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初直到纳粹上台之前，咖啡馆生活是老维也纳的一大特色，而皮特·阿尔滕伯格（Peter Altenberg，1859—1919）正是这种生活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如今，他的名字在德语地区之外已经鲜有所闻，但是对于那些日后获得世界声誉的伟大人物来说，阿尔滕伯格仍然是一块试金石，可能多少也是因为他几乎完全无缘于世俗的功成名就。他出生优渥，偏偏选择当乞丐。对犹太亲友来说，他就是个Schnorrer：讨债的。他晚上睡在廉价旅馆，除了他最喜欢的咖啡馆，没有真正的住址。但是所有作家都知道他身怀绝技。他能把一整套人生观注入最简洁的段落，每次倒满几小杯，这个本领无人能及。他说过的话早就有人引用，这让我很开心。1983年我在斯塔滕岛的一座仓库里找到一本书，是“一战”时期出版的，收录了阿尔滕伯格的一些零星言论。于是我在哥伦布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打开这本书，这部微型著作犹如一颗小流星击中了我的前额，在此之前它已经流转了将近七十年。

能把一个健康人搞垮的也就两样东西：情感问题、野心，还有经济上的大麻烦。可这就已经三样了，其他的还多着呢。

皮特·阿尔滕伯格，《收获》（ Fechsung ）

阿尔滕伯格为了生计而忙忙碌碌，但只要动起笔来，就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两句话呈现一个世界观。有时只需四个单词。阿尔滕伯格众多的年轻情妇中有一位曾经泪眼婆娑地抗议说，阿尔滕伯格对她的兴趣“仅仅”（nur）是性的吸引。阿尔滕伯格问道：“Was ist so nur?”（哪里仅仅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维也纳，阿尔滕伯格是人们最欢迎的乞白食的人，沙龙里的老油子，无可救药。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都是远比他有地位的著名作家，但他俩都崇拜他。一流的文体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甚至连托马斯·曼后来都承认他是现代最伟大的德语大师——常常说阿尔滕伯格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并在阿尔滕伯格死后编辑了他未出版的文章。卡夫卡说阿尔滕伯格能够发现“这个世界的精彩，就像在咖啡馆的烟灰缸里找到烟头一样”。伟大的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是犹太人，但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总是模棱两可，对犹太裔作家往往也缺乏耐心，但阿尔滕伯格是个例外，克劳斯对这位精神不太稳定的门客总是给予耐心、关爱和经济上的支持。这些功成名就的作家有着足以燎原的天才烈焰。阿尔滕伯格只是擦出了火花，但已足够绚烂耀目。

阿尔滕伯格写的东西很少超过几段话的长度，全是他在乞白食和喝酒的间隙，伏在咖啡桌上随手记下的。更为勤奋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另一个自我，更少羁绊，毫无野心，也不必恪守诚信道义。他是那些不堪理想重负者的理想。后来，几乎神话般的小乔伊·古尔德在纽约备受e. e. 卡明斯和约瑟夫·米切尔推崇，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区别仅在于小乔伊·古尔德总在“撰写”一部永远不会得见天日的巨著，而阿尔滕伯格则是一位真正的文学人。二十世纪末，杰弗里·伯纳德在伦敦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最后写伯纳德的文字远多过伯纳德写的文字。但阿尔滕伯格的只言片语总会定期发表，甚至“一战”期间仍然如此，而咖啡馆哲学家们会引用最精彩的那些点滴。

对于真正的学者——了不起的博学家埃贡·弗里德尔只是其中之一——阿尔滕伯格作为一个福斯塔夫式的流浪学者也有值得艳羡的地方，特别是他的女人缘。他那无赖的眼神，两撇下垂的胡须，杂乱无章的个人习惯，女文青们简直毫无招架之力，她们涉世未深，心目中成熟的男艺术家就是这副模样。尽管阿尔滕伯格对妓女的兴趣很可疑，尤其是下层的未成年少女，但他对有抱负的年轻女知识分子也不会视而不见。于是不少好人家的掌上明珠被阿尔滕伯格诱骗到他的便宜旅馆，结果女孩失望地发现，品评她的诗歌只是阿尔滕伯格的第二要务。阿尔滕伯格为了考虑男听众的感受，总把自己的情场战绩说成灾难，但谁也不会上当。然而，作为一种文学策略，自我贬低的优势在于能将自我塑造为喜剧。将失败的一生糅进一个段落，阿尔滕伯格的这一手不输林·拉德纳，尽管他们之间远隔重洋。你可能觉得拉德纳写车里的一家人，那个一问一答之凝练举世无双。（“爸爸，我们迷路了吗？”“闭嘴。”他解释道。）但是“哪里仅仅了？”甚至更干净利落。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提出，最好的作家就应该兴之所至，脱口而出几句即可，二流人物则会把这些话变成一本书；阿尔滕伯格充分满足了这一要求。他除了脱口而出的话，什么也没留下。这些话也很少是名言警句——那样就太像刻意为之了——但它们却总能余音绕梁。“哪里仅仅了？”便是绕梁之句。他只说那么多，但却让我们忍不住想接着往下说。余下的故事就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也许就是下面这样的。

