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思考的西方人是怎么也想不到日本人的育儿方式的。一般的美国父母在训练自己孩子适应生活的形式也与日本那种谨慎和自制的要求完全不同，我们从一开始便会告诉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小愿望并不是世界上必须遵从的命令。如果是婴儿，我们会在规定的时间给他喂奶或者让他睡觉，在没到时间之前，无论婴儿怎么哭闹也不会迁就于他。如果婴儿因此而吸吮手指，妈妈就会严厉地加以禁止。而妈妈常常不会呆在孩子的身边，妈妈出去做事，孩子就必须呆在家里。如果小孩恋奶，妈妈也会及时的给他断奶，没有妥协。一些很有营养但孩子却不喜欢吃的食物，家长也会逼迫孩子去吃，如果不吃，就有很多手段罚他。

对于日本人，美国人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一定会非常严肃和死板，因为成年以后的日本人是那么严谨和自制，那么谨慎和严格地恪守着各种准则。

可是，事实是日本人对待孩子的态度完全不是这样。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正好与其相反，它像字母U，中间的底非常深，两端则非常高，因此日本的婴儿和老人是非常自由和随性的。严肃的束缚在幼儿期过后才渐渐加强，一直到结婚前后，个人的自由被限制到了最低程度，这种状态一直贯穿于整个壮年时期的几十年之内，此后再渐渐放松，六十岁以后，人似乎又回到了幼儿时期的状态，不必再烦恼于羞耻和名誉。美国人的人生曲线则正与日本人的相反，我们对于幼儿有着十分严格的教育，随着孩子年龄成长而逐渐放松，等到他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时，基本上不受任何人掣肘，一个人的壮年期是完全自由和主动的，但年龄逐渐增长，精力也日益衰退，于是老年人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就需要受到约束。因此，如果让美国人来按照日本人的模式来展开人生，他们一定无法想象，因为这与他们的习惯背道而驰。

不过，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尽管他们的人生曲线截然相反，但是这种安排都确保了每一个公民能够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融入进该国的文化。美国人在壮年时期依靠自由的个人选择来实现人生目标；日本人则通过严格的个人约束，进行精神修养的锻炼来实现人生超凡的境界，而获得自由难以实现的效果。

一般来说，对孩子非常宽和的民族是十分希望有孩子的，日本人就是如此。如同美国的父母想法一样，生养孩子首先在感情上会十分快乐。不过日本人生养孩子却不仅因为从感情上的需求，更重要的，如果因为没有孩子而断绝家族血统会被认为是一种人生失败。这一点在美国没有如此重视。因此，一个日本人一定要有个儿子，这样在他们百年之后便可以受到后世子孙的祭祀，让家族世系绵延，让家族的荣誉和财产继续传承。出于这种传统，儿子在日本有着重要意义，一个男人需要儿子，就像幼儿需要一个坚强的父亲一样重要。儿子最后可能成为家族的掌管者，就像父亲所做的一样，儿子虽然取代了父亲，可是只有这样父亲才会安心。在这中间的若干年内，父子之间的交接有一个过渡期，重要的家政仍然由父亲主持，这可以让儿子学习经验、树立威信，一切妥帖之后，才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把持着家中的大权不放，那他也就失去了作为父亲的意义而将备受指责。在日本，儿子即使成年也有可能仍然依赖在父亲身边，不过日本人不会像西方民族那样觉得这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即便这种依赖的时间可能会很久。

一个女人生养儿子也不是单纯因为感情需要，而是因为儿子能够给母亲带来其在家族中的地位。如果一个妻子没有生养子女，那么她的家庭中的地位会变得十分不稳定，就算丈夫没有跟她离婚，她也会因为没有子女而无法成为婆婆，无法行使在儿子婚姻问题和对待儿媳方面的权力。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为了家族的延续，丈夫可能收养养子，但这无法改变没有生养的妻子的地位，因为日本人的观念是没生孩子的妻子就是一个失败者。所以日本的很多女人都希望能够多生育子女。据统计，日本女人的平均生育率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是千分之三十一点七，这比东欧的多子女国家还高，而美国在1940年度的生育率却只有千分之十七点六。另外日本女人的生育年龄也比我们的要小，她们很多人在十九岁时就有了自己的孩子。

日本人对于分娩的态度十分隐秘，一个产妇不能在阵痛的时候大声呻吟。母亲要在孩子出生之前准备好新被褥和小床，据说新出生的婴儿没有新床睡便是不吉利。一些贫苦家庭没钱买新床，只好把被料和棉花重新洗净，作成“新”被。这些给婴儿用的小被褥并不像大人的那样结实，都非常轻。日本人还有一种说法是婴儿在自己的床上才会睡得更香。父母在心灵深处之所以愿意与婴儿分床睡，是因为新人应该睡在“新”床上的观念使然，虽然婴儿的床就在母亲的床旁边，但只有婴儿自己要求与母亲同睡时，他才会被允许与母亲睡在一起。而婴儿大概在一周岁时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样的要求。直到这个时候，母亲才会搂着婴儿睡。

刚出生头三天的婴儿是不给喂奶的，因为日本人要用真正流出的奶汁哺育婴儿。三天之后，婴儿便可以随时吃奶，母亲也常以此为乐事。日本人认为，哺育婴儿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快乐之一，他们也认为婴儿能够很容易地感受到母亲这种乐趣。乳房不仅哺育了婴儿，还可以让母子感受到喜悦。刚出生一个月的婴儿，要么被放在小床上，要么由母亲抱着。三十天后母亲会抱着婴儿到当地的神社进行参拜，这一仪式被认为是生命之根扎在婴儿体内的标志，经过这样的仪式婴儿才能被带着外出。一个月后，婴儿就被母亲用双重带子系住腋下和臀部背在背上。当遇到寒冷的天气时，母亲便将孩子严实地裹在自己的外衣中。在家中稍长一些的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会承担这个任务，有时在他们玩耍时也要背着婴儿奔跑。特别是一些农家或者贫苦家庭中，照看婴儿的任务大多是由家中稍大一点的孩子来承担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小婴儿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生活在群体中，显得有趣又聪明，就好像哥哥姐姐们在玩的游戏他们也切实感受和参与进去一样。 像日本这种将婴儿绑在背上的方式，在太平洋诸岛和其他地方那种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非常相似。这些婴儿在他们眼中都是被动的，婴儿也能因为这种方法而随时随地、无所顾忌地睡觉。不过日本人用带子背婴儿的方式还没有像用披肩或小被子包裹婴儿那样，用一种完全被动性的方式照顾婴儿，因为婴儿“会像小猫爬在人身上那样，在安全的背带上，靠自己的努力来寻找到自己觉得最舒服的姿势。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可以掌握一种扒在背上的技巧，也就是说，这不像其他地方，被背着的婴儿只是绑在别人背上的包袱”。

作为母亲，最常做的就是将婴儿放在睡床上，或者在外出的时候背着婴儿一块出去。母亲会不断地跟婴儿说话，或者哼一些平和的小曲给他听，告诉他各种各样体现礼貌的动作。有人要是向母亲行礼，母亲还会在还礼时也晃动婴儿让小孩也致意。到了下午，母亲会给婴儿进行洗浴，然后把婴儿抱在膝上一起娱乐。

