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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落山了，天地陷入了一片混沌与苍茫。
大明深宫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告别旧的一天，让人容易变得忧伤。但想到新的一天在前面等着，心里就又充满了希望。当我试图开始梳理自己的一生时，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搞不清楚该以一种怎样的身份展开自己喋喋不休的叙述。
一个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处。这样的问题固然让人脑壳儿痛，但也让人看清了自己。人之初心，决定了人之归处。就算我是个帝王，也不例外。人的一生，就像命运在时间里摆下的棋局，有谱没谱，都要往下走。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用一段抛物线来表现，那么，属于我的这段抛物线，起伏性应该是最大的吧？或许，从来就没有之一。
后人试图给我贴上各种身份的标签：佃农、游民、和尚、造反者，或者是一个手段过于狠辣的帝王。这样的话，我的一生至少有五次以上的身份转换经历。而每一次身份的转换，对我来说，都是个人价值的一次自我提升与精神蜕变。有人说做了帝王的我，和作为小农的我，是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变，又都变了。
我从不隐讳自己是一个小农。是的，小农，比真正的农民还要低微，活得还要卑贱。
或许生来就是小农的缘故，我的一生，都对一个完全由大量小农组成的农业社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追究这一情结的深层原因，除了与生俱来的“阶级感情”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小农出身的我，最为熟悉和了解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有我的先祖和父兄，有渗透于我血液中的生命因子。
那些土里刨食的农民，从来就不是与我无关的群体。我了解他们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里有着怎样的不堪、脆弱与艰难。那种无所凭依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波动所带来的冲击。王朝更迭，兴是他们苦，亡也是他们苦。他们生来就是吃苦的。他们的骨子里好像从来就没有惧怕过“苦”这个东西。反倒是，一日不苦，一日便觉得惶惑不安。
就像在这个似是而非的夜晚，梦境中，我依然看到匍匐爬行的自己，看到混沌的淮河水在龟裂的土地上蜿蜒而过，听到它们发出的痛苦呻吟与悠长叹息。
当年，我们这个家族就是在这种社会波动中由自耕农而佃农，由佃农走到几乎全部饿死的境地。按说我们这种小农，如果有的吃，有的穿，应该是最厌恶社会波动的群体。一个由这种社会波动的厌恶者所组成的社会，它的稳定性应该是极高的，或者说，是相对静态的。很可惜，我所生活的时代，生为小民，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享有。于是，静态的社会开始猛烈地抽搐，并随之摇晃。
我出生的那个时代，因为后来的改朝换代，被史家们定义为元朝末年。
有幸生在一个王朝末年。死亡或重生，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偶尔投身于时间的某个点，用喜怒哀乐来消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活命的这个王朝末年，贫穷与富贵的鸿沟已如天崩地裂。王朝更迭，那些生来就好命的贵族，他们是丛林社会里最凶猛的贪食蛇。他们生性贪婪，破坏着丛林社会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在他们中，有的人拥有几十万亩土地，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致使数百万流民常年无家可归。
其实人的生命薄如蝉翼，一阵风就可以将它撕裂，一场雨就可以将它掀翻，甚至一个草棍就可以将它活活压死。如果死亡是一座宫殿，那些端坐于王座的人，难道就比我们寻常之人来得清醒和彻悟？回望我的起点，那个时代，上层社会风气奢靡，道德瓦解，正所谓上流社会做着下流之事。而社会的底层，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难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
那是一个万恶的时代，一个让我诅咒至今也不觉得解恨的时代。
这个古老的国度，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盒子，每个人都生活在其间。若是不满的情绪越积越浓，整个盒子里便会充斥着一种如箭在弦上的紧张气息。烈火四野蔓延，改朝换代的各种传说也就应运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选择出身的。但我相信，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我爹朱五四和我爹的爹朱初一，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
父亲一辈子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捞到，只能叫朱五四。在任何时代里，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都像野草的种子，散落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
他们或许也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无非是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活着有吃有穿，死了能有一副棺材板，少受些气。最好还能雇两个佣人伺候着，也让别人受些气。
我的祖籍是沛县。我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同乡，他就是汉高祖刘邦。其实，刘邦的出身也不算高，不过比我强多了。他毕竟当过泗水亭长。但我们最后拥有了同一种身份——皇帝，在这一点上，我也曾自豪地说过：“ 唯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 。”
公不知我，而我知公。公与我，当为后人共知。
没见过黄金的淘金户
让我将时间回拨百年，蒙古铁骑千里奔袭中原，建国号元，汉人沦为三等公民。我的祖父朱初一在沛县老家待不下去了，带着他的家人迁至集庆路的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市）。元至元十三年（1276），蒙古骑兵的铁蹄踏碎了宋朝人的迷梦。蒙古人成了这个中央之国的统治者。
城头变幻大王旗，宋朝百姓成了大元的顺民。元朝臣民都被编进固定的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几十种户籍。不同户籍承担着不同的供纳和劳役。这种强制性的供纳，与劳役者的身份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国库里面缺什么，生活于底层的劳力者就要无条件地供纳什么。
我的祖父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这就意味着我们朱家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让人搞不明白的是，句容县从来就不是一个黄金出产地，而作为赤贫户的祖父一辈子也没见过几次黄金，更不用说让他去淘金。在不讲理的世道里，生存者只能无奈地妥协，或是接受。可怜的朱初一只有卖掉粮食来购买黄金，以此完成缴纳任务。本就是贫家小户，又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因此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领着全家人候鸟似的四处迁徙。活下去，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这是所有生物存在的理由，包括人类。从这个层面上说，人类与蝼蚁并无差异。
我能够想象得到，祖父突破了怎样艰难的困境，将全家搬迁至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这里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他们便在这里停了下来，开荒种地，繁衍生息。
在农耕社会求生存，土地是活命之资。我的父亲朱五四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享受幸福生活的资格，能够活着就已经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宠。
官府的敲诈和聚敛，让草根小民难以生存。我朱家也不例外。一个穷家破业的小户，在当时的生存成本不知要高出他的身份多少倍。按照元廷规定，淮河流域的农民需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土地，不但养活不了他的子民，反而要吃他的子民。真应了老子的那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家庭需要承担的朝廷赋税——地税每亩三升，丁税三石。丁税将近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对于我们朱家这样人多地少的贫困户来说，沉重的丁税负担让人难以承受。三个成人，需要缴九石谷，再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我们朱家这样的小农实在是无力承受的生命之重。地主家有的是余粮，而我们家是吃了上顿就不知道下顿在哪里。时至今日，每当我这个皇帝想到这些，还是常常会陷入焦虑不安。我在批阅奏章的时候，总是会挑出那些与农民生存有关的内容。
我从宫殿向外望去，沉沉的黑夜，枯瘦的树影在寒风中战栗，耳畔不由得响起父亲的声音。
对我来说，家族的卑微出身是无法躲开的宿命。自古以来，吾等小民信的是命。一个人安分守己，就是认命。只要有口饭吃，吾等小民就已经很满足了。若是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又何谈“命运”二字。我端坐于宫殿，如鹰盘旋于山顶或云端，成了高瞻远瞩并握有真理的帝王。我终于将自己活出了形而上的意义，我的影子将印刷在史书的某一页，我的语言将化为雷霆与闪电，划破苍穹。
但我那些死去的、沉默如草根的先人，他们依然深陷于生活的艰难和恐惧。
少年时感受到的生活苦痛让我终生都难以消解，诚如我在《皇陵碑》中所言：“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 ”我歌我父辈，哭我父辈，我不要我的后世子孙再遭受同样的罪。对我和家人而言，这种艰辛是具体而实在的，甚至比监狱还要牢固地控制着人的身体。每当劳作的父亲从田野里直起身子时，我都会有一种冲动，希望他站得像树干一样笔直，永远不要再弯下去。
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我会让他们好好领受冰冷的法律以及铁血的手段；而对于底层的小民，我则会换上一副温情的面孔，用儒家的仁慈和道德加以体恤，倾尽全力为他们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国度。在无数个梦境里，我的父母都活在我所建立的理想国里。可是梦啊，终究是梦！念慈恩，慈恩如江水绵延无尽，而逝者如斯。
对我来说，财富与权力是这个世界的原罪，只有农民和土地才是一个王朝的救赎。湖北的荆州、蕲州两处发生水灾，有官员奉命前往赈灾。坏了心肠的人从京城出发，一路上游山玩水耽误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等他到达受灾之地后，又磨磨蹭蹭地迟迟没有放赈，造成了大量的灾民饿死。
当我听说后，无法抑制内心喷薄而出的怒火，立即下令将此人斩首示众，并做出指示：老百姓受灾而不抚恤，是皇帝的错；如果官员受命，却不及时办理，置老百姓生死于不顾，立即斩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警醒那些不懂得爱民惜民的官吏。
我的私塾生涯
我的父祖世代务农，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事迹。倒是我的母族一系，尤其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有故事的老人。他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最后一战，也就是发生于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
在那次大战中，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逼令自己的妻儿跳海，然后自己背负着仅有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亡。此战宣告了南宋王朝的覆灭。我的外祖父在刀剑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后被人救上岸，并历尽艰辛逃回了老家。从此，外祖父一直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活到九十九岁才离开这个世界。
我出生的时候，那场大战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在儿时，我已经记不清母亲陈二娘不厌其烦地讲述过多少遍外公抗击元军的故事。在我的童年乃至少年时期，外祖父的英雄事迹是我成长的精神动力。在我的印象里，外祖父是一个高大且固执的老人。有故事的人，总是习惯于躲在他的回忆里，而不喜欢别人的打扰。
我实在没有办法将眼前的老人，与母亲故事里那个神一样的人物联系起来。我喜欢故事里的外公，他符合一个孩子对于英雄的所有想象。故事里那个有着忠君报国理想的外公，那个敢于反抗元廷压迫的外公，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让我从小就对王朝更迭、天下易主之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许正是这一点，我的政治意识要比同龄孩子树立得早，也更为强烈。
我那穷得叮当响的家庭，居然还能和一段传奇扯上关系。这让我甚感欣慰。就像快要饿死的叫花子，居然从空荡荡的钱袋里翻检出一块铜板。母亲是外公的二女儿，天性开朗大方，深得外公的疼爱。听母亲说，在她幼年时，见过大世面的外公就开始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故事或者那些历史掌故和各地的风土人情。长大后，母亲能歌善舞，曾经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都有上佳表现。从我记事起，我就无法从母亲苍老的面容里，找出那个曾经跳脱灵动的身影。我始终不明白的是，如此出众的母亲怎么会嫁给老实巴交的父亲。在我看来，一个不能给自己的女人带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男人，是不应该成家立室的。
在我出生之后，尽管家境窘困，母亲还是节衣缩食将我送进了私塾。我在私塾待了不到一年，就由于家里的生活实在难以维系，只好辍学回家。我开始像其他孩子那样通过放牛割草来补贴家用。
尽管如此，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我还是勉强学完了《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也为自己打下了浅薄的文字根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我看这个世界不再是一种颜色，内心也因此拥有了区别于一般农家娃的开阔。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窗，让我的人生有了另外一种可能。
我父亲带着全家搬迁到了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不久，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第一眼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饥饿、寒冷、肮脏、混乱的世界。饥肠辘辘的哥哥、姐姐站在母亲旁边，用肚子的咕咕叫欢迎又一个家庭新成员的到来。朱五四是父亲的本名，名字取得过于随意。所以我做了皇帝后，为他追加了一个名字——朱世珍。
在那个战乱纷争的时代，无休无止的杀伐，造成了濠州的钟离、定远一带地广人稀。尽管如此，在这片贫瘠而广袤的土地上，却没有一尺或者半寸属于我和我的家人。此处毗邻舜耕山，境内经常有虎豹出没。“ 樵者不敢入于山，农者不敢耕于野，商旅不敢出游途，孳畜不敢牧于薮。 ”当地官府领兵马及当地猎户，七八年间擒获了一千余只猛虎。我们全家迁居孤庄村时，“ 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 ”。孤庄村之所以称为“孤庄”，与这里人烟稀少、虎聚为患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出生于元文宗时期。当时，整个中华大地正处于蒙古族的统治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于南人范畴，位居社会阶层的末流；而在这末流的南人之中，我们朱家又是最为贫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这也是我言必称 “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 的主要原因。
我并不是有意炫耀自己卑微的出身。如果可以选择，谁愿意承认自己是草根四代、五代呢？我在当了皇帝以后，也为自己的底层身份而感到苦恼。我不是天生贵胄，也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彻头彻尾的草根。我一个人在命运的迷宫里追赶童年，用淮河里的泥水洗刷自己。
古今中外的帝王中，唯独我朱元璋是含着草棍儿来到这个世界。
我暗示过身边那些文臣儒士，看他们能不能帮我想一想办法，让我与前朝的某位王侯将相或者名士大儒攀上血缘关系。毕竟我是做了皇帝的草根。我提示他们，我们老朱家不是出过一个理学大家朱熹吗？只要能够与朱熹那样的大人物攀上关系，自己就成了圣人之后。圣人之后当皇帝，自然是符合天道神意。
有一次，我接见一位姓朱的本家时，他是一个县的教谕。我问他是不是朱熹的后代。他回答，不是。他表示，自己虽然仰慕朱老夫子，但朱熹并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乱认祖宗。
