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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喜新忘旧,口是心非

得新忘故,口是心非(喜新忘旧,口是心非)

小而衣服器用,大而朋情亲谊,内而妻妾,下而童婢,皆有新故。若得新忘故,此浇薄寡恩之尤者也。先贤有言:“与其结新交,不如敦旧 好。”旨哉此言也。昔楚王诏求遗履曰:“我悲夫与之俱出,而不与之俱入也。”自是国人无敢弃旧者。此真千古有情人,亦千古知道人也。

小的如衣服器具,大的如朋友之情、亲戚之谊,内则妻子侍妾,下则童仆婢女,这些都有新旧分别。如果得到新的就忘掉旧的,就薄情寡恩到极点了。先贤曾说:“与其结新交,不如敦旧好。”这话说得太好了。从前楚王下诏寻找遗失的鞋子,说:“我很伤心与它一起出门,却不能一同回来。”从此楚国上下没有一人敢抛弃旧的东西。这真是千古难得的有情之人,也是千古难得的明白大道理的人。

汉光武 姊,湖阳公主新寡,欲适宋宏 。帝谓之曰:“富易交,贵易妻,人情乎?”对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 之妻不下堂。”帝顾主曰:“事不谐矣。”

愚读此叹曰:怜新弃旧,举世皆然,妻妾之际,尤易移人。往往枕上生嫌,闺阁胎祸,害有不可言者,人可不谨之哉?

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刚守寡时,很想嫁给宋弘为妻。光武帝对宋弘说:“富有了就忘掉了老交情,高贵了想另娶新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吗?”宋弘回答说:“贫贱时所结交的朋友不可忘记,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不可抛弃。”光武帝就回头对湖阳公主说:“此事不成了。”

我读到此处,很感叹地说:喜新厌旧是世人通病,尤其是妻子小妾。枕边人往往易生嫌隙,内室中往往易起祸胎,其所产生的祸害,实在难以形容,世人能不谨慎吗?

译者补充:

据《后汉书·宋弘传》补充“糟糠之妻不下堂”典故如下:

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后,刘秀有意将她嫁给宋弘,但不知她是否同意。一天,光武帝与湖阳公主共论朝臣。湖阳公主说:“宋公(指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刘秀听后很高兴,召见宋弘,让公主在屏风后观听。刘秀对宋弘说:“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宋弘一听,知道这句话里有意思,他答道:“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听后,回过头向里边的湖阳公主说:“事不谐矣。”

此事发展为“糟糠之妻”的典故。

湖阳公主无法嫁给意中的宋弘,便奏请皇帝为其守节修真。

一富翁无子,已抱养兄子十年,忽妾产一子。翁遂弃兄子,产悉为妾子有焉。后兄子以勤俭成家,且孝悌恭慈,通族称之。而妾子长,放荡嫖赌,罄费所有。翁懊恨卒。

有个富翁没有孩子,抱养哥哥的儿子已经十年了,忽然他的侍妾生下一个儿子。富翁就抛弃哥哥的儿子,财产全归侍妾儿子所有。后来哥哥的儿子勤俭成家,而且非常孝顺友爱、待人恭敬,全族的人都称赞他。而侍妾的儿子长大后,行为放荡,嫖妓赌博,耗尽所有的家产。富翁懊恼悔恨而终。

仪征景旸,穷时与扬州史城友善。旸卒,遗孤衰落,昔时亲故,不相往来。城独不忘,时时问馈,逾于昔日。旸有遗文数十卷,城捐千金刻之。曰:“吾不忍故人,菁华殒地。”后城仕至大僚。

明朝仪征(今属扬州市)人景旸(yánɡ)贫穷时和扬州的史城感情很好。景旸去世后,他的儿子很落魄,以前的亲戚朋友都不再往来。只有史城没忘记旧日的感情,时常来慰问并送东西,而且比往日更殷勤。景旸留下来的文章有几十卷,史城就拿出千金,将它刻印成书,使之流传于世。史城说:“我实在不忍心见到老朋友所写的精美文章随着他的去世而埋入尘土。”后来史城当上了大官。

宋范文正,以吏部员外郎郡守时,有三婢从,及官历二府 ,乃至于薨 ,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尝辄易也。

宋朝范仲淹(谥文正)以吏部员外郎(主官为吏部郎中两员,以吏部员外郎两员为次)的身份当郡守时,有三位婢女随从。后来他官当到二府,一直到去世,前后十年间,他没有增加过一个奴婢,也不曾换过一人。

心口皆是,纯善之人也。即心口皆非,人犹得而防之。惟言称尧舜,心同桀纣,口誓山海,心怀陷阱者,最难测度。其人事君必不忠,事亲必不孝,交友必不信,临下必不义。此辈乃小人之尤者也,使人误信其言,而入其机彀 之中。其罪加阳恶数倍。佛经有云:“妄言恶口之人,死堕拔舌、烊铜 、犁耕 地狱,遐劫受苦既毕,生畜生中,恒食荆棘。若复为人,舌根不具,口气恒臭。脱有善言,人不信从 。”口是心非之业,获报如此,可不戒哉?

