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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7年中国城市外贸结构竞争力30强排名表
续表
表7 2017年各地区结构竞争力单项指标进入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单位：座
结构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意义：衡量城市的外贸发展水平，除了出口规模，出口结构是否合理也至关重要。结构分项竞争力从高度化（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高低）和多元化（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分布均衡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2017年，结构竞争力30强榜单有7个席位易主，榜单更替率为23.3%。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央提质增效的引领下，外贸大市不断提升产品质量，积极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出口结构不断优化。30强榜单中，出口值超千亿元的城市有14座，比2016年、2015年分别增加3座、6座。反观中小城市，出口值低于百亿元的城市上榜数量由2012年的18座跌至2017年的3座。结构竞争力在5个二级指标中虽然与综合竞争力关联度最低，但是联动趋势不断增强。2017年有12座城市同时入围两项榜单30强，较2016年、2015年分别增加1座、3座，其中广东广州连续3年同时入围结构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10强。
长三角新增浙江嘉兴、绍兴上榜，占有10席，稳居各地区首位，加上五连冠的金华以及杭州、宁波、衢州、丽水，浙江7座城市进入结构榜单前30；中部地区6座城市入围，比上年减少1座，江西萍乡取代安徽安庆、江西九江；环渤海同样占有6席，山东淄博排名连续4年提升，首次进入榜单；珠三角新增广东中山上榜，连同广州、佛山，上榜城市数量创历史新高；西北地区两进两出，陕西铜川、内蒙古乌兰察布取代榜单常客甘肃兰州、青海西宁；福建厦门、贵州铜仁分别为海西和西南地区的唯一代表。
全产品出口高度化：由当地产业特征决定，代表某城市所有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其变化意味着该城市输出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变化。
的城市数量再创新高，中部、西南表现抢眼
“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标排名在结构竞争力中最为稳定，24座城市连续3年入围指标前30，2017年指标前30有4座城市发生更替，四川资阳、湖南湘西首次上榜，山西临汾、新疆克拉玛依重回榜单，贵州毕节、河南洛阳、河南鹤壁、黑龙江齐齐哈尔落榜。2017年，298座参评城市“全产品出口高度化”平均分值61.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数量连续4年增加，达34座，较2016年、2015年分别增加3座、4座；低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38座，比2016年减少4座；出口产品附加值处于中间档次的城市226座，占所有参评城市总数的75.8%。从城市上榜数量看，中部地区以9席连续5年居各区域首位，河南郑州重回榜首；西南地区8席紧随其后，贵州遵义、四川成都、重庆分列2、3、5位；珠三角5席，广东珠海连续两年位居第31，抱憾榜单；西北4席，长三角3席，环渤海1席；东北、海西无缘榜单。
东南沿海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苏州、深圳、东莞、珠海是我国最早一批引进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进出口业务的城市。借助先发优势，上述城市已经打通全产业链条，一方面在经济建设中不断壮大发展核心行业，另一方面通过分工协作对周边城市进行产业渗透，逐步转移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非核心产业。全产品高度化分值分布从中心城市开始由近及远逐级递减。长三角以上海、江苏苏州和无锡三座上榜城市为核心，周边浙江宁波、杭州、嘉兴以及江苏常州、南京、扬州高度化分值均超过70，18座城市在百名以内，占长三角城市数量的72%，城市平均高度化分值70.2，高居各区域首位。珠三角上榜城市广东东莞、深圳、中山均位于珠江出海口，周边的珠海、佛山、广州、江门均进入前50，城市平均高度化分值69.9，仅次于长三角，排名在百名以内的城市14座，占珠三角城市数量的66.7%。