这件事对我的内心触动很大。连小小的教谕都不肯乱认祖先，何况我这个皇帝。从那以后，我就打消了先前的想法，坦承自己是一介布衣。每个人的出身都是一条隐秘的通道，越是隐藏，就越会清晰地在生命里浮现出来。此刻的我坐到我应该坐的椅子上，大臣们行礼如仪，令人有一种恍惚感。不靠祖宗不靠天，凭自己的能耐给老朱家打下这样一份江山。我相信，很多年以后，那些朱姓的后人，都会寻根溯源来争着抢着认我朱元璋做他们的祖宗。不信走着瞧。
“布衣”这个词虽然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代名词，但蕴含着一份骄傲。
我承认自己是“布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以借此拉近与广大农民的距离。虽然进城做了皇帝，可我的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个泥腿子，藏着一个比农民身份还要卑微的游民。对于成功者而言，最初的身份越低微，经过奋斗所获得的社会身份越高，卑微与显赫的落差就会成为一生为之炫耀的资本，比如我这种人。幸好我成功了。对于一个成功者来说，他的起点越低，高处显得越高。用乡下人的话说，我朱重八是一个有大本事的人。作为一个没有多少传统文化教养的游民，我在用“淮右布衣”界定自己身份的同时，也模糊了游民与士人的界限。其实严格划分，我们朱家的雇农身份是乡村社会里的赤贫阶层。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比真正的农民还要卑贱。农民还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我在双亲亡故后，连埋葬他们的方寸之地都没有。
重八这个名字的由来
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多少文化的平民百姓一般不起名字，只是用行辈加上父母年龄合算的数目或用出生年月、兄弟排行等作为称呼。辈分不乱，排行不乱，阿猫阿狗随他叫。
我的大伯朱五一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重一、重二、重三、重五，父亲朱五四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重四、重六、重七和我。因为我在这个大家庭中排行第八，所以取名“重八”。
我羡慕那些读书人，他们生来就把儿女的名字磨洗得神完气足。人如其名，名字成了人的镜子。但是有的人名字还是名字，人却活成了阿猫阿狗。至于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拥有一个名字“重八”，活上一辈子，已经要感谢造物主的恩赐。
元天历元年（1328），对于我朱家而言，可谓双喜临门。七月，大哥重四娶妻王氏，为我们家添了第一房媳妇。九月十八日，我来到这个世界。大嫂在我出生两个月前就进了我们家的门，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成人的。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我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家庭。
穷人家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添丁进口只会使原本艰难的生计更雪上加霜。
有人说，穷人多生孩子，只会越生越穷。那是他们不了解当时的农业社会。在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下，生育抚养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孩子较早地投入经济活动，也能给家庭带来收益。加之传统农业社会中，孩子由于饥饿、营养不良、疾病、战争等原因，死亡率较高，不容易存活，因此，孩子稀缺。正因为如此，孩子也就成了一种收益较高的资源。我们当地人说，一棵草有一颗露水珠子，就是这个道理。
穷人的孩子出生本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可是我后来成了皇帝，原本平淡无奇的出生就被史官和来自民间的各种传说演绎成了一起灵异事件。人，在这个世上走一遭，虽然很难再回到原点，但经历过的风雨、体验过的沧桑，都会变成自己的血肉和细胞。
等到我称帝建立大明时，那些同乡方才觉得，元致和元年（1328）的九月十八日是一个何等神奇的日子。他们口口相传我这个“真龙天子”降生时的种种神奇与灵异。我相信，那些后世文人也会不惜笔墨，将所谓祥兆记录下来。
他们说，那天夜里，朱家的房顶上一片红光。左邻右舍都以为失火了，纷纷跑来救火。我出生后，被母亲抱到河里洗浴时，从远处漂来一块红罗幛为我裹身。历史就是这样，胜者为王败者寇。而我从母亲口中得到的真相却远没有如此美好。悲苦的人生啊，又怎会播下喜乐的种子。这一刻，我越发思念父母。一切皆空，只有亲情是真实的存在。它就藏在我的血管里，日夜不停地奔流。
母亲说，我出生时先天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日夜不停地啼哭。我投胎于朱家，也就注定了自己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当时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年过半百，算是老来再得子。我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可以改变窘境的任何迹象，反而给家庭又增加了一份负担。我也因此成为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的一个。
在我出生的时候，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上天并没有眷顾这对贫贱夫妻，夫妻二人在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我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朱重四好不容易娶上一房媳妇，可是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户，几乎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都入赘女方，做了上门女婿。
我做了皇帝后，封二哥重六为“盱眙王”、三哥重七为“临淮王”。我是根据他们的入赘地，给予不同的封号。二哥的入赘地是泗州盱眙，三哥是钟离县东乡。入赘，在民间通常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汉书·贾谊传》中就有“家贫子壮则出赘”的记载。哥哥入赘虽然是一个家族的耻辱，但也是一条别无选择的活路。
对于父亲而言，让两个儿子相继入赘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可以让两个哥哥有了家室，也少了两个人的重税。二姐嫁给三哥入赘地钟离县东乡的一个渔户李贞。李家同样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虽然父母育有四子二女，但是在一起生活的只有我和大哥朱重四。大哥婚后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圣保，二子驴儿（朱文正），女儿是后来的福成公主。这样算下来，我们一家这时候有八口人。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我年满十岁。那一年，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我们举家迁往钟离县西乡，依然是靠租地耕种，维持家人最基本的生活。西乡的土壤较差，又加上当地的灌溉条件也不行。一年忙到头，缴了租子就所剩无几，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父亲没办法，只好第二年带着全家再次搬迁。这一次，我们搬到了太平乡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要仰赖主人。刘德是那种与我们想象并无多大出入且为富不仁的地主，其对佃户尤其苛刻。如果碰到大灾之年，即使皇恩浩荡，专门发下减免租税的诏书，所起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地主刘德以减税不减租为由，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通常是借别人一百，先扣掉利息，实际上别人只能拿到八十。等到好年景，他会连本加利和租谷一起催缴。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忙碌一年，等于为地主家忙活。不种地，连活下去都难；种地，反倒欠下不少债。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放牛娃的烤牛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是穷人的孩子喜欢当家，而是迫于生计。我六岁时就帮着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后来帮地主家放牛以贴补家用。
穷孩子也有春天。我不清楚，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地成为头领的。或许是我的肚子里故事多，心里点子多，又会领着大家玩儿，伙伴们都喜欢围拢在我的身边。我把他们分成几拨，指派头目，订立规则，各占高坡，相互追逐，以定胜负。那时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扮皇帝。虽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穿着破衣烂衫，但是内心也有求取富贵的愿望。
我把树叶撕成丝丝缕缕的，粘在嘴上当胡子，然后将一块车辐板放在头上顶着当作平天冠，然后往土堆上一坐，装模作样称起皇帝来。小伙伴们则每人捡一块木板，用双手捧着，三跪九叩，高呼万岁。
现在想想不免好笑，但是冥冥之中似乎也有上天的某种明示。
当放牛娃，不仅常挨主人的打骂，而且经常吃不饱。有时候早晨赶着牛出门，直到天色将晚才能回家。牛是吃饱了，可饿了一天的我们，只能一次次地往肚子里灌山中的泉水。上百道菜摆在我的面前，我的眼睛都快花了。风肝龙髓，玉液琼浆，在精美的器皿里泛着光。如果我愿意，后来的我每天都能享受到这一切。而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面对这样的排场。可是一个人坐在这样的排场面前，我却快乐不起来。
享乐于我而言，更像是一种折磨。我想到了四十年前的我，那个叫重八的孩子。如果能够穿过时间的隧道，坐在这里，他会沉浸于一场食欲的极乐世界。我想起来，那次与小伙伴们放牛，饿得实在受不了，我盯着那头在母牛肚皮底下吮奶的小牛犊，想出了一个点子。
我抽出了随身携带的弯刀，将锋利的刀尖直接插进了小牛犊的肚腹。伙伴们在小牛犊的惨呼声中都吓呆了。血光让我的面目变得狰狞，也让我更加兴奋。我召唤和我一起放牛的徐达、汤和、周德兴，过来帮忙。一头小牛犊就这样被我们烤着吃了，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一顿饱食的肉香。
我们只是一群孩子，而饥饿就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从空荡荡的胃里钻了出来。顷刻之间，只剩下一张牛皮、一堆骨头和一条牛尾巴。看着伙伴们互相埋怨，急于洗脱罪责的模样，我虽然有些慌乱无措，但是也不免觉得有些滑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还是自己站了出来。我让他们把牛骨和牛皮就地挖坑掩埋，并用土将血迹掩盖起来，然后将牛尾巴插到山上的岩缝里。我告诉他们，地主刘德如果问起来，大家就一口咬定小牛钻进了山洞里，拉不出来。
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瞒不过地主刘德。结果我被毒打一顿，赶回了家。那个平日里像牛一样沉默的父亲重重地给了我一巴掌，没有再说什么，而且承担了赔偿小牛的债务。多年后，徐达、汤和他们在说起这件事时，语气里还流露出钦佩之意。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敢作敢当赢得了这帮顽劣之徒的信任。
说实话，当我坐在这里回忆这段往事时，我对这件事有了另外一种解读。对于一个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孩子，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刘德那种为富不仁者的间接报复。尤其是那些日后跟着我一起冲锋陷阵的大将汤和、周德兴和徐达等人，也在分牛而食的小伙伴当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为我成就霸业冲锋陷阵、功勋卓著的许多将领在这时已经与我形成了臣属关系。有人说，从这些游戏中，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我，已经具有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命运而敢作敢为的性格萌芽。对于一个穷孩子来说，改变命运不就是为了吃顿饱饭吗？本以为土地是最讲理的地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它承认你的用心，承认你的付出。而这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土地变成了最不讲理的地方，你十分耕耘，也难有一分收获，它早已像人一样坏了心肠。
随着侄儿、侄女们相继来到这个家庭，我在家中的地位也陷入尴尬的境地。迁居孤庄村那一年（至元五年，即1339年），父亲已经五十八岁，母亲五十三岁。由于生活条件所限，一个贫民能够活到五十岁以上，已经算是够本了。而此时的我刚刚年满十二岁，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了大哥朱重四的肩上。大哥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不仅要奉养父母，还要养育子女，同时还要照料我这个弟弟。作为底层民众中的赤贫家族，我们家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是从地主家租种的。
每天在地里忙碌了一天的大哥，像一头疲惫的老牛，脾气暴躁，并且沉默无言。大哥每次回到家中，看到逐渐苍老的父母和玩性正烈的弟弟，脸色总会变得异常难看。他的这种态度，一度让我和家人并不满意。
为此，我在《御制纪非录》中记下了这段令人肝肠寸断的往事：“ 朕不幸有骨肉乖离之患，且从孙（朱）守谦（朱文正之子）之祖（即朱重四），幼因皇考（父亲朱五四）惜之甚，及壮，无状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胜言。 ”
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和大哥重四共同生活的十七年间，兄弟关系并不融洽，有很多不愉快的往事留在心头。一个人生下来，原本是健康的，但生活会将他培养成一个病人，或是残疾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残疾。
在那个纷乱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天空，大地，所有的人，表情都是一样的冰冷、麻木。
农民的根扎在这块土地上。一切纲常教义，一切与“安分守己”“安土重迁”有关的大道理都与土地有关。当无处不在的压迫与榨取，将我和我的伙伴们从这块土地上连根拔起时，我不得不转换身份。农民做不得，只好去做这个社会上的浮浪者，做一个浮食游民。
对于我来说，我并不想掩饰自己卑微的身世。虽然做了皇帝，我经常会命令那些儒臣将我的身世和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可是执笔者总是闪烁其词，不敢如实地描述我当年艰难窘迫的处境。他们落笔时常有所保留，或文过饰非，美化成分居多。
他们到底在怕什么？怕玷污了我天授神权的光辉形象，还是怕权贵们不服？
我并不领他们的这份情。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让我感到厌恶。只要有时间，我愿意自己动笔书写自己的人生。也只有我自己能够把当年所经历的场景和情感准确地表述出来。我经常用自己的文字记录当年所经历的艰苦岁月。
在所有的记录中，我用情、用力最深的，应该是洪武十一年（1378）写的那篇《御制皇陵碑》。一个人到了盖棺落定的时候，只能任由别人评说。尽管如此，这块碑也会成为我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话语。
这块石碑后来被我立于安徽凤阳的朱氏祖坟前。碑文中如此写道：“ 予时秉缆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事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俾世代见之。 ”也就是说，自己常常照镜子，见到容颜渐老，头发花白，就难免会想起当年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
那些儒臣士子所写的皇陵碑文，不过是一堆美化粉饰的符号，不足以给后世子孙留下鉴戒。我之所以用自己虽拙劣，却不乏真实的笔触书写自己的身世，就是为了让后人明白，我朱元璋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人生巅峰的，怎样一步步地实现家国昌盛的。我要将自己的奋斗史原原本本地传至后世。
从至元五年（1339）到至正四年（1344），我在孤庄村生活了五年。在那贫寒的岁月里，我从十二岁的少年成长为十七岁的青年。十七岁，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是风流锦绣的年华。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来说，留在记忆中的只有苦涩和辛酸。
那时候的我已经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与父兄一起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我要对所有农活如臂使指、挥洒自如，要熟悉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甚至要成家立业顶起一个户头。如果不出意外，我将沿着父兄的生活足迹，成长为一个勤劳、淳朴、忠厚的凤阳农民。
在淮河岸边那块古老的土地上，我曾无数次地仰望星空，希望能够得到某种指引。
对于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农民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庇护，就会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甩脱，成为一名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所谓“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也由此成为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人群。而我和我的父兄就是此类人。