俗话说，男人玩弄爱情是为了性，女人玩弄性是为了爱情。这后半句更可能让人感到有趣，因为前半句更接近事实。然而我们仍然有继续追问的理由。兰尼·布鲁斯说：“男人连泥也会操。”他还说男人会和百叶窗性交。这些话应该会让不少人哑然失笑，但若不是有点道理，也不会有人笑了。很多男人为了干上一次，什么事都做得出。但他们未必就会玩弄爱情。更有可能的是男人被爱情戏弄。基因决定论长期以来备受女性主义者攻击，她们更愿意相信男性的行为是由社会因素决定，包括他们声称是“受本能驱使”的行为。这一信念可以理解，甚至值得鼓励：一个男人做了错事之后无法怪到生物学头上，这于正义是有利的，不过要是到了动动邪念就是犯罪的程度，正义也就受损了。但是，一个男人最初受到一个女人的吸引，一定伴随着某种清晰的启示般的力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了那些从没有这种感觉的人。令人感伤的爱情观并非浪漫主义，反而应该是这种现实的描述：爱因欲望而产生，在理解中成熟。对所有当事人来说，最好是承认爱总是以最大的力量直接击中一个人。

“浪漫爱情是现代概念”的观点同样站不住脚。除却维吉尔笔下的狄多与埃涅阿斯，拉丁语诗歌中没有多少超越凡俗的浪漫爱情。在卢克莱修笔下，情人们互相扯掉衣服，但之前和之后也看不到多少精神性的东西。普罗佩提乌斯这样倾诉自己的情伤：“辛西娅先用她的双眸把我毁了／虽然还没有女人碰过我。”没有人因爱情而升华，除非你算上卡图卢斯，尽管他显然是喜欢女人的，但他对女人从未表现出对已故兄弟那样的深情。不过，至少在古希腊诗歌中有一个耀眼夺目的例子，而古希腊诗歌是早于拉丁语诗歌的。特洛伊城化为灰烬，只因帕里斯被海伦的美貌倾倒：这几乎就是西方文学中发生的第一件事。它还会一次次地发生。大卫王见到拔士巴沐浴，便有了为她赴汤蹈火的心。这样的故事在但丁和彼特拉克那里变得更为优雅，但最初相见时的震撼是一样的：只能在远处欣赏的贝雅特丽齐激发了《神曲》的灵感，从不曾被他占有的劳拉在彼特拉克创造《抒情诗集》的全过程中占据了他的身心，这部诗集就是以递进的变幻视角看同一个故事，读来仿佛他正缓缓绕着一颗展览中的钻石踱步。而这两位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并非在建立一个传统：他们只是在赋予一个早已存在的传统以新的动力。在各个层面上，“典雅爱情” 的传统都延续至今——最感人的锡盘巷 和百老汇歌曲都是关于得不到的女孩——主要是诗人为一名素昧平生的女人的“爱的凝视”（visione amorosa）而相思成疾。熟悉一个女人不会增强爱情，一旦发生，反而会削弱爱情。（唐·何塞觉得卡门是天仙下凡，直到她把他的人生变成地狱。）在莎士比亚笔下，彼此爱慕的报偿是让人心醉神迷的情话，而互相占有的回报是烦扰和毁灭。

多恩和马维尔把爱人带上了床，但他们的长篇抒情都是在宽慰爱人，她的魅力丝毫不逊之前那个矜持的她。蒲柏的诗歌看似鄙夷典雅爱情，但诗人对浅薄少女的嘲讽明显事出有因，他的身体面对美色早已无能为力，头脑却依然蠢蠢欲动，嘲讽就是为了两相抵消。他笔下叽叽喳喳的甜美少女千人一面，随便哪个都可以代表全体。《夺发记》离恋物癖已经不远：一绺头发和卡萨诺瓦看到被子底下的身体曲线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只要他觉得那是个女的。普希金对美女的足部也有同样的感受。叶芝，现代最伟大的自省式诗人，常常轻而易举地坠入爱河，给妻子的交代却称得上冷酷，说他配不上她的坚贞。他会因为年轻女伴的美貌而赋予她们其实并不具有的优点：这是一种很寻常的反应，情感本身丰富到了一定程度，想象力便会被调动起来丰富情感的对象。天才的年龄越大，爱慕的对象越年轻，最能证明这一趋势的人是歌德，虽然说起来有点叫人尴尬，但他七十四岁高龄时幻想自己还有机会获得十九岁的乌尔丽克·冯·莱韦措的芳心。尴尬固然不小，但却催生了那首名为《玛丽安巴德悲歌》（“The Marienbad Elegy”）的伟大诗作。那个时代最智慧的人被灼烧灵魂的激情攫住，这一激情无关智慧——他认为自己的大脑就和她的容颜一样迷人——但是，尽管智慧是激情的同谋，却很少是煽动者。本能看上去更像是始作俑者：一种能调动起大脑全部美学机制的本能。头脑越是强大，人也就越像个傻瓜。黑兹利特的《爱情之书》（ Liber amoris ）是对这个主题的深度解剖：拿他自己开刀，而且不用麻醉。

