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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世纪晚期开始，中国和西方的两大新动向对中国向外移民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大幅度增长，其次是大不列颠为了能够最终在中国市场获得立足之地而加紧了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渗透。这两大发展态势最后终结了那个以半官半商形式存在，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为代表的早期殖民时代。与此同时，一是由于帆船贸易的扩张，二是由于西方在19世纪中期之后对清帝国的直接入侵，中国向外移民的数量也随之急剧上升。本书在下一章将对此详加阐述。
自1684年康熙下诏开放海洋贸易之后，中国往南中国海的帆船贸易逐渐呈现上升势头，昭示中国真正融入东南亚地区贸易体系时期的到来。进入18世纪40年代，在满清王朝第四任皇帝（乾隆）的统治期内，繁荣富庶的中华帝国更增加了对于东南亚进口货物的需求。与此同时，沿海地区伴随着人口迅速增长而使土地短缺状况进一步恶化，助推当地更多劳动力向东南亚的矿山和种植园流动。18世纪中叶之后清王朝务实的商贸政策，促使更多商人借舟船之利往东南亚港口经商，而实际上每艘船也搭载了大量普通移民（根据18世纪中叶一份荷兰档案文献记载，在一艘前往巴达维亚的船上，共搭载了多达130名商人，和数百名普通移民）。
后来，当中国人的帆船贸易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出现衰退之后，帆船贸易却又在其他地方兴盛起来，并且成为“从暹罗到苏禄的那些独立的小王国和中国之间的重要交通线”。
随着18世纪贸易不断兴盛，中国人自身也日渐融入该地区的贸易和生产体制之中。来自中国的商人和劳工移民纷纷在当地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并且有利可图，他们主要集中于当地的三大领域：一是处于欧洲殖民者统治下的港口；二是位于河流三角洲地区的土著王国；三是东南亚大陆及爪哇岛的水稻农作区。外来移民在当地生存发展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切入当地的贸易网络，如何与当地土著统治者合作（包括马来王公，暹罗国王和欧洲殖民者），以及如何恰当地利用他们所执掌的包税体系和对外贸易而从中获益。
到了18世纪中叶，华商和华工在东南亚各地形成的帮群，已经开始在当地土著政权的庇护之下，开发当地的各类自然资源，如开挖锡矿，建立胡椒和甘蜜园。
马来统治者通过华人移民社群内部的中间人招募华工。爪哇甘蔗种植园内新招募华工数量的急剧增长，成为导致1740年骚乱与大屠杀的直接导火线。当时，如巴邻旁
苏丹、邦加王公等土著王公贵族和欧洲殖民当局，无不争相利用华人的人力资源以提高产量，增加税收。本地苏丹引进劳工在马来亚和邦加开矿，在婆罗洲掘金。他们中有许多是客家人和广东人，他们随之成为东南亚华人社群中的重要方言群。而潮州人则继续涌入暹罗，或到农业种植园务工，或进入城镇从商。与此同时，从东南亚前往中国的朝贡贸易在18世纪再度兴起，因为以朝贡为名的贸易获利丰厚，而且，往往由一些华人船主充当朝贡贸易的中间人。
截至此时，大不列颠仍然只占有印度，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向东扩张的基地。英国远在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之后，才开始确立其作为东南亚重要殖民帝国的地位并发挥作用。那些“民间商人”，即辗转亚洲各港口从事贸易、但无法与享有贸易特许权的东印度公司相竞争的英国私人船主们，将印度商品，包括鸦片，运往东南亚和中国出售。直到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前夜，英国方得以在马六甲海峡立足。事实上，当时是由一位民间商人请求东印度公司为他前往槟榔屿的冒险航程提供支持，以拿下这个海岛。而该岛也的确成为大英帝国“海峡殖民地”的第一个基点。这一发生于1786年的事件，成为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从规模到特征都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由此为开端，不仅槟榔屿（以及紧随其后的新加坡和马六甲）确立了吸引中国人力与资金投入的新模式，而且还成为英国进攻中国本土的新据点，而中英之间的战争则随之诱发了中国更大规模的向外移民。
事实证明，英国在东南亚建立的殖民前哨据点对中国移民更具吸引力，因为他们在那里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即对所有前来贸易经商者均免征关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荷兰、西班牙和暹罗实施的贸易垄断、强征税收等政策形成鲜明对照，故而对中国商人和移民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自由贸易政策的出现拓展了与中国贸易的空间，从而也就推动了中国的向外移民。英国在18世纪后期向自由贸易政策转向，和英国“海峡殖民地”的建立，英国在槟榔屿和新加坡殖民地的建立等，密切相关。
英国挺进东南亚的历史在1786年以小规模开始。其时，弗朗西斯·莱特船长获取槟榔屿，作为停泊的基地。这是一个位于马来半岛西海岸以外的岛屿。身为民间商人的莱特自然倾向于实施自由贸易和自由港的政策。他认为，槟榔屿的行政管理经费不能取自港口收费或海关税收，因为这不利于活跃商贸往来。他决定，应当由殖民地的包税收入来支付槟榔屿的行政开支。由此，莱特宣布槟榔屿为免税港口，向来自不同国家的所有移民开放，很快，华商就成为当地鸦片和酒业的包税商。
