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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30年代，大明王朝政权崩溃。北部边境军事威胁日趋严重，清军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关内起义军揭竿而起，蒙古军队也趁机大举进犯。努尔哈赤1636年建立政权，改国号为清，崇祯王朝（1627—1644）内忧外患。16世纪末，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政治腐朽、民怨渐深，这种紧张的局势导致了17世纪头几十年全国上下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除此之外，再加上洪涝、饥荒等自然灾害频繁，明朝的统治日益滑向崩溃的边缘。这一连串的灾难扭断了整个国家政权的统治链条，造成了各个省份一盘散沙的混乱状况。鉴于明朝政权的日益衰败，一些地方起义军领袖趁势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自称为新王朝军队。多年的社会大动荡导致了1644年清军骑兵攻占北京，而这也只是此后几十年征服之路的开始。
在这种社会动荡之中，传教士们进一步加快了传教步伐，把主要目标锁定在他们所居住的农村地区。1636年到1638年间，清军旗兵逐步逼近京城，危急情形下，龙华民和汤若望还多次深入到京郊的农村传教。与此同时，高一志在山西农村继续他的传教事业，按照惯例，他每年离开绛州两次外出传教。仅在1639年，他就为388名新教徒举行了洗礼仪式。
卢纳爵（Inácio Lobo，1603—1638年后）最初被派到台湾的澎湖岛以及福建省福州的沿海地区。毕方济和阳玛诺从南京出发，环游江南地区进行传教，在此期间他们造访了多个城市，这些城市里的人有些是从南方迁居来的，还有一些是传教士的熟人。17世纪30年代，他们多次走访了距离上海市中心很远的村庄，转化了大量的新教徒。据1636年的年信记载，传教士们走访这些边远农村，不仅吸收了“大量新成员皈依天主教，还遇到很多狂热的信徒”。
传教士正是通过在农村地区的传教工作，大大提高了他们的业绩。尽管早在16世纪90年代，他们就已经意识到在农村传教的重要性，但是，当时他们宁愿小心谨慎一些，也不想冒险地被认为是蛊惑胸无点墨农民的异教邪说的代表。然而，现在除了官方的镇压日益减弱以外，鉴于他们已有坚实的传教基础，他们的教义也在中国文人中自由传播起来，传教士们毅然决定在农村地区开辟他们的“新大陆”。他们定期走访有教徒的村庄，除了为教徒们举行必须的圣事仪式，也吸收新教徒入教。到1637年，费奇规的足迹已遍布“七个城市和众多的村庄”，以至于江西建昌地区的传教速度很快。
艾儒略在福建省南部的泉州地区，每年可以开辟三条不同的线路。
而在山西省，来自“八个城市、一些城镇和众多村庄”的教徒们聚集在不同的教堂里，共同接受圣事，高一志和方德望共同致力于这一带的传教工作，努力对二十个教堂进行定期的访问。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农村地区的传教事业如此令人吃惊地快速发展？这些农村地区的天主教徒们并不能与传教们士在思想上进行深层次的交流，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被天主教所吸引呢？除此之外，这些农村信徒们所操方言不一，而且，也没资料证明传教士们可以用所到之处的当地方言与教徒进行交流。既然有语言的隔阂，这些教徒们对他们皈依的宗教信仰到底能了解多少呢？更确切地说，即使对国内文献做个非常详尽细致的梳理，也找不出多少17世纪农村教徒撰写的资料，其实，在近代欧洲早期也存在过同样的情况。传教士们对信徒虔诚态度的判断往往过于理想化，但是如果对现有资料进行分析，把传教士实际的传教活动与他们理想化的状态区分开来的话，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农村信徒们皈依天主教的动机了。
对这些农村教徒而言，耶稣会士作为各种圣事的主持者，对他们具有很大的震慑力。这些耶稣会士得体的举止、庄重的仪态使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像本地的权贵一样穿着体面而又不失庄重大方，言谈举止间透漏出权利的威慑力。远远不同于手托化缘钵，衣着褴褛衫走街串巷的佛教僧侣，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政治合法性。基督神学的错综复杂远非农民教徒们所能理解，但是传教士们个个能言善辩，能够使任何信徒心悦诚服，他们借助宗教仪式使信徒对他们及他们的教义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单从这一方面来看，他们和本地宗教人士有很大的相似性，当涉及超自然的东西时，他们往往使用神秘而富有玄机的话语进行描述。在大明王朝晚期，中国的宗教信仰的环境风云变幻，人们务实地选择信奉佛教、道教或一些民间传统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而教义新颖的天主教在当时也很受青睐。也正是像诸如驱魔除鬼、做弥撒、向战胜其他诸神的至尊上帝祈祷之类的仪式，使耶稣会具有一种魅力，吸引了那些教徒皈依。
