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1400年后的两个世纪内，中华帝国的政策和商业经营改变了东南亚的历史进程。明永乐皇帝篡位登基后，急于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与合法性，为此，他特地派遣大将郑和率庞大船队七次远航（1405—1431）。
这支配备了千名水手的武装船队航行于东南亚海域，甚至向西穿越印度洋，远抵波斯湾。明永乐皇帝此举旨在宣威异域，吸引诸番首领前来朝贡，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加以审视，那么，此举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船员们带回了关于远洋航路和潜在市场的信息。移民是沿着贸易航线流动的，因此完全可以将明王朝的远航视为中国近现代移民的先驱。然而，15世纪30年代后，由于北方蒙古人的入侵，明王朝被迫转而背向大海，放弃了朝向海洋的发展战略，进而试图长期禁止中国的海上私人贸易。可是，前人远航带回的信息已经激起了沿海商人们的极大兴趣，促使他们想方设法逃避禁海令的管控。
北京朝廷严禁海商私贩的主要原因，在于害怕民间与外番私下往来可能威及朝廷的安全。在朝廷眼中，沿海一带从海盗、走私到骚乱，似乎危机四伏，而且好些时候也的确如此。明朝自1368年建立后就一直追求以朝贡形式控制着与东南亚之间的关系。东南亚统治者必须通过定期的“朝贡之旅”，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而且，与中国的所有商贸往来都必须纳入朝贡框架之内。这样，帝国权威与国家利益都能维护，同时也可保证沿海一带的安宁。
然而，朝廷的决定不久就陷入了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核心悖论：帝国政府越来越专制，社会却越来越复杂、越动荡。虽然统治贵族的独裁不断强化，但商贸势力以及与之并行的人口在空间和社会上的流动，则使社会得以从国家的控制权之下解脱出来。来自海外贸易的压力和禁商令之间展开的博弈即为典型例证。
鉴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增长，海上私人贸易的复兴显然指日可待。倘若用当下“政治正确”的话语来解读，那么，早在15世纪后期，“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到了16世纪中叶，“瓯粤诸贵人多家于海”。
海禁的结果自然导致沿海地区走私、海盗泛滥。深知海上贸易乃沿海省份重要财源的行省官员和地方权贵构成了非正式的“海商利益集团”，并最终促使海禁于1567年被废止，与东南亚港口的贸易随之勃兴。按照相关规定，私人商船必须登记并纳税，然而，当时的贸易发展是如此之迅速，以致税务征收完全跟不上其步伐。1644年，兴起于东北的满族人占领中国并建立了清王朝，在其统治初期，清王朝再度实施海禁（甚至实行沿海迁界），而且不时发布各类禁商令。当清王朝感到威胁消除并最终于1727年废除海禁时，沿海的“海商利益集团”总算赢得了初步胜利，而国家对于人口向外迁徙的掌控力也相应削弱了。
中国对于白银的强烈需求是其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力。截至16世纪，铜钱和白银仍然同时流通于中国南方省份。白银被用于长途贸易和缴交税款，铜钱则被老百姓用来支付日常生活开支，流通于本地的小商小贩手中。可是，由于中国经济扩张，中国本土所产白银远远供不应求。于是，既非由国家进口，亦非由国家铸造，而是由商人们私自进口并在市场流通的白银，成为脱离国家掌控的货币。通过海上贸易，从中国出口的货物如丝绸、瓷器和茶叶，换回了大量白银，这既是中国16世纪经济增长的支柱，也是帝国财政制度的根基。一个国家的流通货币不只非政府所能控制，而且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去获取，这无疑为商业贸易能够独立于政府法令之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历史上，东南亚一直是宗教、文化和商品贸易的相互交汇之处。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和印度教与东南亚的本土信仰相互交融，成为当地统治者及其宫廷的精神支柱，并且经由各地乡村的寺院庙宇进一步在普通百姓中传播。早在公元之初，这些外来宗教就遍及东南亚的大陆和海岛，而进入13世纪后期，伊斯兰教又从中东经印度传入东南亚，尤其是传入那些与印度洋海上贸易商路密切相关的地区，如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外来宗教与本土传统融为一体，使得这一地区显现出丰富多彩的国际化特征。
国际贸易对东南亚的国际化特征贡献卓著。东南亚王国的统治者们依赖从海上贸易获得税收，为了能够控制其所辖港口的商贸税收，他们将外国商人置于本国商人之上，因为他们一方面对于本国那些富有的精英们可能的挑战心存恐惧，另一方面则因为外商拥有与其祖籍国进行贸易，并从中牟利所需要的文化联系和商贸纽带。当时，在东南亚口岸，被委任负责收缴相关费用并维持秩序的外籍港务监督，显而易见地都是那些活跃于这些口岸之商贸活动的主要民族的代表。这些港务监督称为“沙班答”（syahbandars），是外商与本地政府的中间人，奔走于其所服务的外国雇主及本土老板之间，他们借“边际杠杆”之力，利用双方的博弈，双向获益。
在效力于此类边际性位置的众多商贸民族当中，历来不乏华商的身影。自15世纪初以来，东南亚本地的统治者就看好华人和明王朝打交道的中介作用。东南亚统治者之所以特别重视与明朝的关系，就在于明朝实施的朝贡制度有助于提升他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并带来财富。
在欧洲人来到东南亚之后，此类职位大量由华人担任。