当婴儿只有三四个月的时候，会被系上布质粗厚的尿布，一些日本人还经常说他们的罗圈腿就是由这种尿布造成的。三四个月大之后，母亲便开始教婴儿学习便溺：在大致预计的时间内，将婴儿抱到屋子之外，托着婴儿的小身驱，口中会吹着单调的低音口哨，等着孩子便溺。似乎孩子也听得懂这种听觉刺激。很多人都认为日本的婴儿就同中国的婴儿一样，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便溺。如果婴儿尿床，个别母亲会拧他的屁股，更多则是唠叨一番，然后继续教授婴儿学习便溺的工作。如果有婴儿大便拉不出，则会给婴儿洗肠，或者用一点泻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母亲认为这可以让婴儿更舒服一些。等到会大小便之后，那种不舒服的尿布就会没有了，这种尿布让婴儿觉得不舒服是因为它不仅材质粗厚，而且常常在尿湿以后不会被及时更换。不过，婴儿还很小，他们并不了解便溺和摘除不舒服的尿布之间是不是存在联系，他们所能体验的只是每天都要便溺。另外当母亲把孩子便溺时，会让婴儿的身体尽量离自己远一些，但是抱得很紧，虽然这样显得有些无情，可是对于婴儿长大成人之后接受日本文化中那些十分繁琐的强制性方面作了很好的铺垫。

日本婴儿一般都是先学会说话，然后才学会走路。日本人从不鼓励婴儿爬行，按照习惯传统，在孩子不满周岁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鼓励小孩站立或学习走路，以前的日本母亲更是决不允许婴儿那么做，在最近十几年，这种传统有所改变，其中在由政府发行、十分廉价和普及的《母亲杂志》 中已经有了鼓励婴儿学会走路的宣传之后，新的观念才渐渐普及，母亲或者在婴儿腋下系根带子，或者手扶着婴儿让他慢慢学习走路。不过比较起来，对于说话的学习，母亲的态度要宽容很多，她们希望婴儿能够尽早说话。当一个婴儿刚开始牙牙学语时，大人便会由开始引逗婴儿说话逐渐变成有目的的教导了。这种教说话并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从单词、语法，到敬语的使用，非常系统地教，不管是大人还是婴儿都喜欢这样。

当孩子已经会走路之后，他们就会在家里搞各种恶作剧。比如将窗纸捅破扔进地板中间的火炉烧等等。大人当然非常不满，此时他们就夸大这么做的危险。比如不让孩子踩门槛，便说这是如何如何“危险”的行为，因为日本的房子并不是靠地基建筑的，也没有地下室，只是靠架在地面上的梁柱支撑，当小孩踩门槛的时候，家里人便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这么做会让整间房子坍塌变形。还有，禁止小孩踩踏和坐卧两张铺席（榻榻米）的联接处。这种铺席是日本人休息用的，它的尺寸固定，在不同面积的房间会摆设不同张铺席，其中间有联接处，而房间因为铺席的多少命名，如“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等。所以，日本的小孩就常常听到类似如下的故事：睡在铺席联接处的人半夜会被古代的武士从铺底下刺出的刀刺死，接缝处非常危险，只有厚厚的、柔软的铺席才是最安全的。类似这种“危险”和“不准”是母亲劝幼年子女最常用的办法，除此之外还有“脏”这个词也被常常用到，这反映了母亲对于孩子的一种感情，他们从小就受到了带有日本特色的教育。

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婴儿很少被断奶。不过最近《母亲杂志》上已经提倡最好在婴儿八个月的时候断奶，这一点也被中层阶级的母亲们所接受和实行，但这不代表所有的日本母亲已经照此哺育。为孩子哺育是非常符合日本人感情的事。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母亲最大的快乐，而接受了新习惯、缩短了对孩子哺乳期的行为被日本人看成是母亲为孩子幸福着想而做出的牺牲。他们赞同新规定中说的，也已经理解“如果孩子的哺乳期时间太长则不利于孩子的身体”等说法，同时还批评那些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是没有自制力和自我放纵。他们说：“她要让孩子一直吃她的奶，这是为了自己快乐。”日本人对哺乳可以带来快乐的态度，不可能一下子让断奶的习惯迅速普及。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使得日本人断奶比较晚，即：他们并没有为刚断奶的幼儿吃其他适宜食品的习惯。在孩子刚刚断奶时应该喂他们稀粥，但在日本很多情况是断奶之后一下子就开始了吃成人食品，而日本人的饮食中并没有牛奶，他们所吃的其他蔬菜之类也不适合婴儿食用。在这种背景下，断了奶给孩子吃什么呢？因此他们怀疑政府及时给孩子断奶的倡议不是正确的也就很自然了。

给婴儿断奶一般是在孩子能够听懂其他人说话以后。在断奶以前，母亲会在吃饭的时候抱着婴儿给他喂一点食物，断奶之后孩子所吃的食物会逐渐增多，而有些孩子仍然要吃母乳，这就有了喂养问题，如果母亲有了另一个孩子，那就不得不断奶。母亲会给他们一些点心吃，为了防止断了奶的孩子继续吃奶，有的母亲还会在乳头上涂上胡椒面，但这是极少数的。对于贪恋母乳的孩子，所有的母亲都会嘲笑孩子，说他们如果还要吃奶，就是一个小娃娃，母亲会说：“你看看你表弟，他和你年纪一样小，却不吃奶了。”“你看！那个小孩可在笑话你哦。你都当哥哥了还吃奶。”这些贪恋母乳的小孩要是一发现比他年纪稍大一点儿的孩子在旁边，便立刻不再纠缠，就像没那回事一样。

日本人常用这样的办法让自己的孩子成长，不仅在断奶上是这样，所有的场合都能见到这种激将法。比如母亲会对着哭鼻子的男孩说“你是个女孩子吗”“不要忘了你是个男子汉”等等，或者会说“你看那个小孩就不哭”。如果来拜访的客人带着小孩来串门，母亲便会当着自己孩子去亲客人的孩子，并且说：“这个宝宝多可爱，我要这个宝宝啦，又聪明又伶俐。”然后对着自己的孩子说：“你看你都长大了，却还淘气。”结果，孩子就会跑到妈妈身边，一边挥舞着小拳头打自己的母亲，一边哭着说：“我不干，我不干！我不要这个宝宝，我会听妈妈的话。”若是一两岁的孩子一直吵闹或不听话时，母亲便会对客人说：“这个孩子我不要了，你带走吧，我们家里都不要他了。”客人此时也会配合母亲，并假装准备把这个孩子带走，于是孩子便会哭喊着疯了一样地向母亲求救，母亲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就会和颜悦色地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并要求仍然在哭的孩子立誓再也不胡闹，这就像一场小型的滑稽剧。

大人对于自己孩子的嘲弄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母亲会在父亲的身边对孩子说：“你要是再调皮妈妈就不喜欢你了，妈妈喜欢爸爸，因为爸爸是好人。”这时孩子就会非常嫉妒，硬要分开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母亲会说：“爸爸就不像你，从来不在家里乱跑，也不会乱喊乱叫。”这时，孩子会非常认真地跺着脚说：“我没有，我是好孩子。你不喜欢我吗？”这种玩笑达到目的之后，父母会相视而笑，而孩子会老实很多。不仅男孩常常受到这种嘲弄，女孩也同样被父母这样嘲弄。

这种经历让成年以后的日本人明显十分反感别人的嘲笑和轻蔑，两者之间似乎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不能知道多大的孩子才懂得这些嘲弄只是一个玩笑，但他总会明白真相。可是，即使在明白了之后，受人嘲弄的意识还是与害怕失去安全和亲密的恐惧感奇怪地结合在了一起。幼年时的阴影直到长大成人之后仍然有着清晰的痕迹。

