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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2017年中国城市外贸发展竞争力30强排名表
续表
表11 2017年各地区发展竞争力单项指标进入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单位：座
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意义：是否充分有效利用外资、带动产业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力、发挥外贸强市辐射力，是衡量城市外贸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发展竞争力包括“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入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4项三级指标。
纵览2017年发展竞争力前30名榜单，前半程基本稳定，新面孔均在20名以后：辽宁本溪、浙江舟山、安徽合肥和安徽马鞍山4座城市新上榜，取代内蒙古巴彦淖尔、内蒙古鄂尔多斯、辽宁盘锦和湖南湘潭，榜单更新率13.3%，与上年持平。从区域分布看，中西部地区有12座城市入围，东南沿海11座城市入围紧随其后，两大地区还联手斩获了前10名中的9个席位，显示出两地区在发展竞争力方面的绝对优势。
其中，中部地区占据前30榜单的7个席位，比2016年增加1个，且排名变化多数在5名以内，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其中，河南郑州以获批国家中心城市为契机，充分发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多个战略规划和平台叠加的优势，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形成区位、劳动力和产业链等外贸综合竞争优势，近年来外贸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占据发展竞争力榜单三甲之列，2017年更是荣登榜首。西部城市中，陕西西安凭借更均衡的发展登上季军宝座，排名比上年提升4位。而此前连续3年稳定在榜单前列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因各项指标下滑，特别是大企业出口值下降导致“进入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分项指标排名下滑24个位次，最终发展竞争力仅排在第36位；2016年凭借辖下企业源盛光电入围外贸500强而拉升排名一举登上榜单的内蒙古鄂尔多斯，2017年又因大企业落榜500强而导致排名大幅下滑至第66位。以上变化使西部地区痛失两座城池，榜单上的版图缩小至5座城市。东南沿海方面，长三角从4个席位增加至5个，上海、江苏苏州、江苏南京和江苏无锡继续入围，浙江舟山乘着浙江自贸试验区设立的东风，大力提高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稳步提质增效，各分项指标排名全面提升，带动发展竞争力排名大幅上升24个位次登上榜单，列第21位。珠三角继续保持5个席位，但5个城市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广东东莞失去冠军宝座屈居第2，广东深圳从第6降至第9，广东广州亦大幅滑落19个名次，勉强保住30强榜尾席位。此外，海西地区的厦门继续占据1个席位，排名第11，比上年下降1位。
在经历了2016年连失两城的低迷后，东北地区在2017年发展竞争力前30榜单中守住4个席位，与上年持平，尽管上榜城市数量未增加，但辽宁大连和吉林长春分别比2016年有10个和4个位次的提升，辽宁本溪亦从第37位快速提升至第20位，填补了因门槛边缘的辽宁盘锦排名下跌而退出榜单的空缺。环渤海地区依然是天津、北京和山东烟台三强鼎立，北京排名保持第14位不变，天津借助“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和“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两个分项指标的拉升，从第9位晋升至第5位；山东烟台力促工业向集群化迈进，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勇立潮头、创新发展，“进入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分项指标排名提升10个位次，带动发展竞争力整体排名亦有5个位次的提升。
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该指标用来衡量各城市吸引外商投资转移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资引进水平。
外商投资在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连年下降，2017年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335.1亿美元，同比下降5.6%。在总体低迷的情况下，各城市“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指标出现分化，排名更替幅度较大，2017年前30榜单有8座城市新上榜，其中4座城市名次提升在60个位次以上，榜单更新率达到26.7%，与上年持平。
从区域分布看，东南沿海地区重点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资扶持力度，积极打造先进制造产业链，吸引外资向高端产业聚集，2017年继续保持该指标的领跑者，一举夺得前30榜单中的19席，比上年增加1席，并成功垄断榜单前10位。其中长三角共有12座城市入围前30榜单，比上年增加2席；珠三角获得6个席位，比上年减少1席；海西的福建厦门继续占有1席之地。环渤海地区继续保持前30榜单中的3个席位，其中天津和北京保留阵中，山东东营取代河北秦皇岛，成为榜单新秀。中部和西部地区此消彼长，分别占据4席和3席，分别比上年减少1席和增加1席。东北地区比上年减少1席，辽宁沈阳退至第36位，仅余辽宁大连勉力支撑。
