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用了四十年时间写这本书，四十年里我慢慢意识到，这部作品若要忠实于我人生经历的格局，那就不会有任何格局可言。它会像我的书桌桌面一样，我上次刚雇了助手来整理，看起来他又得再来一次了。我要写的这本书起源于我读过的那些书。早些年，有几次我不得不把手头最好的书卖了换吃的，所以我从不在书上画线。条件改善之后，我就不再那么谨小慎微了。我开始在段落下面做记号以备将来参考之用，不久又开始在那些记号旁做批注，接着又在卷首或卷尾的空白衬页上写更长的笔记。蒙田正是这样创造出现代散文的，起初我构想的也是一篇散文：比一般的散文长，但还是散文的结构，一条主线贯穿全文，观点不求多而务求精，最后来个漂亮的收尾。

我的很多页边批注都已经用进书评和期刊文章里了：这些文章本来就采用了散文的形式，结集成书后，我就更堂而皇之地冠之以散文之名。但我总觉得其中有些注解只适合更宏大的写作计划，要留待将来之用，或许是在我生命将尽之际。然而，当那个终点已清晰可见，我开始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宏大计划。

存在的只会是一串彼此相连的节点，它们的运作方式类似人类的思维在时间流逝之中运作的方式——至少我自己的思维是这样：动荡奔涌的黑色海洋之上有一条清晰的星光之道，或明或暗，仿佛一艘幽灵船驶过，在洋面洒下磷光。远远不止一个主旨，而是有好几十个。我想同时写哲学、历史、政治和艺术，写几次大灾难中这些领域所发生的事。我出生于1939年，正逢第二次大灾难（第一次是“一战”），随着我长大成人，这些灾难也继续摇撼着世界。即便是在一个理想世界，这些领域恐怕也难以截然分开，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远谈不上理想的世界里，它们更是不可避免地彼此交融。在我看来，哪怕是在最好的时代，其中任何一个主题也不可能拥有任何外在的秩序：其秩序只可能是内在的、复杂的、有机的。而在最坏的时代里，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它们中的任何两个或多个放在一起都必然展现同样的效果，且加倍让人眩晕：有机的复杂性混杂在一种结构中，它是如此盘根错节，从中提炼出的任何秩序都只能说是暂时的。

好吧，就是这样。现代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警告，不能把简化之物看作是真实。极权对无辜的人施暴，背后的动力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难道不正是草率拼凑之物吗？随着将思考整合起来的时机愈发成熟，我也形成了一个看法：必须避免草率拼凑。

所以，本书的主旨就是如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果我写作得法，那么表面的随意无序中也会产生主题，让这部作品明白易懂。但阅读本书无疑会令人难以平静。书中的故事属于那些让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即便是对我们这些有幸置身事外的人来说。绵密的文本之中也穿插了我自己相对幸运的人生中的某些直接经验，但愿后者能多少缓解阅读之难，但我并不想为此开脱。如果这本书不难读，那么它也不可能真实。

有些年轻读者也许会疑惑，为什么这书里尽是些被遗忘的名字，行文进展又如此突兀难料，那么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欢迎来到二十世纪，你所生活的世纪脱胎于二十世纪，正如一道黑烟从石油大火中升起。我要说的第二点，虽然附属于第一点，却更为重要：这里有着太多的生死存亡。十九世纪是伟大的语文学家欧内斯特·勒南的时代，尽管有法国大革命这个反例，“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仍然被认为是纯粹的福音。如果说十八世纪意味着开启理性的时代，那么断头台冰冷的咔嚓声依旧在耳边回荡的十九世纪则旨在通过科学来弥补理性让人遗憾的种种缺陷。除了先知们——狄更斯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天性乐观——那些渴求哲学视野的人们很少怀疑人类知识的拓展一定会（借用勒南的经典表述）“催生受启蒙的人类”（élargir la grande famille），从此享受数学般精确的正义。时至今日，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残酷，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要怀疑的。勒南所津津乐道的“科学的未来”（avenir de la science），可以用我们的昨天做一个评估，那个科学把城市夷为平地、把无辜孩童送进毒气室的昨天：不管我们对科学还有多少不了解的地方，至少有一点我们已经领教，即科学不一定就是良善。但是在人类知识整体的某处，人文主义仍然在向我们召唤，那毕竟是证明人类应该拥有智慧的最好理由。

