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出生在敖德萨，在基辅接受教育，作为大革命前彼得堡风采的化身，因诗歌成就不朽。她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俄国诗人，但那是一个乱世。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戈连科，笔名阿赫玛托娃，早已披挂上俄国文学界最耀眼夺目的法语修饰词：她的作品是“先锋的”（avant-garde），她的人则是“妖冶的”（femme fatale）。无数男诗人对她的断鼻之美趋之若鹜，她后来的丈夫尼古拉·古米廖夫便是其中之一。革命之后，古米廖夫是最早的文坛牺牲品之一。后来，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作《安魂曲》中提到了古米廖夫的命运，这也是诗中最常被引用的部分。（“夫亡，子囚/为我祈祷。”）在沙皇时代末期，她受到的迫害至多就是自己的印象主义诗歌不被理解，还有她的魅力招来女人们的诅咒。但后来她却先是成为悲剧人物，继而变为女英雄。1922年之后，她被划为资产阶级分子，在出版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二战”结束后，1946年，她遭到掌管文化事务的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整治。她不能出版新作，所有旧作都被说成偏离社会主义建设。她在国外的名望使她在国内还能继续生活，但是日子也绝不可能好过；对她的监视一刻不曾松懈。五十年代，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反，官方甚至出版了一本经过审查的诗集。（《安魂曲》未收录：以赛亚·伯林1946年在莫斯科拜访过她，他曾预言只要苏联存在，这首诗就不可能发表，他是对的。）然而，她的作品始终在地下流传着，无论是作为小册子还是以俄罗斯人致敬伟大的特殊方式，即口口相传，在记忆中长青。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自由传统的化身，虽然这一传统早已俯首称臣。于是，她成了激励人心的象征，但是一个诗人一旦比自己的诗歌更有名，这往往意味着她正出于外因而被祭奉于她本人荣耀的圣坛之上。就阿赫玛托娃而言，这个外因是政治。像她这样一个女人不至于被称作女英雄，这才是理性政治的标识。

普希金的抒情宝藏……

安娜·阿赫玛托娃，《普希金的〈石客〉》

有些语言天然地就比其他语言更优美，俄语便是其中之一。对任何学俄语的人来说，“抒情宝藏”这样一个短语如同穆索尔斯基歌剧里的二字咏叹调，在纸面上便吟唱起来。我一见到这个短语就把它记了下来。1968年，西德出版社“语言文学联盟”推出了一部精彩的两卷本阿赫玛托娃作品集，包括诗歌和散文。1978年我在伦敦买了这套书，那时我正处于学习俄语的第一阶段。我终究没能抵达最后阶段，连靠近都谈不上：不过我确实达到过读散文不用怎么查字典的程度。（想要快速扫荡另一种语言文化的学生们，请记住：散文总是入门的最佳选择。）通过阅读阿赫玛托娃的散文，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全职文学评论家，假如她曾获得这样的许可的话。她当然没有，这就是关键所在。

如果革命不曾发生，那么主宰这本书的可能就是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咖啡馆了。尤其是彼得堡，它会与维也纳旗鼓相当。（如果纳粹不曾掌权，维也纳和柏林也会继续与巴黎难分上下，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很快会接着谈这个问题。）革命前的几年里，俄国文化大潮高涨，革命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才渐缓渐止。（在移民群体里，这股热潮则从未减弱，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确实逐渐式微：佳吉列夫在各个艺术领域都有影响，但巴兰钦的影响力只限于芭蕾舞，而努列耶夫和巴雷什尼科夫虽然开创了新局面，但也只是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两位都非常了不起，但仅仅是舞者而已。）革命继承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最初的十年里，新政权似乎是梦想实现之后慈祥的守护者。西方的左翼文人此后又自愚了数十年之久，认为这个政权在解放人民创造力的永恒斗争中会以艺术为政治武器，从而带来新的可能性。色彩艳丽的宣传火车和吉加·韦尔托夫剪辑漂亮的新闻短片被视为活力和真理的标志；它们确实是活力的标志，但却不是真理的。

