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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爱孩子，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就必须给他们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时间和机会去玩耍。
——彼得·格雷教授
五年前，我们俩分别搬去另一个国家。
帕西·萨尔伯格作为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从芬兰移居美国，教授和研究全球教育最佳的实践。本书的另一名合著者威廉·多伊尔作为富布赖特学者移居芬兰，研究蜚声国际的芬兰小学教育体系，并在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传媒和教育学课程。俩人都带着妻子和孩子。
我们也都被这相似之处吓了一跳。
在美国，帕西身处一种早教文化中——这种文化建立在压力、标准化、教师职业的非专业化上。在这种早教文化里，玩耍被系统地消除了，甚至连幼儿园也是如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廉在芬兰见识到享誉世界的儿童教育体系，该体系建立在通过玩耍来学习的坚实基础之上，在高度专业、受人尊敬的儿童教育者的领导下，该体系为高中及以下阶段的学校，持续不断地提供新鲜的想法和有趣的点子。
这五年间，我们在工作及合写这本书的时候，走遍了世界各地，与成千上万的教师、家长、学生、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就儿童教育、教育改革和创新、玩耍以及“未来的学校”进行了交谈。
那时，帕西走了大约50万英里。他去各地的学校参观，在教师交流会上发言，对学前班到高中的教室进行观察。他不仅跨越了美国的30个州，还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和南非等国家考察。可以说，他的足迹遍及欧洲、拉丁美洲、南部非洲、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
那段时间，帕西还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教育研究所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访问学者，芬兰、苏格兰和瑞典政府的顾问，芬兰奥卢大学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以及北京中学（中国首都领先的公立中学之一）的董事会成员。帕西还向美国国会、美国多个州的立法机构、联合国大会和多个国际会议提出了教育建议。
与此同时，威廉深入芬兰最大的教师培训学校，在东芬兰大学为来自30多个不同国家的高中生、研究生和国际转学生讲授“未来学校”课程，并担任赫尔辛基芬兰教育和文化部的顾问。当时，芬兰的学校体系被三个国际组织列为“世界第一”，其中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回到美国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最不体面）的大城市之一纽约市，来看看它的学校体系。威廉参观了数十间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教室，并定期“融入”他儿子所在的公立小学。这是一所高度多样化、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的大多数学生是黑人或拉丁裔，大多数学生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本书的内容基于我们的实地考察和采访。作为教育系统的课堂观察员、世界各地政府和学校的顾问以及对玩耍和儿童教育的历史文献研究者，我们对700多篇已发表的教育、医学和其他学科专业期刊上的文章的回顾，形成了我们研究的核心。
这本书也是基于一系列广泛、直接、一对一的定性访谈，由作者亲自前往或以在线的方式进行，与杰出的国际专家小组——一个由70多位领先的教育学者、研究人员、思想领袖和实践者组成的“智囊团”——交流，向他们征求儿童时期在学校玩耍的相关研究、意见和想法。
我们的受访者之一，格洛丽亚·拉德森——比林斯，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研究型教育机构——国家教育学院的院长。塞尔吉奥·佩利利斯、安东尼·佩莱格里尼和斯蒂芬·西维伊三位专家，对玩耍进行了最有意义的原创实验和研究。该小组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教育家。此外，作者还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学生和家长进行了交谈，从而为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更多信息。
最后，这本书也参考了我们作为父亲的经验：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儿童发展实验室——游乐场——度过了数千个小时，观察自己的孩子及其他孩子的玩耍、追逐、合作、社交、成长、探索、创造、跌倒；满身脏兮兮，擦破膝盖，组建团队；创造新游戏，想象新世界；感到无聊，获得成功，体会失败。从最深层的意义上学习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不管有多少研究表明玩耍对教育有好处，不管有多少教师、儿科医生和研究人员支持和赞同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个看法总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愤怒或是充满敌意。
