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修行在一种文化体系中常常让外国观察者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理解的是本身已经很明确的修养方法为什么还要那样让自己为难？为什么会让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全部的精力要集中在丹田上？为什么要自苦？为什么不断修炼一种苦行却丝毫没有打算克制在外人看来应该努力克制的某些冲动？所有这些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修养方法的观察者来说是非常容易误解其含义的，他们不能理解这些对于一个对修身养性有着高度信赖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美国并没有自我修行的传统，其修行方法也不是很发达。美国人觉得，一个人是不是自我修行是跟自己的意愿相关的，如果自己已经找到了生活中有可能实现的理想，那么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就必然会在必要的时候让自己得到锻炼。当然是否让自己得到了锻炼，也与其良心或者维伯伦 提出的“职业本能”（a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有关系。一个立志作一名优秀足球运动员的年轻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会锻炼自己和其他队员配合而必须遵守严格纪律的能力；一个理想成为有着高超的音乐演奏技艺的人或者立志在某一领域获得巨大成功的人，他就可能得锻炼自己放弃大部分娱乐时间的能力，而他本身具备的“良心”和品行会让他注重自己的行为，远离邪恶和草率。

自我修行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自身能力和技术的训练，美国人不会觉得自我修行需要考虑是不是对应特定事例，他们不会把自我修行弄得像算术一样精确。当然美国也存在一些特别目的修行训练，如某些欧洲教派的领袖或印度教牧师（swamis）所传授的一些神秘修行方法。因此，大多数特定目标的修行，甚至包括基督教中圣特丽萨或圣胡安 所传授的一些默想或祈祷形式的宗教修行，基本上在美国都已经绝迹了。

可是日本人对于自我修行的认识有着与美国人十分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一个人在自己正常的生活内容之外，必须不断修养自己的品行。你是一个需要应付考试的少年也好，准备剑术比赛的人也好，就算只是一个有着安逸生活平时非常悠闲的贵族也一样，所有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自我修行的训练。即使你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剑术非常高超，或者已经有了非常得体和优雅的礼仪习惯，也仍然需要进行进行特殊的修行锻炼。当然，这类有些神秘的修行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会进行的。虽然他们不一定修行，但他们非常肯定自我修行对于生活的积极意义。不管是哪个阶级，所有的日本人都懂得在对待和判断自己或他人时要学会自我克制。

日本人的自我修行大概有两类，一类可以培养能力，另一类则要更为复杂，不仅能够培养能力，还有很多能力之外的东西通过修行而得到锻炼。我将第二类称为“圆熟”。这两类修行不能视为一物，它们会让修行者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和行事做人的习惯，两者的外部标志也不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不同进行识别。关于培养能力的修行，我们在书中已经涉及了不少事例。比如为了锻炼士兵的能力，竟然连续长时间的行军而不休息，其目的是仅仅为了训练能力，“他们已经会睡觉，现在就是要训炼他们不睡觉”。虽然我们觉得这样的要求太不近人情，可是日本人却认为意志胜过身体，他们公认精神可以驾驭肉体，类似趋向极端的训练就是在锻炼士兵们的精神驾驭能力，至于可能因此使肉体生理上受到损害，他们却不会理会。日本人的概念就是：一个人就应该不惜任何自我修行的代价来发扬光大他们的日本精神。

这样说或许有武断之嫌。因为，“不惜任何自我修行的代价”（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discipline）在美国的日常用语中经常有“不惜任何自我牺牲”（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sacrifice）的意思，或许还有“不惜任何自我克制”的意思。美国人对于修养训练的理论是，所有人从小都要经过训练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完成社会化，而这些训练无论是一种外部的强加，还是内在意识的逼迫；不论是主动接受，还是权威强加，都必然会来到你身边。在美国人眼里，训练意味着一种压抑，接受训练者对这样的训练是有所不满的。进行训练就要做出牺牲，而这必然会让他有反抗的情绪。当孩子们到了“必须睡觉”的时候，父母的要求让孩子觉得睡觉就是一种自我压抑，所以每晚都要进行一番吵闹的孩子就很正常了，因为他们对于睡觉一事感到不满。或许他已经知道人“必须”睡觉，但是仍然要反抗一下。这就是典型的美国人对于训练的态度。这种惯例，在日本是不会出现的。

