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亚里士多德与从淤泥里诞生的鳗鱼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必须选择要相信什么。鳗鱼就会让我们面临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亚里士多德，那么所有鳗鱼都是从淤泥里诞生的。它们就这样出现了，从水底的淤泥中“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也就是说，它们不遵循通常的繁殖规则，不是由其他鳗鱼制造出来的，不是通过交尾和卵子受精产生的。

按照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4世纪提出的说法，大部分的鱼自然是要产卵和交尾的。可是鳗鱼，他解释说，是一个例外。它们不分雌雄。它们既不产卵也不交尾。一条鳗鱼不会赋予另一条鳗鱼生命。它们的生命来自别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建议：在干旱期去观察一个干涸的池塘。所有的水都被蒸发掉了，所有的淤泥和土都被晒干了，硬化了的池塘底部已经完全不存在生命了。在那里，没有生物能存活，更何况是一条鱼。但是当第一场雨降临时，当雨水缓缓地重新灌满池塘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瞬间，池塘里又满是鳗鱼了。突然间，它们就在那里了。雨水赋予了它们存在。

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鳗鱼就是这样诞生的，仿佛一种扭动的、神秘的奇迹。

亚里士多德对鳗鱼感兴趣，这并不令人惊讶。他对所有生命都感兴趣。当然，他是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他跟柏拉图一起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但他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至少以他生活年代的标准来看是这样的。人们常说，亚里士多德是最后一个“知晓一切事情”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最后一个掌握了人类积累的所有知识的人。比如，他也是观察和描述自然的先驱。他的巨作《动物志》（ Historia Animalium ）是人类对动物世界进行系统化和分类的第一次尝试，比林奈早了2000多年。亚里士多德观察并描写了大量动物以及一种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它们的模样，身体部位、颜色和形状，它们是怎样生活和繁殖的，它们靠什么为生，有什么样的行为习性。《动物志》是现代动物学的起源，一直到至少17世纪，它都是自然科学界的一部标准性著作。

亚里士多德在哈尔基季基的斯塔吉拉长大：那是爱琴海最北端的一个半岛，有三条狭长的地峡深入海中，仿佛一只有三根手指的手。他出身优越，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私人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可能也设想过他未来从医。然而他很早就失去了父母。父亲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则可能更早。亚里士多德被一位亲戚照顾，18岁时被送去雅典，在古代最好的学校——柏拉图学园——学习。一个年轻的男子，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城市，好学而聪颖，热切地渴望去了解这个只有背井离乡的人才能理解的世界。在雅典，他在柏拉图身边学习了20年，成为在某种程度上跟柏拉图平起平坐的人。可是在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没有被选为学园的新掌门人，于是他去了莱斯沃斯岛。就是在那里，他开始认真研究动物和自然。或许也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开始思考鳗鱼是如何诞生的。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研究到底是怎样开展的，人们所知不多。他没有记录自己的观察和解剖活动。他非常自信和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但很少记录他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不过，他亲自做了构成《动物志》基础的很多解剖工作，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完全肯定。首先，他显然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水生生物，而在所有水生生物中，他在鳗鱼身上花费的时间最多。没有其他动物像鳗鱼这样，让他写了这么多。他关于鳗鱼内部构造的写作尤其丰富详细，比如其器官的相对位置及鳃的构造。

此外，关于鳗鱼，他还经常直接跟其他不为后世所知的自然科学家进行争论，仿佛在那个时代，鳗鱼就已经引发了很多猜测，人们针锋相对，众说纷纭。亚里士多德斩钉截铁地声称鳗鱼体内从来都没有鱼卵，说那些持异见者只是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研究。他写道，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因为当我们切开一条鳗鱼时，不仅找不到卵，而且根本找不到生产或输送卵子或精液的器官。鳗鱼体内没有东西可以解释它们是怎样形成的。他还说，那些声称鳗鱼会生育活幼鱼的人，被自己的无知误导了，他们的理解不是基于事实得出的。对那些说鳗鱼有不同的性别，还指出雄性鳗鱼的脑袋比雌性的要大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表示了鄙夷，说他们将物种差异误认为性别差异。

