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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省份曾经是、而且迄今依然是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主要区域。该地区包括三个省份，构成两个自然地理大区，即：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
正如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所指出的，中国的自然地理宏观区划并不一定与行政边界相吻合，反倒是与地形地貌和集市区域密切相关，因为一定区域内的货物流通必然受制于山陵，得益于河流，后者在地区的中心与边缘之间转运货物。从宏观区域经济学的观点看，货物运输多走费用最低的水路，沿河而下，向商贸“中心”集市汇集，此类集市大多位于几条河流的交汇处或三角洲地带
（参见地图1.1，1.2和1.3，读图顺序需从东北往西南。）
地图1.1.东南沿海大区方言群示意图
根据施坚雅（Skinner，1985）和李荣（LiRong）等（1988）制图。
尽管这一宏观区划并非对文化和语言形成严格的制约，但是，正如族内通婚保持并延续着特定的基因组一样，集市商贸中心培育特定方言群。从这一角度看，特定的商业贸易圈必然形成特定人群循环往复的流动，故而也就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尽管中国人的书面文字相同，但是，不同地区民众所使用方言的差异之大，完全可以达到彼此完全无法沟通的程度。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在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尤为明显。
地图1.2.岭南大区方言群示意图
根据施坚雅（Skinner，1985）和李荣（LiRong）等（1988）制图。
如此差异直接影响到移民。共同的方言是族群凝聚力的源泉，它有利于增进内部团结，互助互保，并且在生意上互通有无。在行业领域，方言群的成员也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平台，压根儿不允许来自外部的侵蚀，这一类似于行会的商业行为也可以多少缓和一些内部的竞争，从而保证其所经营的商业或服务业领域的利润率。在异地他乡，原本互不认识的人可能因为操同一方言而相互攀亲叙旧，进而拓展生意往来。而且，共同的方言也是实现连锁迁移的纽带。
有史以来，操同一方言几乎就是维系中国人手足情感的重要源泉。方言是身份的标志，并且与亲缘、乡缘相互交织。在历史上，中国移民之间基于方言和地缘的亲情，远比身为中国人的国族情感更为恒久炽热。方言也意味着共同的乡缘，因而一直是中国移民在海外形成帮群的基本纽带。在整个中国移民史上，无论是国内流动或跨国迁移，方言群的区分无不体现于他们的社会结构、身份意识、文化表征、职业特性，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等方方面面。进入20世纪之交，方言群区分被“大中华民族主义”和世界性的商业整合所覆盖。然而，这也仅仅是覆盖，并不是抑制：方言群不仅依旧存在，而且仍然在维持华人大规模海外联系方面发挥作用（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八章还将论及）。即使到了当今时代，作为群体认同的本原，方言仍在群体凝聚、群际竞争两方面起作用。正因为如此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将中国移民群体按不同方言进行区分，而这些方言又大致与特定的地缘相重合。
在本文所论及的这两个主要区域内，移民从地理上看主要来自五大商业区，而且每一商业区都有一个河口或港口。如果从地图上将这两个区域的方言群从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参见地图），那么他们依次排列如下：
（1）温州人：源自浙江省温州府周边地区，靠近瓯江入海口；
（2）福州人：源自福州府周边地区，从闽江盆地到入海口，该地建有福州港；
（3）福建人
：源自福建省的泉州、漳州沿海地区，位于闽江以南（闽南），自9世纪以来就相继建有若干港口，17世纪中叶以后建立了厦门港；
（4）潮州：源自广东省潮州府，建有汕头港；
（5）广东：源自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州和肇庆两地，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主要是广州港，随后殖民地香港迅速成长为转口大港。