当然对睡眠或食物之类的观念和整个西方人对于自我牺牲的整个概念相比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西方社会中“为了孩子父母应该付出很大牺牲”“为了丈夫妻子应该牺牲自己的事业”“为了全家的生计丈夫要牺牲自己的自由”的这些看法才是西方社会生活中自我牺牲观念的主流信条。所以，如果美国人见到了一个可以不用进行自我牺牲的社会，他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社会真的存在：父母疼爱孩子是出于本性，而不涉及是否做出牺牲的问题；女人喜欢操持家务、主内而不主外也是合情合理的，不涉及牺牲自己的事业的问题；男人要养家糊口，成就事业也是应尽的责任，怎么说是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呢？说这是一种解释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总之“自我牺牲”的概念在这是没有多少人认同。

在美国人眼里觉得是一种“牺牲”，在另外的文化中却被看成是一种相互交换，或者是算作投资，将来是有回报的；或者是先前所欠他人的恩情，现在只是在报恩。在被这种文化主宰的国家里，就算是父子关系也是一样。父亲照顾了年幼的儿子并抚养他成人，儿子就应该照顾晚年的父亲作为对于父恩的回报。一种民间契约的关系应用在了每一件事情上，让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对等，双方都得到了好处，从而无所谓“牺牲”了。

日本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制约双方的强制力保证了人们在为他人提供服务之时彼此等量，同时也保证了等级关系上彼此都应当承担的、相辅相成的责任。因此自我牺牲在日本的道德地位是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当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在阐述有关自我牺牲的说教时，日本人总是反对的。他们极力主张，一个有德行的人怎么能把为别人提供服务看成是压抑自己呢？一位日本人曾经对我说：“在你们眼中认为是自我牺牲的事，在我们看来都是应该去做的，我们愿意做，或者认为那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付出感到不甘。我们不会认为这样的‘牺牲’自己是在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也不认为这样做必须得到回报。”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就是凭借这种缜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为核心的，因此他们也不会认为这里面存在什么“自我牺牲”。日本人“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已经被这种传统的有着强制力的相互义务所取代，在美国这种以个人主义竞争为主要形式的国家中当然不能一下理解日本人的生活观念。

所以，当美国人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自我修行的习惯时，首先应该反观一下自己的“自我训练”（Self-discipline）概念，把美国文化中的“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的看法抛弃。在日本，努力自我修行、克制自己的人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牺牲”。虽然对于修养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但日本人觉得这是事物本来就应该遵从的形式。一个人在出生之后会得到众多人们的关爱，十分“幸福”，但没有“体验人生”的能力，只有让自己精神训练（或称“自我修行”）之后，才可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多彩，才真正有能力去“体验人生”。英语中通常把日本人的这种说法译成“只有如此才能享受人生的乐趣”（Only so he can enjoy life）。日本人认为自制力之所在在丹田，而修养可以让丹田充满正气，使人生变得开阔，这是他们享受人生之乐的修养内容之一。

自我修行让“能力”得到培养，这样可以让他更有能力驾驭生活。日本人也承认，在最开始的训练中，人会觉得这种限制难以忍受，不过坚持不久之后便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反而能够体会到修行中的乐趣，只有能够体会苦中作乐才能让自己成就更高。各种阶级，各色人物都会努力让自己的修养成就变得更高。店铺中的学徒要努力学习生意中的各种克制，翩翩少年要训练“柔道”，新过门的媳妇要在婆婆面前知书达理。很多人在训练之初，因为不能适应这种严格限制而试图躲避这类修养训练，这是能够让人理解的。不过，他们的父亲此时便会教育他们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物？不修身养性怎能体会真正的人生？若是现在因为怕吃苦而放弃修行，那将来你一定有一天会后悔。要是因为你的品行修养不够而被世人议论，我可不会为你袒护。”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修养锻炼就是让自己“身上的锈”渐渐磨掉，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一把锐利的宝刀。正在努力自修的年轻人当然希望自己最终能成为一把宝刀。

