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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对马岛紧邻朝鲜，位于朝鲜、日本两国之间的朝鲜海峡中间，与朝鲜有很多贸易往来。对马岛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微妙：朝鲜看待对马岛，俨然当成自己的属国一般；对马岛的岛主在与朝鲜的外交往来中，也经常在书信中自称“臣”。
而丰臣秀吉也用同样的目光看待朝鲜，在他看来，朝鲜只不过是对马岛的属国。基于这样的错误认知，丰臣秀吉命令对马岛的宗义调、宗义智父子去和朝鲜交涉，要求朝鲜国王渡海到日本，前往京都（日本称为“上洛”），向日本表示臣服；如若不从，他就渡海攻打朝鲜，对朝鲜加以“诛伐”。 （《宗家文书》）
宗氏家族一方面不得不遵从关白丰臣秀吉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朝鲜是不可能轻易向日本表示臣服的。他们不想使用强硬的外交手段破坏和朝鲜之间的经贸关系，因为这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攸关其生死。于是，宗氏就想玩弄手段，欲向朝鲜传递假消息，将丰臣秀吉要求朝鲜国王渡海向日本臣服的意思，曲解成日本新立国王，想要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希望朝鲜能派出通信使到日本。等到朝鲜通信使渡海赴日，他们再向丰臣秀吉传递假消息，报告是朝鲜派出的臣服使者来了，试图以此蒙混过关。
万历十五年九月，宗氏家族派遣家臣橘康广携带一封伪造的国书出使朝鲜，与朝鲜进行交涉。在这封“国书”中，宗氏假以丰臣秀吉的口气，向朝鲜声称“天下归朕一握”，要求朝鲜派出通信使赴日。而朝鲜对日本的国情也有误解，当时在位的朝鲜国王是宣祖昭敬大王李昖（yán），他以为丰臣秀吉是弑杀了其君主后成为日本国王的。基于这一错误理解，李昖只愿接待日本来使，而不愿与其建立外交关系。朝鲜君臣经过商议后，推说水路辨识不清，拒绝向日本派出通信使。交涉失败的橘康广回到对马岛，将情况报告给了宗氏父子。收到消息的丰臣秀吉大怒，下令将橘康广处死，又将他的族人全部杀死。 （《惩毖录》）
之后，丰臣秀吉急于使朝鲜臣服的欲望突然停滞下来。直到近两年以后的万历十七年（日本天正十七年，1589年）三月二十八日，丰臣秀吉才在写给宗义智的信中，再一次对宗氏的外交成果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朝鲜国王在当年夏天速速至日本京都谒见，否则他将使家臣小西行长（同时也是宗义智的岳父）、加藤清正率领筑紫国之兵讨伐朝鲜。宗义智担心一旦出兵征伐朝鲜，会影响到对马岛与朝鲜的经贸往来，于是向丰臣秀吉请示，他先渡海到朝鲜，去劝说朝鲜国王渡海来日，让加藤清正、小西行长暂缓出兵。丰臣秀吉同意了宗义智的这一请求，于是宗义智招来博多圣福寺的僧人景辙玄苏、宗氏一族的家老柳川调信，以及博多的岛井宗室等25名商人，组成对马岛外交团队，渡海前往朝鲜进行交涉。 （《朝鲜阵记》）
六月，宗义智一行抵达朝鲜，朝鲜国王安排吏曹正郎李德馨为宣慰使，负责迎接他们，把他们带到了朝鲜的首都王京（今韩国首尔）。宗义智向朝鲜再次提出了派遣通信使赴日的要求，朝鲜君臣经过商议后，决定先看看日本的诚意。数年之前，倭寇（日本海盗）在“乷（shā）背同”等朝鲜奸民的带路下，侵略朝鲜全罗道的竹岛，杀死了边将李大源。这些朝鲜奸民流亡日本，未能被朝鲜捕获，朝鲜朝廷对此深以为恨。当宗义智提出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的要求以后，朝鲜朝廷便要求日本交还朝鲜奸民，并释放被俘虏的朝鲜人口，以此试探日本的诚意。
为了促使通信使来日，宗义智答应了朝鲜朝廷的要求，他派遣柳川调信回到对马岛，捕获十几个居住在日本的朝鲜奸民，送回朝鲜。除此之外，宗氏还抓捕了先前入侵朝鲜的倭寇头目“紧时要罗”“三甫要罗”“望古时罗”，一并送交朝鲜处置；又送还了先前被倭寇俘获到日本的116名朝鲜人，以表诚意。朝鲜国王李昖感到很有面子，他先是下令处死朝鲜奸民，之后赐给宗义智一匹内厩的好马，并亲自在别殿设宴招待宗义智一行人。同年十一月，李昖认为日本既已表示出诚意，便决定派遣三名使者渡海赴日，分别为正使黄允吉、副使金诚一、书状官许筬。 （《惩毖录》《汉阴文稿》《乱中杂录》《朝鲜阵记》） 事情敲定下来后，宗义智等人的使命终于完成，但他们向丰臣秀吉汇报时，却诡称朝鲜将派遣使节渡海，向日本表示臣服。
