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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尔旦是我一位未曾谋面的小友的笔名，我们是通过电子邮件建立起联系的。我很少给朋友和学生的著作写序言，担心写不出著作的精义，辜负了朋友和学生的好意；我自己的著作也没有麻烦师友写序言，不是因为清高，而是不忍心耗费师友的时间。
对于万历朝鲜战争，我只是在万明、陈尚胜、孙卫国、杨海英、郑洁西诸友及日、韩同行的推动下，做了一点“友情客串”式的研究，同时被中、韩合拍的纪录片《万历朝鲜战争》抓为中方顾问，又应韩国海军军官学校的邀请，做了一场关于李舜臣的学术报告。虽然如此，根本不具备为这类著作写序的资格。但是，当朱尔旦小友在电子邮件中向我讲述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并且把他在工作之余撰写的一部50多万字的《万历朝鲜战争全史》发给我，希望我作序时，我又感到不好推辞了。
作者自幼喜爱历史，曾经立志治史，即使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希望能够“立一家之言”。从2009年开始，作者开始关注万历朝鲜战争，至今已经有十年。作者重视海外文献，为此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购置了许多国内稀见的万历朝鲜战争资料。
作者告诉我，“朱尔旦”出自《聊斋志异》里的《陆判》，朱尔旦原先是一个愚钝的书生，但被身为地府判官的陆判换心后，才思敏捷，文章练达，一举夺魁。作者对这个故事印象非常深刻，希望“朱尔旦”这个名字能够为自己的史学写作带来“运气”。“朱尔旦”果然带来了运气，作者不但以这个笔名发表过几篇关于壬辰战争的文章，还在相关爱好者的圈子里积攒了一定的知名度，开始撰写《万历朝鲜战争全史》一书，至2019年年底终告完成。
写这篇序言的过程，是我学习朱尔旦《万历朝鲜战争全史》的过程，最大的感动，是作者并非“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却写出了一部“很专业”的历史著作。全书行文流畅，史料运用娴熟，对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 ·庆长之役”）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和评价，做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贡献，略举其要。
沈惟敬是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当日军势如破竹地向大同江挺进时，明朝宁夏的哱拜之乱尚未平定，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提出派人前去“侦探之”，其实是与日军谈判，迟滞其前进。但官方没有合适人选，遂向民间招募，沈惟敬正是应募者之一。
不少记载说沈惟敬熟知“倭情”，可以用日语和日军将领交流。但是，当石星拟用沈惟敬时，正在翰林院任职的嘉兴籍学士朱国祚向石星提出警告：“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 （《明史 ·朱国祚传》） 在朱国祚的眼中，沈惟敬为“乡曲无赖”。《明史 ·朝鲜传》也把沈惟敬定位为“市中无赖”。但是，另外一位嘉兴籍官员袁黄，则是沈惟敬的支持者。袁黄当时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随宋应昌、李如松援朝为赞画，对朝鲜问题有很大的话语权。石星之所以启用沈惟敬，极有可能出于袁黄的推荐，而后来袁黄也因沈惟敬的牵连而罢职。
就是这位沈惟敬，过去的研究多将其视作周旋于中、日、朝三国的投机取巧的小人，只知道一味行骗，同时欺骗了万历皇帝和丰臣秀吉，最后导致明朝和日本的和谈失败，战争再次爆发。但是，作者通过当时的史料指出，沈惟敬在早期的和谈活动中，为明朝争取到出兵时间做出了大量贡献，成功牵制了日军的军事行动，并且巧妙地取得了日军的军事情报。人们所指出的沈惟敬的欺骗行为，很大程度是由石星、宋应昌等人直接授意的，最后让其背黑锅，承担石星、宋应昌等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再如宋应昌和李如松，由于各种原因在当时受到言官们的猛烈批评，清修《明史》也对他们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多有非议。后世学者因为视其为英雄，对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多加掩饰。本书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战争功绩，同时也客观指出，宋、李二人由于客观形势的逼迫，做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暗箱操作，并提供假情报，向朝廷伪报战功。
再比如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多次挫败日本水军的攻势，战功赫赫。一些韩国、欧美的观点，甚至认为光凭借他，不依赖明军的支援，也可以击退日军。但是，本书根据史料指出，李舜臣在其主动发起的釜山海战、熊川海战、巨济岛海战中，都遭遇了挫折，也从来没有达到切断日军水上补给线的目的。和明朝、日本的将领一样，李舜臣也在时时捏造战绩、夸大功勋。这大概是战争时代的通例。
碧蹄馆之战，在壬辰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李如松的轻敌冒进，数千明军遭到数万日军的围攻。《明史》说经此一战，明军主将李如松“气索”。
但据日方的史料显示，日军同样“气索”。参与此战的日本将领，都在各自的记录里相互指责对方。
立花宗茂家臣荐野增时所著的《宗茂公朝鲜军御物语觉》，指责黑田长政、大谷吉继怯战，不敢迎战明军，使得立花家孤军奋战；小早川隆景家臣梨羽绍幽的《梨羽绍幽物语》，则说立花家的士兵战死大半，需要小早川军接替作战；筑紫广门家臣所著的《筑紫记》，则指出小早川军刚和明军交战，就落入下风，直接溃败。