灭顶之灾
元至正四年（1344），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彻底摧毁了相对宁静的贫寒岁月，也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境遇。那一年的春季，数月无雨，江淮大地千里赤旱。铺天盖地的蝗虫风卷残云般地将田地里残存的青苗吞噬得干干净净。接着，一场席卷而来的大瘟疫在蝗、旱灾害的双轮驱动之下，更是威力空前，使我们全家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
我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人祸。我记得很清楚，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短短的十几天内，父母、大哥朱重四相继死亡，随后不久三哥朱重七也离开了人世。
对于风雨飘摇的家族来说，亲人的相继离世，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逝者已逝，生者还要继续挣扎。活在恐惧深水中的漂浮者，没有救命稻草可以抓。
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在一番痛彻心扉的悲痛过后，我和二哥重六经过一番合计，前去哀求地主刘德，希望他能看在数年主客一场的份儿上，施舍一块坟地给我的父母。这就是我十六岁的全部记忆。在这一年，我迎来了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亲人病逝都无钱埋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丧失殆尽。由于我们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最讲究的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对于像我们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当生活陷入绝境时，也很少会有人愿意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我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生命的蛋，那么，我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打磨成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然后去砸碎这个世界，以此换来自己的重生。长时间的干旱使脚下的土地板结成坚硬的石头。大地上只有零星的树木，早已枯干，像僵尸一样挺立在那里。即便是枯木，也已经是浑身伤痕累累。那都是人的牙齿啃噬的痕迹。我清晰地记得，我的牙齿曾经在哪几棵树的哪个位置留下过痕迹。
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死了却没有一寸埋骨的土地。我和二哥本来希望刘德能有一颗怜悯之心，给我们一块埋葬父母的方寸之地。可结果还是让我们失望了。刘德不但没有给地，还把我们兄弟俩狠狠地羞辱了一通。当时的我，恨得牙痒痒，杀他的心都有。可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现实难免让人绝望，你永远不要指望别人来体验你的苦难，然后再来与你分担痛苦。
现实毕竟不是一潭绝望的死水。父母生前的良善还是为他们死后积攒了福祉。同村人刘继祖得知情况后，很是同情我们家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块田地，作为父母的葬身之处。
刘继祖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出于好心赠给我朱家的这块地，会成为日后的“龙脉”，会成就一个王朝的万世根本。我和二哥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但是死者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只好包裹了几件破烂衣服，抬到坟地草草掩埋，以安顿亲人的亡灵。
那一天，我永世不会忘记。那一幕，成为折磨我一生的黑色魔咒。我和二哥重六来到坟地，正要准备动手挖坑，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等到云散雾开，我们再到坟地去看，父母的尸首不见了。刚才的暴雨将山坡上松软的泥土冲塌，恰好埋住了棺椁。
三十五年后，我在写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能够体会到当时的心如刀割。“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如此巨大的打击在我年少的心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每念及此，肝肠寸断。他们都死在那个万恶的年代。死亡是他们的解脱，让他们的灵魂变得明亮和喜气洋洋，不再受这世间的罪与罚。
无奈出家
在那个艰难的世道里，穷人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尝尽生活的百般苦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视身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而言，精神上的痛苦并不具有普世意义。尤其对于我所处的游民阶层，若有人说自己精神痛苦，或灵魂不堪重负，那一定会有人说，你是异类，是精神病患者。对于我们来说，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是王道，敢于寸刀割人，必然要做好加倍偿还的准备。
于我而言，苦难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不堪忍受，自动退去或者消解于无形。十六岁的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消失在自己的面前，却毫无办法。只有短短的十三天，死神就先后夺走了我的四位亲人。
对于一个半大孩子，这种打击到了让人难以承受的边界。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经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我和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她也不愿意留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便带着子女回娘家度日。接着，二哥重六也返回入赘的岳父家中。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与二哥重六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暮年的我在书写《皇陵碑》时，颤抖的双手握不住一支笔，内心的痛楚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要分头逃难。这一分手，就有可能会消散于世道苍茫，或许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我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我和二哥分开时，抱头痛哭的场景。
朱家现在只剩下我和二哥相依为命。可是为了能够活下去，我们还是决定分头寻找活路。在艰难的世道里，两个人不能抱在一起等待死亡。二哥说，为了活下去，咱们兄弟也要各奔东西谋生存。唯有如此，方能渡过灾荒。两个悲惨无依的孩子就这样各奔东西，挥泪而别。
后人有一句漂亮话，命运在为一个人堵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样也会为他打开另一扇窗。既然从命运之门爬不进去，那就翻窗而入，翻墙而入。或许是命不该绝，让我遇到了汪氏老母。她为我指引了一条活路。汪氏老母是我们家的邻居，丈夫早逝，带着三个儿子艰难度日。当她看到已经沦为孤儿的我，便经常接济一碗粗茶淡饭。在汪氏老母的筹量下，无路可走的我入寺当了一个游方和尚。不为晨钟暮鼓修来世，只求一顿饱饭度今生。
我听见洪水慢慢退去的声音，我看见淮河两岸瘟疫又起。上天似乎要将他的人间子民逼至绝境，连续四十天的干旱无雨，赤地千里。大水退后种下去的庄稼干枯了，划根火柴就能点着整个大地。人们心头仅存的星星点点的希望火焰逐渐熄灭。如果天要绝人的活路，人能奈何？
对于淮河流域生活的人们而言，逃荒应该是他们最不陌生的一项关于生存的必考科目。
沿着孤庄村尘土飞扬的乡间土道，一群群扶老携幼的难民艰难地向前移动着。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寥寥中原，赤地千里，饿殍枕藉，哀鸿遍野。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却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对于他们来说，三个也好，三百万也好，仅仅是数字的变化。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农民，既是天灾人祸的承受者，也是一战成名的付出者。大历史看上去好像和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大历史好像只漫步于高墙森严的官邸府院。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在他们身上有着改写历史的最大可能。
孤庄村外到底有着怎样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我一无所知。我没有出过一趟远门，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对我来说，哪个地方收成好，能够赏口饭吃，我就朝哪个方向奔去。此刻的人生对我来说，只意味着这一顿饱饭和下一顿饱饭，除此无他。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我被迫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当生活将一个人逼向绝境的时候，少年情怀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炎凉和人性的善恶。虽然经历了世间最深切的苦楚，所幸的是自己并没有被生活的苦海恶浪生生吞没，浮浮沉沉，苟且乱世。
至正四年（1344）九月十九日，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的涅槃日。而前一天是我的十七岁生日，生日对于如同孤儿的我来说，能够想到的，无非是父母苦难的一生。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进入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
我不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我要感谢我的邻居汪氏老母。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备了一份礼物让自己的孩子到寺庙中送礼，恳请寺庙的主人能够收留我。在她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进入皇觉寺。从此，人世间少了一个无依无靠的游民，皇觉寺里多了一名混饭吃的小行童。
在刚刚进入皇觉寺的时候，我还不具备佛门弟子的资格，只能算是一名供寺院役使的小行童。我每天必做的功课是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等杂活，而这些活计能换一顿饱饭，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我不为信仰而来，也不为修行而来。与活命相比，任何信仰都是苍白空洞的。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佛无法征服我这颗世俗的心。我只求他们保佑吃完了饭的我，能有下一顿饱饭。
有一次，打扫佛殿累了，我走到伽蓝殿时不小心被伽蓝神像的石座给绊了一跤。我拿过扫帚憋足了劲儿打了伽蓝神一顿。还有一次，我因为大殿上供养的大红烛被老鼠啃坏而遭到长老的数落。事后，我向师兄讨了一支笔，在伽蓝神像的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五个大字。虽然皇觉寺是一座寺庙，但毕竟也是微型社会。初来乍到的我，年纪小，资历浅，既要忍受长老的斥责，还要忍受那些年长和尚对我这个新人的欺负。这些都算不上什么事。我在神龛前念叨，让我做一个饱食终日的和尚。但念叨完，我的内心仍旧隐隐不安。难道这就是我人生的终极理想吗？事实证明，这当然不是。
能够栖身于皇觉寺，算是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不敢再有其他奢望。怕欲望太满，神佛也不灵光。
枯燥的佛门生活，并没有让我这颗奔腾的心平复下来，反而让内心郁积了更多难以排解的怨气。在无人关注的佛门角落，到处都留下了我纾解情绪的行迹。那些泥塑的菩萨对我来说，不是让人参拜仰视的神像，而是我情绪发作时的破坏对象。
化缘乞讨
我投身寺庙后不久，淮河流域又迎来一场天灾人祸的大饥荒。皇觉寺僧人平时靠收租维持生活。当灾荒袭来的时候，佛门也难以自保。寺庙主持只好紧闭庙门，将庙里众僧遣散，而我也成了遣散对象。
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只好投身于纷乱的世道去寻找活路。所谓活路，无非就是游走民间，化缘乞讨。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饿死于佛门禁地。
从九月到十一月，我在寺庙里只做了五十天的行童。从未离开过熟人社会的我，只得独自一人栖栖惶惶地走上行乞之路。日出上路与饥民相伴，暮投古刹伴清风而眠。逃荒之旅，让我体味了人间的冷暖艰辛，看遍了世间百态万象，了解了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生存方式。这些都是我在那小小的孤庄村所无法体验到的。
当我再度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重新投入社会时，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的是由于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我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
如果说在此之前，我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那么，从我迈出皇觉寺门槛的那一刻，就彻底陷入了人生的迷茫。
与我相伴的只有孤独、寒冷、饥饿与疾病，死神不时地在我身边徘徊。就算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我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我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无论多么艰难，都要活下去。
一个底层之人的生与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偷偷地拿出母亲留给我的一面铜镜。透过这面镜子，我会发现一张陌生的面孔，一双深藏于高眉棱骨下透着愤怒的眼睛，那足以让人看一眼就无法忘掉的倔强的表情。当然，拥有这副尊容的主人不是别人，而是我。我从没有在乎过自己的容貌。对于一个男人而言，长成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永不屈服的心。
从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一场接一场的人间灾难，就好像前世已经彩排好似的，排着队碾压过我的精神与肉体，企图将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
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与血缘有关的联系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
官府衙门不会管我的死活，地方甲长也不会在意一个游民的出现或者消失，如今连一座香火不济的寺庙也不肯收容我。在布满恶风浊浪、险峰沟壑的人生旅途上，我就像是一个捕风的汉子。在烽烟四起、风雨飘摇的元末大起义前夜，我并没有做好精神上的任何准备。
生活的历练是命运强加给我的，而我别无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地上路，上路。
云游，听上去是一个多么浪漫的词汇，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必须跨过的第二道生死关，与乞讨并无区别。与先前父母的突然病故，家庭的分崩离析以及自己的衣食无着相比，此时的我显得那么的无助与茫然。
当时，还有二哥陪伴在身旁，还有乡邻刘继祖、汪氏老母、赵氏干娘相助。而此时，我却要孤身一人上路。那些不确定的因素会在茫茫前路等着我，随时会夺走我本就脆弱不堪的生命。
很多年后，我对这段经历还是念念不忘。想想那些时日，自己过着怎样不堪的生活。十六七岁的少年，无依无靠，而又身无所长。如果投靠亲戚的话，穷人结下的都是穷亲戚，自足尚且不能。就算有一两个富亲戚，穷家破业之人只会自取其辱，遭人家白眼。
天不亮就起身赶路。突然看到有人家的烟囱冒烟，赶紧上门乞讨，唯恐晚了一会儿就一无所获。到了夜间，要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休息。远远地看见前面有座古庙，就快走几步，拖着疲惫的身躯踉踉跄跄地投入庙中。我常常一个人倚着冰冷的山崖，望着高空悬挂的那轮皓皓明月，想起早已不在人间的父母，感觉自己就像是到处游荡的野鬼。寒风凛冽，远处传来猿啼鹤唳，让人如同置身于一个鬼魅世界。倏忽间，霜雪降临人间，整个人就像一株被风吹得飘忽不定的野草，而内心深处却成了一锅烧开的热水。我常想，我的一生是否会一直这样下去。
三年的生活就这样如浮云飘荡，我由十七岁的少年长成了二十岁的壮年。
漂泊的江湖生活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更重要的是磨砺了我逆境中求生存的本领。可是，这个时候的我毕竟是一个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到寺庙是为了能够不被饿死，而所谓云游也只是为了能够活下去。