尤其是在二至五岁的孩子内心中，这种嘲弄可能引起更大的恐慌，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家才是安全的和自在的，当然这也与日本家庭中父母二人有着无论是体力上还是感情上的明确分工有关，父母不会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孩子面前。一般母亲或者祖母的任务是承担家务、教育孩子，并且非常尊敬地侍候父亲或者祖父，崇拜父亲或者祖父。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这种明确的家庭分工和等级制地位：年长的人有年轻人没有的特权，男人有女人没有的特权，兄长有弟弟没有的特权。处在幼儿时期的孩子受到所有家庭成员的娇宠，尤其是男孩更是如此。对于孩子来说，妈妈可以让自己的一切愿望得以实现。对于父亲他不会表示任何反抗，对母亲和祖母却敢大发脾气，发泄被父母嘲弄的郁闷。这不是所有孩子，也不是所有男孩的脾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上流家庭，日本三岁到六岁的孩子往往都有着脾气暴躁的通病。一个还不懂事的男孩就敢用拳头去打母亲，在母亲面前哭闹不止，甚至把母亲精心梳理的发髻弄乱，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母亲是女人。而他，虽然只是一个弱小的小孩。却也毫无疑问是个男子。最为过分的情况是他会以粗暴发泄、无端攻击为乐事。

对父亲，孩子却只敢表现出尊敬。从孩子的角度来说，父亲属于家庭等级制中地位很高的人，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向父亲表达应有的尊敬也是“为了修养和训练”。与西方国家比起来，日本父亲在承担教育子女的任务上很少，所有教育孩子的事都是母亲的责任。如果父亲有什么要求，一般也只是通过眼神示意或者几句训诫的话传达一下而已。但这种情况也不多见，正因为如此，一旦父亲有什么要求，孩子们会言听计从，立刻行动。空闲的时候，父亲可能作几个玩具送给孩子。直到孩子学会走路之后，父亲才偶尔抱抱孩子，背着他走动一番。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抚育工作，日本父亲也多少作一些工作，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父亲会把所有任务都委托给母亲。

不过在祖父母面前，孩子可以纵情撒娇尽管祖父母是家庭中最受人尊敬的，但是祖父母没有教育孩子的任务。当然，如果祖父母觉得孙子孙女的管教太过放纵和松弛，也会亲自出马，可这样会产生很多矛盾。一般来说，祖母会整天守在孩子旁边，日本家庭里，也的确时常上演婆婆与媳妇争夺孩子的事。如果单从孩子的角度来说，这样对他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会得到双方的宠爱。从祖母的角度来说，她可以因为孙子来抑制儿媳。年轻的母亲一生中的重要任务就是得博取婆婆的欢心。因此，当祖父母娇惯孙子时，媳妇是难以提出异议的。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妈妈刚刚说完孩子不能再吃糖果了，祖母就立刻送给孩子一颗，同时还会含沙射影地说一句：“好好吃，奶奶给的没有毒。”大多数的时候，很多妈妈无法给的东西，祖母可以给，而且祖母也比母亲更有闲暇的时间来陪孩子。

作为哥哥和姐姐，是奉命要做到宠爱弟妹的。日本的小孩总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妈妈在生下另一个孩子之后被“夺宠”的经历。一个孩子在失宠时非常容易地联想到母亲的母乳和母亲的床榻就会让给新的婴儿了。母亲会告诉孩子：以后你就不能跟妈妈睡觉而要跟爸爸睡了。并且将这说得像一种特权一样。那些为新婴儿出生而做的各种准备工作会让孩子十分感兴趣。当新婴儿出生时，孩子也会十分衷心地感到激动和喜悦，只不过这样的激动和喜悦很快就会没有了，他失宠了。但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也不会感到特别难受。在幼小的心灵中，他总是希望把自己宠爱夺走的弟弟或者妹妹抱到其他地方去。他会跟母亲说，“把这个宝宝送人吧”，母亲回答他：“不行啊，这是我们家的宝宝！我们大家都喜欢这个宝宝，你得帮妈妈照顾小宝宝，知道吗？”像这样的场面可能要反复很多次，而母亲也不会介意此事。一种多子女家庭常会出现的现象是老大会照顾老三，老二则照顾老四。

日本的孩子们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玩具。父母或者是亲友都会送给孩子们布娃娃或其他玩具，这些玩具有些是自己做的，有些是买的。像一些生活不宽裕的家庭都是自己做玩具。孩子们会用这些玩具做游戏，如摆家家、当新娘、过节日等等。孩子们在游戏开始之前会先进行辩论，要确定实际生活中的大人们是怎么做的。这种争论有时候没有答案，便会请母亲裁决。如果孩子们为此而吵架，母亲就会说：“度量大的是贵人。”这让孩子学会忍让，有时也会说：“吃亏是福。”意思是，如果你把玩具先让给小孩子，等他玩腻了，这个玩具还是你的。哪怕三岁的孩子都能很快理解母亲的话。还有时候玩一些主仆游戏，母亲便让大一点的孩子做仆人，并教育他说当大家都高兴了，你也就获得了快乐。而这种“吃亏的人最后占便宜”的观念到了成年以后，也能得到众人的尊重。

除了训诫和嘲弄的方式之外，日本人在教育孩子时还会常用转移孩子注意力的办法，包括不时地把糖果给孩子也能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随着孩子即将上学，母亲会用各种方法纠正孩子身上的毛病。假如孩子脾气很大，又不听话、不服管教，母亲便会带着他去神社或者寺院，“让神佛来开导孩子吧”，虽然这更像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但帮助母亲的神官或僧人会十分严肃地与孩子谈话，询问他的生日及有什么坏毛病，然后神官或者僧人去祈祷，宣布孩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也有时会说，孩子太淘气是源于腹中有虫子，这时要给孩子作祓，以清除虫子。作祓被认为是一种良药，并且“短时有效”，其方法是：将盛满干艾粉的小型圆锥形容器置于小孩的皮肤上，然后点火燃烧，进行“灸”。灸会留下一辈子都无法消除的斑痕。不过这是东亚一带非常古老的一种流行疗法，日本人也用它来进行各种疾病治疗，脾气暴躁和固执己见的毛病也能够通过此法有所改善。很多六七岁的小孩也会在母亲或祖母的操作下做这样的“治疗”，如果一次没有治好还会进行二次治疗，但对于孩子的淘气很少听说会用三次这样的方法。这绝对不是一种惩罚，不过艾灸的苦痛远比挨打难受，因此孩子们会懂得，要少淘气，不然要进行艾灸的惩罚。

对付孩子的淘气日本家长有各种办法，不过还有许多习惯是用来培养孩子们身体技能的。日本人非常强调老师要手把手地指导孩子动作，而孩子则必须认认真真地模仿学习。两岁之前的孩子，父亲会要求他盘腿端坐，脚背要贴着地面，这一点在刚开始时并不容易，况且端坐是要求身子必须稳定，既不能乱动，也不能让姿势随意改变。日本人说，端坐的诀窍就是让自己全身放松，处在被动状态。而这种被动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需要父亲亲手摆正并按着孩子的腿。其实日本的孩子不仅要学习坐的姿势，也要学睡的姿势。日本的女性就十分重视睡姿的优美，就如美国女性十分重视自己的裸体绝对不能被别人看到一样。当初日本政府曾把裸浴列为陋习，欲以此博得西方国家的承认，但事实上，日本人从来没有以公开裸浴为羞的观念，但这仍然不妨碍他们的妇女重视睡姿。如果是男孩，那怎样的睡姿都没关系，可是女孩就必须将双脚紧并，直身而睡，这也是男女有别训练的早期规则之一。就像其他日本规则一样，这个要求在上层阶级中执行得更为严格。杉本夫人 曾经谈到她自己所经历的武士家庭教育时说：“当我记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在晚上睡觉时总是要在小小的本枕上小心地静静地躺着。……作为武士的女儿，无论什么场合，就算是睡觉也需要身心不乱。那些男孩子可以四肢叉开，呈‘大’字形和手足乱放地睡觉，可是女孩子必须小心谨慎，庄重地曲身呈现‘き’字形。这是一种‘自制’的精神。” 还有一些日本女性告诉我，每当晚上睡觉的时候，母亲或奶妈还要帮助她们将手脚规矩地放好。