除了以上五个以商业区为代表的移民群之外，还有三个来自较为边缘地区的方言群，在占据主体地位的移民群眼中，他们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但是，虽然这三个小方言群在祖籍地的劣势社会地位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们在移入地的处境，但他们却决非影响力弱小或较不成功的移民群。这三个处于较边缘地位的小方言群包括：
兴化/福清人：兴化和福清是两个相互交界的地区，本地没有出海港，跻身于福州和闽南两大方言群的中间，位于福州和泉州之间那片商贸较不发达的地区；
客家人：这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族群，居住于边际地区，他们居住在汉水流域的高地，嘉应府和汀州府的地界内，他们不断向汕头港及广东的北江、东江流域迁徙，在整个岭南大区内到处都散布着他们的聚居点，他们从广东或香港口岸向外迁移；
最后是海南人：源自广东口岸之外的海南岛。
上述主要移民输出地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直接作用于当地民众的商业形态，海洋经营和移民模式。因此，我所定义的“海洋利益”，源自于土地稀缺与民众智慧的结合。为了应对人稠地狭的现实而衍生出了一系列生存策略：他们通过种植经济作物，手工制作或佣工取酬，获得农业之外的补充性收入；他们以商助农；利用海上贸易之便，将商业与劳务扩展到移民能够有效利用的地区。的确，正如珍尼弗·库什曼（JenniferCushman）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片人口稠密的丘陵地带，当地人正在“向大海要田”。
具有最为悠久移民历史的福建人，正是这一沿海特殊生态的典型代表。
当地人习惯于称福建省沿海地区为闽南（“闽江以南”），那里长久以来就是东南亚移民最主要的来源地。自16世纪以降，压力和机遇促使闽南人纷纷投身海上贸易，向外移民自然如影随形。由于山岭阻隔，从闽南通往内陆地区的陆上贸易花费巨大，且路途艰难，闽南商贩故而大多选择沿海岸线北上中国的其他地区。因此，自近代历史开端，活跃于中国各地的闽南人都是借舟楫之利从事商业贸易，而闽商因此也就和徽商、晋商等中国其他著名商人群体一样，游走于家门之外。闽南地区的海港已有上千年历史，而17世纪中叶以后商船即主要停泊于厦门港。对外移民和商业活动造就了泉州和漳州这两大商业中心区。
许多个世纪以来，闽南就在 海洋利益 与国家威权之间起着微妙的平衡作用。国家自身的基层机构，包括那些因地方经济增长而个人得以升迁的官员，或者那些本人靠收受贿赂中饱私囊的官员，曾经（现在依然）合谋以阻碍中央政权对海上贸易和向外移民的规制。我们还会看到，一些高层官员，包括那些比较务实的地方官员，实际上也倾向于谋取 海洋 利益 。在那些底层乡村和小市镇，情形更加晦暗不明。虽然帝国政府可能禁止海上贸易和向外移民，但无法终结它们。国家给予地方上的宗族乡贤、士大夫，还有商人名流以一定权力，推动地方治理，但后者可能与那些低阶官员合谋，使政令无法下达到底层社会，或者干脆拒不从命。
闽南人采用多种方式以适应其生态。闽南富裕的宗族在海上贸易中有巨大利益，其所获得的回报远远高于经营农业的收入。那些弱小、贫穷的宗族，往往受到大族的欺压，他们被索取高额田租，甚至被迫离开土地，到远离家乡的市镇谋生。因此，宗族势力对于移民的作用十分明显，既包括富有者从商贸投资中累积的资本，也包括乡村贫困者的大量流动。人口流动之路的第一步，往往是到邻近市镇学手艺，做小买卖，或干体力活，而这条路最终可能会跨越海峡：海峡彼岸最近之处是台湾；如果不去台湾，那么，就可能去往菲律宾、爪哇、马来亚、婆罗洲，或暹罗。
在那些热热闹闹的商业市镇里，被贫穷逼出乡村的农民成为那里的手艺人或佣工者。而且，在这些市镇里，由葡属澳门流入的日本银币，由西属马尼拉流入的新大陆银币，成为市场交易的支撑。到了17世纪，福建的南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商业社会，在那里，无论是哪个阶层的民众，都深知商业贸易和向外移民会给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带来诸多好处。厦门
兴起而成中国的重要港口之后，对其内陆地区的商业发展贡献卓著，同时也吸引了成千上万乡民涌入中心城镇。闽南人的眼界已经大为开阔，他们迁移的范围也已远远拓展到乡村之外的广大地区。
