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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时间对孩子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美国儿科学会2018年
世界正处于一场反对玩耍的战争中。
对于在政府的高压下以标准化测验为目标的学校和孩子来说，玩耍及许多其他的重要基础学科（如艺术和体育），被视为一种可舍弃、不必要的奢侈品。
玩耍正从儿童教育中消失。
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学校里，童年时期的玩耍正在减少、贬值、被淘汰、被遗忘。玩耍正被不正确、适得其反的教育实践所取代，这些做法可能导致孩子压力过大、逃学、害怕失败、缺乏学习动力，并导致了全世界数百万儿童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
本应属于四五岁孩子的探索和交流，正被不适合其年龄的指导方针和任务表所取代。托儿所和幼儿园教室里的动手游戏减少了，积木、道具服装和沙盘也所剩无几。孩子们每天的课间休息被剥夺了，有时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电子屏幕正在取代合格的真人教师。这些训练有素的教师本可以施行人性化教学，却正在被“临时工”教师所取代，后者被要求进行照本宣科式的教学。学校正在沦为“压力工厂”。
纽约大学应用心理学副教授约书亚·阿伦森是一位教育家，他正在就如何帮助文化弱势群体学生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他与数百所学校进行了合作。他在课堂上看到的情况令他感到震惊。他告诉我们：“组织性和无组织性的玩耍对健康发育和学习都至关重要。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学校总是优先采取那种要求学生坐在课桌前不动的学习方式。”
阿伦森说，学校里的玩耍现状是“糟糕透顶的，我们应该早点注意到的”。他接着说：“当我坐在美国的教室里，我看到被剥夺了体育锻炼的孩子们。为了让他们集中注意力上课，完成作业，他们被训斥、哄骗、威胁甚至滥用药物。孩子们中有相当一部分身材肥胖，而且他们的身体也明显不健康。他们需要比现在多500%左右的玩耍和奔跑时间。我一直怀疑，未来总有一天，当我们回顾是如何以学业成就的名义，剥夺了这一代孩子的权利时，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在观察了各类学校的孩子们后，我认为校园里玩耍时间的缺乏程度是可怕的，而且这是本可以避免的。我还了解到，美国的孩子并没有‘利他林缺乏症’。他们缺乏的是接触自然、玩耍和自由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正是他们狩猎采集文化的祖先所拥有并享受的。大多数校长都应该知道，玩耍和锻炼可以明显提高学习成绩。但这一点他们却无视了。”
许多学校对玩耍的态度已经沦为完全的敌视，用错误的二分法将儿童的玩耍和学习定义为两个独立的存在。教育心理学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家教育政策中心的吉恩·格拉斯教授告诉我们：“关于玩耍这个词，清教徒式的态度在我们周围广泛存在的。这不仅不利于学校的教育，还损害了孩子们的生活。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思考，那几乎每件事都是错的。玩耍可以促进多种认知发展，但对玩耍的偏见贯穿了整个教育体系，而且这种偏见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国家教育学院院长、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荣誉教授格罗瑞娅·拉德森——比林斯告诉我们：“玩耍给孩子们提供了塑造、想象、扮演角色的机会，并让他们从本质上成为完整的人。大多数美国学校不理解玩耍的重要性。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让孩子在这些学校里适应其规则和体制，这是很失败的。我们在学校里做了太多让人头脑麻木的事。”
葛底斯堡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斯蒂芬·西维曾协助过一些重大的关于玩耍主题的动物研究，84岁的他同样对学校里缺乏玩耍感到惊讶。他告诉我们，他认为：充分的自由玩耍机会应被视为儿童早期课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指出：
“看到玩耍的现状，尤其是玩耍在小学甚至幼儿园中的地位，简直是不可理喻。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对学科测验的成绩如此重视，以至于他们有计划地从孩子在学校的一天中，取消了越来越多的课间休息。我有一个上小学的孙子，听说他所在学校的一年级学生每天只有一次30分钟的课间休息，这让我很震惊！更疯狂的是，学校把取消课间休息，作为对课堂上不良行为的惩罚。所以，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在课堂上走神，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跑出去玩一段时间了。然而，学校解决走神问题的方法居然是剥夺他们出去玩的机会。因此，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糟。”
对玩耍的剥夺可能会直接导致孩子辍学，特别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这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教授佩德罗·诺格拉的观点，他向我们解释道：“太多的学校剥夺了孩子们的休息时间，和通过玩耍进行学习的机会。对于贫困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经常被剥夺玩耍的时间，因为人们认为玩耍是在牺牲用以提高成绩的学习时间为代价的。”他对玩耍的看法解释了许多孩子对学校的疏远感。
在儿童教育中，玩耍正在成为一个濒危概念，佛蒙特大学的教育研究员珍妮·戈德哈伯教授认同这一说法，并表示：“我花了很多年观察儿童早期教育项目、幼儿园和小学各年级，我看到玩耍正在儿童教育生活中缓慢消亡。孩子们的一天被分割成任意的课程段，虽然每天有6至10门课，但留给孩子们探索、发明和互动的时间很小。”