通过一篇1637年卢纳爵所作的关于福建沿海一带传教活动的详尽记录，我们可以对耶稣会士在农村地区的具体传教情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他和当地的一个教徒一起到达一个“没有朋友和熟人”的岛上，首先到了最近的村庄，遇到一群对他们很好奇的村民，但是，因为曾经有一部分农民受到过惊吓，所以他们都保持较高的警惕，不与他们搭讪。令人惊奇的是，卢纳爵径直向他们村的宗祠方向走去，然后，竟然在供奉祖先的牌位前不作揖，不行叩跪之礼就走了进去。他的随从翻译他发表的演说，普天下只有一个神，那就是万物的缔造者——上帝，他理应得到尊敬。
卢纳爵和当地的族长交谈过后，就回到他的住处，开设了一个祭坛。第二天，一群村民们过来拜访时，他就郑重其事地向大家展示了一副用红绸镶边的耶稣画像。据他的记载，当时的村民“目不转睛地盯着画像”，都被这种庄严的圣像所震慑了。点燃圣香和蜡烛之后，卢纳爵把圣像挂在祭坛之上，开始做弥撒。之后，他在这个岛停留期间，坚持每天做弥撒。他说，有一次，他做弥撒时忽然下起雨来，而村民们在其他庙祭祀时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人们甚至把这难得的及时雨归功于他。卢纳爵也就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吸收了26名新教徒。
天主教另外一个吸引力，是教徒们可以通过虔诚的祈祷和祷告的物品感知到传教士的精神力量。其实，这在晚明时期并不足为奇，像佛珠、佛像和祈祷之类的物品也被佛教信徒们广泛采用。而且，在中国的宗教体系中，这些东西本就具有不寻常的效力，因而被虔诚的中国教徒们赋予了新的含义。这对于耶稣士来说，确实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巧合。同时，这也使这些欧洲天主教中念珠、耶稣像、垂饰等顺理成章地代替了本地宗教中的圣物。
圣水以及其他诸如十字架一类的象征性的手势等，也是传教士布教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元素。16世纪30年代，高一志曾经在山西传教。据记载，十字架被誉为一种使人不受饿狼侵袭的有效保护圣物。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例外，那就是当教徒“被公认为没有很好地遵守十诫教规”时，他就不会受到保护。有两个教徒就是这样，尽管他们那么虔诚，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被狼给吃掉。
耶稣会士们清楚地意识到教徒们对教义的理解具有局限性，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强化祈祷用品和祈祷仪式的力量，逐渐灌输给信徒们虔诚信仰新宗教的理念。但是，耶稣士们对这些宗教仪式和辅助物品的依赖，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传递有关他们自身及教义的错误观念。然而，为了吸引更多新教徒入教，他们宁愿铤而走险。他们的付出还是得到了回报。在17世纪30年代，他们以治病术和驱魔去鬼赢的本领赢得了声誉。以建昌、江西省为例，费奇规就曾被要求到附近村庄去拯救八个病人。为了治病，村民请了很多医生、佛教僧人，耗尽了家里大部分积蓄。其中一个病人的朋友是个文人，他听说天主教中的上帝无所不能，便希望传教士能祷告万能的上帝为他们治病去疾。费奇规带领一群信徒到达这个病人的家中，“安慰病人，给他们喝圣水，在他们脖子上挂上念珠，为他们祈祷求福”。
费奇规担心人们认为他也跟佛教或道教僧人一样靠祭司仪式谋生，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辅助措施，试图消除这些误解。看到病人们在痊愈后皈依了天主教他们很欣慰，但是，他们也深感如履薄冰，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布教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好似也施展了魔法。感知到天主教有效而务实的帮助，当地的人们接受了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使费奇规和他的同事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必须按照所信奉的宗旨，注重精神而不是物质上的回报。为此，他们坚持在使用这些辅助物品的同时，强调祷告更不可或缺。即使信徒们无法理解上帝的裁决，他们也反复祈祷着，并加以赞美。但是，在几十年的在农村地区布教的过程中，向耶稣会士的传教目标接近的唯一可靠方式，就是在每一站他们都大力宣传天主教教义。最后，天主教仪式、辅助物品以及教义在农民的心目中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除“天学”之外被人们广为认知的中国天主教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