然而，这个召唤越来越微弱。艺术以及有关艺术的学术无所不在——这是不会灭绝的消费品，一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可以占有这些产品，同时自诩超越了物质主义；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显赫夺目——但是人文主义却无处可觅。科学是罪魁之一：并非科学实际的成果，而是科学的语言，这种语言被“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拥趸拙劣地模仿，反倒让真正的文化遥不可及，而这种文化本应是文化学者最应该去关注的。同时这也促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拜物教，这一教派的巫医们除了晋升之路什么都不关心，将人文学科作为角逐名利之用，给那些仍然热爱自己所学之人做出了恶劣的榜样。学问专著成千上万地出版，然而“学问本身值得追求”这一点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学问常常为恶所用，如今人们质疑它有何好处，而且通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任何好处都有市价，和商品无异。人文主义没有立即能变现的用处，其“无价”（invaluable）也正在于此，这一信念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举步维艰，以至于望文生义为“毫无价值”（valueless）的意思了。事实上，越是精于世故的人越是如此。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这个新世纪得以存留，必须后继有人。这些继承者必须拥有记忆，而这个记忆的一部分与那个他们尚未出生的时代有关。

可怕啊，那个时代。聪明、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如今面对一个无辜生命被成千上万杀死的时代，他们若是认为自己的父辈对一切漠不关心，那也完全情有可原；当一个人已经开始谢顶，他确实更容易满足于现状。但是，在他们的父辈长大成人的时代，无辜生命正被成百万地屠杀。纳粹德国的真相是一下子敞开在世人面前的，远远打破了绝望的底线。苏联的真相是逐渐为大众所知的，但到了最终全部浮出水面的时候，带来的绝望却更为复杂深重。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屠杀场的时代，一个角斗场的纪元。但是累加的毁灭产生了一个建设性的，甚至是有益的成果，并且独一无二。这使得我们努力反思自己过去的思考方式。至于我本人，这使我努力思考我似乎同样热爱着的所有创造领域，不管它们在所谓的文艺等级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我热爱诗歌，但是布莱希特和聂鲁达这样的杰出人物也只是众多为极权力量推波助澜的天才诗人中的两位。我热爱古典音乐，但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难以形容的门格勒医生也喜欢。我热爱现代小说无所畏惧的包容性，但是《长夜行》（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这部精彩的奇幻作品的作者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也写出了《略施杀伐》（ 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 ），一部种族主义狂热分子的祈祷书。考量之下，所有这些崇高的艺术活动本身都成不了非理性这一毒药的解毒剂。非理性是人类事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获得生命必将贻害无穷。不那么崇高的活动就更不用提了。我热爱流行音乐，但是只需看一眼约翰尼·罗滕就足以明白，为什么连党卫军也会不时把手下以莫须有的渎职罪名送上军事法庭，最近更是有一些说唱乐的歌词，它们与《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唯一的区别就是水平更差一些。我热爱体育运动，但是莱妮·里芬施塔尔也喜欢，她也证明了电影不必有任何人文主义的元素：《意志的胜利》（ Triumph of the Will ）是所有人都应该观看的奇观，但没有人应该喜欢。关于喜剧——我的专业领域之一——有种观点，认为它与政治恐怖是天然的对立面。真是这样就好了。但是有太多人亲眼见到莫洛托夫一面签署死刑令一面开玩笑，也有太多证据显示希特勒讲过不少好玩的笑话。如果没有一个艺术领域从未被腐蚀过，那么人文主义到底何去何从？

慢慢地，我意识到是我找错地方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一个早熟的后现代主义者，我自己也常常被批评，因为我会把诗的写作和国际汽车大奖赛的赛车放在一起讲，或者把体操运动员和跳水运动员说得好像他们是雕塑家一样（我想象自己把体操奥运冠军格雷格·洛加尼斯吓了一跳）。这是个痛点，但痛点往往揭露出真正的要害。人文主义并非存在于单独的活动中，而是它们之间的联结。人文主义是具体而自由的关怀，在意一切创造冲动下产生的优秀作品，而创造冲动与破坏冲动的一个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世界的丰富性。集中营的建造者可能也是某种类型的创造者——一位建筑师为了设计更好的水泥立柱来支撑通电的铁丝网而愉快地工作着，这样想象未尝不可——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人类创造冲动的出口彼此相连，人文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联系中得以彰显。要理解和留存这一错综复杂的联结，意味着与所有企图削弱这一联结的势力抗争到底。