当一个人的身份越来越模糊时，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将他无情地抛弃。对于像我这样的浮浪者而言，除了用死亡或流亡的方式来摆脱暴虐统治加诸身上的压榨剥削外，往往会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或绝非自己所愿的对抗方式。那就是变身匪盗，或集体造反。
当一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就不得不逃亡。逃亡，让一个游民无限地接近于匪盗。匪盗会合啸聚到了相当数量，就会变质为犯上作乱的造反者。在脱离了主流社会后，我们很容易失去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就仿佛无根浮萍，没有地位，也失去了社会最起码的尊重。我们是一群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人，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我们会不择手段。是非黑白，对于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下去。
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需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我们看来，根本就没有掩饰的必要。在那些达官显贵看来，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难以抑制的反社会倾向。而这种倾向，是随时可以引爆的易燃品。
至正六年（1346），我曾经返回家乡祭扫父母。由于灾情不减，寺院住持拒绝让我回去，我只好继续漂泊。直到至正七年（1347），云游四年后，我才返回皇觉寺。
这时候的我，和四年前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方面变得更加成熟；二是云游经历，让自己更大范围地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深切地感受到，眼前的孤庄村变得那么小，而孤庄村外面的世界却变得那么大，吸引着我投入其中。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漂泊了多久，太阳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
从至正四年（1344）离开皇觉寺外出化缘，直到至正八年（1348）我才又重新回到濠州。我一个人在外面整整漂泊了四年。或者说，我在外面讨了四年饭。我饱尝了人世间的白眼与斥骂，每天问自己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顿饭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走过哪些地方，只知道有村过村，有寨穿寨，遇到城市，就多待一段时间。我如同一个乞丐，也的确是一个乞丐。
任何时代，城市总要比乡村富裕，有饭吃的概率也更大。在一个城市里待腻了，就想法子去投奔下一个城市。在四年的化缘生涯中，我曾走过许许多多的州县。离开皇觉寺后，我先是来到了合肥，然后转道向西，到过固始、光州、息州、罗山和信阳，再向北转，到过汝州和陈州，最后由东返回，经过鹿邑、亳州和颍州。
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我在外面游荡了四年，经过许多地方，到底经历了多少人生的苦难，已经很难计算清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的收获应该是大于苦难的。如果说，以前的我是一块坚硬的石头，没有什么困难能够使我屈服，那么，经过四年的外出游荡，在我的眼里，天底下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困难。
困难从来就是弱者的墓志铭，不屈才是一个强者的通行证。世道越难，骨头越要硬。
乡绅也造反
从至正十年（1350）到十二年（1352），我又在皇觉寺待了两年。这两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学习历练的过程。我的学习内容，无非是佛教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当时濠州钟离的贫穷，皇觉寺的简陋，当地人文化素质的低下，皇觉寺只是一个藏身、混饭吃的场所，不可能有多少佛经供我修行所用。
吃不上饭的时候，让人觉得那些絮絮叨叨的禅言佛语听上去就像一个笑话。
就在我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暂时寄居于佛门净地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如同一锅鼎沸的水闹腾开来。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颍州白鹿庄爆发农民起义，领头者是颍州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从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到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短短十个月内，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整个中华大地蔓延开来。距离我最近，也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定远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他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教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他组建的军队攻克濠州，他自称元帅。这个有吃有喝有地位的乡绅，也要造反。这世道让我越来越看不懂。
许多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血路。只有血路，才有可能是一条活路。我不再患得患失，我开始务实地面对生命中的所有困顿。我懂得了自己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应当从脚下这方土地寻找出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这时候还在皇觉寺混斋饭吃的我，通过各种途径对佛门外的世界已经有所了解。
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犹如一把利刃生生割断了我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父母不存，兄弟失散，家族的社会关系都被一一割断。
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每天当我睁开眼睛时，见到的不是第一缕阳光，而是一个无序、混乱、凶险的冒险空间。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我就像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我吞没。
就在我栖身于皇觉寺内吃斋念佛时，濠州城已被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占领。
攻占濠州城当天，红巾军一把大火焚毁了我的栖身之所——皇觉寺。元政府得知濠州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派兵马驻营于濠州城南，声称攻城。可是他们并不敢与红巾军展开正面交锋。他们只在周边地区抢掠财物，或者抓一些青年男子，然后，在他们头上系一块红布，算是俘虏的红巾军，上交请赏。濠州一带的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进入濠州城避难。这无形之中壮大了红巾军的力量。
按道理说，我在皇觉寺里做了七八年和尚，人生十分之一以上的时光是在佛的教诲下生活，应该时时处处信奉佛的教义。可事实并非如此，当了几年和尚，对于我来说，多的不过是一种人生经历，是生存的历练。
藏身于皇觉寺，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诵经念佛。我懂得的只是佛家的一般礼节常识，至于佛家思想、教义，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浮光掠影罢了。
来自荒原的狼
当云游四年再度归来，我已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因此推断，在这四年的流浪生涯里，我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甚至说我加入了民间社会的秘密组织。他们说的不完全对，也没有错。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学习成长和积累的过程，那么，这四年的江湖经历，相当于我在社会这座大学完成了全部的学业。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来得更加纷繁复杂。也正因为如此，种种世相才历练了我的多重性格。丛林，自然就实行丛林法则。其他的，说多了就成了招牌和幌子，晃了别人，也晃了自己。
在这四年里，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底层百姓一起摸爬滚打。既得到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也受过别人的胯下之辱与白眼。在我所经历的人间万象中，我体察到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人情的真伪。而所有这一切，成全了我性格深处猜忌、残忍的另一面。也让我懂得在什么时候该缩回壳里当一个软体动物，什么时候该梗着脖子装硬汉，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为常人之不敢为，该出手时便出手。
我这个乞丐，曾经无数次地在争食抢地盘的街头，和其他乞丐们挥拳拔刀。我们没有仇恨，有的只是一点儿聊以糊口的利益，以一敌众，刀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我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
在艰难的世道里生存，凭着对人情真伪的洞察来识别人心。谁是自己的敌人？谁又是自己的盟友？我懂得了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控制、驾驭身边的人，将他们玩弄于股掌。如果说黄沙铺就的官道接通了个人奋斗的理想叙事，那么，布满泥泞与陷阱的羊肠小道就是通向江湖的风险之路。在体制与江湖之间，或许有一个供人自由出入的灰色地带，但不属于我这种人。
晚年时，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人生经历，不无得意地感慨道： “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 。那一段生死漂泊的江湖经历，让我迅速地成长并成熟起来。对于人生的几十年光阴来说，这段经历帮助我迅速地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将我直接带进了成年人的欲望丛林。
在那个凡事讲究规则的丛林世界，我学会了用更接近于动物本能的视角去看待事物，也就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世情的冷暖。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我的性格，也正是我的性格赋予了后来的朱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从乡村到江湖，一个农村孩子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地催熟了。但是这也让我获得了同龄人所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我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必然会损伤我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或许将来会有人拿道德的尺子来衡量我这时候的生存标准。可是，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暴力源于内心无处安放的恐惧。置身于那样一个令人绝望、迷惘和崇尚武力的时代，暴力成了活命求生者的甲胄，更是他们的饭碗。
从土地上出走的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游民。在江湖的历练下，我正在慢慢地成长为生存荒原上的一头狼。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唯一法宝。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越发强烈。
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这头龇牙咧嘴的野兽，又一次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接连吞没了河南、山东数州县。元廷决定下大力治河。但是这条屡治屡泛滥的河如同脱缰的野马，根本不眷顾他的子民。历史上黄河决口是常有之事，元朝更是达到了两三年一次的高发频率。而这一次，虽然不是元王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
此时，大元帝国就好像坐在了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上，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星星之火。在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来自大自然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是裸露于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二是越来越污浊的黄河。它们既可用来抵御外敌，又能让天灾人祸成为体制变革的助推器。
不过对于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来说，一再如同梦魇般困扰他们的，则是那怒涛浊水的黄河。在做出治河决定之前，大元帝国的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于此地治河，如果管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叛乱。比如，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朝廷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一旦治河民工出力，却拿不到工钱，心底的愤恨可想而知。
元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一个独眼石头人，在石人的背部刻着一句话：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此种手段于中国历史而言，早已不具有原创精神。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这种手段就在使用，屡试不爽。
历史就像走马灯，城头变幻大王旗。在人心浮动之际，这种不具有原创精神的游戏所带来的功效要远远胜过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千万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不知眼前这一幕该怎样结束。
这时活跃在河南、河北和山西一带的明教首领韩山童抓住机会，分派手下人四处散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们利用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广为传播，大造声势。他们暗暗地刻了一个石人埋于黄陵冈工地的河道上；同时精心策划，分派大批教徒混入民工，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
一传十，十传百，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很快就闻风而动。加上督河官吏克扣修河经费，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此时，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每个改旗易帜的时代，都会迎来一场令人疯狂的盛宴。
明王的召唤
在我游方乞讨的时候，西系红巾军的开山祖师彭莹玉正在淮西一带秘密活动，传布弥勒佛临世的教义。彭莹玉的身份和我类似，也是一名游方和尚。我虽然没有见过此人，但在一些场合和他的教徒有过接触。他的教徒大多是底层民众，和我一样为了生存四处寻找机会。
彭莹玉秘密传布的宗教，相对多元化。他号召教徒烧香诵偈，供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
彭莹玉生于浏阳，出家于袁州，布教于淮西，应该算是南派。而另一个系统则是北派，领头人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的韩家。韩家几代以来都是白莲会会首，烧香结众，在贫民阶层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因此，韩家早就被官府盯上了。朝廷将其家族谪徙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永年）。等到韩山童成为会首后，更是放出预言：天下要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
他们所奉的偶像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同时，又宣传明王出世，称之为明教。投身其间的教众都认为他们正行走于黑暗的世道，都对当下不满。他们相信，不久以后，将会迎来一个温暖而明亮的时代。下一站，总是会好过这一站。理想世界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明王”或“弥勒佛”的出世。我们要听从他的召唤，要动员天下民众的力量去迎合这个召唤，让宗教预言成为引爆现实的导火索。虽然有人曾经对此发出质疑，但这丝毫没有妨碍那场所谓信仰话题的传播。它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很快便产生了吞没一切的巨大力量。