端坐和睡觉之类的姿势需要手把手地教，书法学习同样如此，需要老师把着小孩的手进行练习，据说这可以让孩子“体会感受”，甚至孩子还没有认字和根本不会写字时，就需要让他们感受慢条斯理和有板有眼的运笔方法。在近代教学中，已经不是很常见这种教授法了，不过仍然时有耳闻。除此之外，例如行礼、用箸、射箭或者背枕头以代替背婴儿等等姿势，都是要靠手把手地指导进行并要求把孩子的身体摆正。

大部分孩子，除了上层阶级的之外，在没有上学之前都是与其周围附近的孩子们一块自由玩耍的。比如农村的孩子们，在不满三岁的时候便形成了各种小的游戏集团，即便是乡镇和城市，他们也会不顾街头行人的拥挤和到处出入的车辆而自由玩乐。孩子们有这样的特权。商店周围他们可以乱窜，大人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站在一旁听他们说话，或者在他们旁边玩踢石子和橡皮球的游戏。他们会聚集在村社进行玩耍和嬉戏，这里有氏神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上学之前包括在上学后的前二、三年，男孩和女孩会一起结伴玩，不过最亲近的关系还是同性之间，若是年龄相同，那会很容易成为密友。类似这种小时候形成的集团，很可能终其一生都会维持，比起其他的集团，这种关系最为稳固。在须惠村，对那些已经上年纪的人来说，“随着性关系渐渐减退，真正的乐趣就在于同年人之间的集会。须惠村的俗话说：‘同年之亲近胜过老婆。’”

在上学之前形成的这种儿童集团是毫无拘束的。很多西方人觉得，这些小孩的很多游戏其实就是不知羞耻地干一些有猥亵之嫌的事情。这些孩子们是了解一些性知识的，至少随便谈论的大人们无法杜绝他们听到，而大多数日本家庭居室又很狭窄，所以难免被他们隔墙有耳或者无意听到。另外，当母亲给孩子洗澡的时候，为了逗孩子也会常常指戳其生殖器，特别是男孩的阴茎。如果注意场合和对象，大部分日本人是不会责备孩子们进行的性游戏的。而日本人对于手淫也从不认为这是危险的事情，小伙伴之间甚至相互揭丑（若是成人，揭丑便是一种侮辱），相互炫耀（若是成人，炫耀会产生耻辱感），日本人最多会平静地笑着说“这些孩子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羞耻”，并随后再补充一句说“正是这样他们才这么幸福”。这就是孩子和成人之间的不同。假设你说某位成年人“不懂得羞耻”，那简直就等于在骂他死不要脸。

日本孩子们也会常议论彼此的家庭和财产，尤其爱炫耀自己的父亲。比如他们会经常说“你爸爸没我爸爸本事大”“我爸爸肯定比你爸爸聪明”等等。这是他们常常谈论的话题，甚至会因为这种夸耀而打架。像这种事，我们美国人觉得是无所谓的事情。可是在日本，孩子们的显摆和人们在场合上切实听到的却完全是两码事。成年人总是将自己的家谦称为“敝宅”，将邻居的家尊称为“府上”；或者谦称自己的为“寒舍”，尊称邻居的为“贵府”。但是小孩子，从幼儿期到从游伴的小集团再到小学三年级——也就是大约九岁左右——一直是非常强烈地主张个人本位主义的，这一点包括日本人都是承认的。孩子们不想到处谦逊，反而个性张扬，比如玩游戏他们会说“我是主君，你是家臣”，而另一个却反对这点，说“不行，我不作家臣，我要作主君”，似乎他们总是在炫耀自己，贬低别人。可是，在孩提时代这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孩子们，渐渐了解了很多话不能那么说，于是，就不再张扬，而变成了静静地等，只要别人不问，他就保持缄默，再也不炫耀自己了。

至于一些有关超自然神灵的观念，也是孩子们从家中学到的。神社或者寺庙中的神官或僧侣是不“教”孩子的。孩子们能够有组织地接触宗教也只是在一些民族节日或祭日上才有机会，那也只不过像成年的参拜者一样接受神官洒的祓灾水。当然，也有参加过诸如佛教仪式的孩子，不过这大多是一些特别祭祀日上。而最经常的，同时也是让孩子们有着深刻的宗教体验一般都是一些家庭祭祀。这些祭祀以家中供奉的佛坛或神龛为核心，尤其将供奉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被着重突出出来，无论用鲜花、香火还是某种树枝，或者供奉食品，从来没有间断。一旦家里发生什么大事，整个家族都会以隆重的形式向祖先报告，除此之外，家人每天跪拜，傍晚还要让小小的油灯一直亮着，总之，家庭生活中的宗教体验对于日本人来说有着很多重要的人生意义。所以很多日本人会说，他们不喜欢漂泊在外，因为无法进行家中那一整套的祷告仪式时，他们心里总是有种不踏实的感觉。这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的神灵观念，而这同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孩童。一般母亲又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安全性非常好的神殿内玩耍，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觉得神灵有什么可怕，也不会产生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神意之类的观念。因为他们所了解的观念只是众神受人礼拜，然后为人间赐福，而没有听说众神主宰着人间的世界。

一般在入学以后的两三年，对男孩的训练才真正开始，那种成年人的谨慎也成了男孩必须遵守的生活模式。在训练开始之前，孩子要学习逐渐控制自己。若是淘气过分，就需要“治疗”，让他的注意力分散。大人们会和蔼地规劝他，有时也用一些嘲弄的方式，但仍然给他很大的自由空间，比如还允许在母亲面前撒娇。刚刚入学的时候，这种状态并不会发生很大变化。上学头三年，男女生同校，所有的老师，不论男女都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而孩子们也会在家庭和学校被叮嘱别让自己变得“难堪”。他们毕竟还很小，并不懂得“羞耻”的概念，但必须让他们知道不能让自己“难堪”。比如，有个告诫孩子不能说谎的故事：一个男孩在没有狼的时候瞎喊“狼来了！狼来了！”以愚弄别人，结果最后没有人再相信他，后来狼真的来了，却没有人再相信他、去救他。愚弄别人而让人们不再相信你，就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孩子们如果做错了事，首先指出他们错误的并不是老师或者家长而是他们的同学。家长此时的主要工作已经不再是嘲弄自己的孩子，而是将遭受嘲笑和必须按照“对社会的情义”而生活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当孩子到了六岁左右时，那些充满了忠义献身精神的故事（如前文所提到的义犬报答主人之恩的感人故事）所宣扬的人生义务，才会慢慢影响到孩子们的日常行为，成为他们的约束。孩子们从长辈那里经常听到的就是：“再这么下去，大家都会耻笑你。”越来越多的规则从此就成为孩子生活中的必须，不过不同时间和场合会有所不同，多数约束只是在培养孩子的礼节习惯，而这些礼节的本质是约束个人的意志，使之服从于日渐具体、丰富的对邻居、家庭直至国家的义务。孩子必须懂得如何抑制自我，必须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和“债务”，并认识到自己应该回报赐予自己恩情的所有人和事，为了还清所欠的恩情债，那就不得不处世谨慎。

