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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初，一位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访问了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并就中国家庭内部遗产继承制的均等问题访问了一位农民。
问：如果，比如说，弟弟到满洲里去做工，寄回家200元，家里用那笔钱买了土地，那么，这块土地是谁的？
答：家里的。
问：如果弟弟分家了[组成了他自己的家庭]，那么，他能够得到那块土地吗？也就是说，能说那是他的土地吗？
答：不能。
问：假如有三兄弟，其中，大哥很勤劳，但小弟很懒，什么都不做，或，小弟还太小，做不了什么。再假如，在分家之前，父亲用大儿子赚的钱买了土地。那么，可不可以因为大儿子对家庭的特殊贡献，将土地全部分给大儿子？
答：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农夫被认为是“空间延伸的家庭”的基础。至少在过去五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家庭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一直绵延不绝。家庭的空间延伸，用中国北方的说法，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并不等于说全家人居住在同一地理空间。“在家里”（就一个人的责任和期待而言）并不因为这人实际上可能住在离家百里、千里甚至万里之外的地方而受阻。反之，如果说“不在一起”，那就可能意味着尽管同住一地，却各自分灶做饭。
家庭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意味着每一位男性后裔都通过某种仪式，或者通过为家族“做事”，延续着与父系祖先的血缘关系。祭祀祖先牌位，既是往前维系与自己先祖的血缘联系，同时也是往后延伸与自己后代的关联，而下一代则再通过祭祀父母亲的牌位，继续延展家族的血缘纽带。“做事”则是代际间的经济纽带，每一代人都要为家族做事，例如，为家庭成员及后裔维护或增加拥有的田产，扩大家庭的住房，增加家庭的财产，等等。
中国家庭结构的以上两大特性，为移民提供了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支持，成为人口向外迁移的内在动力，而且，长久以来最为重要的是，许多移民都曾经承受过的离乡背井的痛苦经历，被认为是为家庭做出的自我牺牲，因而在情在理。或许还可指出的是，中国家庭结构的这些特性不仅推动了移民，而且移民行为反过来也进一步形塑了如此家庭结构，以服务于共同的生存策略。
作为一种生存策略，移民在中国近代初期是一种典型的适应行为，今天亦然。土地资源不足，而人口却不断增长，其生存发展必然借助于移民。从“新大陆”传入的耐寒抗旱、营养丰富的农作物，使得所有丘陵边角地带都被充分开发垦殖。在一些地区，种植经济作物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回报。运用家庭劳力的新方式也大有裨益：由于地方集市贸易的兴盛，除了农业耕种之外，家庭中的每一双手（特别是妇孺的双手）都有了用武之地，例如纺纱织布。
至于移民，对那些人多地少的家庭而言，劳力是另一类可以出售的资源。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走出家门打工挣钱，不论是在邻近的市镇、省份，或者去往更遥远的地方。如果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就做农活，干搬运，或到公共工程帮佣。那些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如懂得采矿，那他们就具有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他们大多跋涉到山中找矿开矿，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流浪汉与乞丐也成了中国道路沿途常见的现象。到了18世纪40年代，无业之民（“浮口”）
千百成群，以佣工为生，已经到了“一呼而集”的地步。
各地无业百姓不断涌入城市，当时有北京文人根据所见所闻写道：涌入京城的无业者“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
然而，并非所有移民都是因贫困而流迁，离家也并非都是对土地匮乏的反应。不少商贾大户也在帝国疆域内四处流动，找寻投资与获利的机会。还有一些地区，本地相对贫瘠，也没有发展的机会，却因输送出具有创业精神的商贾大户而闻名。例如，源自贫困山区安徽的“徽商”，就在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商号，并因为编织起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而闻名遐迩。此外，山西输出擅长于远程转送银两的票号商家；绍兴府则以涌现了诸多供职于各官府衙门的“师爷”而闻名。商人们游走四方，将所挣银钱寄送回家，是移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18世纪，除了单身男劳力离家外出，举家迁移也已不足为奇。当代已有学者指出，其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类新的移民，他们移民的原因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不是因为战乱或官府欺压，而完全是由于人多地狭。
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四川吸引了来自整个中国南方及中原地区的移民。位于中国东北的满洲吸引了来自山东与河北的移民。福建和广东的移民则流向台湾岛和海南岛，流向广西的江河流域。还有成千上万人从人口稠密的三角洲地区迁移到周边丘陵地带，成为靠种植薯类、玉米及出售山货为生的“棚民”。
总之，到了18世纪末，为了寻找新的生计，为了进行商贸，或仅仅是为了弥补田地短缺，所有这一切原因导致的人口在中国国内的流动，已经构成中国人生活方式中习以为常的组成部分。流动人口数以百万计。在1722—1776年间，四川人口从230万猛增至660万，其中大约340万是移民。到了1776年，四川人口中已包括了来自七个不同省份的移民，成为一个多种方言并存的社会。18世纪末，四川已经从地广人稀变成了人稠地狭。
到了19世纪初，西南省份云南已经接受了至少130万农业移民，还有大约100万矿工。
中国移民在边疆的定居因清帝国往中亚地区的拓展而加速。当清王朝在军事上攻占了内蒙和新疆等广袤的西北地区之后，尽管清王朝不时发布禁令，但满族人在东北的家乡还是吸引了无数饥寒交迫的内地农民前去谋生。时至1776年，已有大约90万人移居到满洲的奉天和锦州。到了1908年，奉天（如今该地已经建省）接纳的移民已达500万人。
另一个位于帝国边缘、人口稀少的地方是台湾岛。17世纪中叶时台湾人口仅为10万左右，到了1811年，台湾人口总量已猛增至190万。
然而，移民增长并非仅限于边疆地区。内陆山区也吸引了来自人口稠密的三角洲及江河流域的移民。时至18世纪后期，中部和南部地区的许多县市都报告移民占本地总人口的10%—20%，而且，这还很可能是被低估了的数据。
在不少地区，新移民与当地原住民之间争斗频仍，双方之间的敌意不仅源自经济上的争夺，而且还源自文化习俗和日常方言的不同。尤其是“客家人”，一个特殊的移民方言群，周期性地与周边社群发生冲突。
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移民进程中，中国南方沿海省份的居民注定发挥其特殊的作用。起伏的山峦将沿海居民与内陆隔开，他们的生存策略不是面向内陆，而是面向大洋。这些生活在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航海族群，为中国的移民地理增添了新的指向：他们的贸易体系在地理上远远地延伸到了大洋彼岸。他们在大陆上的贸易站点或设于中国沿海，或设于东南亚。对他们而言，海岸线并非边界，而是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