南北两派在起兵以后，由于同样的信仰，又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推翻元朝政权，于是合二为一。教徒都是用红布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巾军。又因为教众烧香拜佛，因此也称为香军。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杀人武器里，我能够通过香气辨别出他们属于哪一支队伍。
依我对农民的理解，或许是在苦水里泡的时间过于长久的缘故，他们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人群。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只有被政府剥削、被官吏虐待、被地主绅士奴役的份儿。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被人真正地关心过、救济过，甚至怜悯过。而此时的明教恰好迎合了他们的精神需求。
入教农民的数量滚雪球似的增长，明教的教区也随之扩张，并且反抗朝廷的行动也越来越多。人们相信，在最黑暗和最孤寂的时刻，一定会有一道闪电掠过天际，而明教就是那道闪电。光明会如期而至，而弥勒佛会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统治这个世界，使人们的命运来个戏剧性的乌托邦式转变。那些有心造反之人，往往会借助弥勒佛降世大做天命神授的文章。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我的行乞路线与弥勒教徒起事的场所有着惊人的契合。我的活动路线基本上集中于息州、陈州、信阳和整个淮西流域，而其中前三个是彭莹玉的活动地区。那时的我已经有所预感，在今后的命运中，会有无法预测的风浪。
俗套的把戏总是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韩山童与他的亲信刘福通等人假借大宋旗号，以此来号令天下。刘福通首先在白鹿庄聚集三千人，枭首号令，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该是中国的皇帝。而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因此，按理说他也应该以复兴大宋国运为己任。
大家齐心协力，共推韩山童为“明主”，择定日期，通告四方首领共同起兵。
这一年的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当时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多的小山头，彼此之间遥相呼应。
等到我再度返回皇觉寺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曾经赖以栖身的寺庙，在一场暴乱过后毁于无情的战火。濠州城内外笼罩着一片战争的阴影。元军与红巾军剑拔弩张。突然降临的灾难，再一次将我抛离了原有的生存轨道。我想要再次云游四方，但此时战火四起，哪里又有我们这些穷苦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这期间，我也曾经联系过一些幼时好友，想从他们那里谋一个混饭吃的行当。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一时期选择了投奔红巾军。那些不知深浅的脚在穿越了苍茫的雨幕之后，前赴后继地踏入这条不知来处与归途的河流。所有置身于河流中的人，无论是主动地融入，还是被动地裹挟，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活下去。
从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在颍州白鹿庄发难，到至正十二年（1352）春季，短短的十个月时间，接连发生了五次暴动，卷入其中的民众达到百万。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所到之处都是暴力者的攻城略地。
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可谓时时烽火，处处兵戈。那些头系红巾、手持刀矛的庄稼汉，千里驰驱，如入无人之境。到处在削木为兵，到处在杀官劫库。大股几万，小股数千，百十成群的蟊贼大盗更是不知其数。活跃于淮河流域的红巾军有十几万人，相继攻克固始、光州、颍州、光山、罗山、息山、确山、上蔡、信阳、汝阳，控制了汝宁府的各县。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狂欢时代。一切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一切又都处于重生的前夜。每次想起这些，我的热血就在体内像蛇一样乱窜，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感。
在我生无所依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汤和。这时候，汤和已经成为红巾军中的一员。他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我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于是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死亡到来，不如放手一搏，去赢得一个未来。反正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个“死”字。既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让我这个无知者，去走一条无畏之路吧！我能够想象，这条路布满荆棘，每走一步都会与血肉相遇。我虽自明，但仍要前行。
汤和来信
汤和那封信的大致内容是：现今兵荒马乱，人无宁居，乡下亦不安全，何不前来入伍，朋友生死在一起。
看完信后，我用一团火将那封信点燃。激扬的文字，顷刻化为灰烬。而汤和发出的召唤却如雷霆之语震撼我的心扉。考虑了很长时间，我始终拿不定主意。几天以后，同房的师兄告诉我，有人准备将这封信的事通报于官府，他劝我赶快逃走。我凛然一惊，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也拿不定主意。他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既然无法定夺，何不让神灵为你指明方向。
神灵，上天如果真的有神灵，也应该眷顾到我这个命运的弃儿。虽然我也知道神灵只是一种无奈的“求解脱”，他并不能给人带来向上的力量，更提供不了对现实业绩的真正的追求动力。可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连生存都无法把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来说，解脱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方向。
有时候，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我只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占卜之术，一种称之为“杯珓卜”的占卜之术。我无比虔诚地跪在伽蓝神前，为自己的前程和去留做一次重大的占卜。许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占卜的整个过程：“ 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若许出境以全生，以珓投于地，神当以阳报；若许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我。 ”
其实对我来说，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远离家乡谋生存，要么继续待在皇觉寺混斋饭吃。我于冥冥中好像得到了神的旨意：他让我投奔红巾军。一旦得到神的召唤，我的心便不再恐惧，也不再惶惑。对于我来说，选择并不重要，生存是最重要的。如果命运是一场赌博，那么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我并不是主动参加红巾军，也不想造元王朝的反。如果天地有仁，我还是愿意当一个顺从的小民。但是我又无法抗拒上天的安排：参加红巾军，就有可能踏上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这个秘密我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而我的内心却被神的这道旨意搅得七荤八素。每个参与者都对造反的风险心知肚明，但我仍然选择了它，因为我无法拒绝它的诱惑。
既然神明已经昭示，我就是将来的帝王，天帝的元子，那么我就必须做出一个形式上的交代。我在与上天交流时，需要通过一种非现实途径，那就是梦。在《纪梦》一文中，我详细地叙述了占卜一事。我这么做，无非是想要告诉世人一个事实：这次占卜，是神赐予我的一个梦境，是我在人生十字路口所面临的重大选择。
从一名布衣和尚，变成一个双手沾满敌人鲜血的军人，我身份上的区别，其实与佛家所说的“诸恶不做，诸善奉行”以及彻底脱离三界内的生死苦恼、七情六欲，以达到涅槃寂灭的境界，是完全相背离的。军人所信奉的那一套血酬定律，正是佛教中的大忌。任何事情一旦做出了选择，便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因果律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规律。区别在于，事情有大有小，而后果也有显有微。我迈出的这一步，将要闹出多大的动静，在那一刻，我是无法预知的。
我只有通过这样一个造梦环节，来向世人传达神对我的旨意，以促使人们原谅我违背佛家教义的行为，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做和尚，却要拿起屠刀做军人。于皇觉寺占卜，并不是我的独创。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前曾经遭遇危难，在走投无路时，他也曾经在高辛庙中占卜自己的命运。
我撰写《纪梦》一文时，已经当上了皇帝。在文臣谋士的暗示之下，我模仿宋太祖赵匡胤，将这番占卜的经历进行深度加工，对于我从寺庙走向战争这段与礼教相违背的历史进行了一番修饰，以此证明我之所以能够坐上龙椅，这都是上天的安排。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我的祖父朱初一带着我的大伯朱五一、我的父亲朱五四离开了长江南岸的句容，一脚踏进淮河岸畔的泗州。此后的六十多年中，我们朱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淮河两岸。然而，我们所依附的淮河，却化作滚滚而来的苦水浊浪，不断地向我们扑面而来。
在中国版图上，淮河流域属于极其重要的农耕区，人口密度较大。淮河水患造成了当地人经常迁徙。他们常常与其他地方的人产生一些摩擦，从而导致了淮河当地的民风十分彪悍。另外，水患和蝗灾也经常导致民变。
淮河在给像我这样的底层民众带来苦难的同时，又以自身的区域文化教会我抵御苦难的处世之道。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忍耐，忍耐饥寒、瘟疫、寄居他乡的屈辱，忍耐跨入人生另一世界——佛家大门的无奈。
在四年的游方生涯中，我尝尽了人世间的孤独与辛酸。委身于残垣断壁的皇觉寺内，我早已习惯了一个人面对这个清冷的世界，昼夜与佛祖神灵相伴。
我相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闯荡，无论遇上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只要牢记“逆来顺受、饮恨吞声”这八字原则，就可以做到化险为夷。我没有更大的野心，只是想在这纷乱的世道里苟活。我生于凤阳，长于凤阳，凤阳人身上所具有的“ 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 ”、顽强抗御苦难的性格，已经融入我的血液。
可是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活下去”是一个人在最低人生目标内的处世之法。当汤和约我加入红巾军的事被官府得知，面临杀身之祸时，我为了活下去只能去投奔红巾军，选择反抗元廷，从此不再苟活于世。
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圣者有言，我立于深渊旁，却不跌入其中。
而我则认为，即使跌入深渊，也要做到不坠入渊底。
在这个时代，既然我们已经身处深渊，那么每上升一步，都是自救。我走上造反道路并不是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的是缘于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为生活所迫。只有活下去，一切才有可能。暴动本身于我而言，就是一场饥饿游戏。当时，像我一样漂泊无根的游民和因天灾人祸辗转于各地的贫农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更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像我这样的人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种文人士大夫似的人生价值观对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当时，让仅仅读了一年私塾的我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而义无反顾地投入造反行列，这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人性中有着趋利避害的一面。当时，造反者的中坚力量，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居无定所的社会游民。作为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我们生来并没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很多时候，看重的只是眼前的现实利益。我走上了反叛之路，也彻底回到了流民与流氓的本义当中，一如鱼儿入水，鸟儿归林。
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我们会将自己的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的计算。在接到汤和的信后，我反复地为自己占卜吉凶。其实，每一次占卜又何尝不是内心利益取舍的计算过程。我要为自己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心理支撑点。
一个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就不会成为游走四方的无业游民，更不会轻易地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我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时，都是犹豫不决，需要再三权衡，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存于宗法网络中的农民。在君主社会，像我们这样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属于散漫的无组织力量。如果我们要想对抗强大的权力集团，或者为了求生而拂逆权力者的意志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就算反抗往往也是极其无力的。因此，在我们为了生存而被迫造反的同时，也必然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组织，不然单枪匹马，无异于以卵击石。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没有身陷绝境，是不会主动走上反抗朝廷之路的。造反是一种成本极高的冒险行为，弄不好就会亏了血本，丢了身家性命。事实上，我也的确走到了穷途末路。一个赌徒如果输得连本钱都没有了，还能不被踢出赌局，就会有翻本的机会。
由于寺院被焚毁，我连和尚（实际是乞丐）也当不下去了。除了投奔红巾军造反，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生活出路。虽然生活将我一再逼入绝境，但是我的内心始终缺乏一种决绝到底的反抗意识。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被这个时代的洪流裹挟向前。就算我后来已经成长为一支庞大军队的领导者，仍然会强调自己当初加入红巾军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是自己人生档案里的一大污点。
我的想法并不奇怪。在皇权社会里，正统与异端，是有说法的。我加入反政府武装是因为“ 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 ”，这是在我坐稳江山之后，站在一个皇帝的立场，向天下臣民摆出一副天命在我的姿态。我希望天下的老百姓不要学我当初那样“ 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 ”，要忠于新朝，坚定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顺民。
我对自己当初的做法，深以为耻，并向天下人做出诚恳的检讨：“ 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军）忽至，误入其中。 ”我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因为红巾军突然杀至，自己才会误入其中。这只是由于我刚刚登基，为维护新朝统治不得不拿自己的行为做反面教材。尽管如此，这也的确是我当初加入造反者行列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夜，我通宵未眠，躺在四面漏风的房子里，似乎在等待黎明的到来。总之，我不需要为一个虚拟生活形态而自乱阵脚。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上路吧！
我投军时被当作奸细抓起来，差点被斩于军前。事后，有人告诉我，我之所以刚来投军就被当作奸细，和我的形象、气质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长相憨厚朴实的农民是不应该被认作奸细的，可是我的相貌显得过于另类。或许是对自己的相貌早就了然于心，我就不需要用镜子来反复提醒，自己长得有多磕碜。幸好对于男人来说，眉眼不是主要的。
