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缘起于一个旅行，随后各个章节叙述的一系列的传教士故事也跟旅行有关。四百年前的传教士以中国和东方文化为目标，而本书则以西方的传教士为研究对象。1996年，我参观了北京古观象台。伫立在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雕塑前，我开始对当年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产生兴趣，但是，当时我并不清楚将来会研究些什么。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几周，我刚刚参观过澳门圣保罗大教堂遗址，当时还没有将这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直到几年以后，我才在葡萄牙决定研究曾经到东亚传教的传教士。当时我决定开始研究利玛窦和他同事的事迹并非偶然，因为在此前几年，我已很留意在各地搜集更多和他们的故事有关的史料。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在此表达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菲利普·本科特（Philip Benedict）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完成初稿。戴奥·科图（Diogo Curto）和贾祖麟（Jerome Grieder）也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我的同事陈慧宏（Huihung Chen）、亨瑞克·莱涛（Henrique Leião）和约书亚·泽兹（Joshua Zeits）也都在本书成稿初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还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几位同事的帮助，非常感谢彼得·布朗（ Peter Brown）、鲍勃·达恩顿（Bob Darnton）、尼古拉·D·科兹摩（Nicola Di Cosmo）、本·埃尔玛（Ben Elman）、托尼·格拉夫顿（Tony Grafton）、马丁·海德拉（Martin Heijdra）、比尔·约旦（Bill Jordan）、彼特·雷克（Peter Lake）、菲利普·摩根（Philip Morgan）、韩苏瑞（Sue Naquin）、威拉德·彼得森（Willard Peterson）、泰得·莱博（Ted Rabb）和彼得·斯沃（Peter Silver），感谢他们的深刻见解和持续鼓励。另外，一些世界各地的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像杜鼎克（Ad Dudink）、高华士（Noël Golver）、夏伯嘉（Ronnie Hsia）、汤姆·麦柯国（Tom McCoog）、梅欧金（Eugenio Menegon）、肯·密尔斯（ Ken Mills）、约翰·拉塞尔伍德（John Russel Wood）、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和伊恩斯·祖潘诺（Ines Županov）诸位先生。我还要特别感谢我最好的朋友吉尔吉斯·埃里森那斯（Jurgis Elisinas），虽然，他待人非常热情，但在学术上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正是他在我每完成一部分草稿后都认真校读，不断地修订我的写作和论述，非常感谢我的这位朋友。

这些年，我也与无数耐心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保管员打过交道。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一位是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的孔塞桑·吉达（Dra. Conceicao Geada），另一位是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托马斯·热迪（Tomas Reddy）神父。没有孔塞桑的帮助，我恐怕不能如此快就看到耶稣会士的相关资料。没有热迪神父的慷慨解囊和热心帮助，我肯定也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在罗马的调研。当然，如果没有基金会的资助，上面提及的两个调研也许压根就不会成行，因此，感谢澳门文化局和富布来特项目提供的资金，供我到葡萄牙和意大利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同样，感谢普林斯顿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委员会提供的系列资助基金。我还要特别感谢Luís dos Santos Ferro和葡美发展基金会（Fundação Luso Americana para o Desenvolvimento）为我的研究提供大力支持。

数年如一日地钻研一项研究课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葡萄牙，如果没有家人的大力支持，我可能无法将这个研究坚持下来。我的妻子莫妮卡（Mónica）是最认真和最具鉴别力的编辑，从初稿到最终的定稿，她都认真地校读过，没有放过任何一行文字。有她和我们的孩子们，贝亚特里斯（Beatriz）和利奥诺拉（Leonor）的陪伴，我的这次研究和写作之旅是幸福的。唯一遗憾的，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岳母——玛丽（Maria do Céu）还未及看见本书出版就驾鹤西去。正是在她的房子里，我欣赏着窗外里斯本天空下的美景，学习葡萄牙语、写出这部书稿。在那个赋有灵感的地方，我仿佛能够看到在蓝色的、银河般的塔霍河，那个印度公司的船队曾经停泊过的海港上，又有一支印度船队在等待启航，开始他们的东方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