对于纽约大学著名教育史学家和研究教授黛安·拉维奇来说，玩耍剥夺问题是政府管理不善的一个典型表现。她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是在非常糟糕的联邦法律指导下形成的，该法律强制规定将标准化测验作为衡量儿童、教师和学校的标准，希望孩子们掌握不适合其年龄的学习目标。我们当今的政策和法律对儿童充满敌意。我们不鼓励孩子玩耍，所以完全不给孩子留出玩耍时间——虽然孩子们需要时间发泄情绪。在玩耍中，他们可以发展自己的思维力、探索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如果大家能普遍认识到玩耍的重要性，那这对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反对玩耍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能的政治企图带来的意外后果——通过增加“严谨性”和强迫低龄儿童学习来“提高标准”和“缩小成绩差距”。这是一场由政治家、管理者和空想家组成的联盟所发动的战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弱点——他们对孩子们实际上是如何学习的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事实上，这是一场由无知、错误政策和错误信息造就的阴谋。
你可以像我们一样将其称为“全球教育改革运动”或“GERM”。这项运动取代了已被证实行之有效的全球最佳实践，如教师专业精神、教育研究、全系统协作、资源公平、“全儿童”方针、体育活动和通过玩耍进行学习，正在把失败的教育政策推向我们的学校。这些措施包括让学校在达尔文式的竞赛中互相竞争，争取更高的标准化测验分数；一刀切地教学，对儿童进行普遍的标准化测验，根据测验数据惩罚学校和教师；迫使幼儿过早地吸收学术知识而牺牲其他重要学科（如艺术和体育活动）；取消颁发教师资格证书，正如对玩耍的排挤和剔除那样。所有的这些都在美国成为流行。
换句话说，“GERM”是一种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病毒，正在感染着学校系统，扼杀着学校里的玩耍。
长期来看，教育过度规范化不利于教师和学生的发展。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来自英国的教育改革史：英国于1988年启动了一项覆盖全系统的教育改革——首次对公立学校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了严格的外部控制。这项改革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家长的“择校”像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交易那样，并将通过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来提高效率。这带来了教育服务的标准化。经常性的标准化测验数据为家长提供了择校时所需的信息，他们据此来为孩子选择最好的学校。研究证据表明：这种逻辑并没有提高英国公立学校教育的质量或公平性，与外部强制性教学策略和标准化测验分数密切相关的学校监测反而削弱了过去为了孩子茁壮成长，学校和教师需要进行策略选择的自由。
把学校建立在高压标准化教学和高风险标准化测验为基础的教育下的危险在于，它们违背了儿童的本质，特别是低龄儿童学习的本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孩子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步伐中学习技能和概念。”倡导组织“捍卫童年”在2014年《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如是说：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家庭关系和文化背景；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兴趣、经历和学习方法；每个孩子对世界的感知和看法都是不同的，常常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而采取不同的路线。因此，所有孩子都需要的学习经验，是能考虑、支持并建立在他们作为个体基础上的经验。”
对教育来说，标准化不等同于高标准。正如飞机、医院和餐馆都是在严格的标准下运作一样，我们的学校也需要标准。
20世纪90年代，“以标准为基础”的教育运动在全世界英语国家和地区中风行一时，这一运动首先基于优先考虑学习（成果）而不是教学（投入）。这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些改革旨在更加重视学校的绩效表现，而不是仅仅审查学校的内容和结构。在今天的教育界中，对学校、教师和学生提出明确和足够高的绩效标准，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改善学校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仍然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强制实施外部标准化课程、教学大纲以及用于标准判断的统一测验规程，显然是这些基于标准化的教育政策的产物。
严格的标准化限制了学校和课堂的自由和灵活性，限制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如尝试新的想法，或者让孩子通过玩耍学习。它还限制了教师进行本土实验，减少替代方法的使用，并限制了学校和课堂承担风险的责任。其结果是，学校的教学越规范，老师和孩子们就越不愿意冒险，越不愿意创造性地思考。
尽管许多研究人员、儿科医生和教师都普遍赞成通过玩耍来学习，但作为全球最大的“GERM”受害者，美国正将世界带入一个剥夺儿童玩耍的黑暗教育时代。
事实上，如果你问那些支持GERM的普通美国政治家、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那些自诩的教育改革者，他们认为孩子们需要什么才能更好地学习，他们的答案不外乎这些主题：孩子和学校应该是“数据驱动”的，不断地对其进行计算机测量和评估；教学应是标准化的；对未达到任何数据目标的儿童和学校应予以教训、惩罚并重新进行测验。所有4岁、5岁、8岁和12岁的孩子都将做好上学的准备，进入大学，然后开始职业生涯，他们可以获得在世界经济中竞争所必需的技能。仿佛只有这样，才没有一个孩子会落在后面，确保每个学生都会成功。美国也可以争得头筹，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仿佛孩子们听了这堆充满了营销话术的没有任何依据的陈词滥调，就能掌握学习精髓了。GERM是一个融合了自1980年代以来，所有已经失败了的教育改革主张的集大成想法，包括与标准化测验数据相关的惩罚性问责措施。有证据表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使用与GERM有关的政策，来实现其学校制度的重大改进。