刚刚加入义军的生活与我在庙里当和尚的情景大不一样，义军队伍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我除了认识几个少年伙伴之外，并没有多少可以信任的人和依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我能够依赖的只有个人智慧与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前途渺茫无所凭依，只有顺势而为。
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拉帮结派的问题，相处并不和睦。濠州城中的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其他五股势力，每一方都想成为大集团的带头大哥。他们私下里彼此猜疑，互相拆台。
进入郭子兴的队伍后，我凭借还算好使的脑子，很快便从普通士兵中脱颖而出。我很快被提拔为“九夫长”（随身侍卫亲兵的小头目，相当于班长）。“九夫长”，与元朝的牌头（十人为一牌，设牌头）、后来红巾军中的小旗（每个小旗十个士兵）相当。无论是牌头还是小旗，都不能算是军官，这也是我在某些场合含糊地自称“亲兵”的原因。
如果说我是一匹千里马，那么郭子兴是当之无愧的伯乐。正是他的独具慧眼，才将我从万千人中挑选出来。我能够得到郭子兴的赏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那一副异于常人的面庞。有人说我长得丑，我不同意，我只是不好看而已，或许郭子兴正是从我这张异于常人的鞋拔子脸上解读出了更多的信息。
有利可图的买卖
大凡一个朝代的末期，总有一段所谓军阀割据的时期。这些军阀或自立为王，或拥护前朝的遗老遗少，或首鼠两端、审时度势。他们打着救国安民、铲锄奸伪的旗号，最终的结局不过是砸烂一个旧世界，迎来一个新王朝，干的还是称王称帝的勾当。我突然想起郭子兴，早已模糊的往事在心底里突然清晰起来。
郭子兴是当地颇有名望的豪杰之士，家境富足，与我这样的浮游者有着天壤之别。
按道理说，像他那样的乡绅富豪，并不是穷则思变的人，也不是担心社会变化、不能安身保家的混迹官场之人，但为什么他也会选择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呢？这个世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所谓推理，不过是聪明人的自以为是。
郭子兴是一个有侠士之风、性格豪爽的人，平日里喜欢呼朋唤友。朋友在一起扎堆儿，大家聚会时总要议论一些国家大事，难免会指点江山。至正十二年（1352）春天，他与孙德崖等五人共同起兵，自称元帅，攻下濠州。他们在地方精英的支持下纠集了大量游民作为武装，控制了该地区的中心城市。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一个与世无争的行僧身份加入元末农民起义的浪潮。
郭子兴以红巾军的名义在定远起兵，占领濠州。定远与我所居的凤阳县地理位置十分接近，也算是同乡。郭子兴想要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除了要把各路豪杰聚拢在身边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亲信。而我也由一个刚刚投军的和尚，先是被郭子兴收作亲兵，接着郭子兴又将他的养女马秀英许配于我。
婚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一次命运的重生。对于我朱元璋来说，同样如此。我的婚姻不是因为爱情，而是源于一场收买人心的生存游戏。我和马秀英结婚以后，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摇身一变就成了主帅的女婿。
这时，我有了一个家。我可以暂时隐身于一面旗帜庇护的军队中，成为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百夫长。是，似乎又不是。对我来说，日光下的生活总是单面的，只有一个方向。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会害了我，或许也会成全我，谁知道呢？
此时的我二十四岁，马秀英二十岁。在古代宗法社会中，婚姻很多时候是一种投机行为。历史上那些政治家、统治者或有野心的人，总是把联姻作为强化实力的一种手段。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秀英的确是一个好女人，她给我带来了好运气。
我也知道，郭子兴将自己的养女嫁给我，其本意是为了笼络我。当然，对于我来说，我与马秀英结婚又何尝不是为了提升自己在郭子兴军中的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桩让双方都感到有利可图的买卖。同时，这种双向选择也使我在身处茫茫人海、孤立无依时有了感情的寄托。花开花落，风月无边，可以抚慰脑子，却无法让人填饱肚子。我的婚姻是风月，也是养活人的米饭。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冷血者，相反自我感觉，还算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在成为郭子兴的女婿后，我对他表现出了毋庸置疑的忠心。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命运将与眼前这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郭子兴给我取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朱元璋，这个名字预示着一个草根者的命运转折。
璋取自“玉石”之意，朱元璋就是诛元之璋，这个名字在无意之中暗合了元末的一个谶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郭子兴给了我一个初始的表演舞台，可他却无力再去开拓一个更大的舞台。这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无法在混乱的局面中实现突围。濠州城内的红巾军犹如一盘散沙，几个人各自为政。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只求偏安一隅，毫无进取之心。占领濠州大半年的时间里，连最起码的发展计划和扩张意图都没有。这种局面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显得意兴阑珊，无心发展。
一个人在操持一件事的过程中，若他认定自己必将失败，那么他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吗？郭子兴会放弃，而我不会。郭子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悲观者习惯于观望，枯木一样等候天意的摆布，如同一个背着石头的人，缓慢地走向河心。
他在各方力量互不信任的状况下，不是想办法去疏通，而是躲起来不管不问。好像不管不问，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曾经劝过他，孙德崖等人天天黏在一起，而我们越来越孤立，时间长了肯定会被他们压制。
就在这时，徐州红巾军被元军击败，彭大、赵均用率败兵来濠州避难。彭大、赵均用当年与芝麻李等响应刘福通起义，占领徐州。至正十二年（1352）九月，元丞相脱脱攻陷徐州，彭大、赵均用等率残余部队也来到濠州。虽然刚刚在徐州吃了败仗，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的实力和声望依然不容小觑。濠州城内的势力格局又重新进行了划分，濠州五杰转向支持徐州双雄。
因为彭大、赵均用来到濠州城，城中各派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产生了新的裂痕。原因在于郭子兴拉拢彭大为靠山，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与之抗衡。随后濠州城内发生了一起内讧，赵均用、孙德崖等人在大街上公然绑架了郭子兴。
当消息传来，我感到无比震惊。如果郭子兴遇难，对我来说也无异于一场灾难。我带着郭子兴的儿子连忙向彭大求救。听完我们的诉求之后，彭大也是勃然大怒。这个莽撞的汉子带着亲兵卫队直奔孙德崖府上。孙德崖等人不敢与彭大发生直接冲突，只好将郭子兴放了。
这样一场为争夺统治权而发起的小小兵变，让我彻底看清了这支军队领导层的混乱与低效。不要说元军来攻，就是自己关上门内耗也早晚会出乱子。我并不甘心长久居于人下，于是内心有了一套算计。我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乱世求生存，有了队伍才会有话语权，才有可能去赢得更为光明的未来，成就宏伟的事业。
南下定远
至正十三年（1353）初，我已经成长为一个二十六岁的壮年男子。濠州城内各将领之间依然内讧不断。与此同时，元朝宰相脱脱连下徐州、汝宁两大重镇，同时分派御史大夫贾鲁杀奔濠州。一时之间，形势变得极为严峻。大敌当前，濠州城内的各派将领不得不暂时放下个人恩怨，抱团抵御元军。从这一年的冬天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元军围攻濠州城长达五个月之久，丝毫无法撼动。就在战事陷入僵局之际，元廷的中书左丞贾鲁突然暴病而亡，元军自行解围而去。
外敌虽然退去，但是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没有半点消停，反而在失去外力的作用下愈演愈烈。这种没完没了的内耗，让我看清了这帮人的真实嘴脸。他们压根就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只想趁着乱世捞上一票走人。可是他们往哪里走呢？他们是在一步一步地损耗，一步一步地走向失败。
他们的短视行为，让我对这里的生活不抱任何幻想，渐生厌倦，也萌生了去意。
我虽然没有多么深远的谋划与打算，但是对于一个长期饱受饥饿困扰的人来说，想要得到的是一张长期饭票，而不是只捞上一票这么简单。这时候，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有了队伍，才能挺起腰杆子。
可是到哪里去找合作伙伴？谁又能够忠心不二地追随我这个两手空荡荡之人？我最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少年时结交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帮少年朋友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
机会很快到来了。我想办法弄到一批盐，到怀远换了几十石粮食。当我把粮食献给郭子兴后，就势向他提出回老家钟离县招兵买马的事。郭子兴没有任何怀疑，就答应了我的这一要求。他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女婿，而我也找不到背叛他的理由。
再度回到那块曾经让我留下少年时的欢乐和痛苦的地方，一切恍如隔世。徐达等少年伙伴听说我在红巾军中做了一个小头目，顿顿有饱饭吃，天天有赏银拿，纷纷前来投效。不到十天时间，我就征募了七百乡人弟子。郭子兴大喜，将我提拔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任总兵官。
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有了队伍便是草头王。最初的兴奋与新鲜劲儿过后，我的心态与先前有了很大变化。不管时局多么艰难，将来的命运走向何方，凭着自己手中的几千几万兵马，这方圆百十里的地盘就是自己当家做主。
这时候，濠州城里几个领兵的头头，谁都想过一把王侯的瘾。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各自扯旗称王。郭子兴虽然是元帅，却无法做这支队伍真正的一把手。好在大家是分灶吃饭，各帮各伙，也就互相迁就，彼此容忍。
那些自称为王的将帅个个派头十足，鼻孔朝天。就连他们手底下那些带兵的将领也是耀武扬威，对郭子兴手下将士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造反如飓风卷残云。起义之初是为了一顿饱饭，反贪官，不反皇上。而这不过是他们为自己预留的后路，待过我花开后百花杀，谁又不想过一把皇帝瘾？
我也看清了当时的形势，与其窝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濠州城里受这些目光短浅之人的牵制，还不如自己领兵向外部地区扩展。在纷乱的时局里，我已经认识到丛林法则的无情，不壮大自己与混吃等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弱者往往要比那些强者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这时候的我应该是其中的弱者之一。
经过一番权衡，我选择了当时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元兵力量比较薄弱的滁州作为自己向外扩张的根据地。我向郭子兴提出要求，可不可以带几个小伙伴一起过去，郭子兴没有阻拦。
我知道，如果自己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只会成为他们相互争斗的一颗棋子。
濠州城里这几个将领没有一个是成就大事之人。郭子兴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外刚内柔的人。他们这些人看中的只是眼前利益，只知道劫掠财物，并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我在这里和他们厮混下去，只会丧失发展的机遇。到了离开的时候，我将自己手中的七百兵丁交给郭子兴。至正十三年（1353）冬，我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南下定远，去开拓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毕竟对我们这帮一穷到底的兄弟来说，既然选择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就会义无反顾，一条道走到黑。
我带走的这二十四个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大多是我儿时的伙伴与乡邻。在这里，我要再次念叨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我大明王朝的开国英雄，这些人可以说是帮助我开辟帝王霸业的先驱者。我站在宫殿的玉阶前，看着远处大殿飞翔的檐角，想象着这是一艘巨大的航船。此刻，它正行驶于苍茫无际的大海上。不知有多少人，与我登上了这艘船，随我沉浮。
濠州城的老人们说，这里过去死的人太多。到了夜晚，鬼魂会在野地里奔跑、号哭。我曾经在无星无月的夜晚，去搜寻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鬼魂，一无所获。其实在那些年月里，死人多的地方何止濠州。
号哭之声已传遍神州，濠州也只是小小的一个角落。在我离开濠州时，红巾军的势力在全国各地已呈发散之势。虽然聚集于同一面旗帜下，但又各为其主，既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也没有一以贯之的部署，而且从体系上划分为东西两大板块。
乱世既释放大批“过把瘾就死”的赌徒，也催生满腔救世情怀的英雄豪杰。至于我朱元璋，只有一个要求，活着，活到最后。有无野心，野心大小，这时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
东部板块是以山东、安徽、河南等地为中心，带头人是韩山童、刘福通，他们打着复兴大宋的旗号。韩山童被捕杀后，红巾军又推举他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由刘福通执掌大权，国号“大宋”。从理论上说，郭子兴所带领的这支红巾军（我所栖身的这支军队），隶属于东系。它不是主力部队，因此也避开了元军的主要火力点。至正十三年（1353）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对我，对我的政治大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不再做一颗被动的棋子，任由别人主宰命运。我不能一辈子活在别人的阴影下，将别人的天空视为自己的避难所。我要离开，这里不属于我。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我的内心如释重负，也有某种不可言喻的纠结。
站在濠州城的天空下，视野里除了灰蒙蒙的远山，什么也没有。刚刚加固的城墙，像是一块被野兽啃过的骨头。从街头走过的时候，我会经常看见，当兵的在老百姓面前逞凶耍横。我向郭子兴立下军令状：保证为他开疆拓土，带回一支精壮人马。郭子兴对我并无戒备之心，让我自由发展。此时的他正纠缠于濠州城的内部矛盾，难以自顾。
离开濠州城的我，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更广阔的天地在前面等着我。或许死亡也在前方等着我。一无所有的我，何惧之有？财富、声名、家世，所有世人所看重的，我皆两手空空。我是连根拔起的树，能不能活下去都成问题。南下的路上，我顺势将定远张家堡一支三千余人的地主武装收归帐下。如果不是借助濠州义军的名望和实力，凭我朱元璋个人根本无法招降几千人的部队。除了招降那些已经成建制的队伍，我还将一些逃荒的难民招集起来。
我没想到开局会如此顺利。等到攻下滁州时，我的队伍已发展壮大到三万人。这沸腾的场面，让我得以安慰和满足。我攻下了滁州，也找到了自己向外发展的突破口。我站在那面迎风招展的军旗下训话，望着眼前黑压压的几万人，我想到了“体面”二字。是的，我从未感觉到，造反会给自己带来如此感受。我曾经想过，加入红巾军，吃完人生的最后一顿饱饭，生死也就由他去了。我放弃所有，也终将被所有所遗弃。
在我攻下滁州不久，郭子兴也来到滁州。对于这个岳父，我始终心存一份感激，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后来做了皇帝，也始终不曾忘记他的这份恩情。我将他的养女马秀英封为皇后，将他的另一个女儿封为惠妃。他也被我追封为滁阳王，并立祠建庙。我还亲笔手书郭子兴的事迹，立碑于庙中。我对郭子兴始终抱有一份感激之情，没有他就没有我。
这份感情没有多少掺假的成分。当郭子兴来到滁州，我马上将兵权交了出去。郭子兴是我的恩人，我的岳父，我不会与之为敌。至少在那一刻，我是这么想的。
当三万人齐刷刷地站在面前时，郭子兴的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欣喜。我带出来的这支军队与他原来的队伍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一个是完全按正规军打造，一个是落草的贼寇。多少英雄意气，也抵不过一个日常细节的提醒，更何况是一支军队的领导权。