反观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虽然依靠优惠的税收政策、相对沿海地区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诸如富士康、三星、惠普等电子制造业落户跻身榜单，但省会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导致周边地区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力不足，难以产生有效的技术渗透。河南18座参评城市中，郑州通过引入富士康成为全球苹果手机最大代工厂所在地，指标分值达84.4高居榜首，但河南第二名的洛阳仅排名第43，12座城市在百名开外；陕西10座参评城市中，西安指标分值达81.7，排名第6，商洛依靠比亚迪的入驻排名第9，宝鸡则已经落到102名。不仅高度化分值按距离中心城市远近顺次递减，外贸规模也同样如此。长三角的上海、江苏苏州，珠三角的广东深圳出口值均超万亿元，二者周边分别有11座和7座城市出口值超千亿元；中西部则省会城市一枝独秀，河南郑州、陕西西安分别占各自省份出口值的73.4%和97%。
外贸大市体量大，产业规划明确，外贸发展通常围绕支柱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因此出口产品结构稳定，高度化分值波动小。2017年，34座出口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中，仅有4座高度化分值较上年变动超过1分，23座城市波动幅度低于0.5分。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的上海2013—2017年高度化分值分别为77.6、77.6、77.5、77.6、77.7，5年最大波动幅度仅为0.2；同为出口值超千亿元的城市，以出口服装鞋帽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福建泉州，近5年分值为69、68.9、68.7、68.1、68.1，排名在100位上下波动。
反观小城市，由于体量小，外贸环境变化、出口政策调整、龙头企业的崛起或衰退均对城市指标分值有着明显影响，导致小城市排名波动巨大。2017年，169座出口值低于百亿元的参评城市中，仅有51座城市指标分值较上年波动低于1分，波动超过5分的城市37座，占小城市数量的21.9%。其中黑龙江齐齐哈尔轨道机车出口下降3亿元，占比减少17.9个百分点，排名下滑195个位次；贵州毕节柴油货车出口下降5000万元，占比减少10.3个百分点，排名下滑17个位次，跌出榜单。而随着国际原油价格逐步回暖，新疆克拉玛依钻探设备出口激增10倍，占比提升14.3个百分点，时隔一年重回榜单；四川资阳柴油电力铁道机车出口增加1.7亿元，占比提升23个百分点，排名上升81个位次，入围榜单。
部分中小城市依托高端制造业龙头企业常年占据榜单。四川绵阳的长虹彩电，广西柳州的五菱汽车和柳工机械，安徽合肥的联想科技、江淮汽车和京东方，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甘肃天水的华天科技，广东汕尾的信利半导体均属于当地“巨无霸”型制造业企业。由于长期深耕于专一领域，上述企业出口产品成为左右所在城市高度化分值的重要力量，6座城市均已连续4年入围高度化指标前30。
多元化指标（包括市场和产品）：由“等价数目”和“离散度”两个4级指标构成。其中，“等价数目”指某城市出口同等规模的市场和产品数量，“离散度”指出口市场和产品分布形态，只有兼具“多而散”的特征，才能达到均衡合理的状态。
2017年，298座参评城市“出口市场等价数目”（简称“市场数目”，下同）平均值为7.52个，较上年减少0.02个，连续5年减少，多元化水平持续降低。从区域分布看，环渤海平均每座城市的市场数目达到10.8个；长三角以9.5个紧随其后；中部和海西分别为8.4个和8.1个；珠三角7.5个，东北6.3个，西北5.7个，西南则以5.5个排名垫底。2017年，市场数目指标排名前30的城市有10座发生更替，榜单更新率33.3%，上榜门槛较上年下滑0.5个。
从区域分布看，环渤海占有12席，5座城市进入指标前10，上榜城市数量与平均每座城市的市场数目连续7年居各地区首位，山东临沂、日照取代河北承德、山东济宁上榜，加上东营、滨州、聊城、济南、莱芜、枣庄，山东独占8席，居各省市首位；中部地区三进两出，以8席次之，江西上饶、河南安阳、安徽铜陵上榜，湖北黄石、湖南岳阳落榜；长三角3席，浙江金华以19.3个的市场数目夺得4连冠，浙江舟山落榜；西北地区同样占有3席，内蒙古乌兰察布、陕西铜川异军突起，榜单常客青海西宁名落孙山；贵州铜仁、四川资阳昙花一现，西南地区仅剩2席；辽宁朝阳取代黑龙江哈尔滨为东北地区保住一席之地；广东广州排名30，为珠三角实现7年来榜单零的突破；海西再度无缘榜单。