在制造业面临调整压力的情况下，沿海传统外贸大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扶持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吸引外商投资力度不减。例如，江苏南京积极引导外资按照城市产业布局投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2017年，台积电等一批龙头项目加快建设，高世代液晶面板等一批重大项目竣工投产，带动南京外资企业投资设备进口50.8亿元，大幅增长4.1倍，重新占据“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指标榜首位置，比上年提升11位；广东东莞和福建厦门外资企业投资设备进口额分别增长39.4%和39.6%，稳居榜单第2、3位，均比上年提升1个位次。
同时，内陆地区一些中小城市努力承接国际和国内沿海制造业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作为吸引外商投资的突破口，亦取得不俗成绩。例如，湖北仙桃近年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打造“台资聚集新高地”，吸引了旺旺食品、宏全食品包装、健鼎科技、富士和机械等大批有雄厚实力的台资企业纷纷落户，成为湖北省内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台资投资密集区、内陆地区集聚台资企业最多的中小城市之一，被国台办授予全国首家“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创新服务示范基地”；2017年，总投资12亿元的台资健鼎电子二厂正式投入生产，带动该市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2.2亿元，同比增长6.7倍，高居“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榜单第11位，成为该榜单上内陆城市的排头兵。江西九江凭借理文纸业的包装纸二期项目工程吸收外商投资设备进口额2.4亿元，跃居榜单第18位，比上年提升60个位次；内蒙古富友联合圣牧乳制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于2017年建成投产，带动一批乳制品加工设备进口，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凭此跃居榜单第25位，提升幅度高达73个位次。除此以外，山东东营、宁夏银川等城市均凭借辖区内龙头项目实现外商投资设备进口额大幅增长，分列从榜单垫底位置提升至第22位和第26位。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该指标用来衡量各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折射出当地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2017年，“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前30榜单保持高度稳定，相比2016年仅有1城发生变化。天津、广东珠海、广东东莞、广东深圳和上海继续把持前5位，仅具体排名有微小调整。从区域分布看，东南沿海占据14个席位，比上年减少1席，珠三角的广东佛山排名从上年的第21位滑落至第37位，无缘前30。取而代之的是中部地区的河南郑州，从上年的第34位提升至第28位，带动中部地区在前30榜单中的席位从7席增加至8席。近年来，我国中部地区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紧抓外资梯度转移的机遇，积极改善投资软硬环境，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完善产业布局，逐渐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热土。2013年以来，进入“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前30榜单的中部城市逐年增加，2017年入围城市达到8座，且湖北武汉、安徽马鞍山、安徽芜湖和河南郑州4城排名均较上年提前，另有3城排名与上年持平，仅河南济源有2个位次的滑落。其余地区上榜城市数量与上年一致，环渤海、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保持3席、3席和2席。
随着东南沿海城市能源、土地、人力资源的约束日益趋紧，外资加快北上西进的步伐。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逐步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但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布局各有侧重，东南沿海城市利用外资转化为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更强，而中西部地区外资主要投入在能源开采及加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扩充利用外资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这从“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两项指标的同步性上可见端倪。2017年，东南沿海和环渤海地区上榜“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指标的17座城市中除山东青岛外，其余均入围“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指标前30，广东珠海、广东东莞、广东深圳、上海和福建厦门稳居两项指标前10。而中西部地区的11城仅湖南长沙两指标双双上榜，部分城市两项指标分化明显，如安徽马鞍山“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指标排名第11，而“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指标排名第95；内蒙古鄂尔多斯2010年以来持续入围“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指标前30，但外商投资设备进口额均为零。
