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作用下，特别是在中美经贸摩擦、猪肉价格暴涨等突发性事件给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六稳”政策逐步发力，宏观经济虽下行压力较大，但整体仍在可控范围之内。据统计，2019年前三季度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23 130亿元，累计同比增长6.2%，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4.9%和6.4%，产业结构持续优化；1—10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0.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当月同比增长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当月同比增长0.2%；前三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长8.9%。

需要警惕的是，当前北京市经济转型阵痛凸显，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趋势性、结构性问题叠加，导致宏观指标大面积遇冷，结构性分化明显。2019年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3.6%，规模以上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4%，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累计同比增长0.3%和-1.13%，非食品CPI在9月份当月同比增长-0.2%，10月份当月同比增长接近于0，表明市场消费需求不足。部分指标年末具有回暖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经济已进入新的平台期，2019年整体下行的大趋势并没有得到改变。

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新老矛盾充分暴露。北京市目前至少存在着六大结构性问题亟须解决：第一，人口流失与老龄化并行，劳动力成本攀升趋势明显。受到“非首都功能疏散”的影响，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为2 154.2万人，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社会抚养负担加重，2018年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2%，出生率仅为8.24‰，低于10‰的超低生育率警戒线，意味着在外来人口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北京市未来将面临更为紧缺的劳动力供给问题。第二，公共服务供给亟待提高，“非首都功能疏散”面临两难选择。北京市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公共服务供给短缺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但区域性供给不足、分布不平衡问题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市重点中学、三甲医院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集聚带动了人口集聚，而强制性的“人口疏散”会对低技能、低收入群体产生较大影响，继而引发劳动力成本与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第三，国有与非国有投资呈现“衰退性分化”，增长再度依托国有部门。2019年1-10月，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内资累计同比增长1.1%，非国有投资整体同比增长-1.7%，广义上的民营经济表现出“信心不足”；而国有内资同比增长6.3%，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高点，与非国有投资呈现“衰退性分化”，不利于市场活力的释放。第四，资本收益与成本分化趋势有所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需高度重视。2018年10月以来，北京市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进行“精准滴灌”，2018年12月，贷款利率大幅回撤，2019年9月北京市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77%，同比下降了88个基点，极大地改善了民营企业资本收益与成本的分化趋势。但在宏观经济整体趋势以及政策导向下，民营企业面对的风险溢价依旧较大，非标融资大幅缩水，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在信贷需求上出现分化。第五，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整体放缓，局部向好，多重因素诱发研发（R＆D）从业人员减少。技术市场需求具有走低趋势，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全时当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专利授权数维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主要来源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的增长，发明专利授权增长较少，中关村示范区表现依然向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整体放缓，加上城区内高低技能人口比例失衡，生活成本提高，R＆D人员出现流失征兆。第六，地方财政收入压力增大，债务违约风险可能上扬。一方面，税收减免政策增大了地方财政收入压力，非税收收入占比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工作压力较大，财政支出难以有效缩减，两方面导致政府债券发行激增，需警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综合来看，当前北京市经济的下行压力并不是突然形成的，虽有外部突发性事件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难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从而导致企业家群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在“稳预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的目标也就难以落地。因此，在新的一年，应该进一步坚决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改革坚冰，唯有如此，才能破解经济困境，迎来新一轮景气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