尽管日本人一直在强调自我修行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但是这并不能代表那些严苛的修养训练就不是造成日本人自己受到严重压抑、以及在这种压抑之下形成攻击性冲动的原因。但也正是这种带有不可置疑的强制力的相互义务观念以及日本人对于自我修行能够提高他们生活能力的坚信，才让日本人最终接受了许多在美国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修行行为。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更加注重自己做一件事情的能力，他们不会把精力花在为自己找借口上，他们也不会像我们一样把生活中的不满全部归咎到别人身上。如果美国人知道自己没有达到所谓的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其内心便会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日本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身上的锈”到底是不是还会影响自己的生活。

另一种自我修行“圆熟”是比培养“能力”境界更高的一种修行训练。西方人如果只是通过日本人的介绍来了解这种修养方式，大概很难能弄懂，虽然有些西方学者已经通过专门研究了解了日本人的这种修养形式，但却常常忽视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这些专门研究者眼里，这种修养有时被称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便在其著作中认为这种修养训练“无视常识”，并且说最讲究修养的禅宗根本就是“集严肃的荒谬之大成”。不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日本人希望通过这种修养而试图实现的目标并非无法解释。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对我们阐明日本人对精神驾驭能力的偏执非常有帮助。

关于表达当自我修行达到“圆熟”境界的词汇，在日语中有很多。无论是演员、宗教信徒、剑术家、演说家，还是画家或者茶道宗师都能达到自我修行的圆熟境界，其表达的词汇虽稍有不同，但其含义一般来说差别不大。举例来说，“无我”就是这样一个词。“无我”是禅宗的一个用语，日本的上流阶层对于“无我”的意境非常热衷。其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修行者可以“毫无障碍，纤发悉除”地在自己的精神与行动中自由体验。先不论这是一种世俗经验，还是宗教经验，总之“无我”的境界就像从正极放出的电流自然而然地流入负极一样，中间毫无障碍。这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也是圆熟难以逾越之处。那些还未达到圆熟境界的人是难以绝对自由地在精神意志与现实行动中肆意遨游的，其在意志与行动之间的体验就像存在一块绝缘板，它阻止了电流的流动。这一障碍被日本人称为“观我”、“妨我”。要消除这一障碍，就需要经过特别训练，在训练达到“圆熟”之时，修行者便不再有意意识“我正在做什么”，而完全是一种自在和乐的状态，任何外力都难以干扰他。这种境界就是“一点”（One-pointed） ，修行者的行为与内心的愿望完全一致。

即便是最普通的日本人也会努力让自己达到“圆熟”的境界。英国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对佛教有着非常深刻的研究，他曾谈到这样一件事：

她（一位日本女学生）来到身在东京的某著名传教士的住处，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基督徒。传教士询问她原因，她说，只是想乘坐飞机。于是传教士让她说一下飞机与基督教之间有什么关系，她回答，因为她听说在乘坐飞机的时候需要一颗遇事不乱、十分镇静的心，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必须经过宗教的训练。她觉得，基督教应该是最好的宗教，所以，便前来求教。

能够把基督教和飞机联系在一起，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可是日本人还会把考试、演讲以及政治生涯与“镇静、遇事沉着”联系起来。日本人觉得能培养“一点”（集中、专注）让自己达到这样的境界会极大地帮助自己可能从事的任何事。

其实在很多文化类型中都有关于修养训练的技巧，不过日本人对于训练的目标和技巧的理解有着明显的独特风格。他们的很多修养技巧与印度瑜伽派 有关，比如在一些自我催眠、集中精力和控制五官的技巧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印度修行方法的影子。另外，日本的修行中非常重视“虚灵”（心无杂念）、“体静”（身体不动）以及反复诵念一句话让全部精神集中到一件事上的状态，这些与印度的修行方法都有渊源。但是，这些共同点也仅限于此，总体上来说，日本的修养训练跟印度的方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印度一些观念，比如极端禁欲崇尚苦行的瑜伽派本身是以轮回作为最终解脱方法的。他们认为解救人出苦海只有这种解脱（即“涅”）的办法，而阻碍人们获得解脱的就是人欲。只有经过饥饿、受辱、自苦之后，人欲才能被消除，然后人才能达到超凡入圣、重现灵性，实现人神合一的境界。修行瑜伽就要求修行者鄙弃肉欲、逃脱人世间的苦海，越是进行难以想象的苦行训练，就越容易实现解脱的目标。