2017年，所有参评城市的“出口产品等价数目”（简称“产品数目”，下同）平均值为32.8个，比2016年减少3.3个，从甘肃平凉的1.2个到浙江宁波的233个分布不等。各区域平均每座城市的产品数目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长三角83.3个，减少4.2个；海西53.2个，减少3.7个；环渤海、珠三角、中部分别为44.5个、38.7个、31.8个，减少1.7个、2.5个、2.6个；东北、西南、西北数量最少，分别为20.3个、19.9个、16.1个，上述三者产品数目已经连续3年减少。2017年产品数目指标排名前30有8座城市发生更替，上榜门槛由2016年的96.7个降至2017年的81.3个。
从区域分布看，长三角8座城市继续入围榜单，6座城市跻身指标前10，上年亚军浙江宁波取代浙江杭州夺冠；中部地区同样占有8席，南昌、赣州的入围使得江西6座城市进入榜单，超越浙江成为上榜城市数量最多的省份，安徽安庆和蚌埠、湖北襄阳落榜；珠三角随着广东佛山的上榜，榜单席位增至4席；环渤海地区因山东济南落榜，席位由4席降至3席；西南地区占据3个席位，广西崇左、四川泸州新晋上榜；西北地区大换血，陕西铜川、内蒙古乌兰察布取代新疆克拉玛依、甘肃兰州、青海西宁上榜；榜单常客福建厦门、辽宁丹东分别为海西、东北守住一席之地。
从近5年纵向来看，珠三角多元化步伐稳步推进，其余区域均有所放缓。2017年，珠三角城市平均市场数目较2013年增加0.9个，其中17座城市市场数目有所增加；平均产品数目增加1.7个，13座城市产品数目增加，分别占珠三角城市数量的81%和61.9%。与此同时，其余区域多元化进程均有所放缓，海西、长三角、环渤海、西南地区分别有8座、21座、21座、33座城市，市场数目较2013年下滑，占所在区域城市数量的88.9%、84%、70%、66%；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有26座、31座城市，产品数目较2013年减少，占所在区域城市数量的76.5%、68.9%。
从城市横向比较看，大城市结构优化端倪初显，边境城市口岸优势未充分释放。外贸大市产品多样化发展趋势显著，而且随着产能的不断扩大，开拓海外新市场的动力更大，部分大城市在保持高度化分值稳定的同时，多元化指标逐步提升，出口结构更趋合理。2017年，34座出口值超千亿元的参评城市中，有14座入围结构竞争力前30榜单，较2016年、2015年分别增加3座、6座，其中24座城市结构排名较5年前有所提升，占70.6%。广东深圳和惠州在高度化指标常年占据榜单的同时，市场和产品数目不断增加，结构竞争力排名较2013年分别提升63个、35个位次。反观边境城市，受地理条件限制，出口市场极为集中。2017年，仅有4座边境城市市场数目达到7.52个的全国平均水平，15座城市市场数目低于3个。与我国陆地相接壤的均为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农产品需求量大，广西崇左、辽宁丹东出口产品数目分别多达125.1个、85个，双双入围“出口产品等价数目”指标前30。与上述两座城市相比，绝大多数边境城市仍未充分发挥口岸优势，产品数目还有较大提升空间。2017年，仅6座边境城市产品数目超过32.8个的全国平均水平，云南普洱和临沧、新疆博尔塔拉和昌吉出口产品数目均不足10个。
从指标联动看，高度化和多元化负相关性强，“高而全”目标仍难以企及。2017年，298座参评城市无一同时进入各指标前30，仅山东济南、广东广州和佛山3座城市同时入围各项指标前50。高度化分值高，产品主要面向消费能力较强的美日欧发达国家，而市场和产品数目多的城市一般以出口日用消费品和农产品为主，各城市实现“出口产品技术高、出口市场和产品分布广”的外贸目标仍有待时日。例如，承接东南沿海电子代工行业转移的河南郑州、四川成都，高度化排名双双进入前10，但两座城市市场数目分别为5.1个、5.5个，产品数目不足5个，两项指标均在200名开外；义乌小商品全球闻名，浙江金华市场和产品数目指标长期高居前5位，但由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高度化指标位次一直在80名上下徘徊。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不联动极易导致中小城市外贸高度化和多元化排名产生“跷跷板”现象。中小城市外贸结构往往由龙头企业主导，受出口规模限制，企业难以在产品技术高度、出口品种、出口市场上取得均衡。贸易型企业出口市场广、品种多，但是高度化分值通常较低；制造型企业高度化分值高，不过产品和市场通常过于集中，多元化水平不尽如人意。2016年，四川资阳鑫旺达商贸有限公司是该市最大的出口企业，出口103种商品到23个国家，当年资阳产品数目79.7个，排名第40，市场数目12.7个跻身指标前30，但是由于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阳高度化分值68.4，排名第99。2017年，鑫旺达商贸有限公司出口骤降94.6%，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成为当地最大的出口企业，其对苏丹和孟加拉国柴油电力铁道机车出口值均超亿元，在带动高度化分值提升10.6分进入指标前30的同时，市场和产品数目大幅减少，分别为3.6个、4.3个，排名下滑238个、224个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