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方济各·沙勿略1549年到达东亚此后的30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希望在晚明中国建立一个传教区，却总是徒劳无功。1579年，经过策略调整，耶稣会的几位传教士吸引了广东几位有影响力的官员。这两拨人之间的友谊，最终使得耶稣会士可以像每年遍布珠江三角洲、来参加广州交易会的商人一样进入中国，而且还被应允留驻中国——这是其他外国使者不曾享有的待遇。

进入中国内陆的前面几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先锋们通过树立博学多识的形象、强化精神苦修逐渐与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有所接触，并交流对话。随后，他们赢得了声誉，这使他们有可能把更多传教士从澳门召进中国本土。早期的入华传教士主要致力于学习汉语和考察当地习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巩固了社交圈，并把一些东道主转化为天主教徒。虽然，他们最初尝试披上佛家的袈裟，以僧侣的身份出现，但最终他们采纳的是本土当权者——中国官员的服饰以及价值观。通过树立起一个带着中国文化特色的新形象，耶稣会士赢得了晚明中国一批精英群体的认可。他们把这种认可视为其传教工作的必要前提。

早期耶稣会士的传教热情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的传教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中国传教团的第一个基础是中国社会对他们公众形象的接受，而不是成功转化几个天主教徒那么简单。尽管吸引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他们却没能皈依几个坚定的中国天主教徒。而且，尽管耶稣会士花了大量的时间拍中国文人的马屁，他们向老百姓传播天主教的效果却比向精英群体传教的效果更加显著。当然，经过20年的努力，他们博学的名声还是使他们能够在南京、北京等四个城市里定居下来。渐渐地，耶稣会士的首批基督教社区在这些城市里形成了，他们的传教事业已深深扎根于这几个城市，初具抵挡逆境风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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