常常轻易坠入爱河的男人应该为全世界做件好事：不要把自己的激情太当回事。最重要的，这是为女人们做件好事。阿尔贝·加缪遇难前那个星期，还给五个不同的女人写了信，把每一个都称为生命中的挚爱。可能他每次那么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只是他很早就已经明白，他那近乎可笑的多情善变总会让那些他曾钟情过的女人付出沉重的感情代价，结果往往很可怕。他的女人们还是会原谅他，因为他与生俱来的魅力无穷无尽，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总是做好了承认自己轻浮的准备。这种自知之明也意味着公正的仁慈：加缪也许会因为偏心某位年轻貌美的女演员而请她出演自己的某出舞台剧，但他不会因为不再喜欢那人而把她赶下台。可叹的是，乔治·巴兰钦远没有这样的教养。这位编舞大师统治纽约的芭蕾舞界，仿佛那是他的世袭领地，在他众多特权中也包括“初夜权”。年纪越大，他与他的年轻芭蕾演员之间的情事越惊天动地。女演员们倒是常常亲口承认，她们本人是受益者，但是巴兰钦对天赋过人的苏珊娜·法雷尔的所作所为叫人不齿。法雷尔爱上并嫁给了一个年轻的舞蹈演员，巴兰钦为此把她从剧团开除，妨害她的事业发展整整十年。等她重新归来，巴兰钦显然已是自损八百。舞蹈界对佳吉列夫的故事仍记忆犹新，他曾为尼因斯基燃起嫉妒的烈焰，充满艺术的毁灭性——尼因斯基曾是佳吉列夫温顺的同性情人，后来却娶了一位芭蕾舞女演员，佳吉列夫果断将他开除，因此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剧团实力，影响了之后的发展——这本该让巴兰钦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下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也许他确实意识到了，但还是明知故犯。巴兰钦无疑是一位天才，而他竟然会让一种被理想化的激情干扰自己的创作，这一事实本身丈量出老男人被年轻女人吸引时的疯狂程度，足以让人心智失常。他为法雷尔编写了伟大的《堂吉诃德》，由自己扮演堂吉诃德，显然是希望驱散缠绕自己多年的心魔。有一段双人舞是这位老糊涂的西班牙绅士表白自己无望的爱情，场面悲哀到无以言表，虽然作为赎罪还是不够：他应该自鞭忏悔。

我们自己的时代，最不“典雅”，或者说最缺乏“典雅爱情”心态的要数菲利普·拉金：把心和灵魂交给一位女性，让自己成为奴隶，这是他最不屑一顾的事。游吟诗人开启的“唯爱人之命是从”由他一手终结。遇到爱情（或者用他晚年的话说，“又一次爱情”），他总是提前自保，手法是写一首诗。写诗不是为了入场，这诗正是他的退场券。不过，一见钟情所具有的揭示力量是他最常用的一个主题。“最新脸庞”不言而喻：一长串美丽脸庞中的又一张新脸，却足以让所有的骚动从头来过。从古至今，所有文学证据都表明了一点：在美色面前，男人都是傻瓜，他们会把各种美德赋予美貌，直到现实经验打破这一错觉。再聪明也无济于事，因为一见钟情不是来自特定的判断力；一见钟情是突然发生的，这一突然性之完整犹如婴儿对母亲声音的反应。女性的美始终被男性诠释为神圣的善在尘世的化身。偶尔出现的邪恶天使，从莎乐美到孔德丽，从莉莉丝到露露，都是有意识地尝试一种反常的主题变异，如果人们所期待的不是恰恰与之相反，它们就毫无艺术价值了。对男人而言，最初、最不假思索的赤裸裸的崇拜激情正是最严肃的。它是里程碑式的，皮特·阿尔滕伯格早就一言以蔽之。“哪里仅仅了？”他有自知之明。在他那个能够毁掉男人一生的两样东西的长单子上，不妨也可以加上：缺乏自知之明。 S1qVSR0yvNfRLTTNhCzFMgtKdPyexs1nct5Sqfgrv9pPVxU3j3asC79u2gpRT8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