可是在日本是无法见到类似瑜伽派这种哲学的。虽然佛教在日本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可是佛教中的轮回和涅教义始终没有被日本民众完全吸纳，只有少数出家修行的僧侣信从这些教义，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佛教认为所有生命都是通过转世轮回生成的，因此杀掉一只鸟兽就是在残害生灵，制造罪业，可是日本人没有因为这一教义而不准杀生，其在生死丧葬上也没有将轮回思想的理念贯穿其中。不论是轮回还是涅都不属于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日本的一般民众也不会绝对信仰这些思想，不仅如此，即便是皈依佛教的僧侣们，也加工修订了佛教的原始教义以更好地适应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于是一些深刻的思想家僧侣们宣布，实现顿悟就实现了涅，此时此地，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可能让修行者顿悟“涅”。似乎，人死之后的世界无法让日本人产生兴趣。日本的传说与神话也没有围绕着已经死去的人纠缠不清，而只是一些关于神的故事。还有佛教宣传的死后因果报应的观念，也是被日本人排斥的，他们不大谈死后的报应，只是强调人人都能成佛的理论。从身份低贱的农民到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只要虔心修行终有一天可以成佛。日本人会把供在自家佛坛上已经去世的亲属灵位称为“佛”，让祖先在死后得到最大的崇敬，这似乎显示了日本人对于死后世界的态度，但这不能说明日本人就是一个信仰涅的民族，他们是不会把涅之类作为人生目标的。所有人都能成佛，又何必把自己束缚在涅和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上呢？

同样，瑜伽派中认为的精神与肉体不能相容的教义，在日本也是没有的。日本人不认同瑜伽那种消除寄生于肉体之中的欲望的教义，他们认为“人情”（烦恼）不是什么恶魔，而感官享受和追求快乐是生活智慧才赋予的，只不过享乐必须要服从人生中的义务。这样的观念使日本人在修行瑜伽之时排除了所有带有自虐倾向的苦行训练，完全没有了禁欲主义教派的实质。

一般说来，达到一定境界的“悟者”都会选择隐遁的生活，即所谓的“隐士”，他们会与自己的妻子隐居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安逸恬淡地生活。我们一般的理解，一个超凡入圣的人应该是与世俗生活完全隔离的，可是在日本娶妻生子等俗人的生活也与此并不矛盾。甚至一些通俗的佛教教派 中，修行的僧人也是可以娶妻生子的。有关灵肉的严肃说教在日本人那里从来不会被轻易接受。“顿悟”的修行高人只是在精神境界的高洁和质朴的生活中体现，至于破衣敝服、不食人间烟火、毫无声色之娱只是修行中。日本的圣者，生活极为简单和正常，他们会吟诗、品茶、观花赏月，没有丝毫的禁欲倾向。禅宗训导信徒一定要避免农（劳动）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这与佛教的原始教义有着天壤之别。

另外，日本也没有瑜伽哲学中那种神秘主义修行——使得修行者进入忘我的状态而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种神秘主义被各种信仰所推崇，无论是原始民族、伊斯兰教阿訇、印度瑜伽修行者，甚至是中世纪基督徒，都无一例外，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最后实现了“天人合一”，体验到了“世间所没有的”喜悦。日本虽然也有神秘主义修行方法，但是并不存在神秘主义哲学。日本的修行者可以像神秘主义者一样入定，不过，这只是他们训练“一点”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将入定的状态描绘成“超凡入神”。很多神秘主义者宣传入定时人的五官可以停止活动，这没有得到日本禅宗信徒的肯定，相反，禅宗修行者认为，入定时人可以让“六官”变得异常敏锐。所谓“第六官”藏在心中，修行训练能够让第六官支配五官。人们日常的味觉、触觉、视觉、嗅觉或听觉很难达到入定时的状态，人们需要进行特殊训练。其中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便是要求能够做到听无声之足音，并能准确追踪其足迹；或者可以在三昧 境界中辨别出诱人的美味，总之，这些嗅、视、听、触、尝等等只是为了“辅助第六官”，让各种感官变得更敏锐。

