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不平，逸乐过节

奖赏与惩罚不公平，安逸享乐没有节制

赏罚不平，逸乐过节（奖赏与惩罚不公平，安逸享乐没有节制）

失轻失重，略错一分，便是不平。公道不存，人心弗服，非特无以旌功惩罪，且反足积怨招祸矣。

奖赏和惩罚太轻或太重，只要稍错一分便是不公平。公道既不存在，人心就会不服，不但无法表扬功劳惩罚罪恶，反而公积聚怨恨招致祸害。

蜀汉诸葛孔明曰：“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陈寿赞之曰：“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故当时诸将用命，虽魏延反侧之徒，帖然无有异议。李平、廖立，废徙终身，而无怨言。”司赏罚者，其鉴于斯。

蜀汉的诸葛孔明（其介绍见“忠孝”一章）说：“我的心就像秤一样，不能为人任意减轻或加重。”晋朝的陈寿评论他说：“凡是尽忠职守有益时政的人，即使与他有仇，也要给予其奖赏；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亲戚，也一定要对其进行惩罚；对于认罪、肯真心悔改的人，即使犯重罪，也一定对其进行赦免；对于虚言遮罪的人，即使只是犯轻罪，也必定对其重罚。所以当时诸将都能遵守军命，即使像魏延这种叛逆的人，也能让他甘心顺服，没有不同意见。又像李平、廖立两人，被孔明终身废除职位流贬边远地方，也都毫无怨言。”掌理赏罚的人，应以孔明为榜样。

逸乐者，人之所同欲也。《礼》曰：“乐不可极，欲不可纵。”《国语》谓：“民劳则思善，逸则思淫。”是不欲人逸也。孟子谓：“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不欲人乐也，况过节乎？然世界逸乐之根，其大者无过酒色财气。今人嗜酒，则不顾身；好色则不顾病；贪财则不顾亲；使气则不顾命。当其未值之先，俱能自解，亦能劝人；及至境遇当前，便昏然身自犯之。只是看得破，忍不过耳！苟能体认“逸乐过节”四字，则习情能改，熟境当忘，造到“欲寡心清”，便可“顶天立地”。

逸乐，是人人都想要追求的。可《礼记》上说：“享乐不可没有限度，欲望不可任意放纵。”《国语》上说：“人民经常劳动，就会心存善念，若是过于安逸，就会常思淫欲。”这是劝人不要过于安逸。孟子也说：“因为忧患才生存发展，因为享乐才走向衰亡。”这是劝人不可享乐，何况是没有节制呢？世上逸乐的根本，最大的无过于“酒、色、财、气”。现在的人喜欢喝酒，往往不顾身体的健康；喜好淫色，往往不顾得病的危险；为了贪财，往往不顾亲情；一生气，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不管了。没碰到事情之前，人们都能了解这些道理，也能劝诫他人；等到身临其境时，便头脑糊涂，进而去做这些危险的事。只看得清楚，却抵挡不住诱惑，忍不住罢了！若真能体悟“逸乐过节”四字，那么习气就能改除，熟悉的欲境必能忘掉。若能做到“清心寡欲”，便可达到“顶天立地”的境界。

志公和尚，与梁武帝论及乐事，请帝出死囚数人为验。既而命囚，各持满水，周行堂下。戒曰：“杯水不溢，当贷汝死。”既命，作乐以动其心。良久视之，无一滴溢者。帝乃叹曰：“汝闻乐乎？”曰：“不闻。”师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闻乐？”

人能如此恒怀畏惧，则逸乐之心，自然不生矣。

志公和尚，有一次与梁武帝（其介绍见“讪谤圣贤”一章）谈论音乐时，请武帝放出几位死囚来做试验。梁武帝于是命令每位死囚装满一杯水，在大堂里绕行一周，并告诫他们说：“谁能让手上那杯水一滴都不漏出来，朕就免他一死。”梁武帝随即又命人演奏音乐以扰乱他们的心神。过了好久，看看他们，竟没有一人杯中的水滴下来。武帝惊叹地说：“你们听到音乐了吗？”死囚们都回答说：“没听到。”志公和尚说：“他们怕丢掉性命，惟恐杯中的水漏出来，怎么会听到音乐呢？”

人若能像死囚这样，一直保有畏惧之心，那么逸乐之心自然就不会生起了。

于铁樵曰：“运甓之精勤，冰渊之兢业，豪杰圣贤莫不皆然。我何人斯？而敢宴然侈然？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惟无志于自强，故苟无迫切关身之事，便思自在度日；若有志自强，则吾身所当为之事，无穷无尽，真有惟日不足者，不暇乐，亦不敢逸也。”

于铁樵先生说：“搬运砖块的精进勤劳，临渊履薄的兢兢业业，古来圣贤豪杰无不如此。我是什么人呢？竟敢安然享乐、骄纵狂妄？《易经》说：‘天地运行永远都那么刚强劲健，君子应当学习其自强不息的精神。’人因没有抱负促使其奋发图强，所以若无急迫的事情，就只想着悠闲自在地生活；如果有志要自强，那应做的事就会无穷无尽，觉得时间不够用，哪有闲暇去玩乐，因此也就不敢放逸了。”

