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佛教说起。

佛教把心灵宁静和相信命运给予了武士道：遇到危险和灾难时心境沉着；对于无法避免的事平静接受；卑生敬死。

一位顶级剑术师【柳生旦马守】在将毕生绝技传授给弟子后，对他们说：

“我所能传授者，到此为止。剩下的事，已经不是我能力所及，必须用‘禅’的教导。”

“禅”是禅那（Dhyana）的日语翻译，它的意思是“依靠冥思默想在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领域里实现人的努力。” 冥想是参禅的方法。据我所知，“禅”的目的就是参透一切表象背后的本质，然后让自己与这个本质融合为一、和谐相处。这已经不是单纯宗教中某个宗派教义了，无论什么人如果能够参透“禅机”，洞察万物表象，就能够超脱世俗，彻悟到“新的天地”。

“神道”给了武士道佛教所不能给予的东西。神道教义让武士道中增强了对主君的深刻忠诚、尊敬祖宗和孝敬父母的理念，这些是其他宗教无法给予武士道的东西。而因为这些理念，傲慢的武士们有了服从性。神道中没有“原罪”的教义，相反神道认为人心如神灵一般纯洁向善，是最神圣的宣示神谕之“密室”。了解神社的人都知道，神社最主要的部分不是供礼拜的对象和道具，而是挂在内堂的“素镜”。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镜子象征着人心，而神的崇高形象就在人心完全平静澄澈时反映出来。因此，当人礼拜神灵时，就可以通过镜子看到自己当时的状态。人的礼拜行为，就像古老的德尔斐神谕说的那样，最后的归宿就是“知汝本身”。

无论是希腊教谕还是日本教谕，这些说法都不是指人的肉体部分，它是指人的道德内省。根据蒙森 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礼拜时的比较研究知道，在礼拜时，希腊人仰望上天，而罗马人则是蒙住头部，他认为希腊人的祈祷是在凝视，而罗马人的祈祷则是在反省。在这一点上，日本人的宗教意识与罗马人更相近，它属于内省性质，这并不是某个人的道德意识，而更倾向于整个民族。神道的自然崇拜，使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接近国土，而神道敬仰祖先的教义，则将不同宗族传承的谱系互为联系，也就使整个民族都以皇室为共同远祖。

对日本人来说，国土的意义不仅是我们生活的家园和为我们提供矿产、谷物的土地，它也是民族诸神即我们祖先的居住之所。另外，日本人没有把天皇视为法治国家的司法首长，或是文明国家的领袖和保护人，天皇在我们心中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尊贵且拥有神圣权力的，是道德上的完人。鲍特密先生曾经评论英国皇室时说，皇室的形象是权威的，并且是英吉利民族统一的创造者和象征 。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我相信是的），那么在日本，皇室的意义要比这更强调两三倍。

神道教义中包含的爱国心和忠义是我们民族感情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突出特点。阿瑟·梅·克纳普说：

希伯来文学让人往往难以区分是神还是国家的事情；是天上还是耶路撒冷的事情；是救世主还是国民自己。

事实确实如此。而类似“分不清”，在我们的信仰（神道）中也可以看到。讲求逻辑的人因为这些含糊的词汇而觉得这是一种混淆，但神道信仰本来就不是一套合理的神学或有体系的哲学，它只是一个包含了民族情感和国民本性的信仰框架。对于武士道来说，神道信仰为它灌输了彻底的“忠君爱国”理念。神道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并不相同，它没有像后者一样强调信仰方面的戒律，而只是规定了更多直接的行为准则，它对武士道影响也体现在这一方面，因此与其说是神道教义是宗教教义，不如说它只是作为刺激，发挥了影响武士道的作用。

对于武士道道德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孔子。他的各种主张和学问为武士道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来源。早在中国经书输入日本以前，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五伦之道”，就已经为民族本能地认识到了，而孔子学说把它们进一步确定下来。这不需要多说。孔子对于政治道德方面的学说体现了一种冷静、仁慈的特点，这些充满处世智慧的学说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的武士集团。尤其是孔子对于贵族的同情和保守言论最为武士政治家欢迎。

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孟子的学说有力且亲民，那些具有同情心并关心社会的人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学说。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孟子学说都被统治者认为是一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反叛性危险思想，孟子的著作也曾长时期被视为禁书。虽然如此，孟子的言论仍然在武士心中有着永远的地位。

