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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部分内容曾作为博士论文提交到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它能得以全部完成，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孙康宜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教授的耐心指导。尽管时间很短，但我也非常感激能有幸亲炙于已故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教授。我的论文的答辩委员凯茜·克露丝（Cathy Caruth），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及霍梅客（Michael Holquist），以及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审都给我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海伦·塔塔（Helen Tartar）作为编辑对本书提出了必要的鼓励与商榷。我也感激约翰·哲默（John Ziemer），他对于精确、连贯以及明晰的文风的追求都极大地改进了我的初稿。当然，文中的错误则应由我负责。
派屈娅·德曼（Patricia de Man）诚挚地允许我引用她丈夫未刊的遗稿。傅汉思（Hans Frankel）教授惠借书籍于我，并介绍他的私交给我认识。班森·梅茨（Benson Mates）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份非常罕见的莱布尼茨著作的复本。波鸿黑格尔档案馆库尔特·瑞纳·梅斯特（Kurt Rainer Meist）教授与时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张隆溪教授回答我的疑问，并允许在本书中引用他们的回信。已故的汉诺威下萨克森州联邦州图书馆（Niedersachsische Landesbibliothek）莱布尼茨档案馆主任阿尔伯特·海因凯普（Albert Heinekamp）教授热心地告诉我如何充分利用该档案馆的收藏。波鸿黑格尔档案馆赫尔默特·施耐德（Helmut Schneider）博士帮助我找到了黑格尔早年关于历史演讲的现存文献。感谢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稿本部允许我查验稀见的黑格尔资料，以及加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为我提供访学及研究基金。同样要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资助。
数年前，安德烈·马汀涅（André Martinet）一席客气的劝告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必要条件（“如果是复合语使你感兴趣的话，那么也许你应该研究中文”）。朱莉娅·费依·查尔方特（Julia Fay Chalfant）给我睿智的建议并督促我完成本书。我对以上诸位的帮助衷心感谢。
苏源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