在做了三十七年的准备之后，我得出的便是以上这个结论。为了混口饭吃，我一直在干其他工作，但这本书始终在我心里，藏在心房的后面，相当于储藏室和洗衣房之间的那个位置。我花了三年时间完成这本书，随着写作的进行，主题没有分门别类的后果愈发显现。所谓区分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与我的观点激烈冲突，但如果我下定决心避免这样宽泛的区分，一个问题就势必一再重现，即全书的统一性从何而来。无数个漫长的白天黑夜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反复强化一个我在写作中始终保持的信念：统一性来自于风格。从我职业生涯的开始，每写一篇文章，只有当按部就班推进的观点被突发奇想打断的时候，这篇文章才有可能鲜活起来，也只有在充实发散的过程中才会整理出头绪。换言之，我用写诗的方式写散文。年轻气盛时，我曾把诗歌定义为任何只能在独立于语境时被引用的文字。后来，年纪和野心都渐长，我竟冒失到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定义散文了：不管文章有多长，它的每个部分都应该依赖于所有其他部分，每个部分都应得到尊重，哪怕是留白搁笔之处。文章的内聚力会生发出暗示的强力，而暗示之中必然包含其他声音的存在。

这本书中有着成百上千的声音，还有更多声音虽未直接引用，但仍存在于其作者言说的方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最好的意义上，并不存在所谓个体的声音：只存在个体的责任。每一名作者都代表了他关注过的表达者，即便他不赞同他们所表达的内容。如果本书中有什么内容看似不合时宜，我希望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意义，而是因为我的语调不对，或者分寸没有把握好。辩论者的特权是去除复杂的东西，把语调统一起来。而我既想要包罗一个现代人头脑中的万千思绪，又要努力将语调统一起来。这个头脑碰巧是我自己的。心理学家可以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我最不可能了解的就是我自己的头脑。然而，以下这一点我确实是明白的：这个头脑的主人若是将繁多的兴趣约束在某个公式里，那它也就不成其为头脑了。也许那样会舒服一些，但我们不该仅仅追求舒服，不然毁灭天使一旦归来，我们就会束手无策。

极权主义并没有终结。它的残滓还在，其中有些甚至更加贻害无穷，因为它们不再受国界的限制；在我们自己的国境之内同样存在。自由民主理应得胜，以前如此，现今亦如此——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击退任何针对这一观点的怀疑——但“自由民主”这个词组里面的两个词都有被意识形态裹挟的可能：第一个可以为经济决定论的盲目信徒提供灵感，第二个则会挑动僵化教条的平等主义者的神经。对我们这个以多元为傲的自由社会而言，无论自内还是自外，普洛克拉斯式的敌人迟早会出现，有时他们只是在大学里鼓吹反启蒙主义，其他时候则驾着我们的客机撞向世贸大厦。他们所憎恨的是文明生活令人晕眩的复杂性，如果我们也有同样的反感，那就很难为之辩护。我们不应该这样。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珍视。如果这种复杂性无法被划归到让人满意的格子里，我们反倒应该为此振奋：若可以归类，那就不是人类的作品了。

历史上从未有过现在这样适合做艺术爱好者的时代。莫扎特只听过很少的巴赫，我们却能听到他们俩全部的作品。勃拉姆斯对《卡门》五体投地，看了二十次演出，也不得不掏了二十次票钱。马奈从未在一个地方看过自己全部的作品；我们可以。当达尔塞·巴塞尔在伦敦柯芬园剧院跳舞时，下一个达尔塞·巴塞尔可以远在澳大利亚的爱丽斯泉观看她的表演。科技不仅给了我们一个持久的当下，还为这个当下配备了永恒的家当。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把自己包裹进一种新的狭隘主义，其冥顽不化胜过历朝历代。这个世界的通用语是英语，不是因为它曾是大英帝国的语言，而是因为它现在是美国文化霸权的语言。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可以把全世界看作一部配音电影，连字幕都不用担心。但凡有心，我们甚至可以品味异国语言的风味：另一个网页上就有译文，轻轻一触即可呈现。我们足不出户便能成为世界公民。如果这样的描述过于静态，也可以说，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地旅行。世界随时张开双臂，它的果实任由我们品尝，上面还裹着保鲜膜，以达到我们的卫生标准。格雷欣法则有了一条对偶法则，劣币吸引良币：英国足球流氓中也有人会唱普契尼的《今夜无人入睡》。干一份实际的工作，挣一份体面的工资，把闲暇时间花在提高自己的审美品位上，这是多么值得渴望羡慕的生活啊。可以欣赏的东西太多了，全都唾手可得。我们似乎真的可以去看、去听、去读一切重要的作品。不久之前，这还是谁都别想做到的——就连埃贡·弗里德尔都不行，而他一度以维也纳第一消息灵通人士著称。在那个挤满博识者的城市里，弗里德尔是博识者中的博识者。