从个人本位主义为中心变成了需要偿还恩情债，这种转变对培养孩子的过程的影响是原来在幼儿期对其嘲弄变成了现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告诉正在成长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如果不按规矩办事，将会被社会排斥和抛弃。这可不再是客人把他带走了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都不会再喜欢他的问题。八九岁的时候，若是特别出格，就真得会受到家里人的排斥和打击。比如，学校的老师跟家里人说这个孩子十分不听话或者敢做一些不逊的行为，或者他的操行考评不及格，那么家里人便真得不再理睬他，甚至全家人都要对他进行指责，认为他“辱没了家庭的名声”。这可不是小时候的嘲弄，而是一种切实的惩罚。有两位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就曾经分别在自己十岁以前被父亲两次逐出家门，而被逐出之后因为羞耻，也无法到亲戚家去，到了学校，老师们也同样不会支持他们。实在没有地方去的他们只好躲在外边的窝棚中，母亲后来发现了他们，在母亲艰难调解下他们才最终回家。一些小学高年级的孩子会因为自己犯错而被关在家里“悔过”，并被要求做好日本人向来重视的写日记之事。总之，他们被家里人看做其家庭在社会上的代表，关乎着整个家庭的颜面，因此但凡一点小毛病也会受到严重谴责。小孩做出了社会中否定的事，一家人都会批评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而无法得到家庭的支持，不仅如此，同年人也不会支持他。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常会遭到同学疏远，只有他真诚地赔礼并发誓不再有下次，同学们才会原谅他，不然伙伴们都会不理他。

就像杰佛里·格拉所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各种约束已经到了十分不寻常的程度。当集团成员因为这些约束被其他集团成员非难和攻击时，该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般都会一致袒护自己集团内的成员。只要他仍然被本集团认同，他就坚信当自己受到非难和攻击时可以得到本集团的大力支持，也因此而敢于同本集团以外所有人去对抗。可是这种情况在日本完全相反。也就是说，只有他的行为为集团所肯定，他才可能得到集团的支持。如果有外部的人不赞成或进行非难，而他的行为与共识相左，即便是集团内部的人也同样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让其他集团的人认同自己。因此，日本被‘外部世界’所赞同的重要程度可能超过其他任何社会”。

在这一年龄段，对于女孩的教育和对男孩的教育实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女孩在家里的约束要比男孩更多，女孩需要做的事情也更多一些。比如，女孩在接受长辈或者亲友们的赠礼和关怀时都是屈居末位的。她们也没有像男孩那样发脾气的特权。不过，让我们吃惊的是，至少比较起亚洲其他地区的少女来说，日本女孩是十分自由的。她们可以身着鲜红的衣服，同男孩一起玩耍打闹，且毫不服输。幼儿时期的女孩与男孩同样也是可以“不知耻”的。直到从六岁开始，到九岁左右，她们才渐渐开始懂得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其体验基本上与男孩相同。九岁以后，日本的学校就会实行男女分班，此时的男孩子重视的是男性团结的建立，对于女孩，他们会排斥，不愿意被人发现自己和女孩说话，而女孩们也被母亲告诫不要和男孩交往。据说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常常会忧郁寡欢，懒得外出，并且不服教育，这被日本女性称为“童欢”的结束。此后，很多年内，她们要做的只是“自重再自重”，直到人生最后。不管是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以后，这都是日本女人的人生道路。

虽然男孩子已经了解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懂得一个日本男人的义务。日本人认为：“男孩应该从十岁开始学习‘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说，要学会在自己受辱的时候表现出自己的态度、义气。他还会学到：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只要自己名誉受辱就可以发起反击，攻击对方，或者无所不用其极地采用间接手段让自己的污名得到洗刷。我们觉得这种教育并不代表着要求孩子要在自己受辱时进行疯狂反击。因为男孩在幼儿时期就已经对母亲使用武力（挥拳），而与同龄伙伴们也会常常诽谤、抗辩，他们时刻都在反击。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对名誉的情义”只是一种必要的规范要求，它是强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也要遵守这样的规定，将男子的反击进一步确定为公认模式，这是一种特别的处理方法，如同一个事实郑重地被法律所认定一样。

小学毕业后，准备继续升学的少年（约占人口的15%，男孩比例较高）一下子就会面临有着激烈竞争的中学入学考试，这种竞争涵盖了所有的考生和学科，而这些少年首先就要在这种竞争中履行“对名誉的情义”义务。他们没有任何之前积累的经验，毕竟之前的家庭生活和小学生活已经把竞争限制到了最低程度，与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放在一起就显得格外激烈和艰难。所有人都为了前列名次而竞争，甚至用非正规手段（私情）去竞争，总之他们为此想方设法。不过，考试并不是最为重要的竞争。一些日本人往往在回忆少年生活的时候，最常提到的是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往往想尽办法欺负低年级学生，对他们颐指气使。包括让低年级学生做一些屈辱性表演，这种欺负让低年级学生非常憎恨，因为，这可不是小孩子在开玩笑，而是一种生存一种竞争。因此如果一个男孩被高年级学生欺负，不得不奴颜婢膝、满地爬行，可是在事后，他会牢记自己所受的侮辱，暗中策划报复。因为没有力量立即报复，于是男孩会耿耿于怀，在他心中这已经事关“对名誉的情义”，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几年之后，可能会出现他利用自己家庭的势力将对方前途毁掉；或者自己刻苦练习剑术或柔道，在众目睽睽的大街上当众报仇，让对方丑态百出。总之，只要自己不能报仇，那就是“心事未了”。而这也正是成年之后的日本人经常复仇的原因之一。

没有升学的少年，后来可能会参军，军队中也有相似的体验和磨练。入伍二年的士兵会比中学时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入伍刚一年的兵会经常受到侮辱。军官不会过问这一情况，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才会有士官进行干预。在规范日本军队的规章中，第一条就是向上级军官申诉是件十分丢脸的事。因此士兵之间的争执全部由自己去解决，这在军官看来是一种部队“锻炼”的方法，因此绝不参与其事。正是这样的背景，所以二年兵常把自己上一年所受的屈辱发泄到一年新兵身上，以展现他们自己受“锻炼”的水平。据说很多人在军队锻炼之后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个“黩武的国家主义者”。这应该不全是因为军队中的锻炼和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教育的结果，也不全是因为他们脑中早已灌输效忠天皇思想导致的，之所以产生前后完全不同的人格变化应该与经受各种屈辱的体验有很大关系。在这种培养年轻人的大背景中，青年们往往都会对“自尊”非常敏感，一旦陷入总是被欺辱的环境，当他有一日有机会欺辱别人之时，是非常容易变得野蛮残暴的。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屈辱，而屈辱又被他们认为是被他人排斥的根源，只有像欺辱自己的人一样欺辱别人，自己才不会被这个集体抛弃。

近代日本在中学和军队中出现的这种欺侮，与日本悠久的嘲笑和侮辱传统很有关联。那些在中学和军队中的风气也不是近代日本的创造。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因为“对名誉的情义”这种义务的熏陶，和美国人难以忍受嘲讽相比，日本人更加不能接受其他人的嘲弄行为。尽管曾经被嘲弄的集团有朝一日会嘲弄一个新的集团，但谁也不能保证曾经被侮辱的少年会不会绞尽脑汁地报复虐待自己的人，这和传统日本的行为方式十分相似。我们经常看到的西方国家中找替罪羊来发泄积愤的情况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的少年最关心的是直接报复，只有虐待自己的人被自己直接报复时，他才觉得“痛快”。

重建战后的日本，真正关心日本前途的人们，你们应该特别注意日本这种在成年学校和军队中屡见不鲜的侮辱戏弄弱者新人的习俗。我们应着重向日本少年强调“爱校精神”“老同学关系”等等，避免这种以大欺小、以高压低的风气，而军队中要坚决杜绝虐待新兵的传统。当然老兵在训练新兵的时候应该有严格的训练要求，坚持这种严格，在日本不属于侮辱之列，可是嘲弄和虐待则没有狡辩的理由。如果在学校和军队中，发生了这类侮辱和虐待的行为，虐待他人的当事人应该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更为有效地对日本的再教育，这要远比将天皇的神格否定，将那些国家主义内容从孩子们的教科书中删除的策略更为有效。