毕竟，人们可能会想：上学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玩。而上述观点听起来、看起来都是相反的。我们理解你的感受。问题在于，“玩耍”这个词本身的宽泛性、模糊性和不精确性。
如果你也和这些人一样，那么我们有个建议。在这本书中看到“玩耍”这个词时，把它从你的大脑中剔除。忘了“玩耍”这个词吧。
我们可以用一个短语代替它，事实上，这个短语更准确地定义了孩子在教育背景下玩耍的过程——“系统化的探索、实验和发现”，或者还可以用“种子”这个词。这就是孩子玩耍时所做的事情，它是学习、成长和幸福的种子。
去年，我应邀在威斯康星州阅读协会的教师年会上发言。
他们让我谈谈美国和芬兰，在学校教学实践中的异同。芬兰的学校在过去的15年里得到了很多关注，因为芬兰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测试项目（PISA）
中表现得非常好。这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监督的国际标准化基准测验。而且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芬兰的学校制度与美国的学校制度大相径庭。比如说，在芬兰，孩子7岁之前没有正式的学术指导，与学校有关的压力更小，家庭作业更少，在高中结束之前，没有标准化测验（除了定期对极少的学生样本进行动向调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个回避标准化测验的国家来说，芬兰的学校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其15岁的学生在PISA标准化测验中表现出色。但是芬兰的老师们会第一个告诉你，尽管PISA的数据很有意思，也许能够说明一些总体的国际趋势和教学效率，但是仅仅测量几个有限的学习类别是不完美并且非常不完善的。有许多技能、天赋和能力是PISA无法衡量的，而且这些技能中的大多数不能也不应该被归结为标准化的数据——诸如创造力、同理心和同情心、领导力、表达技能、好奇心、团队协作以及其他一系列技能。
我在威斯康星州的听众，由许多教育工作者组成，从幼儿教师到高中教师，还有行政人员和大学生。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改进美国学校的建议。我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将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和做法“输出”到另一个国家，因为两国会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但我确实认为，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学习并相互启发。
我的发言中包括一些建议，如在教育公平方面加大投资，鼓励学校之间合作而非竞争，以及将标准化测验控制在最低限度。我的下一张幻灯片通常会吸引大众的眼球。在过去的10年里，我在美国各地做了将近300次演讲，每当听众中有很多老师的时候，这张幻灯片几乎总能得到非常积极的回应。我知道这些听众是由充满激情、有想法、高度专业的美国教育工作者组成的，从乡村学校到城市学校，我期待从他们中间得到热烈的反响。
我准备好，点击进入下一张幻灯片。黑色背景上的白色大字十分简洁：“让孩子们玩耍吧。”
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笑容和掌声，然后是细碎的欢呼声。这是我听到的最热烈的反应之一。我已经习惯了听众对这条消息的热烈回应，但这次的反应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显然，这是一则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理解并认同的简单信息，但很少听到他们在日常教学中提到——“让孩子们玩耍吧”。
我对老师们说：“在芬兰，每天上完45分钟的课后，所有的孩子都有15分钟的户外自由活动时间，一直到高中都是如此。7岁前的日托和儿童教育是建立在儿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上，通过玩耍学会与其他孩子相处。除非孩子愿意，否则不会强迫他们阅读或是写作。由于没有额外的高压力标准化测试，芬兰的教师和儿童可以自由地专注于基本要素：学习和快乐。玩耍则是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
接下来是更多的欢呼和更响亮的掌声，甚至有人欢呼叫喊。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摇滚明星。我继续讲道：“芬兰政府规定每一所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机构都要满足儿童的需要，倾听儿童的声音，注重儿童的权益，提供负责任的照料，并把通过玩耍学习的教学方法放在幼儿教育的首位。”听众们都很惊讶。
我接着说：“孩子们每节课后固定休息的15分钟，也是‘教师的休息时间’，老师们在设备完善的休息室里小聚，放松身心，与同事聊聊天，喝喝咖啡、喝喝茶，经常就新的教学想法进行尝试，讨论如何帮助某个特殊的孩子应对学习挑战。”
说完之后，我感觉到一半的美国听众都在欢呼，而另一半陷入了难过。不开心的那部分人似乎被悲伤或愤怒所困扰，因为美国的孩子并没有享受到芬兰几乎每一所学校都具备的这些必要的专业化教育条件。让孩子过早地感受学习压力，许多学校“一刀切”的做法，以及孩子每日被电子游戏侵蚀……这些消极的影响，正成为许多美国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关注的热点。