这种情况与其他所有重视超感觉经验的宗教都有所不同。即便是在入定状态，修禅者也不会让自己超脱于自己的凡身之外，他们就如同尼采所说的古代希腊人那样，“保持自己的原样，保持自己市民的名义”。关于这一见解，很多日本佛教法师都有生动的阐述，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高僧道元的言论。他于十三世纪 在日本创立曹洞宗 ，此一宗派到现在仍然是日本佛教禅宗中势力最大的教派。在谈及自己的顿悟体验时，他说：“我只是知道眼睛在鼻子之上……参禅打坐没有神秘可言。就像自然流逝的时间，日出于东，月沉于西，一切都是自然的。” 禅宗的有关著作也没有认为“入定”能够传授除了提高自我修行能力之外的其他什么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曾经写道：“禅宗不会采取像瑜伽派那样认为通过瞑想就可以得到超自然能力的荒谬说法。”

印度瑜伽派的各种基础教义基本上都被日本禅宗所否定，而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总给自己各种限定，这让人想起了古希腊人。日本把瑜伽派的修行体系完全限制在了单纯的修行方法上，作为一种使自己更加完善的自我修行训练法门，以此达到“圆熟”的境界而又不脱离世俗生活，其中间没有任何间隔。在日本人那里，这只是一种能够更好自力更生的训练。一旦达到某种境界，便可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恰如其分地应付各种局面，同时又能够让恣意妄为得到控制。当自己碰到来自外界的人身危险或内心情绪波动时，自己就可以不急不躁，保持镇定。

这样的训练不仅让修行的僧侣得益，武士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其好处。事实上，武士阶级往往都是十分重视禅宗的。至少我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现像日本这样通过一种倾向于神秘主义的修行法训练武士的单骑作战能力，至于神秘的体验反倒没有武士会在意。自打禅宗开始影响日本时期开始，武士与禅宗的密切关系就一直在持续。十二世纪时，另一位开创了日本禅宗一个宗派的荣西 便将自己的巨著取名《兴禅护国论》。禅宗对于武士以及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的训练，目的同样十分世俗化，这实在是非常另类的宗教。就像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说的那样，中国的禅宗大师人们无法想象翌日传到日本之后的禅宗竟然成为了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就像茶道、能乐一样，成了标准的日本式文化内容之一。我想人们能够想象到，在十二三世纪到处是动乱的年代中，追求从内心直接体验的禅宗会受到那些逃避尘世灾难的僧院欢迎，可是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动乱中最为风光的武士阶级竟然也会将禅宗作为他们喜爱的生活准则而被遵行和传播，事实的情况正是这样。”

日本当然也有一些教派，是看重“他力”而将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等神秘的修行方法归结于上帝恩宠的。不过以禅宗为代表的教派则是非常明确地主张依靠“自力”，让修行者自己帮助自己。这些教派对于人们的教导是所有潜力都在自己内部，而要发挥并增强这些潜力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教义非常符合武士们的性格。无论是一个僧侣，还是一个政治家、教育家——武士们所从事的工作包括这些——统统都将禅宗的修行方法作为加强自己能力的自我修行形式，形成了一种朴素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说：“禅所追求的就是重现自己本身具备的光明，并不容许任何障碍影响这一追求。修行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孽障，……不管是佛还是祖，不管是圣还是神，统统除灭，直向光明。也只有这唯一的办法，才可能实现涅。”