亚里士多德对鳗鱼做过研究，这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在莱斯沃斯岛上，也许是在雅典。他将它们切开，研究过其内部器官，寻找过它们的卵和生殖器官，寻找过它们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他大概曾多次把一条鳗鱼拿在手里，仔细看着它，认真思考它是什么生物。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完全是一种自成一派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这套认识动物和自然的方法，后来影响了——几乎靠一己之力——整个现代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由此也影响了后来所有研究鳗鱼的尝试。这首先是一种经验主义。亚里士多德说，只有通过系统的方式来观察自然，我们才能描述它；只有通过正确的方式来描述它，我们才能理解它。

这套方法很激进，大体上也是很成功的。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观测都极为精确，更别说它们都是在思想界还远没有出现动物学这门学科的时代进行的。特别是在水生动物领域，他的知识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例如，他解释并描述了章鱼的解剖和繁殖，而他所使用的方法，直到19世纪才得以被现代动物学证实是正确的。而关于鳗鱼，亚里士多德准确地说出它们可以在淡水与咸水之间迁徙，它们有着非常小的鳃，夜里很活跃，而白天则躲在较深的水域。

但就鳗鱼而言，他也说了大量显然非常奇怪的疯话。尽管他有一套基于观测的系统研究法，但是他从来没能真正了解鳗鱼。他写道，鳗鱼吃草和草根，有时甚至吃泥土。他写道，鳗鱼完全没有鳞。他写道，它们能活7到8年，可以在陆地上生存5到6天；而如果遇到刮北风，还能存活得更久。他还写道，鳗鱼没有性别，是凭空长出来的。亚里士多德确信，鳗鱼最初的形体其实类似于小型的蠕虫类生物，类似于一种蚯蚓，自发地从土壤和淤泥里生长出来，不需要其他生物的参与。这种蠕虫出现在大海和河流里，尤其是那些有着丰富的腐烂植被的地方，最适合它们的是较浅的沼泽地和长满水草的河床，那些水被阳光照得很暖和的地方。“这一点毋庸置疑，”亚里士多德写道，并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关于鳗鱼的繁殖，就是这样。”

所有的知识都来自经验。这是亚里士多德最早也是最基本的领悟。对于生命的研究必须是经验的和系统的。事实必须按照我们的感官所感受到的样子去描述。首先要说明某个东西存在，然后才能集中精力去问那个东西是什么。只有在我们收集到关于那个东西是什么的所有信息之后，我们才能靠近那个更抽象的问题——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也正是这种见解，为后来绝大多数试图用科学来认识世界的努力奠定了基础。

可为什么鳗鱼偏偏能溜出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范围呢？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无论他多么认真、多么系统地研究鳗鱼，得出的结论都是近乎荒谬而不科学的。

正因如此，鳗鱼才如此与众不同。自然科学界有很多谜，但很少像鳗鱼之谜这样持续这么久、这么难以破解。它们不仅观察起来异常麻烦——因为它们奇特的生命历程、怕光的特性，以及数次变身和烦琐的繁殖方式，而且还非常隐秘，它们的行为方式既像是有意识的，也像是命中注定的。即便我们成功地观察到了它们，即便我们凑得很近，它们似乎仍然溜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鳗鱼，试图理解它们，我们理应比现在知道的更多。可我们还是没能做到这一点，为何会如此，这仍然是个谜。在动物学界，这通常被称为“鳗鱼问题”。

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把对鳗鱼的误解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人之一，但他当然远远不是最后一个。进入现代以后，人类对鳗鱼的研究依然不明朗。大量杰出的科学家以及有着不同程度热情的业余爱好者都对鳗鱼进行了研究，但都没能真正认识它们。这其中不乏科学史上最响当当的名字，他们想解开鳗鱼问题而不得。仿佛人类的感官还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仿佛观测和经验本身都不够用了。不管人们怎么努力，鳗鱼躲在黑暗和淤泥中的某个地方，成功逃离了科学界的认知范围。在鳗鱼这个问题上，那些本来博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却总是受到信仰的摆布。