演讲结束后，两位30多岁的学前教师走过来和我交谈。她们是卡罗尔和丽莎。
卡罗尔在一所乡村小学教学已经七年了。她的同事丽莎是同一社区的幼儿教师。她们问我是否能抽出时间和她们谈谈。
卡罗尔看起来很害怕，丽莎眼里有泪水。
“怎么了？”我问。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丽莎眼含泪水说道，“我知道我们对孩子们所做的是错的！”
“哦，不，”我心想，“又来了。”
近几年，美国老师有太多这样的反应，我以为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了，但这位老师的情绪太夸张，也的确要哭了。许多老师告诉我，他们担心在学校里不得不做的那些事会伤害到孩子。我收到了许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国家老师的电子邮件和信件。他们告诉我，在学校不得不给学生施加过度的学习压力，不让孩子们玩，这些让他们怒不可遏，以至于有些人后来彻底放弃了教师的工作。
丽莎解释说，她教幼儿园和学前班已经8年了，那段时间，所有的玩耍和儿童友好型学习方法都被弃用。当下的国家教育方针，逼着她不得不强迫四五岁的孩子进行高压标准化测验，并以“标准”和“严格”的名义对她的学生们施加过早且极不适当的学业压力。
显然，这背后的政治理论是，美国需要“赶上”新加坡、韩国和芬兰等教育水平优异的国家。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越早对学龄前儿童实施学术“严格”战术，他们就会学得越好，就能越早为上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他们认为这样做的话，美国有朝一日就会在教育水平国际排名中名列第一。尽管并无证据支持这一理论，而且近20年的这种“考试和惩罚”以及“越早越好”的做法几乎没有改善美国学生考试成绩的国际名次，美国国内因经济差异导致的在教育成果方面的成绩差距也没有缩小。相反，美国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的下降趋势倒是并驾齐驱。
在本应和同龄人交流，爱上校园生活；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温和友好的氛围中，通过玩耍来认字，打下其他学科基础的时候，卡罗尔和丽莎班上的孩子，以及成千上万其他美国学校的孩子，却要被迫接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的东西，并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两位老师都表示，他们的孩子需要的是关心、支持和爱，而不是“更苛刻的期望和更努力的学习”，以及经常让孩子产生挫折的过度测验。
卡罗尔解释说：“听你讲芬兰的孩子是怎么接受教育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对孩子做的简直错到离谱。不知怎的，我就是知道这些事是不对的，一点也不适合孩子们！”
我告诉她：“我知道你在学校的处境也很复杂，你一个人能做的有限。但是别放弃！”
我没有告诉卡罗尔的是，我已经听过上百次同样的事情了。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教育工作者常常觉得自己陷入了这种困境，觉得自己无法满足学生的真正需要，却总要做一些与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背道而驰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013年我搬到美国，在一所常春藤盟校进行为期三年的教学工作时的经历，曾让我产生过这种压力。
一天早上，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我带着3岁的儿子去了当地一家幼儿园。
那是个看上去很不错的地方，在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学前教育主任让我坐下来喝杯咖啡。
“他认识多少字？”主任问道。
“对不起，请问有多少个什么？”我慌乱地问。
“多少字。他的词汇量有多大？他能数到多少个数字？”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儿子才3岁，至少还有三四年才会面对这些问题。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我突然面对了美国教育中一个惊人的新概念——“学前准备”。
我听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学术压力越来越大的美国儿童教育体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哈佛大学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大学入学准备”的理念已经被运用到5岁儿童的身上了（也就是“幼儿园准备”）。但把这个理念应用到3岁的孩子身上似乎怪异得出奇。
我看了看儿子，他前不久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最近刚学会自己上厕所。
“为什么要问这个呢？”我问教学主任。
“我们得确保他的水平适合我们的教学项目，”主任回答说，“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否能赶上班上其他同学的进度。我们要保证所有的孩子都做好了准备。”
在我的祖国芬兰及许多其他国家，人们会觉得这种谈话不可理喻，这就像把每个孩子明码标价一样荒谬。把测量3岁孩子的词汇量，作为学前班入学标准的想法是极其不合适的。在芬兰，孩子们在六七岁之前主要通过玩耍、游戏、唱歌和对话来学习（美国直到最近才这么做）。在芬兰，核心问题不是“孩子准备好上学了吗”，而是“学校是否为每个孩子做好了准备，并将接受每个孩子的差异”。我想问我儿子可能会去的学校：“你们准备如何迎接我儿子？因为他也很期待。你们又将怎样确保他在这里能健康快乐？”但我没有机会问出口。
