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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早期，随着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移民们不得不寻找更适于自己生存的地方，即便必须为此而远离家乡，也不得不为。因此，且不论是否能够发达，仅仅是为了能够生存，移民们也需要练就顽强的竞争力。与生俱来的乡情和亲情，自然成为他们异域谋生的重要依靠。所谓亲情，首先需要维持与老家的联系，可以通过给家里寄钱，接应并扶持从老家出来的新人（如果自己所在之地经济状况还不错的话），来履行自己对于家族的沉重的道德义务。亲情还意味着彼此在移入地社会中守望相助，在生意上互通有无，在精神上相互支持。
这种亲情纽带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是移民绝不会长久离家在外，反之，他们只是离家一段时间，是为了生计而暂时“侨居”在另一个工作地点。但是，这种只是临时侨居的想法往往是不现实的，例如长期定居可能对移民更为有益，可能移民已经在远离家乡的移入地形成了新的个人关系（包括可能建立了第二个家庭）。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移民可能尚未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就已魂断他乡。然而，无论现实情况如何，“侨居”理念自有其重要意义，它强化了移民所在地同胞之间的联系，连同其所提供的所有生意上、社会上的种种有益之处。而且，侨居理念还使移民与侨乡之间维系着一条特殊的通道，移民企业可以从中吸引新的资金和人力。
侨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催生了一些特殊机构，使移民得以只是“暂时性地”居住在老家之外的地方，无论那里是中国国内的外地，或是远在中国之外，这就是由商人和士大夫共同建立地缘性会馆，作为社会化、提供基本服务、扩展共同利益的中心。由于罕有整个宗族整体迁移的情况，因此，姓氏社团经常取代实际上的宗亲组织，成为特定方言群内部彼此帮助和社会交往的纽带。会馆建立于共同的地缘关系之上，这种地缘关系可能是一个省、一个区、一个县，也可能仅仅是一个镇。共同的方言是其凝聚力。能够与一群同声同气的乡亲无拘无束地交流，不管是谈生意，还是聊家常，都是那么令人惬意，而且，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也可能因此油然而生。
此外，姓氏宗亲会则往往基于真实的、或是想象的亲缘关系，并且经常由名称标示出特定的家乡，像“永春陈氏宗亲会”就是如此。
会馆提供的服务既有象征性的，也有十分具体务实的。如果有人不幸亡故他乡，他所隶属的会馆就会按家乡仪式为其举行葬礼，送其入土为安，或者，甚至可能安排将其遗物送回老家埋葬，这样，老家亲人可以举行葬礼，使其灵魂得到安息。会馆还会为初来乍到的乡亲提供住处，为乡亲聚会提供场地，商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流家乡的信息，而且，会馆往往还设有祭坛供奉家乡的或地区的神灵。会馆对乡亲情谊的表达并没有妨碍其成员与所在地的非同胞群体合作。会馆的所作所为在于强调当新移民进入当地社会时，应当同时维系（甚至强化）其家乡认同。只有在建立起稳固的同乡情谊的基础上，侨居者才能拥有足以拓展与当地社会联系的安全感。
供奉地区性神灵的社区庙宇是会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移民去往一个新的地方时，必然通过分香仪式请神灵一同前去。有时移民所供奉的只是特殊行业的守护神，但庙宇仪式的地区性通常相当清晰，因为行业通常是与来自特定地区的移民相一致的。神灵崇拜随移民传播四方。最突出的事例是妈祖崇拜。妈祖又称“天上圣母”，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被顶礼膜拜，因为她是航海者的保护神。与此相应，在东南亚，但凡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必定会有妈祖庙。而在商业区，则往往建有与特定地区相关的庙宇，表明乡缘、业缘与神缘之间的密切关联。
亲情带给移民的不仅是共享身份的安全感，也是强化竞争力的源泉。为了在移入地社会中找到经济上的立足之地，并且在激烈的竞争中守望相助，促使移民的商人和手艺人以亲情为纽带组织起行业协会，以维护同行利益。无论是在中国国内或是在海外，无论是普通的手艺人还是富商，做同一生意或制作同一产品的人往往相互沾亲带故。因此，同乡相聚也是业缘行会的一种模式。18世纪时，苏州纺织业和造纸业的熟练技工多来自周边省份，他们通过连锁迁移源源前往城市（“接踵而至”），到自己老乡开办的织坊或纸坊找工作。上海的宁波钱庄是宁波人标志性的移民机构，徽商在扬州经营盐业，闽商在广州开办拥有对外贸易特许权的洋行。特定城市中地缘和业缘之间的这类联系有许多原因。历史上的某种偶然因素（如某位从业者个人的才能，或官方给予某一商人以某种特许权）可能是起因，但在那之后，连锁迁移，雇佣同乡，寻找合作伙伴，诸如此类的活动扩展了同乡群体的规模，可能达到成百上千人。移民行会还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保护其同盟，（例如，将其行业之门缩小到只接纳那些讲同一方言的人），或是对同乡务工者和有效的方言中介网络实施家长式控制来降低成本。
