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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也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一个特定人群的传统和历史遗传特性。 在西方社会里，最早将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人可能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他率先在《历史》中使用“βαρβαροs”一词来描述与希腊人不同的文化团体。有趣的是，这个概念原指“不同的人”，但在现代英语里，这个概念变成了“野蛮人”。由此可见，对具有差异人群的恐惧、疑惑和猜忌由来已久。
从历史的角度，东西方对文化的定义差异非常明显：西方文化强调文化的内在含义，东方文化强调文化的外在作用。中国关于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东周。孔子曾极力推崇周朝的典章制度。《论语·八佾》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就词源而言，《易经·贲卦》之《彖传》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很多人把这一条作为“文化”一词最早的来源。西汉文学家刘向的《说苑·指武》中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后来，南朝齐文学家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由此可见，中国最早的“文化”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在古汉语中，“文化”就是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发乎情止于礼”。在中国，以“化”为名的地区，很多是在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比如怀化、宣化都是在相对偏远的地方，需要中原文化的教导和启发。
《孔子圣迹图》中有孔子周游列国，传道解惑，传播儒家文化的事迹描绘
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文化”与“文明”的概念。“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汉语中“文明”一词出于《易经》。《易·乾·文言》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书·舜典》中说：“睿哲文明。”据此，“文明”在汉语中指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是一个社会过程，而“文明”则是一个历史现象。“文化”表现为一种社会的运动，体现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而“文明”则表现为一种置于某种文化成果之上的风貌和行为表现。
“文明”一词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皆来自拉丁语“civis”。“civis”一词原意是指在城市享有合法权利的公民。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当时由封建习俗向着资产阶级化的演变称为“civilise”，它的原意为“公民化过程”。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把体现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新文化气象称为“civilisation”，即“公民化”的文化。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是要将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农民改造成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法国公民。它是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一种新气象和新趋势。
法国大革命绘画
“文明”在汉语中的含义也是如此，它指的是以文化的方式规范人们原始的、不健康的、粗鲁的冲动，以创造出适合新文化气象的新生活方式。比如，在公开场合随地大小便和随意放纵自己本能的行为（如不加掩饰地放屁，大庭广众下掏鼻孔，脏话连篇），都是不文明的表现。另外一种经常被判断为不文明的表现就是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而这种不文明往往是由文化来界定的。比如，古希腊文化崇尚和赞美人体，对任何形式的性爱都毫无羞耻感和罪恶感，因为他们认为性爱是人的正常需求。但是，到了中世纪，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裸体被看作令人害羞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控制和遮掩的画面。这种现象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又发生了变化，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艺术家们开始大胆挑战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教会的神权艺术，以大胆的裸体来宣传享乐主义。而后来基督教新教兴起，又开始对这种艺术的复兴加以修正和控制，有些形式的裸体被看成是不文明的表现。以德国画家、雕塑家克拉纳赫（Cranach）1526年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诱惑》为例，在这幅画最初出现的时候，亚当和夏娃都是赤身裸体的。但是，在文艺复兴的高潮过去以后，他们俩的生殖器部位都被无花果的叶子遮住了。而无花果叶子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因为它来自《圣经·创世记》里亚当和夏娃所接触到的第一种植物。因此，无花果叶子就象征着文化，文化就是一种遮羞布，文明就是文化的产物，它由文化来界定，同时也借助于文化来生成。 事实上，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内涵虽有差别，但本质上都体现了一定社会中 人们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成果。
克拉纳赫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诱惑》
文艺复兴之后，亚当和夏娃的生殖器被无花果的叶子遮盖起来
现在，历史学和政治学谈论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结束，西方学术界非常乐观地想象，国家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所引发的冲突在“冷战”结束之初是不会出现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将这一可能性称为“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Free Press）。但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告诫我们国家之间的冲突还是会存在的，只不过多以文化冲突的方式出现。未来国家利益间的冲突将会是文明的冲突，是宗教观念、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实际上已经在全球变得越来越普遍。
1993年，亨廷顿提出，20世纪各个国家的冲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理念差异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亨廷顿提出：你可以选择自己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营员，还是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营员，但是在新一轮国际冲突中，国家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冲突，你是很难选择站在哪一阵营的。你的出身已经决定你是什么文化，而这种由文化引起的国家冲突可能更加深刻、旷日持久且难以调和。“冷战”后一些国家和宗教人士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种文明冲突论的观点。
亨廷顿特别提出世界的七大块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代替以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七大块的文明分别是以中国为主的儒教文化（包括越南、新加坡，可能也包括日本和韩国，虽然日本坚持认为自己的大和文化与中国的儒教文化不同）；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佛教文化；以印度为主的印度文化；以非洲大陆为中心的非洲文化；以中东为主的伊斯兰文化；以拉丁美洲为主的拉美文化；以西方为主的基督教文化（这其中包括美国、欧洲以及以俄罗斯为主的东正教文化）。亨廷顿认为未来的国际冲突将会在这几个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发生，尤其是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已经严重到历史学家所称的“血色边界”——带血的文化圈。
亨廷顿，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极负盛名且颇有争议，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其有影响力的观点包括“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
西方的文化冲突论中有一个“世界末日”的战略观点，那就是以中国为主的儒教文化联手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文化共同来打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这种担忧突出了西方文化强调文化冲突，忽略了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的问题。中国的东方智慧强调的“和而不同”以及“天下一统”的理念应该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有益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如何影响西方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及其战略分析，仍待学者进一步分析和探索。我们的学术界和思想界需要不断学习和增强跨文化沟通的能力，才能达到解决文化冲突的目的。因此，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性涉及中国文化的生存、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