以前，人们通常会把鳗鱼和其他鱼区分开来。它们自成一个物种，有自己的外形和行为习惯，有看不见的鳞片和几乎注意不到的鳃，还有可以在陆地上存活的能力。它们如此不同，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它们其实是一种生活在水里的蛇或两栖动物。早在荷马的时代，他就已经把鳗鱼和鱼视为两种不同的动物了。《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在杀死阿斯忒罗派俄斯并将他扔在一条河的水边后，他是这样说的：“来吧，成群的鳗鱼和鱼儿，来这具尸体身边，用你们贪婪的嘴把这肾脏周围的脂肪啃干净。”直到今天，人们还是会时不时提到这个问题：“鳗鱼是不是鱼？”

围绕鳗鱼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这种不确定性，也常常给人们带来一种疏远感。人们害怕鳗鱼，或者厌恶鳗鱼，它们黏糊糊的，身子扭来扭去，长得像蛇一样，据说会吃人的尸体。它们在隐秘处、在黑暗中、在水底的淤泥里活动。鳗鱼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物，无论它们分布如何广泛，在我们身边的水域里和我们的餐桌上多么常见，在某些方面来说，它们对我们而言一直是一种陌生的生物。

在围绕鳗鱼的所有谜团中，持续时间最长、被人讨论得最多的依然是：它们到底是怎样繁殖的。直到最近这一个世纪，我们才能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合理但仍然不够完善的回答。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人都选择相信亚里士多德和他的理论，说这是一种自己从淤泥里长出来的蠕虫。另一些人相信自然哲学家大普林尼的说法。大普林尼死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他说鳗鱼跟石头发生摩擦，身体释放出一种微粒，这种微粒变成新的鳗鱼，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增殖。有一些人相信希腊作家阿特纳奥斯（Athenaeus）的说法，他于3世纪解释说，鳗鱼分泌一种液体，这种液体沉入淤泥中，然后变成新的生命。

有史以来，各种充满想象的理论层出不穷。在古埃及，人们深信鳗鱼是自己产生的，当太阳温暖了尼罗河水，鳗鱼就会凭空长出来。在欧洲各地，人们认为鳗鱼是从海底腐烂的植物中诞生的，或是从一条死去的鳗鱼已经腐烂的尸体上长出来的。人们认为鳗鱼产生自海水的泡沫，或是春天当阳光遇到湖泊、河流两岸的某种露水时形成的。在人们很喜欢钓鳗鱼的英国乡下，长期以来大家更倾向于相信一种理论，即鳗鱼是马尾上的毛落入水中后形成的。

在关于鳗鱼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各种理论中，有很多显然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想法，即生命可以由没有生命的物质演变而成。那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生命，是宇宙诞生的一个小回响。比如，一只从一粒尘埃中诞生的蚊子，一只从一块肉中诞生的苍蝇，一条从淤泥里长出来的鳗鱼，这通常被称为“生物自生说”，在显微镜被发明之前，这是科学界一种非常普遍的想象。人们单纯地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东西，比如当我们观察一块腐烂的肉时，突然看到苍蝇的蛆虫从里面爬了出来，但在没有观察到苍蝇或苍蝇卵的情况下，人们除了相信蛆虫是自己长出来的，还会相信别的什么解释吗？同样，如果人们没有观测到进行繁殖的鳗鱼，就所看到的情况来说，它们也没有任何生殖器官，那么人们也只能相信鳗鱼是自己长出来的。

“生物自生说”的想法自然也把我们带回万事万物的起源、最初的生命诞生的问题上来。如果存在一个明确的开始，即生命从无到有诞生的时刻（无论人们认为这是神迹，还是别的什么因素造成的），那么，认为这种自生现象，比如鳗鱼的诞生，也是可以重复的，也许就不完全是疯话了。

对万事万物到底是怎么起源的，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圣经·创世记》中讲到一阵“神风”扫过荒芜空旷的土地，不仅制造了光、陆地和植被，还制造出所有的动物。古代的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们说到了“元气”，即生命的气息，那是尘世的生命与灵魂共同需要的空气和热量的结合。不过这些说法的前提是，相信没有生命的东西可以转变成有生命的东西，活着的东西和死去的东西实际上互相依存，在那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东西中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生命。当人们无法看懂和解释鳗鱼的时候，最简便的解释自然就是这种了。鳗鱼问题折射出的其实是“所有生命从何而来”的谜团。