万历十八年（日本天正十八年，1590年）三月六日，宗义智带领朝鲜通信使渡海赴日。当时的交通条件并不便利，经过4个月的艰难跋涉，直到七月二十一日，一行人才到达日本京都，等候谒见丰臣秀吉。通信使一行人到达日本时，丰臣秀吉出兵20余万人，击败了割据关东的大名北条氏。而东北的伊达氏等大名，也顺应时势向秀吉表示了臣服。至此，经过丰臣秀吉的东征西伐，终于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了日本三岛。
从本能寺之变后的山崎之战到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仅仅用了8年时间，无数的战国群雄向他臣服。出身社会底层的他，多年以来奋发砥砺，备尝艰辛，耍尽阴谋阳谋，终于登上关白之位。在日本历史上，鲜有这般从底层奋斗到如此地位的人物。后世的日本人因此非常仰慕丰臣秀吉，对他进行了极端夸张的吹捧。江户时期的汉文儒学者赖山阳，在他所著的历史小说《日本外史》
一书中，便针对丰臣秀吉的“雄才大略”如此吹捧道：
呜呼！使太阁生于女真、靺鞨间，而假之以年，则乌知覆朱明之国者不待觉罗氏哉？盖其为人酷肖秦皇汉武，而雄才大略远出其右。夫汉武乘丰富驭区宇，不论可也；秦皇挟六世之积威，蹶衰残之六国，孰与太阁之徒手奋起、制服群雄！
在赖山阳眼中，丰臣秀吉把秦始皇、汉武帝都给比了下去，认为他们都无法与丰臣秀吉相提并论。他还认为如果丰臣秀吉出生在女真部落，那么明朝的灭亡也不用等爱新觉罗家族出马了。与此论调类似者，还有明治时期日本山县祯所著的《国史纂论》。在此书当中，山县祯认为即便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也没有资格和丰臣秀吉相提并论：
而世有以其（丰臣秀吉）胆勇善战，起自匹夫，骤至霸业，比诸项王者，何耶？项羽气度狭隘，素无人君之度，何可与我丰关白同年而语哉？
日本人认为秦始皇、汉武帝、西楚霸王的功业，都不可与丰臣秀吉相比。这种见解，无疑是极端错误与狭隘的。其他不必言表，单讲秦始皇、汉武帝时的中国版图，东起大海，西迄流沙，北抵匈奴，南暨交州，疆域之广，可谓纵横万里。而战国时代的日本，其国土非常狭小，实际领土只有本州岛、九州岛、四国岛这三座岛屿，并不包括后世才被日本兼并的琉球、北海道，因此只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当时由三座岛屿组成的日本岛，又分为六十六国，但每个国的大小都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与战国时代的日本隔海相望的明朝对此有很深刻的认知，认为日本全国加起来也不过只有明朝一个省份大。如《经略御倭奏议》称：“日本六十六岛，至多不过抵中国之一省。”《万历三大征考》《皇明法传录》《昭代武功编》皆称：“倭虽六十六州，实止及中国一大省。”
也因为这样，有很多人对“日本战国”这一称呼持非议态度。例如美国学者玛丽 ·伊丽莎白 ·贝里，在其学术专著《丰臣秀吉》一书中，认为用“战国”这一词汇来形容日本地方小领主之间的内战，可以说是用词不当。通俗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更是直言不讳地称：“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个别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
因此，丰臣秀吉虽说在名义上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国，但实际上只相当于统一了六十六个县。正如学者李光涛在《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中所言，即便是与秦汉时期的中国版图相比较，丰臣秀吉统一的日本国，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点黑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