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准则中最为严格的就是义德。武士最厌恶的就是卑劣举动和狡诈行为。也许义德观念是狭隘的，错误的。一位著名的武士【林子平】 认为义德就是决断力，他说：

“义德的对立面是匹夫之勇，真正的义德是心的决断。凡事都毫不犹豫根据道理下定决心的意志。该死的时候绝不偷生，该出手时绝不畏缩。”

还有一位武士【真木和泉】 则是这样定义“义德”：

一个人所以顶天立地是因为他的骨骼，义德就是人的骨骼。没有骨骼，人就是一摊肉泥，手足都不能动。一个有才能又有学问的人，如果没有义德就没有资格立于世间，而一个有义德的人，即使性格粗鲁、行事鲁莽，也足够成为一个武士。

孟子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他又慨叹说：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在这里，孟子说的跟我们“同在一面镜子中朦胧看到”的另一段熟悉教诲非常相近，那就是在孟子之后300年，另一个国度中一位伟大导师【基督】所说的，找到了失去的正义之路。我说得有点远了，总之，从孟子的角度看，义德就是人们找到“已经丢失的乐园”而必须要走的一条笔直又狭窄的路。

到了封建时代末期，因为长久的和平安逸，武士阶级有了许多闲暇时间，从而他们开始追求多种多样的娱乐和技艺。尽管如此，武士仍然认为做一个“义士”要比拥有更多学问或擅长艺术优秀很多。47位大臣具有高义的故事是在日本国民大众教育中经常被提到的，民间更是将他们盛称为“四十七义士” 。

战国时代，到处流行阴谋诡计的战术，把弄虚作假当做战略，因此武士这种率真正直的男子汉美德，受到了人们极高称赞，它就像闪耀着最大光辉的一颗钻石。

义和勇同属于武士道中的武德，它们是孪生兄弟。我想在论述勇德以前，先说一下“义理”。义理可以看做是从义德中派生出来的词，义理和义德本来相差不大，但后来逐渐变得含义所指不同。义理不再是原来的含义而成为一个世俗用词。从字面意思上说，所谓“义理”，就是“正义的道理”，到了后来它变得不仅仅是道理而成了一种在社会舆论下人立于社会所必需履行的义务。“义理”意味着最基本的义务，是我们对父母、长辈、晚辈应尽的和在社会中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义务。这些不仅是道理了，它还是义务，因为这是“正义的道理”所要求的，没有商量的余地。难道“正义的道理”不应该是我们绝对去遵守的吗？

义理是一种义务。我想出现这个词可能由于以下的事实。即人的行为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走向歧途，比如孝道，孝敬父母唯一的动机是爱，天经地义，但如果对父母没有爱，那就必须需要某种约束来强迫不肖之子履行孝道。义理的权威就是这种需要的体现。这种权威是正当合理的。因为当爱的理由都无法劝服人们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时，人们只能依靠理智去克服人性中的谬误，即在理性指使下让人做出正确的行为。其他一些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也是如此。当必须履行的义务成为一种沉重负担时，义理的权威就会要求你克服逃避义务的企图。这样理解义理，它就是个鞭策懒惰者恪尽本分的严厉监督者。

在道德上，义理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它远远不如基督教中爱的教导更容易让人产生道德动机，因为爱是人类的“律法”，而义理是监督者。我认为，义理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社会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等级形成之后的特殊地位和特别待遇，而不是实力或其他原因。构成这个社会的单元就是家族，年长的人受到尊重，自由恋爱常常要屈服于家族意愿。也正是因为人为因素，所以义理会随着社会堕落而堕落下去。比如，母亲为了扶助长子，牺牲了其他儿子；女儿为了供父亲放荡而去出卖自己的贞操等等。这种不合理的事也会在“义理”解释下成为天经地义，被人认为是妥当的。

所以，我觉得，义理本来的确是从“正义的道理”出发的，但后来却往往屈服于决疑论，甚至沦落到了怯懦和畏惧责难。司各脱解释爱国心时说：

“它是最美的事物，同时也常常是最可疑的事物，它是其他感情的假面具。”

义理就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当义理被滥用或被歪曲不再符合“正义的道理”时，义理就会变得十分可怕并让人吃惊。在义理的幌子下，各种诡辩和伪善都潜藏着。武士道如果缺少敏锐正确的勇气、敢作敢当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结果只能让义理变成怯懦者理所当然的借口。 dSHJGTWFnOduQGW+BeAozBloB7ARHb99rNR74T891IXn4HNTgYmlO2bMGUR1hG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