欧洲殖民者力图控制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和中国的丝绸、瓷器贸易。1517年，葡萄牙人从他们此前刚在马六甲建立的据点推进到中国南部的沿海地区，并且于16世纪50年代在珠江入海口的澳门港建立了又一个据点，该地随之成为日本白银的集散地。日本自16世纪中叶即成为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国，但到17世纪后期则开始限制白银出口，其后，“新大陆”成为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地。
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了一个贸易要塞，当时那里早已有中国商人居住。到了16世纪后期，在连接北美新大陆西班牙殖民地的海上贸易通道上，马尼拉已经成为一个中转港：从福建厦门出发的中国帆船满载丝绸、瓷器前来交换墨西哥的白银。当西班牙大帆船满载贵重货物返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时（中国的贵重货物从那里再转往欧洲市场），中国帆船则载着墨西哥白银返回中国家乡。与此同时，还有荷兰和葡萄牙的船只也运载墨西哥白银经由欧洲和印度前去中国。到了1775年，从墨西哥流向中国的白银已经超过了日本，从而经由新大陆以及位于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将中国与欧洲市场连结在一起。大多数从那些殖民地进口中国的白银都是由中国船只运载的。进口白银是利益与风险并存的买卖。随着国内贸易不断增长，必然滋生对于作为贸易通货之白银的大量需求。要论催生现代海外迁移的社会变革，如果没有上述因素，那是不可想像的。外国白银供求的不稳定性蕴含着巨大风险：无论世界市场出现白银短缺或贸易失衡，更遑论一旦二者同时发生，都会严重危及中国国内的贸易，进而殃及中国国家的财政体制，因为其时中国的财政体制已经严重依赖于银、铜之间合理、稳定的比价。世界市场无疑危机四伏，然而，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自从中国朝向海外的人口流动进入近现代历史阶段以后，中国就一直牢牢地维系着与世界市场的联系。
中国船只航行到欧洲人建立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是中国向那里移民的先决条件。中国以奢侈品交换白银，实现了与世界市场的对接，频繁的商贸往来吸引了越来越多中国船只往返行驶于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的航道上。尤其是在1680年之后，侨居异域的中国商人从人员总数到所分布的地域范围，都出现了大幅度拓展。随着中国南方的商业贸易日益兴隆，中国商船也开始了载客运输，将一船船客人送往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今日的雅加达）等殖民地港口。于是，借助这些由商人们建立起来的桥头堡，中国不同阶层的移民得以在他们人稠地狭的家乡之外，寻找到就业谋生的机会。
在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开始的初期，中国正慢慢地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协同关系。中国经济的商品化有赖于对外贸易，而商贸的兴盛反过来也使得中国农村能够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相应减少，移民成为家庭谋求生存的策略之一。中国的移民，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迁徙或跨国流动，其中都是既有劳动者，也有商贩。通过充当西方殖民者和当地那些渴望多收税款的统治者的重要帮手，那些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确立了在东南亚的持续在场，从而推动并维持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中国、欧洲与东南亚经济的相互关联构成近现代历史的中心议题，并且形成中国自身向海外扩张的基础，即朝向海外的人口迁移。从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外部世界慢慢地增加了对中国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许可以称之为“渐进性阶段”。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英之间贸易量直线上升，并且在帝国主义以鸦片楔入中英贸易并导致中国内部经济衰败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进入了“革命性阶段”。
中国向外移民的近现代历史进程肇始于中华帝国晚期社会变革之际。时至15世纪中叶，明王朝开始逐步允许住户流动，认可土地买卖，百姓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职业，这一切无不预示着明王朝早期严格推行的税收与人力控制体系日趋百孔千疮。按劳付酬逐渐取代了国家的强制性劳役政策。此时，白银已不仅成为纳税所必需的通货，而且为日渐拓展的民间贸易所必不可少，尤以沿海省份为甚。乡村集市网络日益密集，市镇中心经济趋于活跃。腰缠万贯的乡村地主进入城市享受更安全、更体面的生活，构成了发展中的消费者市场之顶层。大量货币流入还直接刺激了跨地区的贸易往来：以金钱在此地收购的原棉和蚕丝，得以被送往数百里之外的市镇进行加工。而在乡村内陆地区，农户的生活也因此与本地市场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大量货币流入中国并不是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通过对外贸易而从新大陆引进的多样农作物，如各种薯类和花生、烟叶、玉米，养育了不断增长的人口，进一步推高了人口出生率。由于这些农作物可以在旱地生长，因此，那些因人口增加而农田不足的农户就可以开垦山坡地，以扩大耕种面积。另外，烟叶是可以出售获利的经济作物，而经由马尼拉引进的南美番薯也成了农家主食。