进入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企业是城市外贸发展的主体，提升城市外贸发展竞争力的根本是提升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该指标反映龙头企业对当地外贸发展的集聚及带动能力。
近年来，国际贸易形势日趋复杂，而大型外贸企业始终保持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在我国外贸发展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2017年，我国外贸500强企业合计实现进出口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9%，高于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14.3%的增幅，占当年我国外贸总值的34.6%。2017年，外贸500强企业驻扎的城市范围进一步拓宽，分布于全国的84座城市，比上年增加4座。其中，深圳、上海、北京、苏州4市包揽了超过四成的外贸500强企业，分别拥有65、59、45和44家500强企业。而中西部地区虽然500强企业数量较少，但亦有不少企业表现亮眼，如郑州、成都和西安均有企业迈入进出口值“千亿俱乐部”行列，对上述城市外贸增长的贡献度分别达到64.7%、51.5%和40.7%。
2017年，“进入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前30榜单中，有8家企业发生变化，榜单更新率26.7%。从地区分布看，西部地区占据8席，比上年减少3席。其中，甘肃金昌连续第3年稳居榜单首位；内蒙古包头因包钢集团成功晋级500强而跻身前30榜单；而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海南海口均因辖下1家大型企业退出500强而无缘榜单；广西钦州和内蒙古巴彦淖尔虽然上榜企业数量不变，但企业进出口规模下降导致30强地位不保。中部地区同样夺得8个席位，与上年持平。位于河南济源的豫光金铅股份因进口贵金属矿砂迅猛增长，带动城市排名提升57个位次，成功晋级前30榜单；湖北黄石排名亦有小幅提升而迈入30强门槛；湖北武汉小步后退，江西新余大幅下滑，均无缘前30。东北地区有6座城市入围，比上年增加1座，辽宁大连排名小幅提升成功晋级。其中，黑龙江大庆继续保持榜眼地位，辽宁本溪加快推进钢铁产业和产品结构性调整，加大钢铁深加工重大项目建设力度，辖下两家大型钢铁企业进出口值大幅增长，带动该市排名大踏步前进，从上年的第14位升至第3位。环渤海地区有5城入围，比上年增加2座城市，除北京作为榜单常客外，外贸大省山东外向型经济稳定发展，2017年进出口实现15.8%的较快增长，辖下的东营、菏泽、烟台和日照4市包揽了其余4个席位。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虽然大企业众多，但进出口总值的高基数拉低了指标值，仅有3座城市入围前30强，且处于榜单后半段。广州惠州和广州深圳分别位居第18位和第23位，福建龙岩排在第25位。而长三角无一城市入围，江苏苏州和上海均徘徊在门槛之外，分别位居第32位和第39位。
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海关特殊监管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作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设立的第四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先导区和试验台，在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特殊监管区向内陆延伸，中西部城市潜力逐渐释放。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发展历程是我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程，随着我国区域开放格局的深入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逐渐在内陆地区落地生根，成为内陆地区吸引国际和沿海产业转移、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载体。2017年，“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前30榜单有5座城市发生变化，榜单更新率为16.7%。中西部地区依旧是榜单主角，虽然比上年减少2城，但仍有18座城市入围，并包揽榜单前8位，其中河南郑州、陕西西安和四川成都继续稳居三甲。西部地区有12个城市上榜，与上年持平。2013年12月，正式封关运作的银川综合保税区引领宁夏进一步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加速内陆向西开发步伐，促使宁夏银川自2014年起连续4年稳居榜单前10之列，2017年更是高居第4位，较上年提升4位，创下历年来最好排名。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围绕广西三大发展定位，充分利用凭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友谊关公路口岸扩大开放等历史机遇，加强平台建设，发展口岸经济，2017年区内企业进出口值迅速增长，带动广西崇左排名从第38位前进至第26位，成为榜单新面孔。中部地区有6城入围，比上年减少2城，湖南湘潭、安徽芜湖和江西南昌落榜，而作为安徽省首家保税物流中心，蚌埠（皖北）保税物流中心业务辐射整个皖北地区，成为安徽蚌埠外贸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带动该市成功入围前30榜单，列第28位，较上年提升19位。随着山东青岛成功跻身前30名，环渤海地区上榜城市由2座增至3座。东北地区保持2个席位，辽宁营口遗憾落榜，但辽宁锦州由上年的第60名前进至第23名，与辽宁大连携手登上榜单。东南沿海地区获得7个席位，比上年增加1个，其中长三角保持5个入围城市不变，珠三角得益于广东东莞从门槛边缘的第32位挤进前30名阵营，入围城市从1座增至2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