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大门：1579—1594

根据耶稣会的相关记载，建立中国传教团是方济各·沙勿略的遗愿。1549年，这位东方使徒在首次经过中国前往日本九州时就意识到为了便于在东亚的其他地方传播天主教，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据点。然而，他采取行动的机会极其有限，要知道，他和所有的后继者在交通和政治合法性上都是受限于他人的。他可选的机会也受制于葡萄牙在亚洲近海贸易的频率和葡萄牙国王代表的意图。到了1551年，方济各·沙勿略决定越过葡萄牙在华南沿岸岛屿上的临时贸易中转港进入中国。在被扣留在广州的商人人质的建议和帮助下，他混进了葡萄牙印度总督府派往明王朝的大使随从团。

不幸的是，方济各·沙勿略这次进入中国的尝试也失败了。他所在的大使团被马六甲的海军上将阿尔瓦罗·德·阿泰德（álvaro de Ataíde），即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儿子解散了。但是，方济各·沙勿略没有放弃努力，1552年他独自向着中国海岸进发了，因为他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愿意帮他偷渡到中国内陆的商人。他到达上川岛——一个离珠江口不远的露出地面的岩层岛，那位把他载到此地的葡萄牙人丢下他不管，在贸易会结束的时候启航回国了。同样地，因为害怕触犯禁止外国人入境的中国法律，所有的中国商人都返回了中国。当时的这条律法旨在遏制在中国沿海猖獗横行的海盗。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中，方济各·沙勿略在1552年12月3日凌晨去世了。

在他最后一封信中，他提及前往中国的伟大愿望。谈到这一点时，他声称，撒旦（Satan）都对耶稣会士在中国开设传教团的前景“惊慌不已”。 这位巴斯克神父和他的后继者在随后的三十年中进驻中国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似乎证明了他的这一论断。第一位到达广州沿海的后继者是方济各·沙勿略以前的同事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1520—1571），他从马六甲一位葡萄牙商人那里了解了关于大明王朝的一些信息。在写给欧洲的耶稣会教友的信中，他描述了中国城市的富有、商业的密集、官方统治者的公正以及明朝皇帝的无所不能。简而言之，巴莱多在报告中描述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其文明结构类似于甚至超过了他们欧洲同仁传教活动所需要的理想状况。

然而，方济各·沙勿略的这位继任者运气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在冒险走过方济各·沙勿略的葬身之地后，巴莱多在1555年随一位葡萄牙贸易大使航行到广州，在那里停留了十个月。在每年两次的贸易会结束后，他不得不跟随他的同胞离开了中国。广州的政府官员严格执行明朝律法，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居住，他们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使巴莱多大为沮丧。巴莱多和他的教友只好转向了日本。他们的这一选择是明智的，这在16世纪60年代末得到了证实。当时，传教士黎伯腊（Juan Bautista Ribera，1525—1594）再一次计划在贸易会结束后驻留广州，但再次以同样的原因搁浅。

当葡萄牙印度总督府的代理开始协商在珠江口设立一个永久性的葡萄牙贸易站时，耶稣会士入境中国的希望又被极大地点燃了。不过，1557年澳门的建立，对中国传教区更有利，而且，这对于耶稣会在东亚的所有传教工作也至关重要。在这个小小的中欧混杂的根据地上，耶稣会士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因为尽管广州官方保留对澳门的最高管辖权，他们对葡萄牙人却给予了有效的授权。这种安排，使得澳门精英阶层的欧洲商人能够将澳门作为往返于日本和广州的短期旅程的出发点。在他们与平户和长崎等港口城市进行常规贸易的过程中，耶稣会士便可以相应地跟随他们出入，以此巩固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西部初步建立的传教事业。由于日本允许葡萄牙人扩大丝绸和银器贸易，那里的传教工作因此也同样得到了发展。但是，与16世纪70年代耶稣会传教事业在九州的顺利发展以及天主教在葡萄牙王朝占据的重要地位相比，耶稣会在中国没有任何发展的状况，确实让他们有点难堪。