为了建立并维护自身特定的“小生境”，移民必须与他们的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对于获取所需的劳动力是不可少的。文化规范也要求这一点：他们必须关照新近从老家出来的人，必须为老家的公益慈善出资，只有通过如此种种方式为老家出力，他们才能得到老家乡亲们的尊重。如前所述，与老家保持密切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与所在城市那些不是同乡的商户做生意，实际上，他们甚至还发展出某种程度上的双重文化。不过，维持一个以同乡为基础的小生境，意味着维持与老家之间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通道。在中华帝国晚期，此类通道，即金钱的、社会的与文化的繁忙路径，可谓纵横交错。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通道，远在他乡的移民通过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情感共享，而与自己的老家紧紧相联。它们既是一种联系纽带，也是一种文化生活空间。
除了类似徽商、晋商及闽南海商这样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之外，其他一些地域性社群也形成了劳动力向外输出与移民的特殊能力。例如我们此前业已介绍过的客家人，也是一个具有行业特征的移民群体。在边远地区求生存的客家人以自己信仰的神灵为核心，以类似会馆的形式，组建了自治性质的公司，并由军事武装加以捍卫。在第二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公司建制是令客家人在18世纪成为令人敬畏之移民群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毋庸置疑，在马来亚和婆罗洲那些人迹罕至、无法可依的山野丛林中，正是这些勇猛的客家人充当了开矿采矿的先锋。
如前所述，在移民异域的早期华人群体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与中国国内的移民群相类似的社会现象，即“通道”和“小生境”也是他们生活模式的架构。这里的“小生境”既具有职业特征，也显示其社会角色，移民可以在其间生存，因为它为移入地社会所需要，并且没有被其他群体所染指。任何一个移民群体都面对着如何在移入地社会中寻找并建立起这样一个小生境的挑战，尤其是当他们无力在主流经济参与竞争之时，更是如此。作为在新环境中的落脚点，小生境的建立是谋生的第一步。在那之后，移民群体可能会掌握到得以在劳动力市场展开较广泛竞争的技能，但是，他们往往必须从那个自己比较适应其能力、而且其他群体尚未占据的小生境起步。
关于中国人方言群体的先天特性如何与海外职业相关联的总体分析，尚属罕见。
我认为，影响移民职业生境形成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四点：
（1）源自移民家乡的技艺或习俗（即职业资本）；
（2）移入地社会既有的职业社会分布（包括其他移民群体与本土民众的职业结构）；
（3）那些可能为其家人和乡亲建立桥头堡的特定移民群体，他们所可能得到的进入不同小生境的机会；
（4）雇佣过程。
以第一点为例，任何一个方言群进入一个新移居地的落脚点，必然与他们在原居地环境中业已熟悉掌握的技能相关：如广东人擅长种植经济作物，开荒造田，还掌握修理机器的技术；潮州人擅长农业的精耕细作；客家人擅长山林开发，采矿和冶炼；而闽南人则在金融与航海领域更有所长。
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先期抵达的方言群会在一个或若干个领域占有优势，随后，与其持同一方言的人，或是在其家人和亲戚来到之后，就可能被直接雇为帮工，或者，后来者可能会被劝说拉拢而成为其顾客或雇员（而与此相反的是，新来者会发现，如果想要进入被另一方言群垄断的行业，自己会遭到排斥）。此类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客家人和广东人在马来亚的矿山公司招收新工人时，必定通过他们自己的渠道招收自己人，而每一方言群也一定会招收自己的亲戚或老乡到自己的店里当伙计。
至于第三点，某一群体进入某一特定行业的有利条件是因为有此机会，或不必应对激烈的竞争。钟临杰（ChengLimKeak）在他的文章中讲述了新马的脚车店