然而鳗鱼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是因为直到今天，当我们试图了解它们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选择投身于信仰。因为即便今天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鳗鱼的生活和繁殖习性——从马尾藻海出发的漫长旅行、一次次蜕变、耐心的等待、为了繁殖而返回海洋的旅行，以及之后的死亡，即便这一切可能都是真实准确的，这其中仍有很多东西只是我们的猜测。

没有人见过鳗鱼繁殖，没有人见过一条鳗鱼让另一条鳗鱼的卵受精，也没有人成功地在饲养环境中让鳗鱼繁殖。人们认为所有的鳗鱼都是在马尾藻海孵化出来的，那是因为最小的柳叶状鱼苗是在那里被发现的。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鳗鱼为什么偏偏要在那个地方而且只在那个地方繁殖。没有人确切知道它们是怎样完成这趟回马尾藻海的漫长旅行的，也没有人知道它们是怎样找回那里的。人们认为所有的鳗鱼繁殖后都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是因为在此之后没有人发现过活鳗鱼。而另一方面，没有一条成年的鳗鱼——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在它们的繁殖地被人观测到过。也就是说，没有人在马尾藻海见过一条鳗鱼。也没有人能完全明白鳗鱼每一次蜕变的目的，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一条鳗鱼能活多久。

亚里士多德死后2000多年来，鳗鱼仍然是自然科学界的一个谜，因此它也成了所谓形而上学的一种象征。“形而上学”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虽然这个概念是在他死后才被提出来的）。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客观自然之外的事物，是我们借助感官不能观测到并描述的事物。

它所研究的并不一定是上帝。更准确地说，形而上学是一种描述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整个现实的尝试。它声称，存在本身与存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还声称，这两个问题是相互独立的。鳗鱼存在。存在在先。而存在是什么，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愿意认为，也正因如此，鳗鱼才持续让那么多人着迷。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知识还不完善，因此信仰与科学的交叉地带——在那里事实与神话和想象的痕迹并存——才如此有吸引力。原因也在于，那些相信科学和自然规则的人，偶尔也愿意为神秘的东西打开一道小小的缝。

如果你认为一条鳗鱼应该保持它现在在我们认知中的样子，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必须允许它仍是一个谜。至少目前是这样。

后来鳗鱼确实仍然是个谜。它们是鱼还是别的全然不同的物种？它们是怎样繁殖的？是产卵，还是生育活体幼鱼？它们是没有性别的生物吗？它们是雌雄同体的生物吗？它们在哪里出生，又在哪里死亡？在亚里士多德死后的那么多个世纪里，鳗鱼是被很多理论关注的对象，所有试图了解它们的努力都必然充满神秘感。在中世纪，有两种理论特别常见，它们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理论说，鳗鱼是胎生动物，也就是说它们生育出活体幼鱼；另一种理论说，鳗鱼是雌雄同体的，也就是说它们同时拥有两种性别。

17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复兴，鳗鱼问题成了一个更为系统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亚里士多德的遗产——尤其是他坚持认为需要对自然进行系统性观测的主张——被重新拾了起来，于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包括人们对鳗鱼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然而即便如此，还得等上很多年，人们才开始找到鳗鱼之谜的答案。鳗鱼生出活幼鱼这种理论早已被亚里士多德坚决否定了，可是后来这种理论却发展得更为强劲。比如英国作家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他于1653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钓鱼的书《钓客清话》，大获成功。他说，鳗鱼是胎生的，会生出活体幼鱼，但它们也是没有性别的。新鳗鱼是在老鳗鱼的体内形成的，但在这之前并不存在受精现象。