与此相反，我蹒跚学步的儿子正站在美国教育体系的大门口，面临着严峻的学术挑战。
这一幕与我在芬兰农村长大的童年学习经历完全不同，我的经历植根于户外和室内玩耍。7岁时，我在附近的森林和溪流中游荡，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和伙伴们一起，不管浑身上下有多脏，也要去探险，爬树，爬山，挖虫子，与大自然交流，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对孩子们来说，玩耍不仅仅是空闲时间的一部分，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小时候，我住在武奥托马基农村的一所校舍里。我的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当时，为了吸引教师到芬兰偏远地区任教，当地政府在校舍旁为他们盖了房子。
校舍真的很漂亮。它建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座白色的木制城堡式的房子，我们也住在那里。它坐落在芬兰北部那个小村庄最高的山顶上。因为地方太小，所以村子里没有教堂，只有一所学校，所有人都很看重它，它的存在犹如一座教堂。校园里到处都是可以攀爬的树木，还有可以爬上爬下的大石头和小山丘。那是个玩耍的好地方。
当一天结束，学生们离开校园，我便进入空荡荡的教室，扮演老师的角色，假装给想象中的孩子上课。
那感觉真好。8岁的我在给小学生上课！我必须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件事——教室就在我们家客厅和厨房的隔壁，是禁区，所以我不得不偷偷溜进去。这使得整个“演出”更加激动人心，因为我正在演一部由我当老师的戏呢。
那座房子里没有其他人，我的父母不在身边，只有我和我亲爱的鲁鲁，这只忠诚的苏格兰牧羊犬会充当观众。在教室里，我和想象中的学生交谈，点名，并纠正他们的错误答案。但最令人兴奋的是我用想象力去教授魔法，以及自行进行自然现象实验（如水和轮子）的时候。
我总是想给我的“学生”一个惊喜，看看他们惊讶不已的表情。有一次，我假想自己带领“全班学生”进行火的实验时（我并没有真的这么做），火势失去了控制，我命令所有的学生从窗户沿梯子爬下去，逃出教室。当时，我们在老旧的木制校舍的二楼。我打电话给消防队，很快，场景就变成了所有的学生站在操场，惊愕地注视着消防队员如何把火扑灭。然后，我们爬回教室，学习了火的安全隐患。
我长大后成了一名高中数学教师，后来成了一名教育政策官员和大学教授。当年的“玩转未来”对我的成年生活和事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把场景再换回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幼儿园。那场谈话最终不了了之，我拉着儿子的手匆匆离开，去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选择。我们漫步在剑桥的街道上，拜访了另外两所幼儿园。
经历和第一次差不多。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些幼儿园唯一关心的是，我如此幼小的儿子在狭窄的“学术道路”上能取得多大的进步。这条道路的定义是认识字母和数字的技能，但我儿子擅长其他事情：他非常擅长演奏，他在绘画、音乐和舞蹈方面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拥有强烈的好奇心，热衷于结交新朋友；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三种语言，能用芬兰语、英语和他母亲的母语克罗地亚语进行交流——这取决于谁在和他说话。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
但当涉及“学前准备”时，这些都不重要了。
和妻子谈过后，我在和儿子一起吃着冰淇淋时，告诉了他我们的最终决定。
“让你在家里上幼儿园似乎更适合。”有社区活动场和每周的音乐课就够了。我们的日程安排相当灵活，所以是可行的。这也是我们最实惠的选择。
看起来我儿子对此完全没异议。但这次经历让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不能更好地照顾所有年轻的居民，特别是那些父母或监护人负担不起早期儿童教育、护理、每周的艺术和体育活动支出的孩子。
2013年，我在芬兰接待了一批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教育工作者，他们过来是想深入了解芬兰的教育体系。他们了解到，芬兰的学校与他们自己的学校相比，非常不同——没有标准化测验；在学习一般科目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艺术的培养；学生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在外面自由玩耍；教师对自己的工作基本满意，他们是被社会所信任的专业人士。
这些访客们在芬兰埃斯波的奥罗拉小学空荡荡的户外操场上，谈论芬兰学校的诸多奇特之处。突然，所有的教室门砰砰地打开，400名孩子冲了出来。
“是消防演习吗？”一位震惊的美国学校管理人员问道。
“不，”这所芬兰学校的校长马蒂说，“这是他们在室内每学习45分钟后的15分钟正常休息时间。”
一群四年级的女孩玩了一场即兴球赛；一群男孩和女孩在院子里闲逛，聊天；一些孩子玩数码设备；另一些孩子随意地到处跑，或者花一些时间独处。
一个10岁的男孩从游客们身边跑过，来到游乐场的尽头，爬上一棵高大的树，像猴子一样栖息在他最喜欢的树枝上。
“你看到那个男孩刚才做了什么吗？”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小学教师惊讶地问道。