追求真理的人不会容忍真理之路上的任何干扰。禅宗的呵佛骂祖并不是针对佛祖的教义，而是为了实现其涅的清净，因此不管是佛的教导还是祖师经典或教义。“三乘十二因缘教 全是一堆废纸。”钻研经典当然对于修行佛法有很大好处，可是也容易让人迷信而难以展现自身本有的内心灵光，禅宗的顿悟正需要内心灵光稍纵即逝的闪现。一本记载了很多禅机对答的书中提到：一个小僧弟子希望禅僧讲一讲《法华经》 。禅僧非常精彩地讲述之后，弟子失望地对禅僧说：“哎，我原以为禅僧您根本不把这些经典、祖师语之类的放在眼里呢！”禅僧回答说：“参禅不是蔑视经典，只是认为道理并不全在经典、祖师语录中。你不是来求道理的，只是关心经典的”。

禅师们只是将如何去寻求“道理”和实现顿悟的修行训练传授给弟子，而这种训练不仅包括身体方面的，还包括精神方面的，不管是身体修行还是精神训练，最终都要体现在内心意识觉悟上。禅宗的这一点在剑术家的修行上体现得非常全面。剑术当然需要不断练习最基本击刺动作，不过这只是一种提高“能力”和“技巧”的修行，优秀的剑术家更要懂得使剑中的“无我”境界，让剑人合一。在修行之初，首先他要站在地板上，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到脚下仅有几方英寸的范围之内。这块窄小地板会渐渐升高，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训练者能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行走移动如履平地，那就说明他对于剑的专注已经不会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了，也就接近了“顿悟”体验，剑人合一，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剑术了。

这种立柱修行术有些像我们所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 派的立柱苦行术，只不过它变成了一种自我训练的形式，完全脱离了“苦行”的本质。类似的改造在日本的各种有关身体修行和训练中都有，比如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潜入冰水或站在瀑布之下的苦行修炼，这些修炼或者是为了让身体更加适应艰苦的环境，或者是为了信仰而进行的一种虔诚仪式，或者是为了感受一种神秘的体验，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日本人也同样有这样的修行方式，他们尊敬耐寒苦行训练，很多修行者在天还未亮之际便站在或坐在冰冷刺骨的瀑布之中，也有的是在寒冷的冬夜多次洗冷水浴，但他们这样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锻炼意识中的自我，让自己能够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一些求道者这样训练则是为了排除干扰能够清净地思索。当修行者对于冰冷的水不再有特别的感觉，在寒冷的冬夜忘记了寒冷之时，他也就实现了“圆熟”。除此之外，他别无所得，既没有信仰的纯净也没有苦行的虔诚，他本来也没打算从这种修行中得到其他的好处。

关于精神的修行训练也得完全由自己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请教老师，不过老师不会传授你像西方那种“教导”。因为日本人不认同可以从自身之外获得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师会与弟子进行讨论，但不会引导弟子到达新的智慧境界。甚至是越粗暴的老师，对于修行越有帮助。当老师突然打掉弟子手中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将弟子摔倒，或者拿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时，很可能弟子会因为这一突如其来的点拨瞬间顿悟。 因为，这种敲打把弟子的自满打掉了。在有关禅宗的史料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其中最常见的点拨见于众多的禅宗“公案”，“公案”也就是“问题”的意思，据说目前存世的公案有一千七百多个。有的公案甚至是花费七年之久才得以解决，类似的事并不少见。每个“公案”不在于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如，“孤掌能否独鸣”，“缅思未生儿时母” 或者“背着尸体而行的是谁？”“朝我而来者是何人？”“万法归一，一又归何处？”等等。类似的禅机也出现在十二三世纪以前的中国，禅宗在传入日本的时候，打禅机的方法也同时传了进来。但公案在中国已经宣告绝迹，在日本却成了修行参禅使之达到“圆熟”境界的最重要训练手段。参禅的入门书中对于公案十分重视，“很多人生中的困境都包含在公案之中”。所以有人说，有时候对于公案进行思索的人就像“被赶进死胡同的老鼠”，或者“想吞热铁球的人”，“叮咬铁板 的蚊子”，它们能够让人忘我地努力思考，通过这艰难的思索将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障碍全部清除，使心与公案最终融合，也就实现了“顿悟”。