这种状况在一位新的强有力的政策制定者——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的领导下有了改变，他重新制定了耶稣会传教事业在亚洲发展壮大的路径。作为耶稣会总会长的全权代表，范礼安1573年被任命为亚洲传教团的视察员。他来自意大利南部，曾经学过法律，早在耶稣会从一群有感召力的神父转化为一个以传教和教育事业为要务的严密组织机构之时，他就加入了耶稣会。为确保欧洲耶稣会所做的调整在海外也都能得到执行，在他担任过罗马耶稣会见习生的指导老师后，便被派往印度群岛。因为这位视察员在政治和组织事务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这份重任便落到了他的肩上。范礼安最初的任务是往来于东非、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之间，视察莫桑比克和日本的宫古之间所有耶稣会传教区。16世纪90年代耶稣会的传教区已扩大，大到任何一个人都很难管理，而视察员的辖区限于东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教区，他坚信克服语言障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像耶稣会士在日本所经历的一样。范礼安推断，如果中国官方允许不识字的葡萄牙商人通过翻译者来代管他们的一块领地，那么他们一定会允许受过教育又懂得当地习俗和语言的人进一步进入他们的国度。

因此，范礼安请求在果阿的印度副省会会长派一名合适的人到澳门学习中文。他特别提到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的素质，他说，要综合考虑包括“年龄、品质、能力”以及完成该任务所必要的献身精神等诸多因素。 罗明坚也来自意大利南部，不仅传教热情极大，而且是教会法和民法的博士。他在加入耶稣会并成为范礼安在罗马的实习生以前，曾在那不勒斯为西班牙王朝服务。1578年，罗明坚曾被送往印度，在果阿完成了他的神学课程学习，然后被派往印度南部的渔业海岸，他在那里开始学习泰米尔语。然而，对于范礼安来说，罗明坚最重要的优势是他的年龄。他明白，在中国，一个成熟的耶稣会士将比一个年轻的耶稣会士更受欢迎，因而选派了这位年纪较长的传教士。 不管怎样，1579年，35岁的罗明坚比与他一同前往亚洲的同事们大出十岁。

从传教区经陆路到科钦，又乘船到达澳门后，罗明坚了解了范礼安安排给他的未来任务。范礼安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根据范礼安的指示，当地耶稣会为他提供了不同于其他传教士的食宿，以便他可以全心投入学习。 范礼安指导罗明坚学习中国文人所用的南京方言，而不是澳门和广州老百姓使用的白话。在向他的罗马上司辩护这一选择时，他将汉语比作欧洲的拉丁语，说：“中国官员们不说其他的语言，其他人也不可能和他们说别的语言。汉语得到了如此广泛的使用，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懂得。” 这些评价丝毫没有降低罗明坚学习任务的难度，他只能依靠自己，因为他没有当地的翻译为他解释汉语。然而，在他留驻这个葡萄牙殖民地的三年时间里，他就像一个中国孩子一样，努力地学习着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他对他的上司说过，中国学生通常要花十五至二十年时间学习这些内容。当取得一些进步后，罗明坚就开始着手编纂一些天主教教义的段落，以便中国人能“喜欢这部神圣的法典”。

全亚洲耶稣会的希望，都寄托在罗明坚“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上。 当他的学习效果显现，在16世纪80年代产出成果时，这些努力就都得到了回报。像以前的传教士一样，罗明坚跟随葡萄牙商人从澳门来到了广州。但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是，他用当地官话向官员们请求驻留在广州。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广州官员的好奇心，他们授予罗明坚一间小房子，允许他在贸易会期间居住。 商人们也被允许住在他们的船上。作为对欧洲同事的回报，罗明坚把他的小屋布置成一个小教堂，以便他们能在此做弥撒。他为他们提供了中介服务。1580—1582年，罗明坚在广州居住期间，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人，吸引了全城很多的好奇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门前每天都有人，直到半夜还不散，他们就是为了来看一看我，我没有办法让他们走开”。

这种好奇并不意味着罗明坚在广州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事实上，他说，曾经一个过路人冲进他的房子，用石头打破了他的额头，这是比他能感觉到的其他人微妙的愤怒更加直接的一种攻击。让罗明坚感到激动的是，他赢得了诸如广东省省长、海军总督等一些重要官员的友谊。这些人被罗明坚从澳门带来的诸如钟表、棱镜之类的欧洲奇货所吸引。他所独有的用汉语跟他们讲述异域风情的能力也极具吸引力。罗明坚投其所好，因为他知道，即使不是出于真正的尊重，只要赢得了官员们的友谊，“其他的异教徒就都会尊敬他”。由于害怕市政当局的怪罪，广州的市民就至少不会来打扰和伤害他。 通过寻求当地官员的庇护，罗明坚确立了保护传教区的策略，直到最后一个在华耶稣会士于18世纪晚期在北京去世，这一策略一直被沿用着。