中国人口总量伴随着经济的多元增长而增长。中国人口早在15世纪就出现了增长的势头，时至17世纪初，中国人口总量首次突破2亿。在那之后，由于数十年的内战及自然灾害，再加上满族入主中原，人口总量减少了大约40%。可是，当战乱平定，全国基本恢复和平，人口随即再度增长。1700年，中国人口总量恢复到1.5亿，此后，在整个18世纪，中国人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到了1799年，中国总人口已经达到2.7亿，在那之后仅过了短短25年，中国总人口就突破了3亿。到了19世纪50年代，即大规模向外移民开始之际，中国总人口已经达到大约3.8亿。
不断膨胀的人口同时推动不断开辟新农田。然而，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人口总量增长了3倍，农田总量却仅仅翻了一番。
此乃不祥之兆。比较1753年和1812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全国农田面积，从人均0.7英亩下降到0.4英亩，降幅达43%。而且，各个不同地区缩减的比例明显不同。人均农田面积缩减最严重的是那些位于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省份。位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早已严重依赖海上贸易和海外移民，其人均农田面积最少：1766年的数据显示，福建全省人均农田面积仅为0.3英亩。而在相邻省份，江苏人均农田面积是0.5英亩，广东是0.8英亩。
农户家庭采取各种各样方法应对农田不足之困境。他们常用的策略是，不放弃务农耕作以保证家庭基本收入，有多余男劳力就外出佣工。其一，外出以劳力谋生，他们或开山垦荒造田，或在湖床及河流三角洲地带围垦，中国当今由层层梯田构成的自然景观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劳力开山造地的杰作。其二是到集市出售自家农副产品：妇人孩童在家皆务绩纺，产品拿去出售，尽管获利微薄，但聊胜于无。此类家庭手工业需要全国性的农村集市，也需要有大量货币流通。同时，随着商品贸易进入中国农村地区，也推动更多农户为求得土地的更高回报率而种植烟叶、甘蔗等经济作物。
最后采取的一项策略就是移民，或在国内流动，或向国外迁徙。最常见的移民方式是男劳力离家外出：如果家中的土地太少，不需要所有男性参与耕种，那么，何不让他们外出或佣工挣钱，或做点小生意？这样做并不是拆散家庭，而是通过开发更多资源而维系家庭。外出帮佣挣钱可以是去地主家种地当长工，可以是去周边地区参与政府工程的建设，也可以是进城找活干。做生意则五花八门，从走街串巷挑担或推车叫卖，到开片小店，再到长短途贩运。总之，为谋生而离家到外地住上一段时间、但迟早总要回家的“侨居”，就成为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自打15世纪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以来，城市就为侨居者谋生提供了更多机遇。历史上的确不乏这样的事例，有人到了诸如广州、澳门或厦门这样的贸易港口之后，又从那里搭船出洋谋生。但是，即便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大规模海外移民开始之后，侨居海外的人数仍然远远低于劳动力在中国国内的流动量。
除了男性劳力外出并侨居他乡之外，也有把整个家庭都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方。中国的大移民时代肇始于中国国内的重新定居。与送男劳力外出侨居他乡相比，举家搬迁他乡无疑是更为艰难的一步，但是，在那些因田地不足而生计难以为继的地区，的确有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做出了远走他乡的决定。无论是劳动力外出，或是举家搬迁，如此生存策略无疑令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国度的传统说法黯然失色。“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经常使用的自我表白，而西方人也照单全收。
尽管中国人都拼命想要维持家的地域根基，但想做到这一点却必须悖论性地让家庭成员散居四方。可是，散居四方并不意味着家的解体：中国家庭系统的核心恰恰就是家庭身份并不因家庭成员分散居住于不同地方而有任何改变的原则。中国人“家”
的基本原则是共同奉献，共同分享。如，父亲过世，男性子嗣平等均分家财；或，长子成家，弟兄们按合约分家。这一体制的要点是：无论家庭成员离家多远，都负有对家庭的道义责任，必须将收入的一部分汇寄回家，以保证当事人在家产中的份额不会因为时间或空间距离的分隔而削减。如此家庭财产共享体制对于外出劳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移民他乡者亦然。
然而，安土重迁之说在若干方面仍然具有若干深远影响。其一，无论是从事家庭副业或外出佣工，中国农户都执着于维系他们在乡村的根基，上述倾向意味着16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趋势并未导致大规模的城市化。其二，正因为安土重迁之传统，侨居外乡者表现出执着的家乡认同，他们不仅维持与老家乡亲的联系，而且还组建同乡会，以此支持侨居者在中国国内或国外之他乡的生活与生计。本书下文将会指出，中国人社会所具有的乡缘认同的特异性，使得移民能够在远离家乡的区域经济中开拓小生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