世界许多地区的教育政策，已经将重点转移到更多地使用普遍性的标准化测验中，投资于教育技术，寻找更有效的衡量方法，以及向学生提供教学。有时，这些改革是根据其他国家的解决方案设计的，偶尔也会用国际发展组织的教育方针。跨国界教育解决方案的转移是如此频繁，以至于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运动。这项运动的一些成果使学校受益，如对成绩差距和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增加。但另有一些后果并没有给教师或学生带来好处。例如：对课程的关注范围缩小，对测验分数的过度依赖，以及学校内玩耍的减少。
使用“全球教育改革运动”一词来指代这些趋势，最早是在2006年的一篇关于教育改革以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期刊文章中出现的。最初的想法是受到波士顿学院研究教授安迪·哈格里夫斯的启发，以及他关于“基于标准化的改革”如何影响20世纪90年代学校教师工作的研究。当时，“基于标准化的改革”运动在国际政策制定者中颇为流行。此后，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深受“GERM”影响的教育体系中，对儿童进行大规模标准化测验所得出的数据成为教育的全部内容，成为衡量学校、教师和孩子们成败的“标杆”。GERM不仅仅是高风险的标准化测验，它还是一种智力和政治范式，是全球化竞争的产物，以不正当的方式体现在政策和实践中。
GERM在不同教育体系中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第一个，或许也是最明显的共同特征，是学校之间在招生方面的竞争加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一个由36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其内部的许多教育系统都加强了要求学校在其地理区域内与其他学校竞争的机制。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择校实验、90年代瑞典的教育券制度、美国2000年后的特许学校以及英国最近的中学学院，都说明了市场竞争被认为是改进全系统教育的引擎，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有效性。
GERM的第二个特点是学校教学的规范化。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重心从投入转移到产出，导致了“基于标准”的教育政策的流行，特别是在英语国家和地区。这些改革最初旨在更加重视学习成果和学校表现，而不是教育的内容和结构。美国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英格兰的《国家课程》、苏格兰的《卓越课程》、德国的《新国家教育标准》、《澳大利亚课程》和《新西兰课程》都是竭力使教育体系内所有学校教学标准化的例子。同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形式的标准化提高了国家教育体系的绩效。相比之下，有两种形式的标准化可以在公共教育中发挥高效作用：新加坡将教师培训的标准化质量和强度设置到极高；芬兰将学校资金标准化，以便资源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儿童和每个学校。
GERM的第三个共同特征是教师职业和学校领导的非专业化。人们错误地认为，任何人只要了解有效教学的程序或脚本，或任何刚从顶尖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在学校任教，只要参加为期7周的培训课程，然后他们就能被任命为“教师”。各种非学术性的快速通道和“速成”班为成为教师提供了多种途径，大学和学院通常提供教师教育学位课程。同样，在许多美国学区，公立学校的领导层职位也向任何有管理或领导经验的人开放申请。
事情彻底变得怪异起来，许多美国学校现在越来越多地由非教师和非教育工作者——那些没有教育专业任教资格的人——来管理和教学。这就类似于我们国家的医学、法律、建筑学、会计学、航空学、工程学和航空航天专业的从业人员都没有相关的专业资格证明。
GERM的第四个全球化趋势，是对四五岁的儿童进行大规模高利害标准化测验。这是一轮数据收集浪潮，可以推测，教师和学校要为学生的成绩负责。学校绩效以标准化测验数据形式指导着学校和教师的评价、监督和奖惩过程。
绩效工资、教师休息室的数据墙和报纸上刊登的学校分数都体现了问责机制的施行，这些机制通常主要从外部标准化的学生测验和教师评估中获取数据。当学校的责任感依赖于学校的高利害数据，而学生的低利害依赖于低质量的标准化测验时，责任就变成了摆设。也就是说，加强对学生成绩的责任感会削弱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责任感，缩小真实学习和玩耍学习之间的缝隙。
GERM的第五个趋势，是公共教育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认为：应该给予父母选择子女教育的自由，从而鼓励学校之间的健康竞争，以便他们更好地满足家庭的多样化需求。学校自主招生和优惠政策往往有助于家长的选择，通过私立学校、各类特许学校（美国）、学院（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免费学校（瑞典）使公立教育私有化。择校理念认为：父母应该能够利用为子女教育预留的资金，选择对子女最有利的公立或私立学校。然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可以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能够全面改善教育体系，甚至对其所服务的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虽然教育体系的表现与市场不太一样，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通过最大化销售、利润和市场份额为所有者和股东创造利润和投资回报，通常是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教育体系的组织原则，是向所有学校的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此外，大多数教师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利益或奖金的驱动，而是公民义务、职业自豪感和对于帮助儿童学习的热爱。