“是的，我很了解这孩子，”马蒂校长说，他已经领导这所学校15年了，“这就是他的激情所在，攀登，登上高处。”
“但是如果他从那棵树上摔下来伤到自己怎么办呢？”另一位美国老师问道。
“嗯，那他可能就不会再这么做了。”马蒂回答说。
“要是在家里的话，这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来访的老师说。
“这里的冬天外面很冷，校园被积雪覆盖，学生们都是待在室内吧？”另一位代表问道。
“通常不会。规定是，如果室外温度低于零下15摄氏度（或5华氏度），他们就不需要外出了。新鲜空气对孩子的小脑瓜总是有好处的。”马蒂说。一想到孩子们会被送到零下的严寒中玩耍，美国人都吓得沉默不语。
这些场景说明，在美国和芬兰这两个友好的西方民主社会，学校环境和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其中一种并不一定比另一种好，但这些不同的文化为孩子们在学校里玩耍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背景环境，也为家长和老师如何看待孩子们的玩耍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在我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教育部长参加的数百次会议上，有一个问题是我在谈话中经常被问到的：“该如何改善我们的学校呢？”
我告诉他们，这取决于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提高国际标准化基准测验的分数，我没有任何建议可提供。这样的测验和排名对儿童教育的价值提升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目标是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最大化他们（尤其是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拥有光明前途的机会，我可以提供五个想法以做参考。
第一，我建议把教师当作专业人员来培养和对待，要达到研究生水平，在教学理论和实践、儿童发展、教育研究和领导力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实践培训；让这些教师负责管理学校；把他们当作教育领域的精英来尊重。
第二，鼓励学校和教师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
第三，公平、公正地为学校提供资金和人员，使所有学校都有足够的资源和高素质的教师，以满足儿童上学的需求。
第四，给孩子们一个温暖、包容和愉快的课堂氛围，而不是压力、繁重的课业和恐惧。
第五，我告诉他们：“让孩子们玩耍吧。从幼儿园到高中，定期安排孩子们进行有趣的学习和探索，以及室内室外的脑力及体育活动。”
这种想法通常会遭遇冷待。许多老师听到“让孩子们玩耍”时，往往会欢呼或哭出来。但与此相反，许多政客和行政官员却会进入一种半植物人状态。他们脸上的表情常常是这两种之一——“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或是“这在一百万年内都行不通，至少我活着的时候别想”。
然后我想，如果他们能看到我所看到的就好了。我见过他们不相信的事情。
当我还是一名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的时候，时不时会看到自己的学生陷入焦虑或困惑。然后，我停下正在进行的课堂教学，玩一个数学游戏或只是简单地唱一首歌之后，他们就放松下来，敞开心扉接受新的想法和新的挑战。
我曾在芬兰和世界各地的游乐场看到过孩子们发明的新奇游戏，那是在父母和老师放手让他们自己玩时才会发生的事。在芬兰，9岁的孩子们带着锋利的园艺剪消失在茂密的森林里，为一门科学课收集植物样本，这门课就变成了一次有趣的冒险。
我见过苏格兰的孩子们在学校课间休息时，在老师和家长的全力支持下，在泥泞的田野里跑来跑去，浑身都湿透了，变得脏兮兮；我在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的公立学校看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课堂注意力和专注力行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所在的学校效仿芬兰的做法，每个学校日都为孩子提供每小时15分钟的课间休息。
我见过学校里的孩子们在阳光明媚的新西兰草地上奔跑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去吃午餐，再回到教室里。那时的他们头脑清醒，注意力集中，心情愉快，准备吸收新的知识。这比整天闷在教室里的学习更有效率。
我在澳大利亚的学校里见到过孩子们从社区老人那里学习传统的户外游戏，我惊讶于孩子们竟然是那么喜欢学习他们父母和祖父母小时候的玩耍游戏。
我见过中国的孩子们带着玩具和球，走到学校的操场上，然后在上课前和老师们一起享受充满活力的太极课。
我见过一位日本老师给八年级的学生上数学课，他的课是那么有趣，那么激情，那么令人愉快，以至于当下课铃响起，孩子们都不愿意离开他的教室。
我见过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学龄前儿童通过自由玩耍，通过道具、服装、水和沙子，通过歌曲和相互交流来为早期的学习打下基础。
我在纽约的一所公立学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各色人种学生，他们享受着美国教育中几乎闻所未闻的东西——每天两次20分钟的休息时间。此外，在每天第一节课开始前，他们还可以选择休息30分钟。