埃贡·弗里德尔在这本书中无所不在。从二十世纪初到纳粹熄灭奥地利的光芒，这位维也纳奇才无所不知，至少谈起话来是无所不知。没有什么是他不能侃侃而谈的。有人觉得他是江湖骗子，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江湖骗子会因为言谈机敏而被记住：他们顶多只是装出机敏的样子而已。弗里德尔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卡巴莱（cabaret）艺术家，二十年代他把表演事业和他对自己藏书室的虔诚热情结合起来，在那个藏书室里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可说是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奇书之一：《现代文化史》（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它的风格和深度都可圈可点，仿佛一个魔术大师的宝盒，装满格言警句，精妙地概述了文艺复兴以来各个艺术与科学领域的创造，是一部上升到诗歌层次的散文史诗。弗里德尔这本具有魔力的书为我们奇妙地展现了人类思想的严肃游戏。时人禁不住想，接下来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呢？这种期待很容易招来嫉妒。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保持低调，读者中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不够谦逊。弗里德尔相信他这种类型的艺术家需要“一个电磁场”来工作。他非常清楚身边有些人唯一的雄心就是要掐掉电源。他们是纳粹，而他是个犹太人。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弗里德尔看到纳粹冲锋队在大街上，正走向他装满书的公寓所在的大楼。他住的楼层并不高，但也足够做他想做的事了。他在跳出窗口的同时大喊了一声，生怕砸到无辜的行人。

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勇敢到像埃贡·弗里德尔那样退场，但他上场的方式多少可以作为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他是行动者和思想家的综合体。我们的能力和缺陷总会以某种方式引导我们，成为一个生产力推动的社会中主动的参与者，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注定要成为行动者。唉，就算痛恨不已，我们也将参与进去：恐怖主义已经登场，而它是容不得冷眼旁观者的。但情况还不算最糟，因为今天的我们有更多思想的自由，比一般以为的要更多。按照通常的划分，日常工作是积极的冒险，而文化活动仅被当作修身养性。但是，按理说应该充满挑战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平凡无奇，哪怕对名人和成功人士也是这样。在华尔街日复一日地工作，赚到几百万美元去买毕加索的画，然后挂在上东区的公寓里，说服自己以及到访的宾客今日相识三生有幸——还有比这更平淡无奇的事吗？我曾经身处那样的公寓，对着毕加索赞叹，也羡慕过画作的主人：我尤其羡慕他的第三任妻子，她有着毕加索第二位情妇的眼睛，尽管她的是鼻子左右两边各长一个。但是我不羡慕这个人的工作。参观他公寓的那个星期，我正在格林威治村拍电影，没开工的时候花了一小时坐在咖啡馆里，第一次读到安东尼·赫克特的诗。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生活了。如今真正的冒险不再存在于工作中。工作用一份简历就能概括：所有的简历都一模一样，所有的概括也如出一辙。真正的冒险在于我们如何自娱自乐。面对这个真理，写简历的人也让步了，他们试图拿所谓的嗜好来鼓励我们：猎鲨，飙车，极限滑雪，以及代价不菲的妙龄女子。不过娱乐一旦有了目的，也就失去了冒险感。娱乐只有以其自身为目的才是冒险。换言之，娱乐也不能是实用主义的。所谓人文主义，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学问是为了学问本身的增进，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那么，这本书所提倡的——我希望也是它所代表的——是某种在这个时代太难得到满足的东西。在这个时代，一切都是可以容忍的，只除了一样东西：安稳。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世贸中心被撞之后说：西方人文主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世界人文主义。我赞同。问题是如何实现它。我的观点是，除非我们大大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不再仅仅把教养当作装点生活的门面以便让追逐野心的行为看上去更加文明，否则世界人文主义就是不可能的。已故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说，他怀念一种世界文化。他所说的世界文化可不是每个人都住在瑞士就能达到的。