事实上，大量的证据表明，任何教育政策框架以GERM占主导地位的地方，都没有成功地改善学生的学习和幸福感。相反，以合作、创造力、专业精神、信任和公平作为教育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支撑着新加坡、加拿大和芬兰等国成功的教育体系。
究竟谁是GERM的幕后黑手，谁才是反对玩耍的斗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乔治·W.布什、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执政美国的时代，这些反对玩耍的人包括了三届政府的所有领导层、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和美国代表、国家和州选举产生的官员与两党的决策者、几个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智囊团，以及几家近年来在教育问题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慈善机构。他们通过对儿童进行大规模的标准化测验，努力让学校“提高标准，设立问责制，高度严格化”。但这些做法对改善学校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儿童教育中的玩耍排挤了出去。他们似乎并没有故意把破坏学校中的玩耍作为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但实际效果是一样的。为了给考试和备考腾出空间，为了给越来越小的孩子施加不适合其年龄的学业压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爆发了。
2001年，《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在共和党总统乔治·W.布什、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的支持下诞生，该法案让学校不得不接受大规模、高利害、强制性的儿童标准化测验的评估。这些测验不是由课堂教师设计和运行的，而是远程测验公司。仅仅10年，该法案就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它曝光了教育体系中的问题，却对解决这些问题无能为力。
随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两党的广泛支持下，通过倡导“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和大规模的“力争上游”联邦竞赛，获得了超过40亿美元的拨款，继续对儿童施加大规模、高利害的标准化测验压力，同时直接忽略了教育问题的许多根本原因，如贫困、资金不公平、教师培训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等。这些联邦教育计划，无论其用意如何，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没有对美国儿童的学习成绩，以及缩小成绩差距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加剧了美国学校中的玩耍之战。
在玩耍之战中，我们的孩子是受害者。他们正在失去童年，正在失去真正的学习时间；他们失去了快乐、探索和实验的机会，失去了为未来技能打下坚实基础的机会。这场战争除了带来童年压力、学校的低效以及数十亿纳税人宝贵资金的浪费外，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这是一场让一些孩子讨厌学校、逃避在学校中学习的战争。因此，这是一场威胁到我们社会未来的战争。
了解教育问题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大多数学校的改革尝试都是针对症状，而没有对准教育问题的根源。“经过多年对教育界和教育工作者的报道，”前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教育记者约翰·梅罗写道，“我确信，我们国家对有希望能迅速解决深层次系统性问题的方法‘上瘾’了。”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基本问题。这本书解决的教育问题并不是孩子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学校玩耍。它远远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的教育问题，它只是一种症状，是困扰世界各地教育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所产生的结果。
简单地说，美国的问题就是几十年来的忽视、种族和经济隔离、贫困和政治管理不善，而摧毁了许多学校，特别是内城区和贫困地区的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错误的教育政策正在把所有公立学校变成标准化的测验工厂。玩耍和其他重要的校园生活组成部分正在被移除——为测验留出空间。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础正在被破坏，整个结构都在面临倒塌的危险。
反玩耍斗士们认为，为了“赶上”那些在国际基准测验中，取得更高分数的国家，为孩子们提供未来劳动力和个人职业成功所必需的“21世纪技能”，美国4岁的孩子们需要在教室里静坐不动。玩耍几乎被彻底剥夺，孩子们要接受持续的直接教学、不断的练习。一旦测验成绩不理想，就要被惩罚，还要经历耗时过长的大量家庭作业和长期睡眠不足的情况。反玩耍的斗士们宣称“为了让孩子们在21世纪的大学里和事业上走上正轨，学术上的严谨是必要的”。相比之下，儿童发展专家则认为这属于“培养不当”“教育上的玩忽职守”，甚至是“徘徊在虐待儿童的边缘”。