日本少女不必学习“对名誉的情义”的准则，也没有像男孩那种在中学或军队训练中受到侮辱的体验。与男孩比起来，她们的生活更为平稳安宁。她们从一开始就被教育：不管是什么事，男孩都先于女孩，很多礼品或他人的关爱，女孩是没有资格接受的。作为女孩，必须尊重不能公然主张自己具有特权的处世规则。只有处在幼儿时期的她们才是有自己的生活特权的。尤其是小的时候，她们可以穿长大以后不能随便穿的鲜红衣物。这个颜色，在成人后基本上是不能再穿了，直到六十岁后，也就是又一次拥有特权的时期，才能再穿。在家里，还很小的她们也能和兄弟们一样，彼此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的祖母和母亲都会十分宠爱她。另外，如果有弟弟或妹妹，女孩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弟妹会跟姐姐十分亲近，要求和她同睡——这是表示最为亲近的方式。而姐姐也会常常把祖母给自己的好东西分给弟弟妹妹。日本人并不喜欢自己睡觉，孩子们也是如此，而“最为亲近”就体现在两个人的睡床在一起紧挨着。当女孩已经九岁或十岁以后，她们的位置便被男孩的游戏伙伴所取代，不过她们还有新的方面可以炫耀，比如新发型。当姑娘到十四岁至十八岁，发型是最讲究的，这时她们能穿用丝绸做的衣服，家里人也会想方设法地让她们更加漂亮地妆扮起来。虽然她们被男孩们排除在圈子之外，但女孩也可以从这些地方得到一些满足。

她们还得服从各种约束，这不需要父母去要求。一般来说父母不会对女孩进行体罚，但却用平静坚定的期待让女儿最后按照规矩生活。下面的一个例子能够充分见到一个女孩要接受的“没有权威”的压力。一位博学的儒者在稻垣钺子六岁时教授她汉文经典：

老师在授课的两小时内，除了双手和嘴唇外，几乎纹丝不动。我就得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像老师一样纹丝不动地端坐。在一次上课时，我稍微动了一下，老师的脸上立刻露出不满的神色，虽然看不太出来。然后他将书轻轻地合上，慢慢地但却非常严峻地对我说：“今天你显然没有心情学习，你回房间自己思考一下吧。”我被老师说得无地自容，可是也没法辩解。于是我向悬着的孔子像行礼，然后再向老师行礼道歉，恭敬地从书房退出。我很担心地来到父亲跟前，像往常那样向他报告。因为还没到下课时间，所以父亲十分吃惊，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地问：“你的功课这么快就结束了？”在我听来这句话让人惭愧。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此事就觉得难堪。

杉本夫人也描写过一个例子，那是她的祖母，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日本父母一个显明的态度：

我的祖母十分安祥，但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够遵从她的想法。在这期间她不会叱责什么，也没有争辩，可是祖母仍然像柔软的真丝一样让这个小家族在她认为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这种“像柔软的真丝”似的“希望”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固有的训练。一个女孩的学习并不仅是一些生活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习惯。小时候怎样用筷子，进入房间要有什么样的姿态，以及以后成年时需要学习的茶道和按摩，所有这些都是长辈手把手教和自己不断练习的结果，直到这些形成一种习惯。日本的长辈们认定孩子们只要坚持训练“自然而然”就能形成好习惯。杉本夫人还曾描写过她在十四岁订婚后是怎样学习伺候丈夫用餐的经历。她之前从未见过自己的丈夫。当时她的丈夫在美国，而自己则在（日本的）越后。但还是需要不断学习如何烹调，由母亲和祖母监厨，自己“亲自下厨去做我哥哥告知的松雄（未来的丈夫）喜欢吃的食品。我想像他就在我的身旁，我给他夹菜，劝他先吃。祖母和母亲也配合着装做松雄就在眼前一样不时地询问。此外，我会很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就如丈夫就在身边一样。也因为这些练习，让我学会了关心和尊重丈夫，学会了尊重我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

对比起来，男孩没有这么多规矩，不过他们也会有一些细致的习惯训练。学习了习惯之后男孩们就需要注重自己的行为。特别是青年以后，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些训练是不能进行传授的，比如求爱，这是没人教的。家里也不允许任何表现性爱的行动公开，另外，孩子在九岁或十岁以后，若不是亲属关系，男女孩不能同席。一般日本人的习惯是在男孩还没有性兴趣之前就由父母帮他订立婚约。男女孩之间接触的最好状态就是“害羞”，这样就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词也常被农村人用来取笑男孩，让他们“害羞”，而不接触男女之间的禁忌。可是男孩还是设法去了解这方面。以前，甚至是最近，在很多偏僻的农村，有一些姑娘在未婚之前就已经怀孕。像这种婚前性经验并不算人生大事的“领域”，而父母议婚时对于此事也不很在意，可是现在，就像一位须惠村的日本人向恩布里博士说的那样，就算是女佣人也已经受到了必须保持自身贞洁的教育。一些升入中学的男孩也被禁止和异性交往。所有日本的教育或舆论对于两性在婚前的亲密交往问题态度一致，严防谨守。日本电影中就常把那些比较随意的年轻女孩定义为“坏”青年，而那些可爱女孩才是“好”青年，一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甚至也会被日本人认为是好青年。如果向女人表达亲昵之情，比如那些追求艺伎、妓女、咖啡女郎的人，会被人认为是“放荡”。

艺伎馆是能学到色情艳事的最佳地点，“艺伎可以教你，而男人要做的只是在一旁观看。”即便是自己笨手笨脚也没有关系，当然他也没有指望和艺伎发生什么关系。不过，去艺伎馆的青年很少，大多数青年是去咖啡馆中看男人怎样亲近女人。但这毕竟不像生活中的其他训练，有人专门指点，所以男孩对自己缺乏自信。在性行为方面也是属于日本男孩没有长者亲手指导但又需学会的生活领域之一。如果是比较有地位的家庭，年轻夫妇结婚时会有《枕草子》 和画着各种姿态的画卷。一位日本人说：“看这些书就能学会。就像布置庭园，虽然没有父亲传授，可是上了年纪之后自然就学会了这种嗜好。”日本人能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块，是非常有趣的，尽管大多数青年知道性行为是通过别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这是完全不同于其他训练的领域，没有成年人的细致教导。因此这让日本青年深信，性完全不同于人生义务的领域，它可以自己去掌握和寻求满足，虽然他感到不安和迷惑，但这不是什么人生大事。于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男人在婚后仍然无所顾忌地在外寻欢作乐，但这无关于侵犯妻子的权利，也威胁不到自己的家庭关系。

妻子就没有类似的特权，其义务是为丈夫保持忠贞。即便被某个男子吸引，也只能暗中进行，不过大多数日本女性的隐秘私恋都会被发现。有很多因为神经过敏或心绪不宁的女人被说成“歇斯底里”。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女人自己，在日本“女性的困难往往不是因为社会生活，而是因为性生活，许多精神上出现问题或者歇斯底里（神经过敏、心绪不宁）患者，是因为缺乏性协调。因为妻子的性欲只能靠丈夫来满足。” 须惠村一些农民说，女人的很多病“开始于子宫”，到后来蔓延至头部。倘若自己的丈夫迷恋其他女人，那么妻子满足性欲的手段就只能靠日本人认可的手淫。无论是农村还是上层家庭，大多数女人都私藏手淫的传统器具。农村中生过孩子的女性甚至可以随便地谈论性的话题，这在没有成为母亲以前，是一句都不会说的。随着年龄的变化，一些原本禁忌的玩笑也会出现在男女混杂的宴会上。甚至她们还会配合一些猥亵的小曲节拍，跳起色情舞蹈。须惠村还有这种情况：当士兵服役退伍，所有村里人都会到村外去迎接，而此时，一些女人还扮成男人，开一些下流玩笑，如假装去强奸年轻姑娘的游戏。