我见过世界各地的老师，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通过直接、正式的指导来教学，什么时候该通过有指导的游戏来教学，什么时候该让孩子们自己学会如何学习。
我见过孩子们学得更快乐，学得更多，学得更好——部分是通过学习，部分是通过玩耍。
当政治家和科技巨头谈论“未来的学校”时，他们的想法往往不外乎人们熟悉的“21世纪技能”和“数字学习”。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洞察，而学校中的玩耍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
虽然一些技术平台和产品也在试图帮助教师和学生，但这本书不是关于教育技术或混合学习的，也不是关于通过电子屏幕实现的个性化学习或数字学习。这是一本关于玩耍的书，是一本有血有肉的书。
我们想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教师、家长和公民的重视，重塑及扩大玩耍在学校中的地位。
世界各地的研究、实验和课堂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惊人的科学证据和突破有力地表明，儿童在玩耍机会充足的环境中长期学习效果最好，而且玩耍既是儿童成长的发动机，也是儿童教育和未来学业成就的有效基础。
玩耍是孩子们学习的方式，也是为他们的社会生活奠定基础的方式。孩子们通过玩耍来探索、发现和体会失败与成功，学会社交，茁壮成长。玩耍是童年的根基。
玩耍是孩子掌握成功所需的思维技能和习惯——创造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注意力、适应力、表现力、移情力、专注力和执行力等的关键之一。玩耍是让每个孩子释放想象力、创新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孩子们可以不间断地进行脑力和体育活动。他们天生就会质疑，做白日梦，善于模仿；他们会搭积木，布置玩具屋；他们晃动，坐立不安，奔跑，跳跃，大笑，哭泣，沮丧，专注，无聊，充满创造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而且，他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数学家兼研究员西摩·佩尔特（1928—2016）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教学研究。他认为：“与其让孩子们像成年人一样思考，或许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记住他们才是卓越的学习者，并更努力地成为他们。”
玩耍不是漫无目的、随意地浪费时间。当玩耍的力量得到适当的利用和释放时，它就是孩子学习、情感和身体成长的基础。
孩子的生活就是在学校内外，户外和室内玩耍——在成年人的指导下，自发地在玩耍中接触和体会学术概念、数学、语言、科学、物体、戏剧、书籍、音乐、艺术、自然、体育、风险、工具、想象、实验、尝试和失败。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在系统性地破坏孩子身边（学校、家庭和社会）玩耍的条件。我们为孩子创造出的是情感上的孤独、凄凉和环境上的压抑。
我们正以剥夺孩子童年的方式，为迎接孩子的未来做准备。我们以“教育改革”的名义，规范和挥霍孩子的未来。这些都无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和学习。相反，我们用焦虑、毒性压力、无用功和没完没了的电子屏幕压迫了许多孩子。
我们写这本书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我们梳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实证，这些证据有力地表明，玩耍是孩子学习、成长和幸福的一个基本要素。玩耍的益处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改善孩子的健康和学习。我们相信可以通过更多的玩耍来帮助和完善我们的学校。其次，我们在自己的孩子和数百万其他孩子的生活中看到了玩耍的力量。
当你在家观察自己的孩子时，很容易就能看出孩子天生就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如果你仔细观察孩子们的玩耍，会发现婴儿和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是孩子天生就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很好证明。但通常，孩子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在学前教育和小学阶段才会充分释放。
肯·罗宾逊爵士认为我们的学校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不是指教师，而是指教育体系内僵化的架构、死板的规章制度和错误的政策。全球教育竞争以较低的财务成本追求“更高的标准”，使得许多学校趋向于工厂，试图在紧张的时间内高效地生产标准化的产品。然而，我们相信，在每一所学校的日常安排中，融入更多的玩耍，不仅是让孩子们更健康、更快乐的最佳方式，也是让学校更好地应对全球教育面临的挑战的最佳方式。
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发现玩耍、探索和实验，这些孩子们学习的自然语言，正逐渐从学校教育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压力和无效的教育政策。我们震惊于这种做法所付出的人力成本，而且这种做法根本无法提高孩子的学习质量和幸福感。