当你在高度集中精神的努力下试图寻找一些伟大的真理时，很可能会让你觉得失望。例如，南岳 便是用了八年的时间在思索“朝我而来者是何人？”的答案。但是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答案是：“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 。仔细分析一下，禅机也有一定模式，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僧问：“生死轮回怎样避免？”

师答：“谁束缚你了？（也就是谁把你绑在生死轮回上面了？）”

参禅的人说，参禅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中国人说的“骑着牛找牛”，最终学到手的“不是捕来的鱼，而是捕鱼的网罟”。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二难推理，其两格 都跟问题没关系，其最终目的是激发参禅者顿悟：全部心思集中到目标上，不用任何外力，完全反求诸己。

公案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指望这些思索公案的人寻找到一个具体的真理（这些真理其实与全世界其他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没有什么两样），而关键在于让日本人学会思考寻找真理的办法。

公案被认为是敲开包围着人们蒙昧墙壁的“敲门砖”，这正是日本人非常需要的。因为他们总是把过多的心思放到了外界环境上，幻想出很多总是盯着自己并准备随时展开批评的眼睛。这堵墙的构成就是日本人最为熟悉的“耻感”。一旦把门砸开，他们就到达了自由的天地，“敲门砖”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但却使修行者不用非得找到某个具体答案。当精神上达到圆融之后，日本人也就打破了自己的道德困境。当初拼命钻牛角尖，“为了修行”竟然成了“叮咬铁板的蚊子”，直到最后，他们才明白，原本就没有什么牛角尖。于是那些似乎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的“义务”与“情面”之间，“情面”与“享乐”之间以及“正义”写“情义”之间都会有一个能够让他们合理承受的和谐地带。日本人在这个我们难以理解的复杂道德体系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实现了属于日本的自由，从而也实现了对于人生的充分“体验”，他们体会到了“无我”的境界，通过自己不懈“修养”实现了“圆熟”的目标。

禅宗研究方面的泰斗铃木（大拙）对于“无我”的解释是“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 ，“不着力、无用心”，当“观我”消失，人即“失去其自身”，也就是自己已经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了。铃木先生认为，“一旦意识觉醒，其意志将一分为二：一方是本身的行为者，另一方则是行为的旁观者，这两者之间必然有所冲突。因为，行为者会尽量摆脱旁观者的约束”。“顿悟”则将这个“观我”者排除，同时“作为无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 也没有了，只剩下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和实现理想的行动。就比如，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小孩子，将会观察自己的各种行为，也会注意其他人的评论并根据这些评论来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一个观我者，他很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因此而自责，但是当他顿悟之后进入灵魂的三昧境界，没有了观我存在，也就消除了那个容易被刺伤的自我，而自己也就不再意识到行为者“在有为”。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心性修养成功的表现，就如剑术家能够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却如履平地一样。

在日本，画家、诗人、演说家及武士为了实现“无我”的状态几乎都是采用这种修行训练方法的。他们不是为了学到“无限”的超能力，而是为了能不受干扰地感受有限的美；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为了学会一种实现目标的调整手段，让自己能够恰如其分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能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也能够体验“无我”的状态。比如，完全陶醉于欣赏能乐或歌舞伎的人，在那一刻也可以说是处于“无我”的状态中；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在接近目标准备投下炸弹的一瞬间同样也是一种“无我”状态；高射炮手集中极力盯着前来侦察的敌机时，周围的环境也无法对他形成干扰，这也是一种“无我”，而不存在“观我”。凡是与此相似的场合，凡是达到类似状态的人，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便是进入到了最高境界。

通过我们的表述，我们看到对自我的监视和监督让日本人产生了多么沉重的压力。日本人说，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牵制，那么他们将会真切地感受到自由并且变得有效率。对于日本人所谓的“观我”，美国人是把它与内心的理性原则看成是一回事的，因此我们会为在危险面前不慌张、保持机智而感到自豪。而同样的事情日本人却得通过精神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才能将对自我监视的束缚彻底抛却，获得解脱。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日本文化总是在反复向人们的内心深处灌输谨小慎微。日本人自己对此试图进行辩解并坚信：一旦他们没有了这重心理重荷，那他们将会达到超凡入圣的高尚境界。