为何会被兴化人和说兴化方言的福清人所垄断。据他介绍，当兴化人和福清人来到新马时，那里大多数行业都已被先行进入当地的其他方言群所垄断，作为后来者，他们只好去拉人力车。大约在1900年前后，脚车开始出现于新马，当时，马来亚吉隆坡一位来自兴化的姓姚（Yeow）的华人，去了一家英国人的脚车店当学徒，在全面掌握了这门生意后，他辞职离开，随即开起了自己的脚车店。而在他之后，在他的脚车店里打工的兴化学徒们，也都先后效法他的榜样，一个个在掌握手艺之后就自己开店。于是，在那以后不到半个世纪，数千家由兴化人开设的脚车店就遍布了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在新加坡，说兴化方言的福清人加入了兴化人的行当，他们后来又将生意扩展到汽车配件，摩托车、三轮车和出租车等行业。
以上例子说明，某一群体对于某一特定生境的选择，实际上受到是否存在竞争对手的制约。由于竞争因素的影响，当外人想要进入某一特定生意领域时，可能就得付出高昂得多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会通过结成方言群，或曰“帮”，而形成对某一行业的垄断。
在特定行业中，所有雇佣对象都被限定在雇主的家人亲戚或操同一方言的群体之内，外人如果想要涉足，或因成本太高，或因风险太大，因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造成了方言与行业的一致性。这一基本原则也体现在华人移民与当地人之间。对于外来移民群体而言，能够保护自己特定行业生境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能够在商品价格或特殊服务方面，做到当地人根本不愿、也不能竞争的程度。例如，以暹罗华商为例，华人在暹罗的商品价格低到本土商人根本无法竞争的地步。至少在20世纪民族觉醒运动之前，暹罗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成为华人与泰人之间不时发生小摩擦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第七章展开论述。至于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成功的华商固守自己的商业王国，当地人根本不得其门而入，由此产生的敌意孕育了残忍的排华行动。
至于第四点，相关记录显示，各帮的契约劳工往往是沿着方言分布线通过在中国的私会党运作的。契约劳工们被一批批地运往东南亚，在抵达目的地后，由当地的帮会首领再将这些契约劳工（原先未签约者也被迫签约）成批送往矿井或种植园。一般而言，广东人会被送到马来亚的锡矿，而潮州人和客家人则大多被送入苏门答腊的烟草种植园。
有些老客在契约期满后，又充当掮客（包工或包客）回乡，为其雇主招募自由劳工，这是在“后契约劳工制”时代通过连锁迁移牟利的典型方式。
基于移民的主观意愿，每个方言群基本都会形成至少一个类似于同业联盟的特定生境，按照特定的标准划分出各自生境的边界，如此可以被看成是一代又一代后继移民的依靠，是移民社群得以延续的依托。此类“经济桥头堡”是世界各地移民社群的普遍现象，他们自成体系的特殊性，既可以有效避免恶性竞争，同时也有助于新移民更顺利地融入劳工队伍。这种基于方言而建立的具有排外性的经济体制，与中国南方的社会文化语言模式正相吻合。当然，这一切并不等于他们内部就不存在经济纷争，尽管商界大佬们并不愿意看到此类事发生。这种以方言为标志的体系往往进退维谷，可能产生各竞争对手之间激烈、残酷的争斗，甚至动用黑社会武力抗争，这是令统治当局非常头疼的事。
“小生境”是特定移民群在新环境中的生活空间，而“通道”则是移民旧环境的延伸。这是一条使移民与故乡（可能是一个村庄，可能是一个宗族，也可能是一个省份）保持有意义联系的通道。事实上，如此“通道”的存在，可能与那种“衣锦还乡的迷思”或“荣归故里的期盼”是相向而立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移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家乡。他们保存了在经济、文化、亲情等不同方面的归属模式，以便使自己始终更为坚定地朝向自己的祖籍地，而非自身当下实际生活其中的社会。维护通道是侨居的要旨。在移民的心目中，可能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在情感上或行动上完全割断过与自己的故乡、与故乡的文化、与故乡的亲人之间的联系。
尽管“通道”有某种空间属性，但是，我们最好将其想象为一种社会的、经济的有机体。一位研究欧洲华侨华人的权威学者曾经指出：中国侨乡社会“与他们远在海外的乡亲融为一体，却与本地周边社会经济格格不入。”
也就是说，侨乡的经济来源、亲缘纽带和社会结构使其鹤立独行，既不完全是当地社会的一部分，也不完全是移民移入地社会的一部分。侨乡与其国外乡亲构成了通道的两端，构成为一个特殊的跨国共同体。因此，一个完整的“移民共同体”，应当既包括移民群体本身，也包括他们留在家乡的亲眷，还有家乡的左邻右舍。