青少年的主要教科书就是孔孟著作，这些著作也是成年人对讨论问题进行判断的最高权威。但是，仅仅了解这些古籍而没有“力行”无法得到崇高的尊敬。有一个俚谚说“读《论语》而不知‘论语’”，就讥讽了那些仅仅了解孔子学说却没有实践这些学说的人。一位典型的武士【西乡南洲】 甚至把文学知识渊博的人称为“书蠹”，而另一个武士【三浦梅园】 则用“臭菜”来比喻学问，他说：

学问就像臭菜，必须认真去掉臭味，否则就没用。书读多了就会染上学者过多的酸腐，非常难办。

这样的观点是在说，只有经过学习并深入了解，使自己因为这种学问而改变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只懂知识的人，尽管学识渊博也会被武士认为是一部毫无生气的机器。有价值的知识要在人品上表现出来，知识属于道德情操的一个方面，而人和宇宙都是充满灵性且有道德的。赫胥黎 认为宇宙运行没有道德性的说法，是难以被武士道所认同的。

武士道反对将知识作为目的去学习和追求，他们轻视学者那样的知识。武士道认为知识是获得睿智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在武士眼里只是一台能吟出诗歌、名句的机器。所以，在生活中武士道对于知识要求是必须能与实践一致，这是苏格拉底 的教诲，而这样的教诲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那里发挥到了极致，正是他孜孜不倦地一再强调“知行合一”。

关于这个问题，我暂时离开主题。因为这位哲人影响了很多最高尚的武士。王阳明的学说让西方读者很容易发现其与《新约》的许多相似之处。像《圣经》中“你们只有先去找到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正义，所有这一切东西才会属于你们”的说法，几乎在王阳明著作中的每一页都能看到类似的思想，只是他们的用词不同而已。一位日本“阳明学派”的学者【三轮执斋】说：

天地万物之道，寓于人则为心。故心具生气，恒生明光。

又说：

其本体之灵明，恒为明智，不关人意。自然本存，昭明善恶，此之谓良知也。良知乃道之用也。

难道这些话与艾萨克·彭宁顿或神秘主义哲学家的文章不是非常像吗？受神道教义影响深刻的日本人，似乎很适合接受王阳明的哲学。王阳明把“良知是道的体现且永远正确”的学说演绎成了极端的超自然主义，良知不仅可以区分正邪善恶，还具有认识各种精神思想和现实的能力。相比于贝克莱 和费希特 ，王阳明对于自己理想主义学说的坚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否认除了人的认识之外还有其他物质存在。王阳明学说在逻辑上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和过分强调主观的错误，但他学说中表现的自信非常强烈地感染到了学习这门学说的人，它在激励个性、锻炼坚强性格和修养宁静心灵方面发挥的道德启示，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否定的。

虽然武士道受多种思想和学说影响，但它吸收而又完全融合的只是其中少量和单纯的内容。尽管如此，单纯的武士道仍然在国家混乱不堪、生灵涂炭的历史时期中，为武士阶级提供了丰富的安全处世方法。武士们因为武士道信仰而具备了健全和淳朴的性格，从古代的丰富文化和思想中搜集平凡而琐碎的道德种子，修身养性，培育武士阶级在精神之田上的丰富食粮。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武士们不断提升自己适应现实的能力，日益完成了无与伦比的“男子汉之道”。一位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在总结自己对16世纪日本的印象时说：

16世纪中期的日本，在政治、社会、宗教方面都处在混乱之中。但是，这样的内乱和倒退的野蛮时代让所有人都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像丹纳所欣赏的16世纪意大利人所具有“勇敢的创造力、迅速决策和毫无顾忌地去实行的习惯、行动和坚韧的伟大能力”一样，日本人也在混乱时代里体现出了自己的精神。粗野的生活风俗和习惯，让人成为面对生活时“纯粹的、彻底的敢于斗争和抵抗的”伟大生灵。这就是为什么在16世纪时日本民族把精神和气质上的复杂性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的原因。在印度和中国，能力和知识上的差别是人与人之间差别的主要体现。但在日本，除了能力和知识差别之外，性格中的个性也是体现人们之间差别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时代，优秀民族和发达文明的象征就是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如果用尼采式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点，我们能说，亚洲大陆的人总会以那里的平原来代表自己，而日本和欧洲，却是把高山作为自己的代表。

现在我们就开始着笔描述这个被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曾经评论过的对象——日本民族的一般特点。我们先从“义德”开始。 H7fpNZxwipYdmKKUX7dutq/BjgrTXZgm31RU9i77Z8wNmJbD3Ftabo7IAclFPz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