尽管传统上公认罗明坚的第一个同伴——利玛窦是中国传教团的创始人，但实际上，这份荣誉应该属于罗明坚。正是由于他在广州的外交活动，耶稣会士才被允许在1582年入驻大明王朝，而且，还在当时广东省的省会肇庆得到一座庙宇。1582年12月，罗明坚在澳门受到广东总督的召见，他一面述说着西方的奇闻，一面透露出想留在中国的愿望。这位总督此前就对计时器很感兴趣，罗明坚便用一个西洋钟换得了他的第一次留居权，不仅如此，总督还提供了肇庆的两处居所供罗明坚使用。在接受这位官员召见之前，罗明坚还对自己可能遭受的冷遇忧心忡忡，“因为无法相信这些异教徒的诺言，他们常常会撒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而，范礼安坚持让他去“碰碰运气”。 对罗明坚来说，本来认为不过是去省会城市“维持”与这位官员建立起来的友谊。 结果，这位官员居然履行了他的承诺，罗明坚被允许住在一座旧庙里。在那里，他告诉这位官员，他会继续学习汉语，“以便能把我们的知识介绍给中国人，并学习中国的好东西” 。

罗明坚不仅从这位官员那里得到了在肇庆的居所，还被允许带两个同伴来中国。正当他貌似是利用他的外交才能在取得传教事业的进展时，范礼安又从印度召另外两名传教士到澳门。这两位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巴范济（Francesco Pasio，1554—1612）——在范礼安任教期间曾在罗马参加过耶稣会的实习生培训。在果阿的耶稣会学院完成学习后，利玛窦在果阿和科钦教授语法和修辞；巴范济在印度总督府的首都做传教区视察员。1582年年底，巴范济陪同罗明坚来到了他们的新驻地，而利玛窦第二年秋初也来到了中国。巴范济并不愿意在此逗留很长时间，而利玛窦和罗明坚却在随后的六年中留在肇庆，继续他们的学习，想方设法地传播他们的宗教。

远离其他欧洲人来适应中国城市的生活，对传教士们来说是困难的，但是，在适应当地习俗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开创一份新的传教事业的最好机会。在广东省总督的敦促下，罗明坚选择穿上佛教徒的服装。他说过，这件袈裟与他庄重的法衣“略有不同”。1583年初，他说：“现在长袍已经裁好了，我们很快就会被装扮成中国人。” 虽然，这种服饰与他们所传递的福音不太相符，传教士需要随后予以纠正，但却无疑使他们那异域的外貌更加符合当地文人的口味。即使打扮成这样，肇庆的传教士们也决定先保持低调。罗明坚说，他们在中国的前几年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通过当地的生活方式开导中国人；另一个，是在习得“语言来阐释我们思想”的同时，“全力以赴地学习汉字，以便能阅读他们的书籍然后纠正他们的错误”。

即便罗明坚在大明王朝得到了一个栖身之地，他对耶稣会士在肇庆能坚持多久，仍然心存疑虑。他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当地精英以及省级官员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对可能引起的骚乱的恐惧。通过讲解欧洲哲学、伦理，还有最重要的数学和技术，传教士们激发了这些晚明文人的好奇心。相应地，他们的中国熟人把这些外国人的话又转告给他们的朋友和客人，为耶稣会士可怜的关系网（就是一种人际关系或联系，被认为是某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将欧几里得的几何知识讲给他们的访客听，并给他们看地图，指出中国在更加广阔的世界中的位置，解释浑天仪和棱镜的功能，展示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油画。在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后，他们才在数学所展示的宇宙完美秩序的基础之上，插入了天主教相关的内容。1584年下半年，他们出版了《主祷文》、《十诫》和《圣母颂》的译本，以便更多地吸引好奇者。

1585年，范礼安十分自信地告诉罗马总会长阿奎维瓦（Claudio Ac- quaviva）神父，他六年前决定把罗明坚叫到澳门的举措真正拉开了中国传教事业的序幕。然而，范礼安却发现自己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即与来自日本的大量记录形成对比的是，没有关于中国人被转化为天主教徒的报告。他重申，肇庆的传教士遵照他的指示，“在转化天主教徒方面很谨慎，……不到名声斐然，不会轻举妄动”，以避免被从广东省驱逐出境的危险。尽管范礼安为此种克制情形找到了解释的说辞，他还是报告说，他的下属皈依了一些中国人，“官员们并没有表示讨厌”。 这些新信徒中有第一个由耶稣会士施洗的人。这个人得了不治之症，被他的亲戚扔到田野里等死，当传教士把这个人带回屋里，他很高兴地同意学习他们的宗教，并在临死前接受洗礼。