一个“移民共同体”的中国一端，既包括移民的宗亲群体，甚至还包括已经发展起有别于周边社会的文化身份的整个居住点。在环境有利时，这种人员、金钱和文化的双向流通可以维持这种特殊身份的世代传承。在侨乡，移民的亲眷被称为“侨眷”，他们往往在本土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可能完全、或大都不需下地干活，他们可能可以雇工代劳，或者只是放放债，做做生意。生活在侨乡的一些归侨，可能通过捐赠当地的公益事业而获得较高声誉。在侨乡，一些引人注目的大型建筑，往往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征，最典型的例证当数广东开平由海外华侨出资建筑的碉楼。在乡村，侨眷的相对富裕吸引了土匪的注意，故而不得不建造了此类外表华丽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
这些美轮美奂的碉堡式建筑，不仅显示着侨眷的富有，同时也是他们虚弱感的象征。侨眷作为一个富裕的弱势群体，是长期存在于中国侨乡的社会现象，这是我们在以下各章还会反复论及的一个主题。
随着时间与环境的变迁，移民的小生境与通道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移民历时久远的复合模式，并且深受科技发展与时局政治的影响。在以帆船和轮船为交通工具的时代，航行是否快捷、安全，直接影响到移民对于在中国发生的大情小事能否及时做出反应，从而也影响到他们与家乡亲人之间的通道能否保持畅通无阻。迅速而便宜的双向交通，使得1990年的侨居与1690年相比是颇为不同的两回事。而且，从漂洋过海传递家书，到使用电报电话，再到如今的无线网络和手机移动通话，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各种与其相关的就业市场和移民法规的信息沿着移民与家乡亲人之间跨越全球的通道，迅速传播。再者，移民通道能否延续也可能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当涉及对华贸易、涉及与中国联系的移民社区生境被贸易禁令或移民禁令所破坏时，移民的小生境很可能会因此而迅速萎缩。最后，移民通道也会受到移民被涵化程度的影响：当移民后裔离开了父辈的行业小生境而进入当地社会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时，与中国的通道也可能变窄变小，甚至完全消失（但是，消失了的移民通道也可能在情况发生变化时重新恢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六章和第八章详加论述）。
作为移民的祖籍国，近现代早期的中国社会为我们揭示出四大要点。第一，移民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机会允许，劳动力就会在空间上向四方扩散。第二，由此而产生的“移民共同体”是由通道予以定义的。移民共同体一端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另一端兴旺发达的程度，由此，才能确保人员、资金、信息和文化能够互通有无。第三，商品经济和经商理念早已融入了社会上所有不同阶级的意识之中，尤其是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大岭南区的中心地带，那里是移民最主要的输出地，当地人早已形成了农副业高度结合的生存模式。那些地区农民的意识，无不受到与商业网络相联系的影响。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对于借贷、风险和佣工都习以为常，并知道如何去评估市场条件。换言之，一个移民不管他原来多么贫穷困苦，只要能够抓住机遇，善于理财，懂得经商，他都有机会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出人头地。
正是中国南方地区这种超越了阶级界线的商业化特质，使得那里的移民能够在异国他乡生存发展。第四，中国始于17世纪的大移民时代首先是一种国内现象，而朝向海外的移民只是一个次生现象，并且只是在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人们往往将人口压力看成是促使民众向外迁移的“推力”，我则认为，更应当将近现代中国早期那个人丁兴旺、商业繁荣的核心地区，看成是一个拓展市场关系的广阔舞台，在那里，家家户户都在学习如何切实有效地抓住并充分利用各种商机。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普通民众，已经懂得如何通过劳动力输出和经商营生，以适应本土地狭人稠之客观现实，他们将本乡本土变成了培训移民技能的大学校。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都视经商和流动为理所当然。为此，他们创造出种种机构，如，移民的商业行会和宗乡会馆，移民们通过分香建立的庙宇，还有那些地区性的私会党，这些机构既可以建在国内，也可以建在外国。令人惊异的是，近代早期的商品化进程不仅没有削弱、反倒是强化了这些联系。中国沿海地区如马赛克般的方言和习俗分布，更是大大强化了这一地区作为移民输出地的明显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