郭子兴的队伍是乌合之众，尽干些“哨掠四邻”之事，濠州城周边的老百姓深受其扰。世界以物质的方式布局。在日光之下，一团裹挟着火焰的黑云穿过黎明前的甬道。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人的内心，他是邪恶，还是慈悲，这是我无力抒写的。他们不光瓜分土豪劣绅的资产，连贫民的财产也不放过。攻占和州，军队旧习未改。城破之日，即百姓遭殃之时。当我看到濠州红巾军“ 日事剽掠 ”，难以形成大气候时，才决定带着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城。对我来说，当务之急要做的是“ 谋略定远，取滁阳 ”。郭子兴的军队算不得真正的义军，它更接近于一个武装抢劫集团。这样一支队伍，走不长，也走不远。
等到离开濠州，我有了独立行使指挥权的一支军队，我要做的就是拥有一支打上我朱元璋烙印的军队。我用时间堆砌历史，却无法书写命运。我说得越多，只会加剧事物的复杂性，让后人看不清我和我的命运。
大败脱脱
就在我进军滁州之际，濠州城内的红巾军内部发生了分裂。他们就像是刺猬，即使抱团取暖，也要扎得鲜血淋漓。除了眼前的利益，他们实在看不到更远的地方。先是彭大、赵均用二人裹挟郭子兴攻下盱眙、泗州。其后不久，彭、赵二人发生内讧，彭大忧闷成疾，不久病死。其子彭早住袭称鲁淮王。或许是因为忌惮我的势力，他们始终不敢对郭子兴下狠手。
郭子兴，我这个可爱的岳父大人，他无意与这帮垃圾人争地盘，因为他还有可以仰仗的我。人啊！围着锅台，却始终做不到量勺而取。在没开吃之前，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肚皮很大。
郭子兴为了自保，随后领着一万人马来到滁州。随着郭子兴的到来，我的地位也变得颇为尴尬。他将我的一切视为他的，而他的一切却不是我的。我对他仍一如既往地恭敬，而恭敬却没有换来他的绝对信任。他在有意无意地将我的军队向外分流，以此削弱我的势力。幸运的是，我带出来的私属班底并没有被拆散。在这期间，我还以分支首领的身份接纳了邓愈、常遇春等人。
至正十四年（1354）十一月，元丞相脱脱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分兵围攻六合。六合在滁州的东面，两地互为表里。六合一旦失守，滁州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可是郭子兴与他的主将有过节，就算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也不愿伸出援助之手。一个人的气度决定了他能够走多远。这是一场极其糟糕的翁婿权力与道统的拔河。郭子兴率军队入城，我只有接纳，虽然两股战战，但也只能如此。
我不能坐等门户大开，那样的话，我在此处辛辛苦苦打下的基础就会被摧毁。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郭子兴听从了我的建议。面对号称百万之众的元兵，我自讨令箭出兵迎敌。就在元兵追击之时，我在半道之上设下伏击，大败脱脱。在这次阻击战中，我所率领的红巾军收获颇丰，不仅击退脱脱的元军，还收获了大量的马匹兵器。虽然此战得胜，但并不能完全改变双方力量的悬殊差异。一时之间，滁州还是陷入孤城无援的境地，如果元兵再集中兵力缩小包围圈，就可以将城中之人活活困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动与元兵修好。这种委曲求全的做法迷惑了元兵，也就此解除滁州之围。
元兵刚刚撤离，郭子兴等人以为周边地区的大势格局已定，准备称王。我反对他这么做，并陈清其中的利害关系：滁州城四面环山，固守与突围都存在很大问题。如果选择在这时候称王，滁州之地必然会成为元军的攻击目标。经过一番权衡，郭子兴只好作罢。等到我登基后，追封他为滁阳王，也算是完成了他的心愿。
元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高邮，高邮危在旦夕。张士诚已经做好城破的打算。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元顺帝一纸诏书解了滁州之危，圣旨宣谕：“ 脱脱往年征徐州，仅复一城，不久复失。这次统率大军，劳师费财，征战三月，了无寸功。着削去兵权，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安置宁夏路。如敢抗旨不遵，即时处死。 ”这个心急的蒙古皇帝，已经失去了等待的耐心。
脱脱阵前被贬，动摇了元军的军心，围攻滁州的百万雄兵也自行散去。不少无处可去的元军甚至转身投奔了红巾军。来自草原帝国的圆月弯刀，可以削铜断铁，却无法抵抗时间的锈蚀。这些为元王朝卖命的士兵，他们的先人曾经是草原上的英雄，但他们好像厌倦了这一切。他们不想再用自己年轻的血肉之躯捍卫身后的宫殿。因为到处都是扎着红巾的作乱队伍，他们害怕了。
张士诚趁机出击，不但转危为安，还为自己打下了一块地盘，也由此成为一方霸主。
他在无意之中成全了我，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道保护屏障。当元军潮水般地涌向江南之地时，我便会暗自庆幸，因为很难再找到可以休养生息的地方。脱脱被贬，在押送西行的路上，被鸩死于吐蕃境内。脱脱之死，不过是元廷内部斗争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一次将步履踉跄的元王朝拖向死亡。这一次，获利方成了我。
经过战火洗礼的滁州地区，如何维持几万人军队的生存，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军队的生存问题大多与粮草有关，一旦发生粮草危机，军队就会有哗变的可能。我向郭子兴建议，必须向外分兵，以减轻滁州的压力。至于分兵之地，南边百里之地的和州（今安徽和县）是最佳之地，移兵此处可以暂时缓解军队粮食紧张的问题。
镇守和州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我的军队占领了和州城。郭子兴将我直接升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以节制其他将领。或许是他意识到什么，但在我看来，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刚满二十八岁，资历尚浅，虽然身居和州最高长官的要职，但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压服那些将领。
他们大多是和郭子兴同时期的元老级人物，而且年纪都比我大。江湖中闯名号，讲究的是辈分。如何收服他们，是我必须要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我没有读过几本书，我所有的知识都是从生活实践中摸索得来的。他们说，没有读过书，就没有好点子；没有好点子，就打不了胜仗。读书使人明智，但只会读书，也容易让人变得愚昧。
我懂得用人，懂得发现诸葛亮那样的人才。诸葛亮可惜了，跟了那个成不了大事的刘备。
在就任和州最高长官的会议上，我设下一局。局并不高明，但还是达到了目的。我撤去官署中属于自己的主座，只在署内放下木榻。次日五鼓，我最后一个进入官署。这时候留给我的座位，只留下最左边的一小块地方。当时，以右首为尊，将领们毫不客气地将那个最不起眼的位置留给了我。
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从他们平日的眼神，我早就看出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我并不感到愤怒，一个人的地位不是靠别人留给你的。与位置匹配的是一个人的实力，没有实力，有了位置也会保不住；有了实力，早晚有一天不缺位置。
等到大家落座，议事开始。那些统兵之人高声喧哗，人人都想表现，却无从表现。我要学会保持沉默，无谓的争论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他们都在说，逮着一个话题一拥而上，话题被唾沫和语言撕扯得支离破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很快被淹没其中。我喜欢只奔主题。我不喜欢把一句话拆成八句，不得要领。我要做到的，就是让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得很有分量。我并不比他们高明，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必须这样做。我与他们商议维修和州城的城墙，每人认领一段，限定三日完工。
一切不出我所料。我设下的局，我要做到稳操胜券。时过境迁，我坐在这里说，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在那一刻，我应该也是不确定的。我唯一能做到的，是掌控自己。总之，我按时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各段均未修好。
回到官署，我召集诸将，堂而皇之地搬出自己的主将之座，一屁股坐在上面。屁股决定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屁股护住的是一个人的脸面。我拿出郭子兴的檄文开始训话：“ 奉命总诸公兵，今甓城皆后期，如军法何。 ”也就是说，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并不是故意托大，而是奉了郭主帅之命。军中无小事，必须约法行事。修城一事，全都没有完成，什么原因？今后如果再敢有违令之事，必军法从事。
郭子兴的遗产
元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红巾军统帅刘福通派人在砀山夹河（安徽砀山）访得韩林儿，将他接到亳州，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刘福通建国为宋，年号龙凤。从此，东系红巾军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刘福通一个人的手中。是年正月，郭子兴不幸病故，形势变得诡异与复杂。滁州、和州失去了主帅，“郭家军”也就成了周围其他势力想要吞并的一块肥肉。而军队内部，也处于明争暗斗之中。
军队的指挥权，始终是我的一个心病，只有自己能够治好它。其实，那场夺权之战早就在所有人的想象里爆发，只是郭子兴活着的时候，没人挑明而已。
不夺取军队的指挥权，我的人生又将陷入苦难的循环，生死难料。
我并没有陷入茫然无措的境地，反倒比任何时候更加清醒。这支军队虽然名义上失去了领导者，但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军队的创建权和指挥权已经转移到我的手中。只要我不放弃，别人也就无法取代我的地位。
郭子兴的死亡，等于把我彻底解放出来。我不再有所顾忌。有资格能够与我竞争的几个人，都是郭子兴的家族继承人。他们是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和两个儿子郭天叙、郭天爵。按照血缘继承的排序法，郭子兴的大儿子郭天叙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应该排在第一位。而他的小儿子郭天爵应该排第二，妻弟张天祐排第三。我虽然是他的女婿，但是地位比不上他的儿子，年纪比不上张天祐，只能排在第四位。
这个游戏的玩法并无任何道理可言，胜利的天平已明显倒向我这一边。排名在前的几个合法继承人，并没有对我构成真正的威胁。郭子兴的死，让这支军队领导权的归属成为大问题。论影响力，我当仁不让；论合法性，郭子兴的儿子似乎更有说服力。
郭子兴死后，滁州队伍领导权的归属也同样引起小明王和刘福通等人的关注，他们派使者与滁州方面取得联系。我正率部在外征战，城中由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留守。张天祐求之不得，很快就从亳州带回了龙凤政权颁布的任命状。这份任命状对我们四人的职位进行了明确，我为左副元帅。对于这一结果，我是无法接受的，这么做等于是剥夺了我对这支军队的实际指挥权。
虽然无法接受，但一时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我有自知之明，如果把红巾军领导权作为家族遗产继承，作为郭子兴的养女婿，我也只能算是他的一员家将。郭子兴虽然不在人世，但在膝下有子的情况下，我就不具备超越其子直接晋级为军队统帅的资格，尽管我有统率这支军队的足够能力。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就算我的排名在郭、张二人之后，郭天叙对我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失去了应有的控制力，无法再像他的父亲郭子兴那样对这支军队拥有领导者的绝对权威。
既然他们对我已经不具有领导力，就不应该再将我排名其后，这是让我感觉失望的地方。
我并没有感觉到势单力薄。在那些心腹将领面前，我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发出怨愤之语：“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一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乡野村夫，解决问题的手段向来简单。
这时候，我并不仅仅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军队副统帅的位置上。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我有了更为强大的野心。让人无法抑制的内心欲望，驱使着我必须拥有这支军队的独立指挥权，甚至不惜采用任何手段。
我必须学会向过去告别，告别是给予那个叫朱重八的人最大的尊重。我要让那个苦难者活下去，体面地活下去。
元至正十五年（1355）五月，在打退元军的几次进攻后，和州地区发生了粮荒。走了那么久，我和我的伙伴们还是在寻找下一顿饱饭。父亲当年领着我们全家，他每天考虑的是全家人的吃饭问题。我后来成了一个浪荡人，每天考虑的是自己的吃饭问题。而这时候的我，领着几万人，考虑的是几万人的吃饭问题。
我守着一座城，并没有想到多年后，我会守着一个国，再来考虑吃饭问题。
我意识到，几万军队固守着这么一座弹丸小城，绝非长久之计。一江之隔的对岸太平、芜湖，就是仓廒之区、鱼米之乡。一边是饥肠辘辘，一边是仓廪之实。就凭这个强大的吸引力，也足以鼓起我所领导的这支饥饿之师的勇气。我给他们画饼充饥，画了一张大大的饼，让他们这辈子吃不完的饼。
我说的时候很激动，甚至还流泪了；他们也很激动，与我一起流泪了。长江，不是一条长得没边儿没沿儿的河。它以奔腾不息的流动带走时间，也带动历史。我告诉我的将士们，打过长江去，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然后再向江南地区发展。集庆（今江苏南京）就在对岸，以集庆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不仅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区之一。距太平不远的丹阳湖一带就以盛产大米著称。而集庆自古以来就是龙盘虎踞之地，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所。
我说的时候，甚至闻到了稻花的芳香，那是来自对岸的诱惑。对于这帮人来说，吃饱饭是更大的诱惑。经过苦心经营，我的军队已突破三万人。所占据的地盘也在不断扩张，相继攻下滁州、和州。如果说在此之前，我的军队还被人视为郭子兴旧部，那么随着实力的增强，我已经将其打造成为真正属于我朱元璋的军事集团，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
我相继网罗了李善长、冯国用等谋略之士。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不再以一个农民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生存理想。他们真的有本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当我陷入困惑的时候，他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让我找到了方向。他们对我也有更高的期许。他们让我学汉高祖刘邦。可他们难道没有想过，我若是那刘邦，他们是谁？是萧何，是张良，是曹参，是韩信。可这哥几个，好像也没落什么好下场。
这期间，我还收服了一名重要将领——常遇春。他是濠州属县怀远人，也算是我的同乡。此人生得相貌奇伟，有一身的力气，两只臂膀张开如猿，弯弓射箭百发百中。他领着几十号人到各地游食劫掠时，听人说到了我。有人对他说，濠州有个朱总管，兵强马壮，不杀不掳，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主。
他说得更加神乎其神，眼睛里散发着灼热的光芒，由不得我不信。
他说，那一日，他在和州城外的田地里正困乏而卧，梦见一个披甲金神以盾牌推他说：“快起来，主君到了。”当他惊醒时，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披甲金神，而是我带着军队路经此地。
这究竟是他做的一场梦，还是为我造神，已无从考证。为了考验他投奔我的诚意，我并没有急于将他推向战场。为了进一步考验他，也为了能够憋出他的雄心壮志，他向我请命要做先锋打头阵，交上自己的投名状，我没有同意。我故意在他面前说：“你有自己的首领，到我这里来，不过是因为饥饿，我怎么好留你在身边呢？”常遇春一听这话，急得满脸通红。他信誓旦旦地要出征，要立军令状，要提敌将首级来见我。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请命。或许是我的激将之法触动了常遇春的内心，这个七尺莽汉居然在我面前抹起了眼泪。我说：“既然你有诚心，就随我一同渡江。到那时我一定有重要差使给你。”
一路走来，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知人善任之人，像常遇春这样的猛将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古来铁血者，必不会顾惜自家性命。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时候我正在为渡江做积极的准备，物色猛将勇士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常遇春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后来成为我手下仅次于徐达的第二员统帅和战将，为我大明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巢湖水师归附
我曾经无数次站在江边眺望勘察。面对着长江的滚滚波涛，迎着猎猎江风，我的思绪犹如浊浪翻腾。我相信，只要自己打过长江去，事业就会像这江浪涌天，不可遏制。一切都必须从速准备。眼下最让自己烦恼焦躁的，是到哪里去寻找渡江的战船和训练有素的水军。
至正十五年（1355）五月，巢湖水寨的俞通海前来归顺。巢湖水师也是白莲教徒团聚成军。它不属于韩林儿红巾军的东系，而是彭莹玉的西系。准确地说，那里曾经是彭莹玉的女弟子金花小姐的势力范围。金花小姐在巢湖区域很受白莲教徒的尊崇。巢县人俞廷玉和他的三个儿子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以及廖永坚、廖永安、廖永忠兄弟都是她的得力干将。