得克萨斯大学名誉教授、玩耍史学家乔·弗罗斯特指出，尽管有如此多的前车之鉴，但痴迷于测验文化的教育官员仍在致力于剔除学校中的玩耍、课间休息、体育和艺术，而家长们已经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了。他写道：“担心孩子标准化测验不及格、被留级、不能上大学的家长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荒谬的做法。所有的事情——成人的焦虑、有限的运动、电子游戏和高利害测验——或通力合作、或单枪匹马地剥夺了孩子在自然环境中专心于自由玩耍的机会，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
正如《多伦多星报》的教育记者安德里亚·戈登在2014年写的那样：
玩耍中的孩子们总是喜欢做这样的事：比赛，攀爬，摔跤，悬挂，投掷，保持平衡，用棍子围篱笆，从高处跳下，被尖锐的物体吸引。理想的状态都是在没有成年人看管的时候。
现在的孩子们还没进入玩耍状态，就会听到这样的话：慢点，趴下，放下，不要扔东西，不要碰棍子，不要从那里跳下去，别碰，太危险了，小心点……
不幸的是，无论是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成年人都已经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共识，用弗罗斯特的话来说，就是“必须以某种方式保护儿童免受一切伤害”。现实世界中，生活充满了风险，财务、身体、情感、社会——合理的风险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与正式教学之间保持平衡的学习包括：玩耍、户外课间休息、与高水平教师进行词汇量丰富的对话、亲身探索和发现。美国的孩子们并没有经历过这些，他们被囚禁在室内，一天中几乎没有课间休息或可自由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他们为在电脑上进行的测验和分数评估做准备，同时承受压力，改变行为，死记硬背，并早他人一步做好学术比拼准备。放学后，那些本应在外面玩耍、探索、享受自主支配时间、和家人相处的孩子，反而被束缚在数小时的家庭作业还有越来越多的基于电子设备的学习和娱乐中。根据最近的一项评估显示，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天花6到9个小时上网，45%的美国青少年表示自己“基本上一直在上网”。
耶鲁大学的杰罗姆·辛格和多萝西·辛格在2008年发表了一项针对16个国家的2400名母亲的跨文化研究报告，结果发现72%的人认为孩子“长得太快了”。在美国，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95%，是所有被研究国家中最高的。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表明，有54%的母亲说孩子在操场或公园里玩会更开心，41%的母亲认为看电视节目和视频更让孩子开心。另一项由宜家公司发起的全球调查，发现超过80%的7至12岁孩子宁愿和朋友一起玩，也不愿看电视或上网。
玩耍，曾经是美国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础，可如今正在被扼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儿童正在遭受不友好，甚至敌对的校园环境，这与许多家长、教师和儿童发展专家的建议背道而驰。佛罗里达州的一位母亲最近震惊地得知，女儿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就上了小学的入门课。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本应该是充满欢乐和惊奇的一天，可现在几乎完全用在了测验上。五个不同的陌生人，要求这个女孩完成任务，并对其进行评估。“当我把她抱起来的时候，”这位母亲说，“她不想谈论她在学校做的事情，但她说她不想回去。她不知道老师们的名字。她没有交任何朋友。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她在房间里和小动物们玩耍时，我无意中听到她在教它们算数和拼单词。”
政客们正迫使中小学生，特别是生活在贫困和少数族裔社区的学生，进入“没有借口”的新兵训练营式学校。在那里，他们承受严酷的任务负担，无情的标准化备考和电子教学、测验和分数都很残酷。新泽西州的儿科医生劳伦斯·罗森博士说，在整个春季即标准化测验期间，来他办公室的孩子经常出现与压力有关的头痛、胃痛和其他症状，数量比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多。“我的患者中，最小的孩子才上一二年级，他们都在接受这些测验。他们患有偏头痛和溃疡，而且胃口不好，”他介绍说，“以至于家长们真的在考虑让他们的孩子这一周不要去学校，然后说‘够了，这件事我们不做了’。”
政客们通常把这些政策强加给别人的孩子，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官员甚至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时任纽约公立城堡桥小学家长会联合主席的道·特兰说，“他们令我们的孩子失望，还要求老师对孩子们的标准化测验分数负责。一直以来，他们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那些没有这些测验的学校，那些学校的班级规模很小，而且是以项目为基础、实践性、艺术性的学习——这正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所拥有的啊！”例如：为了吸引纽约市特权阶级家庭的孩子入学，许多优秀的私立幼儿园都强调他们以玩耍和研究为基础的教学理念，这些学校每年的学费高达25000美元甚至更多。
正如康科迪亚大学副教授伊莎贝尔·努内斯所说的：“让非教育工作者管理我们的学区和学校，最具破坏性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忘记了人类发展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位发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孩子是通过玩耍来学习的。在这个学科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教育工作者）玛丽亚·蒙特梭利、约翰·佩斯塔洛齐和弗里德里希·弗罗贝尔都是科学家。他们认为教育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因为孩子们喜欢玩就凭直觉随意让他们玩。早期教育的玩耍课程是适合儿童成长发育的，因为玩耍是孩子们学习的方式。”