日本女性在性问题上相对来说有一定自由，越是低微出身的女性，其自由度也就越大。虽然她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禁忌，可是有关男女之事却不必忌讳。让男人性欲得到满足时，她们自己也是淫荡的，而在男人提出性要求时，她们却又克制性欲。成熟年龄的女人会抛开很多禁忌，一些出身低微的女人，其淫荡程度并不比男人差。日本文化对于女人的品行要求并不是只有一个标准，年龄不同场合不同，要求也不一样，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后者把女人只是简单地分成两类：“贞女”和“淫妇”。

当然，拥有特权的男人也不能总是放纵的，节制和谨慎是他们必须能够做到的，这根据场合而定。一般来说他们最大的乐趣是可以和自己的兄弟朋友喝酒，若有艺伎相陪则更为理想。日本人对于饮酒没有什么规矩，他们常常醉酒。只要两三杯酒，那种平常严肃拘谨就会一扫而光，彼此之间倚躺，勾肩搭背，十分亲密。醉酒者基本上不会出现粗暴行为或是打架。除了喝酒之外，日本人还要求男人不能做那些让人讨厌的事。若是某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被众人指责，也就相当于自己成了仅次于日本人骂人的“马鹿”（混蛋）。

我们西方人以前对于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全部能够从日本人对孩子的培养中得到解释。他们对孩子的培养让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两面性，其中任何一面都非常有意义。幼儿时期日本人让孩子有特权，能够骄纵地生活，随着成长，各种约束成为了生活的准则，但他们却总是记忆着当初“不知耻”年代的快乐生活。他们不看重未来是不是天堂，因为，他们已经感受过童年时期的天堂。他们把童年时代定义为性本善，他们认为所有的超自然神都是慈悲的，他们很骄傲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这些让日本的道德非常容易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也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有“佛性”（成佛的可能性），并在死后也能成神。因为这些观念，日本人很固执、自信，对于自己的理想可以做出任何努力但不会在意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距离理想很远，他们会对自己的意见十分坚持，甚至不惜反对政府，拼死力谏，以证明自己的正确。但有时，他们也会因为这种自信而集体性的狂妄自大。

孩子在六七岁以后，渐渐懂得“谨言慎行”、“知耻”，其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强大压力。一旦犯错，可能整个家庭都要反对他。这与普鲁士式的纪律并不一样，而且不可能逃避。就算是无忧无虑的童年，父母经常让孩子接受的两件事也已经奠定了他们将来履行人生义务的基础：一件是反复地训练孩子便溺；另一件是对孩子的嘲弄，威胁遗弃他。这种经验让孩子们能够熟悉那些严格的约束，让他们知道被“世人”耻笑和遗弃的后果。因此，孩子自己也会逐渐抑制无拘无束或公开表达的冲动。有冲动未必不好，可是必须合时宜，严肃的生活就是要求他们符合时宜。当童年的特权日渐被剥夺，那么成人的享乐也会变得被允许，只是童年的很多感受不会从此消失。因此日本的人生哲学完全可以从童年中寻找根源。对于“享乐”的态度就是一种回到幼时的经验。成年时期的“自由领域”，就是再次体验幼年时期的快乐。

在日本儿童自由的幼儿期和备受约束的少年阶段有一个明显的过渡，那就是得到伙伴承认。这是每个儿童心中的一道坎，跟道德标准没有关系。一般的孩子在儿童生活前期，只会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计较攀比，以此猜测母亲对自己的态度。他可以敏感地感受到他人对自己是否冷淡，有的甚至问姐姐：“你疼爱我吗？”但在儿童生活后期，因为各种准则要求他放弃自己的愿望，能够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承认就成了他行为的动力，其惩罚也成了被“世人”讥笑。当然，在大多数文化中都存在这类对儿童的压力。可是日本的这种压力尤其沉重。倘若“世人”讥笑，那么孩子想到的就是母亲可能要丢弃他。所以，比起挨打，被伙伴们排斥更加可怕。这也让孩子对他人的嘲笑和排斥威胁十分敏感，就算只是脑海中这样想也非常恐怖。而整个日本社会没有保持秘密的习惯，一个人的情况很快就能被“世间”所知，若是他的行为不合众人的标准，那将会很快被孤立，这可不是想象出来的，人们的私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亮在外面，众人皆知的。

日本人有一些特别的行为也是源于儿童成长阶段前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幼年期的自己是一个“不知耻的自我”。因此在成年后还常常对镜自照，从中窥测自己还有多少儿时的童真。日本人说，镜子能够将纯洁永恒地反映出来，虚荣心不会在镜子中增长，“妨我”也无法从镜子中看到，能看到的是自己的灵魂深处。“不知耻的自我”可以通过镜子看到镜子里的眼睛，这就是灵魂的“窗”户，从中能够看到最纯真的自己。日本人甚至要在镜子中找到理想中的父母形象，据说不少人还为此而随身带着镜子；还有的人会在佛坛上摆一面镜子以便静观自身，进行反省，这叫做“自祭”，“自己拜自己”。战争期间，有一首歌曾被日本的广播电台特别播送过，歌里赞扬的就是几个女学生自己花钱买了一面镜子摆放在上课教室里，没有日本人觉得这是一种虚荣心，反而认为这是几个女学生在心灵深处又一次焕发的为目标献身的精神。在日本，对镜自照是可以观测精神是否高尚的一种显现在外表的活动。

日本人与镜子的感情要比孩子们培植“观我”的观念时间更早。照镜子看不到“观我”，可是能够看到自己的童真，这当然是善良的，甚至没有必要用“耻”的观念来开导。镜子的象征意义正是日本人追求“圆熟”以达到的境界，因为自我修行，追求圆熟的过程，就是为了努力消除“观我”，最后实现儿时那样的率真。

不过日本人也没有将童年后期引入“耻感”为基础的各种约束视为是对儿童生活前期自由的纯粹剥夺。我们知道，基督教中有自我牺牲的概念，但是日本人常常攻击这一点，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牺牲自己。就算在临终之前，日本人也不会说自己是牺牲了自己以成就什么，他们会认为“尽忠”、“尽孝”或者献身于“情义”都是自觉自愿的，他们说，像这种自愿死去就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否则只不过是“犬死”，也就是死得毫无意义。英语中的“dog誷 death”被理解为穷困潦倒的死，日语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很多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被称为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在日语中则只是“自重”的内容之一。“自重”就是克制，二者有着同样的价值。只有能够克制的人才能做成大事业。这也与美国人所认定的自由是做成大事业的必要条件看法不同，与美国人生活体验不一样的日本人认为只有自由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克制，他们觉得那就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而这一点也是日本人遵从的道德律中的一个主要信条，不然，他们面对充满冲动的自我怎么处理？不能克制的冲动可是很可能彻底搞乱正常生活的！就像一位日本人说的：

随着时间的延长，漆坯会涂上越来越厚的漆层，而这样的漆器就越加贵重。这与一个民族的成长一样。……人们提到俄罗斯便会说：“剥去俄罗斯人的外表，你看到的就是鞑靼人”；提到日本人，人们会说，“剥去日本人的外衣，将民族衣服上的漆层除掉，你看到的就是海盗”。不过不要忘了：那些涂在日本身上的漆都是无价珍品，就是它们让日本从此变质，这不是为了掩盖瑕疵的廉价涂料，而是没有任何杂质，能够让土坯变成精美工艺品的宝物。