心口皆善,是纯善之人。心口都不好的人,他人还能够对其防范。有些人口里说得如尧舜,心却狠毒如桀纣,口中海誓山盟,心却暗设陷阱,这种人最难防备。这种人事君必定不忠,事亲一定不孝,交友必定不信,对待部属一定不义。这是小人中的小人,他们让人误信他的话,从而陷入他的圈套中。这种人的罪过,阴间对他的惩罚要超过阳间好几倍。佛经说:“妄言恶口之人,死后会堕入拔舌、烊铜、犁耕等地狱,要受过长远劫的痛苦后,才能再投生为畜生,常以荆棘作食物。若再投生为人,没有完整的舌头,口中常有臭味。就算他说好话,别人也不信。”造了口是心非的罪业,就会获得如此的果报,怎么可以不警惕呢?

明薛文清 曰:“易曰:‘庸言之信。’庸常之言,人以为不紧要,轻发而不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明朝薛瑄(谥文清)说:“《易经》说:‘平常说话要守信。’平常说的话,人们以为不要紧,所以就随便说。殊不知说了一句妄言,便是言语上有了过失。因此平时说话必守信用,这是最大的德行。”

宋司马温公,示刘器之 “尽心行己”之要曰:“惟‘诚’耳,其工夫先自不妄语始。”司马公又尝言:“器之平生,只是一个‘诚’字,颠扑不破。”当时市民田叟,谓:“若过南京,不见刘侍制,如过泗州,不见大圣。”何以感人如此?亦曰惟“诚”而已。观此,则“诚”字,岂有误人?人奈何不致力于斯耶?

宋朝司马光(封温国公,其介绍见前面)在谈到刘器之的“尽心行己”要诀时说:“秘诀只有‘诚’字罢了,而要做到‘诚’的功夫,就须先从不妄语开始。”司马温公又曾说:“刘器之的一生,只是力行一个‘诚’字,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从不改变。”当时的市民及乡野老农都说:“如果路过南京而未见到刘侍制(即刘器之),就如同经过泗州(今山东曲阜)而未见到孔圣人一样遗憾。”为何他会如此让人感动呢?是一个“诚”字罢了。由此可见,这个“诚”字,怎么会误人呢?世人何不在这“诚”字上下功夫呢?

译者补充:

《宋史》里刘安世(即刘器之)有关史料如下。

刘安世在职多年,神色严肃地立于朝廷之上,主持公道。他当面指斥,在朝廷上谏争,有时碰上皇上大怒,他就握着手板退一步站立,等皇上怒气稍解,再上前争辩。旁边陪侍的人在远观看,缩着头害怕得身上冒汗,都把他称作“殿上虎”,一时间没有人不敬仰他。他在家中时也从不懈怠,坐了很久也不会侧身倚靠。写字从不用草书,不喜欢歌舞女色珍宝财富。他忠孝正直,效法司马光。年老以后,朝廷上的各位贤人差不多死光了,而他岿然独立于朝廷上,并且名望更加显赫。宦官梁师成把持朝政,能定人生死,心中叹服他的才德。他找到一个安世身边的小吏吴默,让他带一封信给安世,用封大官来引诱他。吴默劝他为子孙们考虑,安世笑着回答:“我如果要为子孙考虑,就不会是这样子。我想做元年间的完人,好到九泉之下见我的老师司马光。”于是退还了梁师成的信。

任国佐,久病,设醮祈佑。任梦中闻神言曰:“任国佐平生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长,善功无一,罪恶已定,死在旦夕矣。”果卒。

夫土无定位,五行秉之为主,四时赖之以行,万物藉之以生。其在五常,则信是也。若四端无信,则亦不成其为仁义礼智矣。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人吐语出言,并无真心对人,岂能自成其人哉?若从此改悟,言行一致,表里相应,则遇事坦然,常有余裕。“仰不怍天,俯不愧人。”岂不乐乎?然此吾人所最易犯,防检最难,切毋略略放松,自绝于光明正直之乡,而入于黑暗荆棘之境也。

任国佐病了很久,于是设置醮坛祈求上天保佑。他在梦中听到神明说:“任国佐平生为人心口不一,从小到大没做过一件善事,罪恶已经定案了,死亡就在旦夕间。”果然任国佐很快就死了。

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中,土并没有定位,而五行却以土为主,四时(春夏秋冬)也须依赖它来运行,万物凭借土才能生长。所以士在五常(仁义礼智信)中主信。若是仁义礼智四端没有信,就无法成为仁义礼智了。所以说:“诚是万事万物始终都不能离开的,不诚就没有办法成就万事万物(出自《中庸》)。”现今世人说话,并没有用真心对待人,这样怎么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呢?若能从此处省悟改过,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遇到事情,必能坦然面对,经常保持宽松心情,使自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zuò,惭愧)于人”(孟子的话),这岂不是很快乐吗?然而,不能真心待人却是我们最易犯的毛病,要防范制约也实在不易,所以切勿稍有放松,使自己和光明正直的境地绝缘,从而进入布满荆棘的黑暗境地。 phzzAS7ISrkogwowAmZ7QaZlknlBm+Wh+3Sl8MQb7tnSYKttNmZMs75RvhJxTy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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