前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教育记者约翰·梅罗认为：不精通儿童发展的非教育工作者不应该决定3到4岁的儿童如何生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孩子的生活中都不应该有测验。他补充道，“儿童早期教育和幼儿园是为了孩子的成长、探索、文化适应和乐趣而存在的。老师应该观察孩子，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成长。在早期教育阶段不应该有标准化的、机械化评分的测验。不幸的是，许多教育政策制定者看重的是他们自己知道如何衡量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阐明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我们到底重视什么。”
2009到2015年间，《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一直被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慈善机构所推行，直到其突然成为政治毒药，并被广泛（通常只是美化）“重新包装”。这显然是一些没有幼儿园老师或教育专家为其出谋划策的产物。“这项标准的倡导者声称，它们是基于研究的成果制定的，”《华盛顿邮报》2013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南希·卡尔松——佩奇教授和爱德华·米勒教授如此断言，“但它们不是。例如：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幼儿园阶段掌握了某些技能或知识（如数到100或能够阅读一定数量的单词），那么以后将会在学校中取得成功。”
用非营利组织“捍卫童年”的儿童发展专家的话说，这一结果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教育标准“列出了与儿童早期发展、思考或学习方式不匹配的离散技能、事实和知识；要求儿童学习他们尚未准备好接受的事实和技能；由教师主导的教学取代了儿童所需要的体验性、游戏性的活动和学习；贬低了儿童全面发展以及社会情感发展、玩耍、艺术、音乐、科学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性。”一刀切的标准与学校和教师的惩罚措施都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孩子的成长速度是不一样的。一个孩子可能在5岁时就“破译”了阅读的基本技能，另一个孩子可能要等到7岁时才会达到这一水平。这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童年现实。
拜“反玩耍斗士们”所赐，如今，在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若干学校中，五六岁的孩子几乎没有时间自然地活动和探索，每天被迫忍受长达6到8小时的“死记硬背”的时间。这远远超出了孩子们能接受的最大强度，也让真正的学习收益大打折扣。他们很少有短暂的休息或用来过渡的时间，很少或根本没有课间休息来让他们活动身体。
冷酷的统计数字还原了美国儿童被残酷折磨的场景。这是一部真实、有血有肉、慢镜头的恐怖电影，多年来影响着数百万的男孩和女孩。美国儿科学会2018年发布了一份关于玩耍的临床报告，“由于学习压力增加，美国30%的幼儿园儿童不再有课间休息时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2016年，《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只有5%的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为孩子提供了所需的体育教育。尽管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芝加哥这个巨大的学区，安全和后勤问题使得学校管理者在至少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不允许大多数孩子拥有课间休息。直到愤怒的家长和老师最终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进行反抗，课间休息才回到孩子们的学校生活中。
哥伦比亚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乔迪·罗斯及其同事发布于200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在美国，83%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儿童有课间休息，但只有56%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有课间休息。据报道，白人和黑人儿童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差距。在课间休息方面，贫困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受到了两种诅咒——他们的学校更有可能拥有不安全或不合格的体育活动设施；为了追求更好的标准化测验数据，政治家和管理者更有可能将课间休息视为可舍弃的奢侈品。
2015年，新泽西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公立学校每天最少给孩子们20分钟的户外休息时间。这在美国是极为罕见的两党共同支持课间休息的举措。随后，这项法案被提交到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的办公桌上。他否决了这项法案，并将其称之为典型的“失心疯政府的胡作非为”。他没有引用任何研究数据、教育或科学依据来否决这项法案。“作为州长，我的部分工作就是否决那些愚蠢的法案，”他宣称，“那是一个愚蠢的法案，我否决了它。”他对一个搬运工说，“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要处理，而我的立法机构却在担心幼儿园到五年级孩子们的课间休息？”2018年，克里斯蒂卸任后，新泽西州立法机关最终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幼儿园儿童每天休息20分钟，在可行的情况下，户外优先，并于2019年实施该项法案。
当今许多美国学校里，玩耍是一种濒危物种，而且经常灭绝。一名芝加哥公立学校的家长，卡西·克雷斯韦尔女士说：“玩耍的缺乏只会让原本狭窄的学术聚焦状况变得更糟。人们过分强调阅读和数学技能，在幼儿园甚至托儿所就开始对孩子进行严格训练，而很少有其他技能可与之媲美。今年，我女儿的班级将有7次标准化测验，在这一学年总共有20次。简直是疯了。”