西方人无法理解充满着矛盾的日本男子其实并不奇怪，看一看日本人对于儿童的培养就能够对这种情况有所理解。幼小的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忆着一个美好的时期，那时他们就是那个小世界中的神，无拘无束，随意发挥，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攻击别人，就好像没什么不能满足，这样的经验一直留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而清晰的二元性，让他们成年之后，既能够为了浪漫的爱情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也可以瞬间成为服从家庭安排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结婚；既可以放纵声色酒肉，又可以放弃一切享受履行艰苦卓绝的义务；那些谨慎的理念让他们行动怯懦，可是一转眼这些人又变得勇敢到接近于鲁莽；等级制的信仰让每一个人都非常驯服顺从，可是另一面又是绝不轻易认同上级的驾驭；他们能够殷勤而有礼，却又那么傲慢和不逊；他们在军队中无所反抗地接受所有训练，同时又十分顽固难以驯服；他们对于保守主义青睐有加，可又瞬间感兴趣于新出现的东西；当初他们接纳中国习俗，现在他们又以西方马首是瞻，这就是日本人的两面性格。

日本人二元性的性格是由很多矛盾和紧张聚集成的。对于这些紧张，人们有不一样的反应，虽然他们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即在幼儿时期那种自由、宽容的生活和成年后严谨、束缚的生活中间进行协调，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觉得不好解决的问题。于是，有的人选择道学家式的生活，平日一丝不苟，严格地约束自己，深怕放纵会与实际的生活出现冲突。正因为童年时代那种自由的体验，也就更容易让人担心放纵对于成年之后的严谨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这些“道学家”为自己制定了各种规则，态度超然，并以此做道德的标杆而去批评那些不能严于律己的人。还有一些人为了防止心中反抗情绪的滋长，则将自己的精力全身心地集中到日常琐事中，让自己的真实感情埋没在机械的生活常规中。另外的人，因为总是怀念儿时那种自由的生活，在面对成人之后社会无休止的要求之时，变得严重焦虑，他们一直希望依赖别人，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庇护自己的权威。假若他们失败，就会觉得自己对不起权威，于是很容易变得紧张激动和畏惧，只要是一些无法用常规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惧。

上面提到的这些，可以说明日本人是如何担心被集体排斥或者在遇到他人非难时可能产生的危险行为。日本人只要没有过度的压力，在生活中他们便能够表现出既可以享受生活乐趣，也可以保持不伤害他人的状态。他们在童年中学会了自信，那时偿还“恩”情的意识还没有成为人生的负担，而成年后的各种束缚也是为了自己与他人更好的相处，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其实是相互的，所有人都无法逃避。虽然个人愿望可能受到其他方面的干涉而不能全部实现，但那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他们可以充分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日本人向来喜欢陶醉于自然的乐趣，观樱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或者室内养一只一直鸣叫的蝈蝈或者小鸟，或者修饰庭院、插花、品茶，或者开诗会，吟咏诗词等等，所有这些让人无法将他们与内心烦恼、好战侵略的民族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而且，当日本人在享乐时也不是消沉颓废的，在他们那里似乎都是自然流露。在日本还没有开始拯救东亚乃至世界的不幸“使命”时，闲暇之余的日本人，活泼而愉快，工作之时的他们不比世界上任何勤劳民族有所逊色。

可是，日本人总是对自己提出很多要求。这么做是为了不会被世人排斥和避免他人毁谤，个人乐趣必须放弃，冲动和激情必须让位于人生中的重大事情。若是违背了这些规矩，那可能让你从此没有自尊。一个有自尊（自重）的人，并不体现在生活中可以明辨“善恶”，而体现在能够符合世人的“期望”，不会让他们“失望”，只有将个人要求掩埋在群体的“期望”之中，才是一个“知耻”谨慎的人，才可为自己的门庭、家乡和国家增光。这种观念将日本凝聚成一种巨大力量，让日本变成了东方的领袖和世界强国之一。但对个人来说，这种观念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人们都非常紧张，害怕自己失败，担心在自己做出巨大牺牲之后却让人轻视嘲讽。若是心中积累的压抑爆发，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极端的攻击行为。当日本人对某个对象发起攻击，可不是像美国人出于捍卫自由那样，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了别人对自己的侮辱或诽谤。这时，日本人危险的那一面，便会疯狂地发泄在诽谤者身上，假若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就会朝自己发泄。

这种生活方式让日本人付出了很多代价。许多在美国人看来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的基本自由被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应该注意，战后的日本正在追求民主。假若日本人能够摆脱束缚而无所顾虑地生活，他们将会多么喜悦！我们看杉本夫人对于自己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进行英语学习时还可以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这件事上，就可以知道日本人并非不喜欢自由。那里的老师会将一小块园圃和所需要的植物种子分给每个女学生，让她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经营自己的小花园。

这块园圃让我对个人权利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心中能够充满幸福感，这一感觉本身就让我非常惊异。……我是一个从来不无视传统，不让家庭名誉受损，不惹父母、老师、邻居生气，也不破坏任何事物的人，可我现在竟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自由行动了。

当时其他女学生都在自己的园圃中种花，而她却准备种一些马铃薯。

没有人理解，我这种好像非常荒谬的选择正是因为我的自由给予的，它一直在叩触着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世界。

在我家的花园中也有一小块地方是保持天然野趣的，但也总有人来修剪松枝，整理篱笆。每天早晨还有老大爷清扫石阶，特别是将松树下的那块地方清扫干净，然后又将在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小心翼翼地撒在上面。

这种被伪装起来的天然野趣，在杉本夫人眼中，就像是日本人追求的那种“伪装的”意志自由的象征，可以在日本随处见到。日本庭园中的巨石大多都是精心挑选以后从远处运来的，庭院中还有小石铺成的小径，巨石要与小径、流泉、屋宇、矮丛、树木和谐地布置在一起。点缀的菊花也是由盆栽而成，甚至每朵花瓣都经过栽培者的精心修整，他们用一些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系住菊花，以保持它的形姿。总之这是一种经过精心的人工处理之后显现出来的那种天然野趣的风韵。

杉本夫人幸运地摘掉了缠系在菊花上的细线圈，她的心情是欢悦和纯真的。菊花的花瓣总是被人摆弄，当它恢复自然，便能够自由成长。今天的日本人若是不再顾忌他人的期望，而对“耻”提出怀疑，那么可能让他们原本有着微妙平衡的生活方式被破坏。一旦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就得用新的制约方式来维系，毕竟进行变化是需要代价的，每一种新观点和新道德的建立都不容易。我们不能认为日本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选择新道德，并将这种新道德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但也不能肯定日本就无法建立一套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生活规范。那些在美国生活的“二世”日本人对于传统的日本生活模式观念已经相对淡薄，他们也根本没有继续遵循其父母日本习惯的打算。因此，新时代的日本人也有可能改变传统的那种绝对服从义务的生活理念。菊花可以将缠绕在其身的金属线圈摘掉而自由生长，它同样可以变得秀丽多姿。

当然，在旧传统与新时代的转变过程中，日本人可能依然需要一些古老的传统作为一种过渡。在这些传统中，“自我修行”的精神——即自己将自身的“锈磨掉”——仍然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日本人的比喻，一把宝刀必须保持光亮才能锋利，一个人也只有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才配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这是日本人不会轻易放弃的人生哲学之一。在日本，对自己负责的观念要远比美国人对此的理解更为深刻。刀不是用来进攻别人的象征，只是勇敢地剖析自我的比喻。而且，一个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也需要这样的德行，并非只有像日本那种生活方式才需要。日本有关儿童培养的方式和其成年人的行为哲学已将自我修行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坚韧的日本精神的一部分。如今日本人虽然已经“放下刀”（投降），不过日本人不会放下注重自我修行的传统。从日本人的理解来说，“刀”不仅仅是一种武器，它还是一种有着高尚品行的象征。 ESS65dayov//tqYEpLSXnLu7iIELNdAuSpxDB87FNzeMTc2a+axo+ve44O0vdH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