意识形态分子认为他们理解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具有一个形态，一个可预测的结果，一个可以加入的方向。他们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将出色的头脑用于为不公正的政权辩护，哪怕那些政权带给无助的人苦难。他们让自己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蒙羞。年轻读者们会在本书中发现这样的故事，也会试图说服自己不重蹈覆辙。但是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就得多去了解（而非减少了解）。而多去了解的开端恰恰在于意识到一点：有太多事情是无法被理解的。本书目的就在于此。它不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而恰恰是我所欠缺的能力的见证。普鲁斯特说过：“那漫长的从我们个体生命中的出逃，我们称之为博学。”博学本身没有什么错：我们又不会因博学溺亡，更何况普鲁斯特自己就写下了或许是所有法语文学中最博学的一部作品。本书也不仅仅是记录我学到了什么。它同样暗示了我没有学到什么，如今可能再也学不到了，因为为时已晚。在书店里翻动这些书页的学者们会看到许多奇怪的名字，可能会因此印象深刻。但是让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所有那些找不到的名字。若不是因为害怕我所读的东西很快会消失，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去做笔记：这害怕实在是有道理的。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安德烈·别雷曾经说过，我们装在大脑中的是某个作家的全体：一份“合成的引言”（composite quotation）。但我之所以还知道别雷那样说过，仅仅是因为我将它记了下来。

我曾经可以相当流利地阅读俄文，也能读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普通日语文章，毕竟太平洋战争是我的专业领域之一。我希望能把俄语重新捡起来，但是书面日语是那种你拼命学了五年，然后一个星期不用就像一群鸟一样呼啦啦离你而去的语言。我希望它们能像离开时那样轻松地回来，但是我也记得当初花了多少时间它们才飞到我这里。我一直都喜欢米兰·昆德拉的书名“笑忘录”。我希望这也是一本欢笑之书，至少有些地方是。但它从头到尾都是一本遗忘之书。我并非鼓励年轻人去追寻某种成功之路。我给他们指明的是一条必然通向失败的道路：要完全把握现实是不可能的。这一认识残酷却不无助益。如果我们领悟到这一点，那就可以开始面对现实了。若作他想，则必然会陷入令人眩晕的幻象，幻象也许畅通无阻，但也可能是致命的。

无论我们说什么，终究是基于早已被说过的话。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见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我们可以想象说话者全都聚在一个大房间里，虽然现实中的他们从不曾如此。又或者他们是在一个露台上，在星空之下。他们都佩戴着标有姓名的胸牌，以免互相认不出。有一些是老相识，却不愿搭话。托马斯·曼的膝盖上趴着他那条正坏脾气地咻咻喘气的小狗，他跟布莱希特一句话都不想说。萨特一心想避开索尔仁尼琴。卡夫卡告诉普契尼，1909年意大利布雷希亚的飞行展上他本来想跟普契尼打招呼的，但还是太害羞了。纳博科夫告诉巴甫洛娃，他永远忘不了和她共舞的那一曲华尔兹。叶芝没能说服维特根斯坦看到“神秘玫瑰”的重要性。房间的每一处都有好戏。斯特拉文斯基站在钢琴边，他不相信艾灵顿公爵是在即兴表演。罗伯特·洛威尔把弗洛伊德逼到一角说，他——洛威尔本人——陷入抑郁时就会想象自己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洛伊德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不耐烦含糊其辞地说，希特勒可不太会花时间想象自己是罗伯特·洛威尔。安娜·阿赫玛托娃正是她风华绝代的模样，犹如迈着猫步的模特，长着失意拳击手的鼻子，她对俊美已极的托尼·柯蒂斯发起攻势，后者的模样一如他在《成功的滋味》中所扮演的西德尼·法尔科。柯蒂斯看起来被吓到了。阿赫玛托娃的朋友兼对头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倒是欢欣不已的样子，她遇见了阿尔贝·加缪：即便是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加缪也会不由自主地展露魅力，这种态度让娜杰日达心生疑虑，但她对加缪的观点总归是赞许的。