联合国人权标准建议囚犯每天至少有1小时的户外活动。但我们却不给自己的孩子同样的权利。2016年的美国，50个州中只有5个州有课间休息的政策，只有8个州有对学校开展一般体育活动的要求。
音乐、艺术、金属和木工课程、外语，甚至历史和社会研究等，都曾经是美国小学标准课程科目，如今都被挤出课程表，以便为标准化测验的操练腾出空间。“这种趋势的实际影响之一是，学生在上学期间用于其他学科以及课间休息、创造性艺术和体育的时间减少，”美国儿科学会于2007年发布的临床报告指出，“这一趋势可能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和情感发展产生影响。此外，许多课后保育项目优先考虑学习和家庭作业的完成，而不是有组织的游戏、自由玩耍和体育活动。”当学习变成将掌握的知识通过标准化测验时，玩耍将会减少，因为每天的在校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对孩子们学习的“更高期望”不包括冒险、创造力、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那么玩耍在学校的日程安排中就没有多少地位了。
测验——由孩子班级的老师设计和管理——是跟踪孩子在学校所学科目上进步程度的一种必要方式，并与其他评估方法相结合。对有代表性的小样本量的学生进行标准化“抽样”测验，可以作为一个学校或地区的重要统计辅助诊断工具，用以标示趋势和监测整体进展。
但是，一些学科普遍进行强制性的高利害标准化测验，所面向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而且还用最后的数据奖惩学校和老师。这是一种毫无必要、无效且过时、适得其反又极其昂贵的过程。在美国，每年花费在标准化测验的钱，可能达到了数百亿美元。澳大利亚版本的国家测验系统，简称“NAPLAN”，或国家评估计划——识字和算术，是一系列的年度标准化测验，侧重识字和数学方面的基本学术技能。据估计，NAPLAN每年的总花费为1亿澳元。许多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家都质疑这些钱是否花得值。
标准化测验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浪费和能量转移器。标准化，顾名思义，也与学校中的冒险力、创造力、想象力和创新力相悖，而这些正是教育应该提倡的特质。标准化过分强调全班直接教学法，而不强调小组学习和自主学习。它优先以同样的方式教授所有的学生，同时粉碎创造力、个人表达、多样化的才能和想象力。标准化保证了效率，前提是当教学过程标准化时，它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重复进行。标准化测验中未列出的课程，就是不必要的课程。而玩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再是美国学校的常见科目，就像公民学和艺术一样。
2015年的一项分析显示，在美国一个大型城市学区，每个学生从幼儿园到毕业平均参加了112次标准化、往往也是高利害的测验；而在几十年前，这样的测验屈指可数。据一些老师说，为了腾出时间来准备测验，他们留出了很多周的上课时间。斯坦福大学教育学荣誉教授琳达·达林——哈蒙德写道：“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学生是世界上被测验最多、被观察最少的学生。我们对美国学生的测验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测验能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这样的结果就是，根据一项调查，早在2007年，就有44%的学区削减了用于社会研究、音乐、体育、科学、艺术、课间休息甚至吃午饭的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增加花在测验科目上的时间了。“标准化测验产生的结果是标准化的钟形曲线，”历史学家黛安·拉维奇解释说，“聚集在钟形曲线下半部分的学生主要是贫困儿童、残疾儿童和有色人种儿童。按设计来看，钟形曲线永远不会闭合。这就是为什么用一种有利于最富裕人群的方法来给学生、教师和学校排名是根本错误的。”标准化测验只是揭示了部分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并把宝贵的课堂时间从学习转移到了应对测验上，课堂上的内容几乎都是测验日常知识和记忆，而不是更深入的理解学习。标准化测验并不衡量雇主和社会最看重的技能和未来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同理心和同情心、自信心、领导力和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对歧义的容忍度，以及全球公民意识。
学校的标准化和过度测验已经影响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教育政策和实践。国际学生评估，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教育改革的讨论。虽然这些测试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们为国家决策者提供了一些学校科目的基准，并能标记出一些总体趋势，但它们在定义教育成功与否方面比重过大。学生们一直是失败者，常常被迫接受令人头脑麻木的学校教育。随着可比照的国际标准化测试加大了政策制定者提高本国分数的压力，儿童教育的关键部分也随之被排挤。那些悉心钻研教学手段的老师也成了牺牲品。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于2011年发表的一项为期9年的研究发现，针对儿童的国家级大规模标准化测验项目，几乎没有对学习产生任何帮助。测验结果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值得怀疑，特别是对年龄较小的儿童而言。例如：幼儿园的学生是不可靠的应试者；三年级以下的孩子的分数变化很大，而且不稳定，要取决于测验发生在一周中的哪一天，因为他们的成绩可以在标准化测试的99分和65分之间任意游走。