宋范文正公曰：“吾每夜就寝，必计一日饮食奉养之费及昼所为之事，若相称，则鼾睡熟寐，无复愧耻。苟或不然，终夜不能安枕。”

宋朝范仲淹（谥文正）说：“我每晚就寝前，一定计算一天饮食奉养的花费及白天所做的事情，若我所花费与我所做的事相称，就酣睡无虑，不会感到惭愧和羞耻，如果不是这样，就整晚不能安睡。”

宋司马温公言：“先公为郡判时，客至置酒，或三行五行，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枣、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竹木。当时士夫皆然，人不相非也。

宋朝司马光（封温国公）说：“先父当郡府判官时，客人来家吃饭喝酒，奉酒三五次，最多不超过七次。酒是在市上买的，水果只限于梨子、栗子、枣子、柿子，菜肴只限于肉干、肉酱、菜羹。器具则用瓷器或上漆的竹木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都是如此，所以人们也就不会互相批评。”

宋仇泰然，守四明，与一属官相得。一日问及日用之数，对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许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惊曰：“某为太守，居恒吃菜，公乃日日食肉，定非廉士。”遂疏之。

宋朝的仇泰然，在浙江四明做太守时和一位部属相处很好。有一天，他问对方日常生活费用的数目，部属回答说他一家十口的费用每天要一千钱。仇泰然说：“为何会花费那么多？”回答说：“早餐吃些肉，晚餐吃菜羹。”仇泰然惊讶地说：“我当太守，平时大多吃蔬菜，你却每天都吃肉，一定不是廉洁的人。”于是慢慢疏远他。

元有太学二生，生同年月日时，同中乡试，同日选官，一授鄂州教授，一授黄州教授。未几黄州者死，鄂州者大惧，处分后事，数日不死。乃备礼往吊，哭曰：“我与公生年月日时同，出处又同。今公先我而逝，我即死，已后公七日矣。若有灵，宜托梦告我。”夜梦黄州者告之曰：“公凡事省俭，故寿；我享用过节，故促也。”

元朝时，有两位太学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他们同一年考中乡试，同一天被派任官职，一位被派到鄂州（今湖北省东南部，古武昌）当教授，另一位被派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当教授。没过多久，黄州教授死了，鄂州教授非常害怕，就把后事料理好，可过了几天竟然没死。于是他准备祭礼，前往黄州祭吊，在黄州教授灵前哭着说：“我和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出身也都相同。如今你已先我去世，即使我现在死了，也已经晚你七天了。倘若你有灵，就托梦给我。”当晚他就梦见黄州教授告诉他说：“你凡事都知节俭，所以能够长寿；而我却享受过度，所以才会短命。”

梁富人虞氏，临大道起高楼，日夕与美人歌宴博弈于其上。博者胜，掩口而笑，适有三客过楼下，鸢衔腐鼠堕客，客举头正值其笑，大怒曰：“虞氏富乐久矣，我不侵犯，何为辱我？”乃聚众灭其家。

顾锡畴曰：“纵高楼不临大道，亦有奇祸。所谓骄奢之灾，祸非一致也；然骄奢之祸，惟女色最烈而至速。尤当首戒。”

务实野夫有云：“皮包骨肉并污秽，强作妖娆诳惑人。千古英雄多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尘。”人能知得其理，并于“见他色美，起心私之”及“淫欲过度”之注，而敬守其法戒焉，则色色空空，庶不为逸乐所祸哉。

梁朝时有位虞姓富人，临大道建起一座高楼，早晚都和美女在楼上歌唱欢宴赌博。有一次，他赌赢了就以手掩口而笑，刚巧有三个客人路过楼下，这时一只老鹰衔着的腐鼠飞过，腐鼠掉落到客人身上，客人抬头观望（查看腐鼠从哪里来——译者注），正好看到他在笑（疑为他投——译者注），大怒说：“虞氏富有欢乐太久了，我并不想侵犯你，为何你却侮辱我？”于是就聚集众人将他家的人全部杀死。

明朝顾锡畴先生说：“高楼纵然不是临大道而建，也会有奇祸临身。骄奢淫逸带来的灾祸不一定相同，然而其祸害惟以女色最严厉而且来得最快，尤其应当首先戒除。”

务实野夫说：“美女的皮下含藏着骨肉和屎尿污秽，却勉强装出美丽娇媚的样子来欺骗迷惑世人。千古以来多少英雄为美色犯罪甚至死亡，死后都被埋到土坑中变成灰尘。”人若能懂得这个道理，并对“见他色美，起心私之”及“淫欲过度”能够深入了解且谨遵教诫，就能看透美色，这样才不会因沉迷逸乐而招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