并非所有人都来自二十世纪。有些人被邀请是因为他们说过颇有先见之明的话，或至少有些预见力。海涅和瓦格纳相处得比尼采想象中好多了：谁也没有去掐对方的脖子。孟德斯鸠在塔列朗面前正努力克制着自己。这不是一场化装派对，但“本色登场”意味着塔西佗会穿着罗马长袍，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兹则是一身修女装。十七世纪西班牙语世界的大美女胡安娜·伊内斯，长相酷似伊莎贝拉·罗塞里尼。塔西佗似乎很为她着迷，部分原因可能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塔西佗从来不是逗乐高手，但还是跟伊内斯讲起了塞扬努斯女儿的故事：读者们在本书中也会读到这个故事。塔西佗觉得这是他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故事。但我们知道他所不知道的：在二十世纪，塞扬努斯女儿的故事将会重演上百万次。

我心目中的男女才俊齐聚于此。读者应该会认出其中几位：阿尔贝·加缪，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托马斯·曼，马塞尔·普鲁斯特，弗兰兹·卡夫卡。还有一些不太出名的：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戈洛·曼，阿图尔·施尼茨勒，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马内斯·施佩贝尔，雷蒙·阿隆，汉斯·萨尔，让·普雷沃，斯蒂芬·茨威格。知识界中我“敬而远之”的诸位也在，也是有的出名，有的鲜有人听过。谁都听说过萨特、布莱希特、塞利纳，但不是所有人都听说过乔治·卢卡奇、罗伯特·布拉西亚克、恩斯特·荣格和路易·阿拉贡。书里还有几名元凶恶首。有些事实提醒我们，那些仅仅用语言作恶的人——趋炎附势的愚昧文人——心中并非从未燃起过理性的火花。若真是从未有过理性，也许反而更好：他们还能少作点恶。事实上，就连萨特也并非一错到底。英雄人物也未必从来都站在正义一边：托马斯·曼年轻时关于军国主义的想法错得可怕，他晚年的痛苦之一正在于，他活着看到了自己曾认为是不言自明、充满创造力的激情最终带来了毁灭。乔治·奥威尔认为——他也这样说过——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直到现实的证据说服了他：相信两者无法调和的人，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当我们谈论生活中那些不堪细思之事时，不是说这些事真的就不能去思考。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无法不去想这些事。也正因为此才会产生对话：由无数独白组成的萨加索海，一片噪音纠结的汪洋。

其中有些声音所说的是谋杀，却以为那是良药。还有一些声音，圣洁的声音，在述说理性。之所以如此，几乎总是因为这些声音明白自己的局限。但是，除非他们生而为圣人，他们就必须倾听别人说的话，并由此认识到自己并非永不犯错。大多数的话都被记录了下来，大多数的倾听是在阅读中进行。我自己的经历显然是这样的，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间隙，独自躲进咖啡馆，这才发现我从不曾有过一分钟的孤独。作为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我有二十年时间一直因工作到处旅行，上句话里的“咖啡馆”属于很多不同的城市：悉尼、伦敦、剑桥、爱丁堡、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巴黎、比亚里茨、戛纳、柏林、慕尼黑、维也纳、莫斯科、马德里、东京、京都、广岛、孟买、上海、香港、新加坡、开罗、耶路撒冷、瓦莱塔、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芝加哥、迈阿密、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奥克兰、惠灵顿、珀斯、墨尔本、阿德莱德、布里斯班，然后又回到悉尼。但是咖啡桌只要堆满书，看起来就都一个样。从书页里走来的就是他们：伪智者和真智者。第一类不计其数，第二类屈指可数。但后者的数量足以让我对此生心怀感激，并对他们心向往之。若这本书让读者生出同样的心愿，那就不算没有价值。我所呈现的是评价的集合，包括这些评价之间的相互勾连：一种新人文主义。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新人文主义”，我会说它依赖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一种创造都不应为了某种信念之故而被驱逐。而另一种阐述的方式，就是这本书了。

克莱夫·詹姆斯
2006年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