西方为苏联辩护的人们普遍认为，虽然自我流放的斯特拉文斯基毫无疑问享受到了个人自由，但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却因为受到政权的赏识而收获颇丰；他们一般认为，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艺术家与中央集权国家之间就建立起了富有成效的关系。事实上，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对艺术家拥有绝对的权力。上峰愿意容忍时，他固然可以网开一面，但这种宽容在1929年被撤回了，即便对那些曾以为这一切是场梦的人也是一样。（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是致命的：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他的自杀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他不再疯了。）

阿赫玛托娃始终试图与革命保持距离，这是她值得称道之处。但革命对她从来不曾以礼相待，又岂会与她保持距离？早在1922年，她的诗就被认定为缺乏政治功用（这倒也不假），她也被禁止继续发表诗歌。1940年禁令暂时有所放松，但我们仍需记得，阿赫玛托娃作为诗人的身份早已被剥夺了。她主要靠翻译和接点写文章的活儿维持生计。（因此，1947年将她开除出作家协会的威胁无异于死刑宣判。）赞颂普希金，正如她在那篇提及普希金“抒情宝藏”的文章中所做的，就是她可以说的最具颠覆性的话了。如果一位诗人被认定为表现出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或者像普希金那样，预言了正确的方向——那么，赋予他特定的才华以某种价值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如果她还想谈谈其他人的“抒情宝藏”——比方说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那她就会遇到不同寻常的麻烦。1938年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死在了流放地。他一度爱上了阿赫玛托娃，就跟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男性诗人一样。阿赫玛托娃对奥西普的爱恋也做出了回应，这让奥西普的妻子娜杰日达很是懊恼。读她的主要作品，回忆录《一线希望》（ Hope Against Hope ），我们发现她还是原谅了阿赫玛托娃致使丈夫疏远自己。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知道，光彩照人的阿赫玛托娃一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罗斯托夫，她需要被崇拜：她天生就会勾引人。如果没有革命，阿赫玛托娃本可以把她魅力四射的天性加工为创作主题，就如埃德娜·圣文森·米莱一般，而且效果会更好。但历史没有给她升华柔情的机会。历史反而让她成了女英雄。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当然有比这更残酷的命运，但阿赫玛托娃的命运已然足够残酷。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她本不必承受这样的命运。历史亦本不必如此。但这就是历史：有关本不必如此的一切的集合。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对于那些被剥夺了一切其他自由的人们来说，艺术仍然是重要的：其影响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比之前更为重要，这正是艺术之价值的证明。对俄罗斯人来说，阿赫玛托娃的象征意义不仅仅在于她做了什么，更在于所有那些她无法去做的事情，令人唏嘘惊叹。作家、知识分子妮娜·贝蓓洛娃是阿赫玛托娃的仰慕者，她于1921年离开苏联，也就是古米廖夫被枪决、阿赫玛托娃被禁的那一年。贝蓓洛娃生命最后几年写了一部有趣的书，名为《斜体为我所加》（ The Italics Are Mine ，1991），从跌宕起伏的悲惨流放生活一直讲到晚年（她于1993年在美国去世）。在书中，她讲了“作家图书馆”的故事，那是莫斯科的一家书店，革命之后，旧知识分子写的书在那里被用来交换食物。如果不曾发生革命，作家图书馆仍会是最吸引人的书店之一。你可以在那里用餐，来一杯酒，写一首诗，谈谈恋爱，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那里畅所欲言。那是一家文化咖啡馆。一夜之间，俄罗斯的城市里再也没有这样的地方，只有在你的脑子里可以过一种精神生活。这一念头足以让人陷入绝望，所幸我们依然看到人文主义价值是现实的存在，而非虚幻的空想：即便在精心策划的剥夺之下，这些价值依然坚存不灭。1947年对阿赫玛托娃来说是尤其艰难的一年。她几乎被剥夺了一切，只剩一息尚存。然而，她可以说自己是富有的。还有普希金可以读，她就仍然拥有“抒情宝藏”。这样的宝藏才是我们真正的薪火永传的宝藏，也正是本书背后的信念。 amatRbBA65t7hbNKd+f5CuweJR/PecbnhOGJ/iUqnV6YUk+7wSEM5WzV6HViHQ3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