闽南人自17世纪初之后的移民实践，与台湾密切相关。当闽南农民源源向外寻找可耕之田和发展机会时，台湾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定居地。的确，尤其是在1684年开放海禁之后，移民台湾就开始成为闽南人的一桩大事情。
到了1700年，在厦门附近的漳州和泉州两地，当地户籍人口中实际上已有20%移民台湾。
与此同时，另有小部分人搭乘商船前往马尼拉（西班牙占领下的港口），或前往爪哇的巴达维亚，那里是荷兰人的势力范围。到了18世纪中叶，一些闽商又移居广州，经营拥有进出口特权的洋行，直接与西方人打交道。闽南方言传播到了台湾和整个南中国海地区，成为一种通用语，以至于在台北、新加坡或曼谷
，人们完全可以用闽南话招呼出租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虽然在东南亚社会的各行各业都遍布“福建人”，然而，他们在远洋航运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掌控大型商贸和银行金融。在殖民社会早期，已经本土化的爪哇“伯拉纳干”，即“土生华人”
，还有海峡殖民地的“峇峇”（Baba）
的祖先都是闽南人，闽南话因而也就融入了这些已经本土化的族群在当地使用的语言当中。正如那些在中国国内流动的人群一样，“侨居”是商人们希望选择的理想的生活模式，他们也的确有可能衣锦还乡，然而，对那许多贫苦的佣工者或手艺人而言，虽然他们恐怕也同样希望在海外只是“侨居”一段时间，但事实上他们或许压根就没法积攒到足够的钱财，能够如愿踏上回乡之路。
关于闽南人迁移文化的追溯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如下事实：那个年代对于“国外”的认识与我们今天的概念相去甚远。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广州到天津，都居住着为数可观的闽南人，他们以方言为纽带，构建合作网络，经营航运和进出口生意。一个家庭可能将其成员送到国内外的若干地方以管理贸易，他们可能因生意需要在那里住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虽然那是一个与我们今天相当不一样的世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显现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跨国性”。人们所关注的，是那个看来能够做大生意的地方，却并不太在意那个地方究竟是在国家的疆界之内，还是越出到了国家疆界之外。
奠定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向外移民跳板之地位的原因，是一种有特色的地方经济，在其中，乡村或已经城镇化的县区彼此在种植经济作物、经营手工业以及劳务输出的体系中相互交织。已经高度商业化的内陆农业地区周边就有繁荣的市场，工商业发达的市镇。那里的农民不仅已经习惯于佣工挣钱，而且还习惯于季节性地外出打工。
紧邻广东省省会广州的三个周边地区，即番禺、南海和顺德，是工商业中心。佛山的铸造业和陶瓷业吸引了周边农村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季节性地进入工业化城镇的劳力主要来自佛山周边台山、恩平、开平和新会等地，这是四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区，以出产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作物如蚕丝、蔗糖、烟草等为主。在这些地区，人们已经习惯于佣工挣钱，远离家乡外出打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成千上万农民会在农闲时节跋涉百里，到顺德和佛山的工厂打短工。
三角洲农业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也为农业劳动力外出佣工挣钱提供了机遇：那里有不少围海造田的土地（通过筑堤排水而开垦的土地）。由富裕的乡绅出资，围海造田吸收了众多的劳动力。正是由于当地人已经有外出佣工的习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家庭形成了弹性化、多样化的家庭经济策略。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生活说明相关家庭可以同时既以农业为根基，又为市场生产劳作，以二者的结合来应对人口过剩之难处。他们并不是大面积地完全种植经济作物，而是在一家一户的土地上同时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例如，当地的蔗糖生产，并不是形成大型的甘蔗种植园体系，而是以无数类似于微型家庭农场的小农户为基础。这些小农户自身与土地息息相关，与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密不可分，即使为了使收入多样化而让家庭中的男劳力外出佣工，也是如此。
