们将在第9章讨论上述问题。
5.“银行万能”原则认为，即使政府不进行干预，银行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也能够恰当地评估信贷中介的风险，并对其进行管理。简言之，金融公司将自我监管，管理自身的风险，因此没有必要担心市场的短期问题。
实际情况是，监管不足的金融市场承担了过多的风险，过于关注短期，并参与市场操纵、内幕交易、掠夺性贷款和其他滥用行为。大多数监管改革的重点是防止金融部门对他人造成损害，而较少关注于确保金融部门做它应该做的事情。金融部门未能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是欧洲许多国家宏观经济表现疲软的原因之一。
过去，金融部门使资金从家庭流入企业以用于投资。如今，金融部门经常通过回购股票和支付更高股息的方式将资金从企业转移出来。它关注的是短期，并鼓励经济中其他领域的企业也这样做。由于金融部门和经济中其他部门的目光短浅，对欧洲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长期投资变得十分困难。经济的金融化，或者说非金融部门服从于金融需求与要求的趋势，是大西洋两岸许多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第5章对此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
6.股东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公司应该最大化股东的价值（利润）。在美国，这一概念是由保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推广开来的，它取代了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仍然存在（至少在纸面上）的更广阔的公司治理愿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学说中，企业应当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员工和企业所在的社区。
实际证据不支持这种说法。正如经济学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流行的股东资本主义通常来说并不能使总体福利最大化，尤其是当目光短浅的股东关注季度回报时。私人股权公司将上市公司私有化，让它们背上沉重的债务，向投资者支付巨额资金，并为几年后的破产埋下隐患，这也说明目光短浅的资本家是如何让社会付出高昂代价的。
7.私有化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本身效率较低，因此应该将其私有化。这一学说的胜利推动了东欧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同时也推动西欧走向了更细微的私有化，如在医疗保健和退休计划领域。
实际证据表明，私有化根本不是万能药。虽然一些私有化举措是成功的，但在其他领域，比如英国铁路，情况则远没有那么好，以至于政府已经开始讨论改变它们的决定。至少可以这么说：一些“私有化”做法很奇怪，就像希腊把机场卖给了一个主要由德国公共机构控制的财团。公共年金（养老金）的管理和交易成本只占私营部门相应成本的一小部分。总体来说，欧洲以公共医疗保险为主的医疗体系比美国以私人医疗保险为主的医疗体系要有效得多。
8.“市场可以提供”理论认为，我们不仅可以依靠市场实现效率，还可以依靠市场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从住房到养老金，从医疗到教育。这一理论声称，欧洲过度建设了其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制度的效率都低于私营部门。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认为，市场将照顾到环境以及其他关注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生产的部门，如基础研究领域。
前面所提到的实际证据表明，政府的效率往往与私营部门相同，甚至会更高。市场不关注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问题，这就是政府必须监管污染物，或将污染成本加诸污染者的原因。市场未能对个人最关心的风险（如失业或养老）提供保障。
即使在今天，私营退休保险通常也没有覆盖通货膨胀等关键性风险。私营保险的行政成本更高，且其中部分是为了实行撇脂策略——只承保最划算的风险，因此私营保险更加昂贵。第7～9章将列出一些与社会政策相关的一般性原则。
政府必须或应该提供什么？关于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时候应该提供资金，什么时候应该成为生产的中心，答案可能因国别而异。例如，现代创新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员、政府提供的基础研究以及企业的研发。太多国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后者（企业）上，而对政府扮演的关键角色关注得太少。
9.自由贸易原则认为，消除贸易壁垒会提高所有（或至少是大多数）公民的整体福祉。这是人们最普遍持有的经济信念之一。自由贸易原则是更广义的全球化原则的一部分：所有市场的全球化导致全体公民福祉的增加。
实际证据表明，这一论点通常是不正确的。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夸大了它的增长效益，低估了它在分配方面的问题。即使是在增长的经济中，输家分得的蛋糕也少得可怜，以至于他们的情况反而会更糟。根据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实际情况正会如此。
至少，社会需要政府推行一些计划来帮助那些原本会被全球化伤害的人，包括运用财政援助以及帮助他们从已被消灭的工作岗位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在没有就业援助和强大宏观经济的情况下，旧工作岗位消失的速度可能大于新工作岗位被创造的速度，从而导致GDP下降。在缺乏风险分担和管理机制的情况下，如果更大的开放度增加了公司和个人从高回报、高风险活动转向更低回报、更安全的活动的风险，那么每个人的情况都可能变得更糟。
然而，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例如北欧和西欧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例如亚洲和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开放，也会导致发达国家非技术工人工资的降低。虽然那些受益的人可以完全补偿那些受损的人，但他们通常不会这么做。
在适当的条件和正确的政策下，扩大贸易的全球贸易协定可能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但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政治和治理达到某种质量，但这种质量极少能在现实中达成。贸易协定往往只会促进特殊利益，而各国政府很少向受害者提供足够的援助。
同样，金融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一样，与欧洲或其他地区的增长或稳定都没有关系。事实上，金融全球化使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漂洋过海，几乎顷刻促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
欧洲领导人试图为他们看似不人道的紧缩政策辩护，经常在危机时刻发出最后绝望的呼吁：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简称TINA）。换句话说，除了紧缩别无选择，除了欧洲强加给危机国家的严厉政策别无选择，除了欧洲现有的规章制度别无选择。但实际上是有其他选择的，即使在目前的法律和体制框架内，也仍有其他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规则可能需要被重新解释；在另一些情况下，规则可能有必要补充或修改。后续章节将进一步探讨欧洲已经接受的那些被误导的理论和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然后我们将指出，存在其他可选的政策——其他可选的规则、规章和机构，它们将带来更好的结果。
在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如下重要问题：欧盟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则？欧盟应当对每个成员国提出什么要求？需要多少协调？多少是合适的？在这方面，欧洲已经采取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原则——辅助性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决策应在尽可能低的层次上做出，这样才与人民最密切相关。应该在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法兰克福做出的决定是有关一个国家的行动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具有负外部性（例如，跨国界的溢出效应）的活动应当被劝阻或禁止。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应得到鼓励或由不同国家共同开展。虽然这一原则意义重大，但实施起来却往往很糟糕，因为外部性会在其不存在的地方被臆想出来，而在其表现显著的时候被忽视。
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欧洲在经济政策上面临的高层决策，包括宏观经济框架、货币政策和公共投资。第二部分考察了监管良好的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让市场运转。这里我们概述了有关公司治理、金融市场、知识产权、竞争和税收的政策。
在第三部分，我们通过观察欧洲日益恶化的不平等状况，勾勒出21世纪欧洲的福利国家应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讨论了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影响工人和劳动关系的法规是如何导致工资降低和不平等加剧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部分，论述了为什么欧洲能够而且应该争取更好的全球规则，从而以一种不会加剧不平等问题的方式来改善全球化管理。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和让·莫内（Jean Monnet）共同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发起了欧洲项目，彼时欧洲的许多地方仍然是废墟，世界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并相互威胁要制造灾难性冲突。当时的这些创建者都不认为欧洲一体化易于实现，但他们都相信，这既是可行的，也是迫切需要的。
他们认为，加强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欧洲计划将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促进共同繁荣实现的。幸运的是，他们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欧洲人的共同身份，这个身份的主要支柱是对独木不成林的认同。这种信念可以成为一个崭新开始的基础。重构规则不会比创建规则更容易。但是，当今欧洲的危机要求我们采取大胆的行动，并对60多年前开始的欧洲计划的承诺进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