据范礼安陈述，肇庆的传教士还使一位中国文人，一个“博学的、重要的人物，而且即将受封为官的人”，接受了洗礼。 耶稣会士知道，这个级别的文人皈依了天主教，就能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提供社会合法性，那些已经身为官员的文人可以为他们提供政治保护。但是，这种特定的皈依（如果不仅仅是传教士们乐观主义的反映的话），只是耶稣会士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持续接触的幸运的副产品，而不是向精英阶层布道这一整体战略的有效成果。事实上，传教士的记录尤其是利玛窦的记录清楚地表明，耶稣会士知道他们的皈依者很可能来自“非常低的社会阶层”。这些人包括传教士在慈善活动中碰到的社会弃儿、穷困潦倒的人、患不治之症的人、不识字的乡下人和没文化的工匠，等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第一位中国天主教徒就是个穷困潦倒的人。利玛窦写道，在大明王朝建立一个传教会是需要耐心的，因为“上帝显然想让这样一个伟大的项目从最小的一个切口进入”。 在耶稣会士传播天主教的头几年里，其他人的皈依也如星星之火，而且，他们同样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这是一个在明王朝出现的特征，又在随后的传教史上不断重复着。

耶稣会士在平民百姓中发展教徒的活动使他们在肇庆的居民中越来越闻名，由此，也招来了广泛的怀疑。由于不会广东话，他们无法把福音传递给大部分人，也限于谨慎传教的指导精神，传教士们成了各种谣言和猜忌的对象。例如，利玛窦说，第一个皈依者的消息“在中国人中的传播效果并不好”，他们猜测，那个垂死之人的头里有颗珠宝，传教士们在他死后会从他头中取出来。 在广东省这个海盗与禁运品时有出没的沿海地区，前来参加贸易会的外国人络绎不绝，人们对外国人已经心存厌恶，传教士们处境便更加危险。16世纪80年代，肇庆居民不止一次地用石头砸传教士们的房子，发泄对他们的厌恶情绪。 也许对于耶稣会士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几个当地官员害怕传教士与澳门之间的联系与殖民势力有关，因为在那里，葡萄牙人的存在依然是中国一个潜在的危险。 已经与耶稣会士们成为朋友的官员们被不断地调往中国其他地方，这是传教士处境不安全的又一个因素。显然，他们无法保证能够赢得所有新任官员的信任。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16世纪80年代晚期的耶稣会士们还是对传教的前景信心十足的。罗明坚告诉范礼安，他需要更多的人手，尤其需要一个“谨慎的人”来做传教团的主管。视察员范礼安派来了麦安东（Antonio de Almeida，1557—1591）和孟三德（Duarte de Sande，1547—1599）。 孟三德不像麦安东还是一个刚从葡萄牙出来的年轻人，截至1585年，他已经来印度七年了，担任过勃生耶稣会学院的院长。除了耶稣会倾向于提升年长的、更有经验的神父做领导这一因素，选择孟三德担任传教团主管的原因是，罗明坚从未在耶稣会内担任过这样的行政职务，他认为年长者更能胜任。

任命孟三德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罗明坚计划把耶稣会事业扩展到大明王朝内部。他曾受广东和江西省的巡抚王泮（进士出身，1572）的邀请，陪同他进京，或者至少到过该官员在浙江的家。为了确保传教团的安全，罗明坚1585年11月与麦安东一起动身北上，留下孟三德和利玛窦在肇庆。尽管他此行最终无功而返，却了解了中国之大，以及他可以在中国其他地方扩大精英朋友圈的可能性。 这一看法很快就在他1587年去广西和湖广的路上得到了证实。

尽管在他们后来的回忆中，中国耶稣会士夸大了头二十年建立传教事业过程中所经受的挫折，但16世纪80年代晚期对于他们刚刚起步的事业来说，确实是充满危机的一个时期。轻率的西班牙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1545—1593）所发起的探险活动，并没有使他们的工作变得容易起来。桑切斯两次访问中国，在澳门、马尼拉、马德里和罗马散布谣言，并策划派一个西班牙外交使团到北京（造谣说西班牙要入侵大明王朝）。 为了在欧洲驱散这些谣言，范礼安派罗明坚到罗马教廷，并向教皇申请任命这个最了解中国耶稣会的人作为大使，前往中国拜见万历皇帝（1572—1620）。但是，罗明坚自1588年年底动身去了意大利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随着四位主教相继去世，范礼安的计划并未得以实施。而对于中国传教团来说，幸运的是，桑切斯的计划也没能实施。