无论是那些季节性地从农村中的一家一户走出去打短工的那些人，或是那些较长时期迁移异地的移民，他们都需要以那个在农村的家，以在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生活作为自身的最终依靠。流动人口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就在于，在他们心目中，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家”的支柱，他寄送回家的任何钱物，都融入了他本人也有权分享的家庭财产之中。
广东人具有到国外佣工谋生的悠久传统。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始于因清兵南下而逃到占婆、安南（今日之越南）和柬埔寨的广东难民。然而，在18世纪中叶之前，作为移民下南洋的港口，广州远不如厦门和其他福建港口，因为那时广东人的对外贸易主要利用的是外国船只（包括那些朝贡使臣的船只），因此，他们不需要发展自己的造船业，也不需要自行载运移民。
不过，虽然就中国国内的航运而言广州港远不如厦门港，但是，1757年时，广州港却是唯一获准接待西方船只的口岸。由此，广东人也就更多地活跃于南中国海的海上航道。而且，在不断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广东人进一步了解了西洋的器物，有的人还学会了如何摆弄和修理那些洋机器，从而掌握了市场所需要的特殊技能。在那之后不久，英国人占领了香港，很快，香港就发展成该地区最繁忙的航运大港。由于穗港两地往来便利，广东人进而经由香港去往距离中国遥远的北美、澳洲，以及另一些闽南人还不太多的地方，广东人在那些地方成为中国人的移民先驱。到了19世纪下半叶，广东人又大批进入马来丛林，到那里去开采锡矿。
潮州人
居住在广东省边缘地带，尽管该地隶属广东省地界之内，但由于他们的祖先来自福建南部，因此，他们的方言与闽南话更接近。潮州人擅长种植经济作物（如甘蔗和蓝靛），因此，潮州移民遍布于东南亚各地的种植园。
潮州人还擅长造船与航海，潮州在航运和商贸方面也享有重要地位。在华南地区，与暹罗（今天的泰国）的贸易至关重要，因为从暹罗进口的稻米是华南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并且得到帝国中央律令的支持。自17世纪以来，从暹罗进口的货物就主要由潮州船运送。随着中暹之间稻米贸易的发展，潮州人移居暹罗的越来越多，渐渐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潮州移民群，他们经营皇家航运事业，服务于暹罗皇室。泰王郑信
（1767—1782在位）的生父是一位潮州移民富商，母亲是泰国人。父亲去世后，郑信被一位泰国贵族收养。在郑信统治期间，暹罗潮州人从人数到社会地位都大幅度上升。郑信通晓中、泰两种文字，他既为潮州人经商提供便利，同时也利用潮州同乡的商业和管理才能为他的政权服务。郑信虽然最终在一次政变中败北，但是，在曼谷，在这个由郑信的继任人建立的首都，潮州人的权力和财富并没有因为郑信的失败而受损。郑信的继任者仍旧继续庇护潮州商人，并欢迎他们前来曼谷。
从人数上看，19世纪和20世纪时，绝大多数潮州移民都是因贫困、战乱或自然灾害而离乡背井的贫苦农民、手艺人或雇工。他们迁移的目的地遍布东南亚，但最集中的地区一直是暹罗/泰国（时至今日，潮州人仍然是泰国华人的主体）。当1860年汕头开埠之后，出洋劳工人数迅速上升，估计其中三分之二属自愿移民，其余则为契约劳工（苦力）。
在海外，潮州人最初主要耕种于种植园（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胡椒园和茶园，暹罗的甘蔗园），但逐渐也进入到其他各行各业，包括（在泰国）大商号、大银行的最高层。