更糟糕的是，如果目的是真实评估个别儿童的学习情况，那么标准化测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而且除了标准化测验准备过程中的指导，标准化测验并不能反映教学质量。“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标准化测验并不能衡量学生的学习程度、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校领导的绩效水平。”塞顿霍尔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学副教授，克里斯托弗·蒂恩肯进一步补充说，“这些测验是很生硬的，对于校外因素非常敏感。尽管一些标准化评估的支持者声称分数可以用来衡量进步程度，但我们发现干扰因素实在太多了。测验成绩逐年变化可归因于学年内的成绩正常增长，无论学生是否度过了糟糕的一天，是否感到恶心和疲倦，是否遭遇电脑故障或其他无关因素。”
蒂恩肯认为，这些测验只是整个系统的监控设备，并不是为了诊断孩子的个人学习情况而设计的，老师所做的评估比标准化测验更能衡量学生的成绩。他指出：“基于课堂评估的高中GPA（平均成绩点）比SAT（一种广泛使用的大学入学考试）更能预测学生在大学第一年能否顺利度过。”
尽管2015年的联邦《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做出了一些修订，但从三年级开始就对儿童进行普遍的高利害标准化测验，仍然是美国联邦和州公共教育政策的重要基础。它影响着许多州的政策、资金决策，以及教师的奖惩。对于一些测试公司来说，这也已经成了一个巨大、有利可图的业务。“这个测验的本来目的是了解孩子们的表现，”教育记者约翰·梅罗在2017年表示，“在这个国家，我们通过测验来了解老师的表现，并惩罚他们。”
标准化测验已经成为美国大部分公立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范围覆盖到三年级甚至更小的学生。老师和孩子们每年要花很多周的时间准备和参加测试。老师训练孩子们如何对多项选择题作答，并练习策略，让正确答案的数量最大化。这与孩子们今天在学校里应该学什么没有多大关系。美国、澳大利亚和英格兰是世界上测验最多的学校体系之一，但这些国家的孩子并没有比那些测试少得多、学生评估由教师设计的国家的孩子学得更好。
国际儿童教育协会（ACEI）2007年的行动报告呼吁全面禁止在入学初期进行标准化测验，并指出“随着标准化测验越来越多样，在美国，这已经成为一场噩梦”。用这些专家的话来说，对这项研究的调查表明，“虽然当权者会让我们相信，增加的（标准化）测验会激励孩子们学到更多知识，但研究表明，这种相关性的影响是微弱，甚至不存在的。实际上，（标准化）测验对促进或提高学生的学习毫无帮助”。
另外也有很多专家群体警告过学校不要滥用标准化测试，其中包括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全国幼儿教育协会、国际阅读协会、全国英语教师协会、美国评估协会、国际儿童教育协会、全国家长教师协会、美国心理协会、美国统计协会等。
但是，教育弊端依然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地增长中。根据纽约州立大学教育学教授林赛·鲁索的提议，你可以选择任意一天，随便走进纽约市的一间教室后就会发现，你不知道自己是在幼儿园还是在一年级的教室里。“我曾体验过这样的课堂环境：5岁的孩子们排成一排坐着完成作业，而他们的老师则在投影仪上展示书法技巧。教室里根本没有地毯，没有戏剧表演区存在的迹象。而这两个地方都是幼儿园教室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照本宣科的课堂中，孩子们必须遵循高度组织化的程序，即课程与衡量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标准化测验挂钩。”
在由标准化测验主导的学校体系中，孩子们很可能在没有“玩耍技能”的紧张学习中，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我们让孩子多加训练他们的注意力。但他们不能集中注意力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形成玩耍技能，所以我们只能多加训练他们的玩耍技能。这真可悲。”丹佛大都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埃琳娜·博德罗娃解释道。有时，训练和评估几乎毫无意义。正如让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2015年所惊讶的那样：“举个例子，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一份长达166页的体育教育评估工具，要求教师负责确保学生达到本州制定的体育目标，其中不断地展示了‘正确的跳跃技术和流畅、轻松的节奏’以及‘用球拍持续地将球击向目标区域，并保持准确和良好的技术’。这可不是我瞎编的！”
美国有大约10万所学校和近400万教师，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做事方式。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是学习者（孩子），而不是教师。我们也知道，学生之间的社会互动是使学习富有成效的强大推力。此外，我们也知道，情绪对于促进儿童在校学习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体育活动、玩耍都与孩子积极的学习经历和结果有关。
除了过度的标准化测验，影响孩子生活的各种社会趋势，也加剧了玩耍之战。历史学家霍华德·丘达科夫认为：20世纪上半叶是“北美无组织玩耍的黄金时代”，那时是儿童自由玩耍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孩子们，经常在空闲时间里进行自主选择和自我指导的小组游戏、独自玩耍、在自家后院和社区里到处乱跑，以及组织户外游戏。而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拥有任何空闲时间都是幸运的。
家长过度介入、过度保护和对孩子过度规划的文化正在助长玩耍之战。发表在《儿科和青少年医学档案》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的自由玩耍时间在1981年和1997年之间就减少了1/4，“这一变化似乎是由儿童在有组织的活动中花费的时间增加造成的”。一名来自科罗拉多的母亲乔尔·维斯勒，在著名育儿网站“可怕的妈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确实在安排他们的生活，我们为他们报名参加足球、音乐、空手道和西班牙语课程，以及其他所有令人抓狂的事情，因为我们真的认为这些事情很重要。我有罪。我们都有罪。而且，我们不仅把孩子真正的生活安排没了，还让他们在电子产品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