1589年，当公众对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接触的憎恶之情在肇庆爆发的时候，他们的传教工作出现了更多的困难。到任的新官员认为，与其让肇庆骚动不断，还不如让这些传教士走人。 那时，已是最有经验的传教士——利玛窦，决定向新总督申请在广东省寻求另一个居所。他大胆的举动为传教士赢得了一线生机，他们被允许在除了广州和肇庆以外的任何一个城市居住。利玛窦选择了位于广东省北部的韶州，在那里，传教士们显然比在省会城市更受欢迎。利玛窦说，他们成功地避免了麻烦：“因为我们说我们来自肇庆，并没有人提到澳门。”很快，“城里所有重要的人物”纷纷到访。 韶州精英们的态度似乎只是淡淡的接纳，但韶州的老百姓却不一样。然而，传教士们还是会时不时遭到暴力袭击，16世纪90年代，他们的居所一再被蓄意破坏。

除了与当地老百姓之间发生偶尔的冲突外，另一个问题是，传教团成功地进入大明王朝后的十年间，他们传教团队的规模依然很小。只有利玛窦和麦安东在1589年转移到了韶州；孟三德回到澳门担任耶稣会学院的院长。1591年，麦安东去世，他的继任者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1562—1593）也于两年后去世，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如何为传教事业补充人员，是传教士们所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近代早期从欧洲派人来到中国的确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仅海上航行就能导致一半的准传教士死亡，那些活着到达亚洲的人，只有很少几个被他们的主管派往中国。他们一到印度，大多数人首先要在耶稣会的学校里完成学术训练，然后，再被派往印度的传教站。还有，16世纪晚期，随着日本传教区的扩大，几乎所有到达澳门的耶稣会士都被直接派往长崎，而不是中国。

不仅如此，葡萄牙人和明朝官方之间日渐增长的矛盾也加剧了韶州和澳门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新招募的传教士很难进入中国。由于知道欧洲人和日本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丰臣秀吉1592年入侵朝鲜之后，广东官员提高了警惕，以防止间谍混进中国。 耶稣会士十分清楚，中国长官邀请罗明坚，并不能代表允许所有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

那些想和利玛窦会合的耶稣会士不得不非法入境，避开珠江三角洲的巡逻士兵，经过广州到达相对安全的地带。16世纪90年代中叶，一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两名葡萄牙籍神父，郭居静（ Lazzaro Cattaneo，1560—1640）、苏如望（Joao Soeiro，1556—1607）和罗如望（João da Rocha，1565—1623）成功地抵达韶州。他们在中国传教事业后期的区域扩张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他人手还包括雇佣的中国天主教徒，主要是在澳门出生的中国人或者混血儿。运用从日本耶稣会士那里学习到的大量利用本土助理的经验，孟三德在1591年派了两个澳门人，钟巴相（Sebastião Fernandes，1562—1621）和黄明沙（Francisco Martins，1545—1604）到韶州参加培训，准备担任临时助理。 耶稣会内这种身份的成员出现之前，他们需要发誓像其他的传教士一样安守清贫、贞洁和服从管理。然而，这些助理并非从事神职，而主要从事的是内务工作或宣传教义的工作。耶稣会所有成员一旦入会，就会成为助理（并被称为“兄弟”），那些后来会成为神父的人都是“经院学者”，因为他们至少学习过伦理神学（或者最多是耶稣会完整的课程，包括语法、修辞、哲学和伦理神学及思辨神学）。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澳门天主教徒最终被选为助理而对其产生价值偏见。在欧洲，耶稣会学院和耶稣会馆的大多数临时事务都是由助理处理的。在中国，落到他们肩上的职责甚至会更多。考虑到传教士和中国平民百姓之间的语言障碍，澳门助理在担任教义讲师、帮助传教区培养信徒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进一步讲，考虑到欧洲人来往于澳门时所面临的危险，钟巴相与黄明沙是难得的通信员，他们与其他中国南方人几乎没什么区别，很容易就能躲过巡视外国人的哨兵盘查。 JbH1IQzwpSn1EoewE5amSDhIroNhLmpWGeZ56k+8cmRg9EmZhqXF0hq5oro26O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