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担心所有的孩子——任何地方的任何孩子。一些统计、调查和研究让人揪心。这些数据表明，多种文化和社会压力，包括缺乏脑力和体育锻炼，有可能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肥胖增加、压力增加、在学校的疏离感加重、生活满意度不足以及滥用药物。世界各地的学校政策共同制造了一场人类危机，使教育的社会成本急剧上升。我们担心，除非尽快调整教学策略，否则许多弱小的孩子将无法承受更多的压力。
不必走到这一步。不应该是这样的。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把童年还给孩子；不久的某一天，大人会非常认真地倾听孩子；不久的将来，成年人会让孩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孩子。
任何声称发现了儿童教育圣杯的人，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教育是一个神秘而复杂、不完美且无比艰辛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悖论和未知，这个过程需要我们齐心协力，虚怀若谷，革故鼎新。每个孩子、老师、家长都是不同的，所接受的文化也是不同的。孩子们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这些压力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才能，但有时这些天赋被藏了起来，或者需要时间才能被发掘并培育。
事实上，我们对于玩耍如何影响学习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空白，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新的或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由于伦理问题，对儿童进行研究是极为困难的。和大多数研究一样，这个问题也存在争议。通常，样本量很小，被研究的儿童各不相同，年龄较大的儿童被研究的次数少于年龄较小的儿童；研究是短期的，并且出现负面结果或非确定性结论的研究可能不会发表；多个研究有时会互相矛盾。大多数关于玩耍的研究都是观察性的，关联性和相关性可以被清楚地观察到，但因果关系往往不能。现有的关于玩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西方国家的儿童身上，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反映全球文化、性别、种族和儿童经济地位差异的玩耍研究非常罕见。
但如今，当把世界范围内所有可用的实验、经验和证据拼凑在一起时，教师、研究人员和家长们发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解决方案——以改善学校的策略：孩子们应该玩得更多。
给予孩子更多的独自玩耍时间，对全球教育问题来说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我们确实认为，玩耍是一种极好的且非常廉价的资源，可以改善学习条件，使孩子们更幸福、更快乐，从而为世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如何才能尽可能地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和生活中茁壮成长呢？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不是手机应用程序，不是标准化测验，也不是每个孩子手中的平板电脑，更不是某种风靡一时的教育风尚，而是地球上大多数孩子天生就会的，一种由世界各地的学校、教师、家长和儿童开创的方法。它有能力给你的孩子及所有的孩子提供强大的学术、社会和情感支持，这些都是成功的关键。不要把幼儿园变成小学一年级，把小学变成压力工厂。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答案是增加儿童的压力，向政治家和管理者提供低质量或不相关的数据，将数十亿美元浪费在低效或未经验证的学习干预措施上，对儿童学习和缩小成绩差距很少或根本没有持续的积极影响。那么，我们的学校可真是相当出色。
但是，如果你像我们一样相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孩子们发现自己的激情所在，学会如何学习，爱上学习；成为积极、健康、富有同情心、有创造力和负责任的社会人，那么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学校该如何运作。
首先，我们要把学校建立在孩子们玩耍的坚实基础上。
简而言之，问题在于我们的学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追求的是无效的教育政策，这些政策正在将玩耍——一个学习的重要基础——挤出学校，并用恐惧、过早和过度的压力，以及国家用于束缚儿童的标准化测验将其取代。我们不是在责怪老师。恰恰相反。我们敬佩数以百万计的教师，他们无视错误的教育政策和指示，每天都在尽最大努力帮助所有的孩子在学校学习和成长。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帮助所有的孩子在学校和生活中茁壮成长？
答案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来自我们祖先的智慧，最近脑科学和教育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突破也证实了这一点。
答案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让孩子们玩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