作为适应于沿着宏观区划的边界开荒耕种的国内移民，客家人（意为“做客之人”）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方言和文化特性的边缘群体。在这样一种边缘生态环境中，客家人不仅刀耕火种，开荒种田，而且还开矿、伐木、采石、冶炼、烧炭。作为汉民族中特殊的一支，客家妇女从不裹足，这就使她们能够和丈夫一起劳作，或是即使在丈夫外出时，她们也能独自耕种农田。客家人最早的聚居处位于中国东南及南部三大行政区的交界地带，但是，当社会经济发展，工作机会增加时，他们也走向平原地区，并随之渐渐拓展了客家人的地理分布。由于客家人经常要面对周边那些不友好的讲广东话的邻居，因此他们自认为是一个需要经常应对挑战的少数族群（而且时常也的确如此），他们只能靠自我防卫以确保自身安全。
作为国外移民，这些在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人能够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来。例如，1750年前后，当客家人（还有一些潮州人）应当地马来苏丹之召，前往西婆罗洲的丛林开采金矿时，实施武力防卫就是在当地生存之必不可少的前提。
族群的自我防卫传统还将客家人引入了更广泛的争战之中。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他们在中国的历史，客家人在广西山区组成的地方团练，在太平天国造反时（1851—1864）成为其中坚力量，从而将地方性族群之间的不和，转化而成为反对朝廷、相信千年盛事的运动。太平天国被打败，加之客家人与广东方言群之间接连不断的纷争，迫使两个方言群的民众都大批流亡海外。进入马来亚的热带雨林之后，广东人和客家人发现他们彼此又为争夺锡矿资源而相互争斗不休。在19世纪，采矿是客家劳动者最集中的领域，特别是在东印度
和马来亚在海外的城市定居区，如新加坡，客家人迅速在社会底层及中下层立稳了脚跟，他们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包括开当铺（新加坡的客家人似乎垄断了这一行业），打家具，建屋盖房，伐树锯木，打铁锻造，以及家庭帮佣。
海南岛如今是一个独立的省份，但历史上曾经是广东省的辖区。居住在海南岛的海南人
也构成一个边缘性的方言群，历史上一直受到他们富裕邻居（广东人、潮州人和客家人）的歧视。然而，他们不屈不挠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在航海、农耕方面的一技之长，并成为对外移民的先驱。勤劳的海南人走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暹罗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因为他们拥有作为水手、造船者、渔夫、木工的既有技能，而且作为热带的本地常客具备防抗疟疾的基因。作为乐观开朗、随机应变的岛民先驱，他们从未试图去挑战那些高踞于资本密集型领域做大生意的其他方言群。
福建省省会福州
周边地区，以及连接位于闽北（闽江之北）内陆市场的地区，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因此没有形成从事海上贸易和向外移民的传统文化。事实上，直到20世纪之前，从那里向外迁移的人口一直十分有限。直到1900年，闽北的茶叶生产遭遇严重干旱，同时也遭遇来自国外的竞争，此后，闽北地区开始出现向外移民潮。自1901年起，福州方言区成为两波移民潮的发源地。第一波移民潮的目的地是诗巫地区，即今天的沙捞越，位于婆罗洲北部沿海。来自福州地区的黄乃裳就是一位改革者、一位移民先驱，同时他也是一位美以美会的传教士。黄乃裳在得到英人首领拉惹
查尔斯·布鲁克（SirCharlesBrooke）的首肯后，带领千名福州农民移居诗巫，垦荒耕耘（详见第六章）。如今，诗巫已被称为“新福州”，在当地人口中，大约60%都具有华裔血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福州地区又兴起了规模远甚于此前任何时候的第二波移民潮，来自福州周边地区从农村到市镇的成千上万移民，形成了以北美为主要目的地的移民大潮（详见第八章）。
我们将这两个小方言群放在一起，因为无论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都处于北边福州、南边闽南两强之间的缝隙地带。而且，不管是福州人还是闽南人，都听不懂兴化地区流行的兴化方言
，在福清
地区，虽然福清话是福州方言的一个分支，但福清地区的一些乡村讲的是兴化方言，而另一些乡村则讲福清方言。因此，这是一个文化混杂的地区。
如同海南人一样，这个方言群也受到南北相邻的那两个更为商业化的方言群的歧视，但是，他们到海外之后，却将自己的劣势变成了优势。例如，作为荷属东印度的后来者，一些出身贫穷的兴化人和福清人，竟然比其他那些地位较高的华人更成功地实现了与当地人的联手合作，并且在印尼民族主义革命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第七章论述）。一些印度尼西亚商界的顶级富豪就来自这一方言群。
