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其中况味，能否理会？

中国历史形诸文字已有四千年以上，且从未中断。与中国并称四大古文明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若同样索以有序的史述，却都拿不出来。彼等之古老悠久，非藉乎载记，而仰文物遗存为证物。其中古埃及与古巴比伦，当波斯崛起后，或为其所灭，或就此踏上离析之路，国祚均未再续。而我们的邻国古印度，虽免遭文明殄灭的命运，但对自身历史的注意太过不足，以致如今印度人略知古时若干史貌，竟要向东土高僧玄奘鸣谢。相较起来，古老程度稍显不及的古希腊和罗马文明，史学意识可算中国以外最强的，然而他们真正史学意义上的书写，迄今亦仅二千来年，之前史迹则附丽混迹于有韵之神话。反观中国，“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 ，起源如此早，分工如此细密，设置如此整备，举世只此一家。

明此，再品任公语，自能捕其掷地有声之感。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系因中国人自古对由历史馈赠的认知视若拱璧。我们不认为光阴乃流水无情之物，将因既往而消逝和远去。相反，我们觉得时间每一处屐痕，都是经验和智启的渊薮，以及可以映射妍媸美丑的明镜。借史为鉴，能温故而知新、瞻前以顾后，从而明是非、知得失。我们于此看得极认真，极严肃，遂能早早确立“良史”传统，秉笔直书，前仆后继。与此相对，中国史学批评还独有一词“秽史”，专赠涂窜史实的史书。秽者，污也、脏也。“秽史”即脏污之史，近乎骂詈，尽显我们对于史撰纯洁的珍重。刘知己论北齐魏收主持的《魏书》，即曰“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原因就是《魏书》编修中，一再受到权力的严重干扰。中国“正史”制度的“易代修史”原则，也是了不起的创造。“易代修史”，简单讲即后朝写前朝。历史不能由本朝书写，本朝所修限于“实录”、“起居注”等资料性史述，或纵予编撰，亦应称“稿”而不得径名曰“史”。这个制度大致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逐渐“建立并健全”，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也是对世界文明史的一大贡献”。一来很大程度地防范并非完全杜绝了权力对历史话语的污染；二来对修史者的安全是一种保障，使他们不必因避忌而影响史撰品质。

以上对中国史学的表彰弘扬，并非重点。重点其实是就此引出来另一话题：虽然中国史学发达如此、厚重如此，有悠久的“良史”传统，又有成熟的修史制度；即使这样，历史在中国也不能完全避免含混和疑难。

这绝非指鲜为人知、偏僻荒迥的历史冷门。倘若蛛网尘封的角落，有其未明情形，并不足为奇；但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有些貌似耳熟能详的所谓“已知”历史，实则也在其内。它们不但不属冷门，反而可谓热门，声名赫赫以至妇孺皆知，人们的印象，通常也是尘埃落定、史有定论。然而一旦深予案究，却意外地发现远非如此。有的余音未绝，有的疑点重重，有的聚讼不休，有的根本是悬案。

究其故，历史归根结底没法如处子般葆其纯真，必然饱经沧桑、遍历风霜，哪怕在中国如此优异的史学背景下。

读史益智，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但对读史者来说，只读不辨往往是个隐患。历史必有真相，对历史真相的存在我们不应怀疑；然而，历史话语盖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层累地造成”，经漫漫时空穿云渡水而来，且不说需要提防刻意造假，即便没有造假，信息传递间不知不觉发生的畸变，也在所难免，所谓“耳食”，所谓“一犬吠声，百犬吠形”，从来难以根除。因此，只读不辨极可能落入“为史所误”的陷阱而不自知。对这一点，人数众多的业余历史爱好者一般较少意识，于史述史论容易一味信任，凡书中读而见之即作为可靠知识加以接收，殊不知即便权威作者、权威著作，亦未必无杂质不犯错。

爱读史无疑是好素养，可是读的同时若不伴以辨的意识，则不可谓善于读史。当然辨别能力需要养成，见多而后识广，须点滴积累。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读且肯辨，不轻易翕然顺受，才有正确的开端。

本书即系笔者于读史时尝试辨识的产物。六个案例，皆极著名。我对它们的认知，都曾经历从盲从到生疑再到查勘，进而于自我知识层面有所落实的不同阶段。其实类似过程在长年读史中不知遇到多少，远不止此六案，惟以眼下精力，无法整理太多，权借六案示其意。整理中，首先注重展各案之细节，搜其纷纭，呈其歧杂，从文献角度还原它们的复杂性；其次，在此基础上尽己微能，不揣浅薄勉为分辨。挂漏自当不免，谬误应亦有之，更不敢自诩能扫悬疑，惟愿所探稍稍有裨读史宜辨的意识，以与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