事实证明，自由贸易极大地刺激了华人的商业活动，并且吸引新移民源源到来。短短几年内，槟榔屿就形成了一个数量可观的华人社群，其中部分人来自荷兰在马六甲的殖民地，因为他们不堪忍受荷兰人在那里实施的苛税重负。莱特船长发现，新来的华人居民“是本地居民中最优秀的部分”，他们是“木匠、泥瓦匠、铁匠……（他们）是商人、店主、种植园主”，总之他们都能迅速地找到各自谋生、经营之处。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在荷属巴达维亚也就有过十分相似的记载。
英国人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征战，才从荷兰人手中夺得了对马六甲海峡战略要地的控制权。1819年，英国从当地马来王公手中夺得了新加坡；1795年，英国曾一度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但到了1824年才正式占领马六甲，宣布新加坡和马六甲为自由港。除了吸引业已在马六甲扎根的华商（即克里奥尔峇峇）之外，槟榔屿和新加坡潜在的商业机会也吸引了直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其数量直线上升。于是，以新加坡为国际海洋航线的交汇点，以马六甲和槟榔屿为其延伸，以英国的海洋霸权和中—英之间巨大的商贸量为基础，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商贸网络。英国更远大的目标定位于和中国的贸易，而新近建立的新加坡殖民地则是这一贸易航线上的一个加油站。英国的海峡殖民地延续了已经长达数世纪的重要功能，即以“马六甲—柔佛—廖内”为东南亚内部海洋贸易的核心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商贸中心区已不再局限于东南亚，而是成为一个世界贸易的核心区。
从自由贸易中受益最大的当数新加坡。新加坡的创建者莱佛士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从建政开始就宣布绝不对本地工商业征收税款，这一政策令那些一直饱受各类苛捐杂税压榨的华商喜出望外。在英国人接管新加坡之前先期定居新加坡的华侨主要是一些潮州人，他们在当地种植甘蜜（一种可用于制革和染色的植物）。
但是，源源不断抵达新加坡港的中国帆船从中国广东运来了大批新移民，他们主要是广府人和客家人，他们很快就作为劳工或手艺人参与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建设当中。但是，中国那些富商大贾则不再来了。莱佛士及其助手作出决定，在新殖民地内划出一个专门地段作为商业区，将隶属于劳工阶级的移民们清除出去，以迎接那些富庶的、“德高望重的”福建商人头家顺利入住。
随着英国于1824年从荷兰人手中接管了马六甲，马六甲也打开大门欢迎华人移民的智慧和财富。对英国统治者而言，新加坡除了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之外，另一个特殊的、在当时并未被英国统治者充分意识到的重要意义是，在1824—1827年间，一批腰缠万贯的华商家庭从马六甲移居到了英国这个新的海岛殖民地。这些已经在马六甲数代定居的峇峇家庭带来的不仅是可以投资于当地建设的经济资本，更重要的还有他们带来的文化资本：数代定居马六甲的经历，不仅使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习俗克里奥尔化，而且学会了如何去同西方人打交道、如何从事对外贸易。他们原籍闽南漳泉一带，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帮群，并且很快就在商业和社会领域都掌控了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的确，直到20世纪初，正是这个峇峇商人帮群及其在当地出生的新一代，高踞于新加坡社会的顶层。英国人发现这个群体对于殖民地事务太有用了，他们比其他华人群体“更开明”，也“更擅长于经商之道”。而且，因为其中一些人在马六甲时就掌握了英语，并且“一直与欧洲人打交道”，故而也就令外国人觉得相对“容易接近”。
殖民当局的如此态度自然更加强化了峇峇作为商贸和行政领域的最佳中间人而在海峡殖民地享有优越地位。峇峇成了全社会所有人的中间人，他们不仅为英国人服务，也为那些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服务。我们将在下文探讨峇峇具有边缘性特征的文化如何与他们在新加坡的福建同乡文化形成相关性。
自新加坡开埠伊始，华人人口就迅速增长，并且囊括了中国所有不同的方言群。1827年，新加坡华人人口大约6 000人，超过了当地的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等所有其他族群而居于首位。到了1867年，华人人口猛增至5.5万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65%。
新加坡和槟榔屿迅速成为东南亚区域内仅有的两个以华人为主体民族的地区。
新加坡不仅成为海峡殖民地的行政首府，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前往其他东南亚地区的中转站，随之，新加坡也就形成了与此地位相吻合的社会结构。新加坡商人同时充当劳务掮客，他们先为乘船抵埠的移民向船主支付船资等费用（即所谓“赊单”），然后将这些赊单移民转卖到新雇主手中，而移民则在随后通过为雇主打工偿还其所赊欠的债务。1823年时新加坡的一项条例明令必须规范移民劳工操作，说明那时赊单制已经十分流行。该条例不仅规定严禁使用奴隶，而且规定移民劳工契约以两年为限，移民费用不得超过20元。
从马来半岛到半岛以外荷属东印度的邦加和苏门答腊，甚至远至澳大利亚，一个个种植园和矿场相继开发，很快就出现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其时，从中国招募移民，将他们运送到东南亚，再将他们交到雇主手中，并支付和清偿赊单，这一切既需要一定的资本投入，也需要有防止移民毁约潜逃的手段。因此，私会党组织就有了用武之地。因为本书将在以下章节中专门探讨私会党问题，在此仅就私会党组织在劳工招募和规制中的作用略作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