后来又出现了来自比萨的意大利医生、科学家弗朗切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他第一次对生物自生的观念进行了有根据的批判。通过用苍蝇进行的实验，他于1668年证明了创造生命需要卵子和受精。“所有的活物都是由卵子变成的。”他说。他还研究了鳗鱼，并成功地表明，人们偶尔能在鳗鱼肚子里找到的那种幼小的蠕虫状生物实际上应该是寄生虫，而有些人猜测它们是还未出生的小鳗鱼。雷迪认为，鳗鱼可能根本不是胎生的，但他一直没能找到任何生殖器官或卵子，也没能回答它们是如何进行繁殖的这个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得知了一个轰动性的消息。那一年是1707年，一位叫桑卡西尼的外科医生参观了意大利东海岸科马基奥的一处鳗鱼养殖场。他在那里看到了一条鳗鱼，它又大又肥，于是他便忍不住拿出手术刀将它剖开。在这条鳗鱼的体内，他发现了非常像生殖器官的东西，以及非常像鱼卵的东西。

他把这条切开的鳗鱼寄给他的朋友，帕多瓦大学自然史教授安东尼奥·瓦利斯内里（Antonio Vallisneri）。作为“生命可以无中生有”观念的坚定反对者，瓦利斯内里自然感到非常激动，他又把这条鳗鱼寄给了博洛尼亚大学，那个时代的很多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都在那里。

这条来自科马基奥的鳗鱼，使得对鳗鱼繁殖问题的研究再次焕发新生，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兴趣焦点。但这条鳗鱼并没有真的如瓦利斯内里所希望的那样引起轰动。因为人们要问：找到的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些物质看起来像是生殖器官和鱼卵，可谁能确定呢？一件事情要得到证实，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观测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开展略微激烈的学术辩论，而不仅仅是提供信息。著名解剖学教授安东尼奥·玛丽亚·瓦尔萨瓦（Antonio Maria Valsalva）认为，瓦利斯内里希望称为生殖器官和鱼卵的那些东西，极有可能只是寻常的脂肪组织，毫不出奇。另一位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崩裂的鱼鳔。这种怀疑引发了一场学界争执。一位叫莫里内利（Mollinelli）的教授发起了一场悬赏活动，奖励能够上交一条肚子里被证实有鱼卵的鳗鱼的人。他得到一个看起来很像的样本，直到后来他才发现，上交这条鳗鱼的渔民因为希望得到奖金，往鳗鱼肚子里塞满了其他鱼的卵。

就这样，这条来自科马基奥的鳗鱼成了一个学术传奇，可鳗鱼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人们找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对此意见纷纭。而在瑞典，1758年给欧洲鳗鱼制定学名的卡尔·冯·林奈，得出了一个也许更为省事的结论：鳗鱼应该还是胎生的。

直到瓦利斯内里发现那条鳗鱼70年后，凭借一个近乎诡异的历史巧合，鳗鱼问题才有了第一个突破。一条新的鳗鱼，也是在科马基奥附近钓到的，来到了博洛尼亚大学的一张桌子上。这一回这张桌子属于解剖学教授卡洛·蒙迪尼（Carlo Mondini），他后来因为描述并命名了一种导致耳聋的耳朵畸形而闻名。蒙迪尼对这条鳗鱼进行了研究，并写了一篇现已成为经典的关于鳗鱼问题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以一定的科学准确性对一条性成熟的雌性鳗鱼所具有的鱼卵和生殖器官进行了描述。之前那条来自科马基奥的鳗鱼，也就是70年前安东尼奥·瓦利斯内里寄到博洛尼亚大学的那条，在蒙迪尼看来是一个误会。通过与前辈们的发现做比较，他指出，当年在那条鳗鱼肚子里找到的东西，极有可能只是崩裂的鱼鳔。而这条新的鳗鱼体内的东西则是货真价实的。它体内那些褶皱状物体确实是生殖器官，那些水滴状的小东西确实是鱼卵。

那一年是1777年，关于鳗鱼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说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答案。如果一条鳗鱼能够拥有生殖器官，能够被证实会产卵，那么无论如何它都不是自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谜，但至少是植根于这个能被我们观测和描述的世界的一个谜。伴随着蒙迪尼的发现，鳗鱼与人类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一步。现在缺的只是这个生物学方程式的第二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