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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解的社会学”这一概念令后来的社会学家们叹服不已。这确实是一个能够影响社会学发展的重大概念。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概念，它也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对这些假设进行甄别和陈述是必要且急迫的，因为只有彻底分析了这些社会行为的基本成分，才能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韦伯正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才会对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如此关注。他所关注的不是那些抽象和虚幻的东西，而是对各种具体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韦伯之所以会对各种认识论的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这些问题可以对社会学的研究产生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它们可以为这些研究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反言之，如果他已经掌握了这些研究的工具和手段，那么他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就会逐渐衰退。
韦伯在方法论上对社会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对社会科学的任务具有完美的观点，同时也在方法论上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哲学天赋。当然，他在学术基础上也有薄弱之处，他并没有利用更为可靠和系统的哲学观点来强化自己研究成果的学术基础。即使那些由他自身提出的主要概念，他也没有阐明其哲学基础。韦伯理论的局限性同样也在于此。当各种社会现象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对社会世界的分析便突然终止了。
事实上，如果单纯地按照那些作为基础的假定去分析，韦伯无疑是错误的。他的那些富有意义的活动的概念并没有对某种原初的成分进行界定。相反，那些概念只能作为用来表示更多复杂研究领域的标签而已。在研究社会学问题时，韦伯没有区分正在进行的行动和已经完成的行动，也没有区分文化对象和文化对象的生产者，更没有区分自我的经验和他人的经验。韦伯没有探寻行动者的意义是如何构建的，也没有探寻这种意义对其参与者和旁观者来说经历了哪些修正过程。他没有尝试识别存在于自我和他人自我之间的独特且基本的关系，而阐明这种关系对确切地理解和认识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一个行动所具有的主体预期的意义和可以客观认识的意义，韦伯曾经进行过有效的区分。但是他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下去。因此，他也就没有机会认识更多富有意义的区分。他忽视了解释者修正意义的方式，也忽视了别人给定我们的概念视角。但是，各种视角下的行为的意义结构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区别。这是实际存在的必须予以解释和陈述的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社会实际世界是如何给定的呢？有人认为社会世界是作为某种同质的对象而给定的，但对社会学家来说却并非如此。实际上，社会世界是由各种视角组成的复杂系统给定的。举例来说，当我与朋友聊天时，我能从朋友那里获得丰富的经验，同样我的朋友也能从我这里获得丰富的经验。另外，对于一位旁观者来说，我们则是通过谈话的氛围表现出来的。旁观者在确立和解释我们活动的意义时会将视角性的缩略过程考虑在内。因此，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我们要说明的不是不同个体对世界看法的差异，而是我对自我主观经验的解释和我对他人主观经验的解释之间的差异。对正在进行活动的自我和正在进行解释的观察者来说，那些给定的东西不仅包括富有意义的活动，也包括这些活动的意义脉络或意义形态，同时还包括那个整体而又充分分化了视角的社会世界。只有认识了这一点，一个人才能理解其他自我活动的意义，才能理解他们是如何被当作理想类型而得到把握的。
韦伯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能够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对它们加以分析和利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假定存在着这样一个外部世界：它是合法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理解过程的各种概念保持着一致性。韦伯也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外部世界，即该社会世界的各种现象可以理所当然地作为某种主体间际的一致统一。其中的原因在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经验，即我们会直接把自己的活动当作有意义的对象。同时我们认为其他人也会产生这样的经验，其他人如果处于我们的位置，他们产生经验的方式与我们产生经验的方式并没有区别。我们相信，在整体上我们对他人的活动意义的解释都是正确的。然而，当人们只是将各种常识性的假定当作一门科学的研究手段，而未加任何批判性的思想的时候，这些常识性的假定就会在未来研究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它们会使这门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变得含混不清，继而对其研究工作产生许多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还会导致科学和研究的失败，研究者们会将属于同一类的想象当作具有差异的多种事物。任何一门科学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威胁，特别是对社会学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知道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各种社会现象是由一系列的常识性概念构成的。但是在社会学中我们依然要对这些不证自明的概念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考察，否则，便是行不通的。利用这些常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各种社会科学与其主题之间的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无论是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来说，还是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者们来说，这个社会世界都是富有意义的。我们与其他人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当我们的生活取向其他人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是为了他人而活的。
我们会从其他人那里获取经验，将他们当作合作伙伴、同时代人、前辈或者后来人来看待，在与他们共同活动和生活的过程中建立联结关系，我们会对他们造成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会在这些过程中理解其他人的行为，并且假定他们也能理解我们的行为。在这些确立意义和解释意义的活动中，社会世界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就会被确立起来，并且其确立的方式也呈现得多种多样——它不仅可以通过不同的匿名性程度和经验的或多或少的亲密性得以确立，还能通过各种相互交叉的视角得以确立。而这个五彩缤纷的社会世界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它既是我们的世界，同时也是其他人的世界。
我们将这个世界当作一个富有意义的对象来体验，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同样如此。但是，社会学家与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用以解释这个世界的意义脉络是具有系统化审视的意义脉络，而普通人所采用的却是与生活经验有关的意义脉络。社会学家用以解释这个世界的那些材料都是先辈们早已构建出来的意义。他们所提出的那些科学概念必定会指涉这些富有材料的意义，其中包括个体男女所进行的有意义的活动，男女双方都具有的有关对方的经验、男女双方对各自意义的理解以及他们创造富有意义的新行为的过程等。同时还包括自我行为的意义和他人行为的意义的概念，以及涉及人工制品的意义的概念等。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材料虽然一直处于前科学阶段，但是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意义和结构的成分。而通过社会科学的有效性和理解性，这些成分也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
因此，人类的各种行为在产生之时就已经富有了意义。如果我们站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上来审视它，就会发现它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理解确实是含糊混乱的。然而，我们仍旧可以找到补救的办法。我们只需要经过几个阶段的研究，就能将这种含混不清的理解彻底澄清。需要说明的是，在每一个研究阶段中，我们都会对那些出现的意义结构进行重新排列组合，直到它们看起来变得无比清晰明确为止。当然，这样的安排并不是随意的，而是通过精心策划的。我们应该首先理解那些已经经过阐明的意义的内容，然后才能展开下一步的工作。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异议内容在经验中的层次对其重新进行解释，最后才能完成所有的证明工作。我们完全可以用两个处于极端的例子来解释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单纯地理解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意义，第二个例子是理解社会学中各种理想类型所体现出来的意义。
如今，阐明社会世界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成了社会科学理论所面临的紧迫任务，社会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对这些复杂的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进而确定它们之间的界限。社会科学中的那些有关主题与方法论的绝大部分争论与这些主题的混乱状态紧密相关，或者说它们就是由这些混乱状态造成的。社会学中的每一个流派都可以在这些解释层面中任意选择一种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因此，每一个流派所建立的方法论也都只适应于最初选择的那个解释层面。他们的发展和创新的研究思路也只适应于自己的出发点。接下来，这一出发点的意义层次或意义结构很快就会被他们界定为社会学的唯一主题，至少他们会理所当然地将其界定为社会学主要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