这支军队号称战船千艘，部众万余。为了避免被人吞并，巢湖水师才决定主动投靠我。他们先后三次派遣使者来和我谈接管事宜，以免夜长梦多，部队散乱。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我正愁找不到渡江的好办法。既然巢湖水师主动依附于我，我又怎能错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我亲自率兵来到巢湖水寨。在察看了水道之后，便想将船队尽快带出巢湖。但由于水道浅涸，大船根本无法通过。
有时候我们无法解释命运这种东西，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称王称帝的人。不用我们劳神费力，后人就会将一些天命神授的现象附着于我们身上。也就在这天傍晚居然电闪雷鸣，天降大雨，不到几个时辰，河水暴涨，舟行无阻。这或许是上天给我的某种暗示，总之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帆樯遮天盖地，像一片巨大的云阵，缓缓地驶离巢湖。
巢湖水军就这样顺利地抵达和州，我的势力大增。我任命廖永安、张德胜、俞通海等为水军统帅，加紧训练。既然有了水军，渡江计划也就摆上了我的议事日程。一些将领求胜心切，主张这时候可以直捣集庆（南京）。我并不同意这么做。集庆是元王朝的心腹重镇，兵多将众，布防严密，而我的部队只有攻州打县的经验，还没有经受恶仗的考验。若是上游元兵也顺流而下，刚好将我夹在中间，岂不是腹背受敌，两头挨打？显然，直接打集庆的主意并不可取。
那么攻击点应该放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每次大战来临，我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常常盯着重重叠叠的宫门，想象着若是有人向我发起攻击，他的攻击点在哪里呢？
我本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村夫莽汉，是李善长、冯国用这些读书人引领我从一个思考走向另一个思考。而残酷的现实也教会了我，不要简单，要复杂。可很多时候，简单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最好手段。比如，当年西晋武帝司马炎灭孙吴，大将王浑走的就是和州一路。他渡江先取采石矶（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然后才攻取建业（今南京）。南北朝时候，侯景率八百兵士灭萧梁，取道滁州、和州，也是先攻采石矶。隋朝大将庐州总管韩擒虎灭陈，北宋大将曹彬灭南唐，无一不是迂道攻取采石矶。
至正十六年（1356）六月，我率邵荣、徐达、冯国用、常遇春、廖永安等将领，统兵万余，战船千艘，自和州东渡长江。经采石矶一战，我部全面击溃元朝水军，俘获了大量士兵和船只。由此打通了前后方的通信联系，安定了军心，也扫清了集庆的外围屏障。
此时的元军正全力与小明王总部进行周旋，根本无暇顾及我这个新崛起的军事集团。各路红巾军割据政权也正在竭力对付元军的进攻，也没有觉察到我的潜在威胁。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不声不响地坐收渔翁之利。从至正十五年（1355）到至正二十（1360）年，红巾军长驱深入，来回绕弯子死死地拖住元军主力，使其疲于奔命，也为我赢得了极其宝贵的发展良机。
如果说江北三年是我打天下这出大戏的序幕，那么下江南、占太平，则是宏阔磅礴的开篇。那时候我还无法想象我的帝国，那是一件遥远的事，只存在于想象与梦境中。我的前方依然荆棘密布，就像浓重的黑夜一样，深不可测。
这时候，郭天叙和张天祐对我已经毫无威胁。我太了解这两个怂人，他们的军事才能与所居地位根本无法匹配。这支队伍的军事决策权，这时候已经完全掌控在我一个人的手里。我成了这支红巾军事实上的主帅。
在这支队伍日益扩张的过程中，我不惜动用任何隐形手段来扫除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无论对方是谁，战友或者上司。为什么说我采取的是一种隐形手段？因为这时候的我只是军队的副帅，需要倡行仁义，获取人心，所以在动用非常规手段时，也要锦衣夜行，有所收敛。
时间是一条越流越宽的河，往事在彼岸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当河岸的植被在时间里疯长，个人在这个世间生存所留下的印迹，也不过是被蔓藤枯枝所遮蔽的假象。
这个时期的很多细节我已经淡忘，但它的重要性是注定的。虽然我已经掌握了这支红巾军的领导权，但当时的我仍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都元帅郭天叙、右副元帅张天祐二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对我的权力有着一种限制。在名义上，我是这支红巾军的左副元帅，可是这一身份并不能代表一切，更无法超越一切。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所拥有的权力与真正的“大权独揽”尚有一步之遥。看起来是那么近，走起来是那么远。
要消除这触手可及的距离，就要将挡在前面的障碍物逐一清除。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需要一个能够说服人心的理由。而这时候，郭天叙为了扩张地盘，率领郭子兴旧部万余人越过长江，突然出现在太平。
我和郭天叙、张天祐占据太平之际，元军向太平发起了疯狂的反扑。这个不易结束的乱世，真是展示人性的大舞台。在普遍的生存恐惧的碾压之下，人人让心灵成为黑洞。每个人都担心他人不择手段，所以我要不择手段；每个人都担心别人破坏规则，于是我先破坏规则。
元军水师会合亲元义军元帅康茂才部直抵采石矶附近江面，截断我的归路，而陆军会合亲元义军元帅陈野先部从陆路向我发起进攻。水陆齐发，要将我困死于江南之地。在这个杀戮主义横行的时代，一个人能活下来是多么幸运的事。
最好的自保，便是以攻为守。我先是派常遇春率水师击败康茂才，又亲自率领汤和正面迎战陈野先，同时派徐达作为奇兵绕道敌后合围夹击。我采用前后夹击的办法大败元军，擒获陈野先，并降其部众。为了收买人心，我接受了陈野先的投降，并与其结拜为兄弟。此人虽然投降过来，但我的内心仍有隐隐的不安，觉得他不是真心实意地投靠于我。果不其然，我很快就收到了心腹密告，陈野先是诈降。当然，在他的反迹没有暴露之前，我是绝对不会先动手的。那样做，我无法向那些投诚过来的几万部属交代。
蝴蝶与间谍齐飞，阳谋与阴谋共舞，这难道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吗？在我一生的戎马生涯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间谍战屡见不鲜。也许，它就是战争的一部分，如同血肉相连。
此时江南之地已呈火烤水漫之势，那些有田地、有家资的地主纷纷组建私人武装。这些人有的投奔红巾军，有的依附元军。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正因为水深火热难以为继了，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穷人投身于这项刀头舔血的事业。而收编这些人，靠的不是武力压迫，而是他对你的绝对信任。若是我在和陈野先结拜为兄弟之后将其诱杀，天下人会耻笑我朱元璋，也会让那些有心归顺于我的其他武装力量望而却步。
陈野先倒戈
皇权道德只认刀把子，刀把子里面长出江山，也长出皇帝。你打得越狠，就越有说服力，历史就越认同你的存在。在攻取太平后不久，我的军队加快了战略进攻的步伐，进军的方向直指太平城东北的集庆（南京）。作为元军在南方的重要据点，集庆的战略部署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城市。红巾军已经不止一次地进攻集庆，但是都没有拿下此地。
我需要的是时间，时间会带给我一个机会。它就是由陈野先所引发的一次倒戈事件。
我并没有将收集到的这个情报告知郭天叙与张天祐，而是索性放了陈野先，让他带领旧部与都元帅郭天叙、右副元帅张天祐合军去攻打集庆。不出意外，陈野先果然在进军途中倒戈相向，郭、张二帅战死，这支红巾军全军覆没。有人说我的手段过于狠辣，借刀杀人解除了心腹大患。
郭、张二人死后，龙凤政权封我为平章政事，郭子兴的三子郭天爵为中书省右丞，我终于名正言顺地上位。对于我的上位，郭天爵的心理极不平衡。他认为是我朱元璋篡夺了郭家的产业。他经常于私底下发出怨恨之声，并与郭子兴的旧部属相互串联，做出不利于我的事。为了消除隐患，我只好找了个借口将他杀死。
郭天爵事件之后，我才真正成为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我终于拥有了属于我朱元璋一个人的军队。一个人，不是孤独的。混迹于一帮乌合之众，我才是孤独的。军权是危险的，它不应该拿来分享。
前方的败讯传到太平，我的内心有着说不出来的滋味。那些无辜的将士，因为我的一己私利而丧生。他们不是死在敌人的手里，而是成为我权力之路上的一块铺路石。举头三尺有神明，我在良心的自责中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这算是我第一次使用阴谋与狠毒的手段，虽然手法隐秘，但我并没有收获预想中的欣喜。
我坐在宫殿的一角，想到这些，并无忏悔之意。在乱如刀丛的时代，人若是不变得锋利，就会成为别人案头上的一块鱼肉。人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我很快为自己找到了自解的理由。我与小明王虽有君臣名分，郭天叙的都元帅、张天祐的右副元帅从来就没有撤销。这种一国三公的局面，早晚会让各方走到生死相决的地步。
今日养痈，明日遗患，还不如早日做一个了断。
我的军队在进入集庆后，并没有惊扰城中百姓。小明王在得到捷报后，第一时间将我擢升为枢密院同佥。小明王很快又将我提拔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都升为元帅。
这一年我二十九岁，由一名普通的红巾军士兵正式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和指挥十万大军的统帅。而实现这一切，我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我可以骄傲地说，于当时的我而言，已经创造了一个草根逆袭的传奇经历。如果细想我从一支军队的统帅，成为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也只用了短短的十二年时间。而这起步的一跳，还是略显漫长了一些。
马秀英劝我放过她的兄弟，我答应了。如今他们死在陈野先的手里，我对这个善良的女人也算有了交代。在某个时刻，我会惊异于内心冒出的某个恶毒的想法。我陷入一个自己杀死自己的循环。犹如一条吞噬自己尾巴的蛇，不断地吞噬自己，又不断地从自己的身体里长出来，这是可怕的。人的蜕变，说的就是这个。
有时候，我是那么热爱自己；有时候，我是那么讨厌自己。郭、张二人虽然消亡，但是他们手下的将领及其军队还存在。这些人本来就不是我的嫡系，包括刚刚投靠过来的巢湖水师。在渡江之初，整支军队的兵力构成大致如此，我的嫡系部队万余人，郭子兴旧部万余人，巢湖水师近万人。我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但是要想对另外两股势力掌控自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各路红巾军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军队中各支势力拥兵自重，严重影响了整支红巾军的发展。对于这种情况，我完全可以采取当时较为流行的做法，那就是利用武力铲除异己，然后再去想办法兼并军队。
于我而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将帅之间的关系。从一名红巾军的普通战士到成为一股军事力量的领军人物，我并没有说服人心的业绩。手下那些将领，很多人和我有着同样的经历。
我只有先确立自己的权威，才能让那些如狼似虎的将帅忠心不二地追随自己。
这些出身草莽的将士眼里能容得下谁？长期置身于耻辱之中的人，他们曾经脆弱的精神表皮，已经长出了日益强悍的道德厚茧。与其说他们不择手段，不如说他们是一系列耻辱锻造出的利器。这种化耻辱为兵器的异化，等于是用别人的鲜血与尸体，来加固自己的城墙。我能够带领一支军队攻克一座城池，但未必能够攻克他们精神的城池。
继任军队都元帅
江湖未静，不可自乱。我并没有在这时候使用雷霆手段清除异己分子，这么做必然导致集团内部发生叛乱或争斗，使得人心离散，队伍瓦解。为了顺利地实现权力交接，避免军队发生内讧，我采取了一种比较柔和、稳妥的办法。
我在继任军队都元帅后，并没有擅自改变先前的战略部署。我的内心深处暗藏着无边的欲望，我还要在表面上尊奉龙凤政权为正朔。我能够想象得到，天下豪杰会用何种眼光、何种心情揣度我，揣度韩林儿的命运。当时，实力比较强大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集团均不奉龙凤正朔，他们随时会向我发起进攻。
我早就有独立发展的想法，但是从现实考虑，我还是决定在一定时期内，从形式上尊奉以韩林儿为首的龙凤政权。这时候我可以自行设官派吏，设置机构和建立某些制度，拥有征讨杀伐的决策权。我的军队并没有受到韩林儿的节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军事政治实体。
虽然韩林儿并不能完全节制我，但我和龙凤政权之间是一种互相借力的关系。
我虽然位列诸位将领之上，统率全军，但是在军中的职务是由龙凤政权任命的。那些将领与其说是听我的号令，倒不如说是听从龙凤政权的号令。但是其人事安排居于我之下，我也正好借龙凤政权的册封，在君臣名分还没有形成，集团内部结构依然复杂的情况下，以此号令诸将。
我先后委任廖永安、徐达、汤和、李文忠、朱文正、俞通海等将领分别统领各路军马，并授予他们元帅或将军、副将军的职名。由于军事形势的迅速推进，我的占领区也在不断地扩张。
有时候我也在想，自己成功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元末乱世一窝蜂出了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只有我朱元璋最后摘取了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一个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的草根中的草根，凭什么能够笑到最后？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我何以成为帝王朱元璋？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我的地盘是最小的，兵力是最弱的。但是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实力最弱的我并不是他们最为看中的一个对手。
在我与元军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是红巾军主力小明王。几股势力牵扯了元军的主力，也同时拱卫着我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我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我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地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悉数拿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我献上了至为关键的三句话：“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
这三句话分别是，先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然后再慢慢谋取天下。是的，我已经不讳言“天下”二字。在兵戈所向的天罗地网里，我必须为更伟大的理想考虑。
经过一番考虑，我还是接受了朱升的这个建议。往事不过是水中摇晃的倒影，而一切鲜活的事物残留在我这个当事人的记忆当中，已不复本来的面目。所以，我在陈述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按图索骥。
谋划长远，预留后路
我是个极端务实之人，不喜欢任何虚浮的东西，更讨厌那些喜欢唱高调的人。如果让我自己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自己的一生，“务实”二字应该排在最前面。
郭子兴死后，韩林儿政权开始只是将我任命为郭子兴部的第三号人物。可我并不急于争一时之长短，没有实力就算将你推上王座，你也坐不稳；有了实力，就算是三把手，总有一天也会有登上王位。一个人的实力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争取的。
我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脱离，可我一直没有那么做。我曾经在和文武百官交流君王之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成就大事的人，要懂得谋划长远，不能只看重眼前的小利。自古帝王霸业，都是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不能急于求成。”
在儒者云集的场合，我的表现有些滑稽，一方面要果决刚毅，一方面又要表现出一副虚心问道的表情。人生如戏。这个戏啊，真的是不好演！
为了寻找生存空隙，我经常在军事立场上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骑墙姿态。何谓骑墙？有人对我的军事策略表示过质疑。他们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汉人武装抢地盘，并没有与元军有过多少正面交锋。历史是人书写的。人是心怀鬼胎的物种。于是有人怀疑，有人相信，有人半信半疑。
我不否认，我的立场并没有坚定到纹丝不动。如果说，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的人生理想与政治信仰并不是重叠的，他们各有各的道。当我看到形势对义军不利时，我先后两次派人送重礼向元朝示好，还佯装做出夹击另一支红巾军的姿态。元政府大喜，授我“行省平章”的高官显职。但是随着义军势力的崛起，我又矫正了自己的姿态。而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与元军彻底决裂，算是为自己预留了一条后路。
那些质疑我的人，他们并不是我，又怎知我内心的困扰。无论多么高远的政治理想都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对我来说，没有比生存更远大的志向。万一大元复兴，我至少有后路可退，可以在元政权寻一个安身之处。我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颠簸，才走到今天。我会倍加珍惜眼前的这点儿成就。
我要感谢韩林儿，他的军队为我挡住了元军的主力。我像一个胆小的孩子躲在勇敢者的背后。我不想站出来，我只想躲在背后，在南方从容地发展。我宁愿奉韩林儿为“正朔”，上表称臣。我的所有对手都在忙着割据一方，称王称帝。我不急，我不急于向这个世界彰显我的欲望。我只管向前走去，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