再如，据《丰臣秀吉文书集》记载，1592年，丰臣秀吉在收到了朝鲜战场传来的关于日军在闲山岛海战失利、明军攻向平壤（第一次平壤之战）的消息后，不但指示日本水军大将胁坂安治停止与朝鲜水军进行海战，转而在巨济岛筑城自保；还指示日军诸将婴城固守，若明军再次攻向平壤，一定要及时出兵救援小西行长。虽然战争开始阶段，日军在陆战中势如破竹，但随着明军主力的入朝作战、朝鲜水军的连战告捷，在战争发动的第一年，日军在陆上、海上就已经表现出守势，丰臣秀吉开始丧失战争之初的意气风发，不再狂妄不可一世。
又据《旧记杂录后编》记载，1597年年底、1598年年初，明军发起第一次蔚山之战，日军虽然最后勉强击退明军，但对继续作战下去已经没有了把握，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放弃前沿的日据城池，全面撤守到朝鲜沿海，为此引起丰臣秀吉震怒，但又不得不稍稍妥协。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明军还是日军，对这场战争，其实都没有必胜的信心，都对对方充满着忌惮。
对于壬辰战争过程中的中日和谈，即“封贡”，其间细节一直没有真正被揭示。一些相关作品不是叙述得太过简单，便是理解得太过简单，认为只是中方代表沈惟敬、日方代表小西行长相互串通，各自欺骗自己的君主、伪报对方的和谈条件。最后因为露出破绽，使得和谈破裂。但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壬辰战争中的明、日和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欺诈。
以“碧蹄馆之战”结束后双方的表现为例。明朝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因为粮尽兵疲、财政困难等原因，已经无意进取，于是再次派遣沈惟敬与日军议和。事后，双方各取所需，各自表述。宋应昌、李如松向明朝伪报，说明军在碧蹄馆大捷，日军已无斗志，向本朝乞求封贡。日方代表也向丰臣秀吉报告，说在碧蹄馆大败明军，明朝派出使者，前来谢罪。在双方一线谈判者对各自当局的误导下，在各种谎言的交织下，明、日双方的各自期望越拉越远，这是和谈谈不拢的根本原因所在。万历皇帝误以为日本完全服软，请求封贡，所以制定的对日策略，也是针对“封贡”展开。丰臣秀吉同样误以为明朝完全服软，制定了七项苛刻的议和条件，包括要求大明公主下嫁日本、朝鲜割让一半国土给日本、朝鲜王子渡海到日本作为人质等等。
本书根据中、日、朝三方文献，描述了明、日双方和谈过程中的欺弊细节，应该是当前涉及这方面最全面的“一说”。但作者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与“强邻”谈判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由于万历朝鲜战争具备国际性特点，对整个东北亚此后的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又由于事件涉及中、日、韩三国，所以一直受到三国乃至更多国家研究者的关注，成果迭出。作者能够在这些研究中冲出重置，对“万历朝鲜战争”研究做出新的贡献，得益于他多了一批资料。由于作者的强烈求知欲，他通过多方渠道，收集、购置了大量国内稀见的万历朝鲜战争资料，并加以解读和运用，因而更多地获取了一些信息。胡适说：“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材料多了，也就可以多说了。
针对这段历史，作者认为除了汉文文献外，还需重视使用日方的原始材料，主要是文书、战地日记、觉书（回忆录）三个系统。文书，是日本方面各个层级的往来文件，有直接下达命令的指示文件，也有相互间的交流书信，这为了解当时日方的第一手动态提供了帮助。此类文书，目前整理出版的有《丰臣秀吉文书集》《德川家康文书的研究》等。战地日记，是参与战争的日本武士、僧侣，每天记录各军活动轨迹的日记，据此也可以掌握日方的第一手动态。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下濑赖直的《朝鲜渡海日记》、新纳忠增的《渡海日记》、西荆的《西征日记》、庆念的《朝鲜日日记》等。觉书，是日方各层级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不少觉书都详细记录了战史的细节，尤其是一些大战役。比如记载泗川之战的觉书，有《帖佐彦左卫门觉书》《伊东壹岐入道觉书》等；记载露梁海战的觉书，有《渊边真元高丽军觉》《大重平六觉书》《佐多民部左卫门觉书》等。这些觉书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换个角度了解那些重要战役的细节，其中许多内容都是汉文文献没有记载的。
日本史料之外，作者对葡萄牙方的史料，也给予了重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有许多葡萄牙人在日本及中国东南沿海活动，他们与日方主要人物进行直接接触，也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珍贵记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路易斯 ·弗洛伊斯所著的《日本史》一书。在葡萄牙人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西方人看待东亚的视角，他们毫不吝啬地赞美明军装备精良、战术高超，与之交手过的日军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被迫放弃了征服明朝的计划。同时，他们又极尽称赞明军外交官沈惟敬的足智多谋，多次巧妙地与日方周旋。有意思的是，沈惟敬在中、朝文献的记录中，大多数情况却是以脸谱化的小人形象登场。
由于作者同时运用了中国、朝鲜、日本、葡萄牙四方史料，又致力于还原这场战争的场景，本书的出版，是值得期待的。并且书中大量表格所展示的数据，可以使读者更加客观地了解这段历史。
当然，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由于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这部著作中也表现出来一些“非专业性”，但并不影响它的价值。恰恰相反，对于“非专业”的读者，也许更加亲切、更加容易接受。
在此书即将付梓之时，我对该书出版表示祝贺！
方志远
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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