温州位于浙江沿海，温州方言是长江下游地区吴语方言的支系之一。无论是普通话，还是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种方言，都无法与温州话沟通。直到20世纪中叶，温州还不是一个重要的移民来源地，但正因为如此，它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具有下属两种特征的故事，一是贫穷迫使人们必须尽量变通才能生存，二是自立传统引导人们掌握种种异乎寻常的生存技巧。20世纪后期，温州崛起而为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温州人不仅遍布中国，而且遍布全球。我们将在第八章着重探讨温州人著名的成功之道。它将显示温州人如何把可能得到的资源、传统的移民技巧、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巧妙规避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中国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民营经济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的祖籍也被巧妙地利用来适应侨居海外的生存需求，同姓是正统亲缘关系的标志，但是在海外，这一标识也被灵活地用来涵盖一些并没有真正亲缘关系的群体。例如，为对付邻里大姓，村中某些小群体或弱房会结成同姓（甚至多姓）联盟。父系族谱的灵氛（公共仪式中心与谱系向上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位著名的共同祖先）可以覆盖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群体，以实现共同的利益。例如，某地所有赵姓者都为同宗，而不论他们之间究竟有无血缘关系。或者，若干姓氏可以在一个纯属虚拟的新姓氏之下实现联宗。
在海外移居地，几乎很难找到源自同一家乡的完整的家族体系，因此，为了加强族群内部的团结互助，共谋生计，就只能以共同的姓氏为纽带，建立起虚拟的亲缘群体。这种虚拟的亲缘关系几乎可以无限拓展，或许可以说，只要是操同一方言就可被包括进来。当广东籍的改革家梁启超于1900年造访旧金山唐人街时，他统计出当地共有12个正宗的单姓宗亲会，另外还有9个由多个姓氏组成的、并非那么正宗的宗亲会（堂），而且，每个宗亲会的堂名都充满吉祥之意。他写道：尽管将真正的宗亲关系置之不理而搞多姓联宗，“此真不可思议之现象也”，但是，推原其故，殆因小姓者为大姓者所压，只能以此为防御之法。梁启超将这一方法称为“联邦制”。为了应对外出经商或出洋而造成的家庭缺憾，还有另一类非常务实的措施，那就是收养义子，这在闽南人当中最为常见，在必要时，他们会将比较不那么重要的养子派去冒险出洋，打理家族生意，而将真正的亲儿子留在家乡身边，以保证家族香火延续。
那么，关于中国东南亚沿海及岭南地区作为移民家乡的特殊生态，我们可以总结出哪些要素呢？要素之一是人口流动的不同层级，例如，或是季节性，或是长期性地离乡外出进城佣工。
这往往意味着从农业转向做小生意、或做手艺活的第一步，而移民可以由此通过各类不同路径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可能从看店的小伙计起步，发展到自己当老板开店，再到经营地区性或跨地区的大买卖，诸如此类的变化，是我们可以在那些勤勤恳恳（当然也是幸运的）移民身上时常可以见到的成功之路。要素之二是亲缘群体内部通过方言和家族纽带形成的网络，如此网络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因而他们虽然远离家乡，却依然得以守望相助，共谋经营。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此类亲缘群体。然而，方言的碎片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乡村与宗族（尤其是单姓村）内部的紧密纽带，赋予了中国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社会尤为突出的特殊性。对于方言、宗族以及同乡纽带的严重依赖，形成了由狭隘的、防卫性的边界所定义的身份。而要素之三则是民众对于金钱和商贸的普遍关注，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