日本人对此有着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极端的信仰，似乎他们十分赞赏这种所谓的“如同已死而活着”的人。用西方语言来翻译就是“活着的僵尸（行尸走肉）”，如果用这个词来跟一个西方人对话，他一定会觉得这种说法非常令人讨厌。因为我们在说“就当自己死了”这句话时意味着他再也没有任何活力，已经被规矩限制到了崩溃边缘。但是日本人在说到“如同已死而活着”时，却包含了此人的自我修行已到了“圆熟”的境界。所以日本人在勉励一个人时便常会说到这句话，比如，他们会鼓励一个因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说：“你就豁出去，大不了当自己已经死了，这样想就能通过考试。”他们会鼓励冒着极大风险进行大贸易的商人说：“就当死了，做下去。”他们还会对着一个陷入严重精神苦恼而趋于绝望的人说，用“就当自己已死”的决心重新面对生活。日本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在战后当选为贵族院议员，他在自己的自传小说中提到：“他就好像一直被魔鬼缠身，整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那种抽泣甚至接近于歇斯底里的爆发，整整一个半月都在持续，不过最终获得胜利的还是属于生命。……我要活下去，用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把自己置于死地地投入到战斗之中。……他下定决心做一个基督徒。” 而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也常常表示“我就当自己已经死了来报答天皇的大恩”，这种态度意味着他会在战场上义无反顾地进行一系列行动，比如刚出征之时便为自己举行了葬礼，比如立下让自己成为“硫黄岛上的一土”的誓言，比如肯定一个“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的决心等等。

我们能够在日本人“就当自己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中看到他们一直追求的“无我”的人生哲学。当一个人没有了自我监视，也就没有了任何恐惧和戒心。他们已经把自己当做死人了，置生死于度外而不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已经死了的人不用再背负着“恩情”和“义务”的重担，成了一个自由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将生活中所有矛盾和冲突彻底摆脱：“我不用再受任何束缚，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所有观我和观我带给我的恐惧再也不会成为自己和自己理想之间的墙壁了，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当日本人处在“无我”或者“就当已死”的状态中时，其实已将自己的意识完全抛弃。日本人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行为的监督者以判断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东西方人之间一种迥异的心理差异。如果我们说一个美国人没有良心 ，是说当他为非作歹时内心毫无歉疚感，而日本人若是用同样的词说一个人 ，是在说这个人已经消除了紧张，做事不再有多余的顾虑。一个相同的词，在美国人的语境里指的是坏人，在日本则表示一个修养很高、能完全发挥自己能力而无私、高效率地完成最困难任务的人。美国的文化是用“罪恶感”来强制美国人行善的，如果一个人已经没有良心，那他便不会再受罪恶感的制约成为一个反社会的人。日本的文化则是认为善本身就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如果解放自己的心灵，将束缚心灵的东西排除，人就可以自然地将善展现于实践之中。这也就是日本人为什么看重修行，追求“圆熟”境界，排除自我监视及所带来的“羞耻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我意识和行为的矛盾冲突完全消除。

如果我们完全不懂日本人的文化背景，将无法理解日本人的这种自我修行和训练。我们已经描述的给日本人带来严重心理负担的“观我”及其附带的“羞耻感”，是他们的哲学和文化努力破解的对象之一，是他们注重对精神驾驭的动力之一，深刻地了解这一行为就需要从日本人成长的开端说起。我们知道，所有的文化，都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其道德价值也只有在传承中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一点不完全只靠语言，还体现在上一代对于下一代抚养成长过程中的态度上。如果我们不分析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无法说清楚日本人的人生观，也就难以理解该国很多重大的问题根源。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日本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但这只限于成人，现在，我们该观察一下日本的孩子们是怎样成长的了。 l08pDCeScCMunwZu6qDbDf07dkT+bzwu/xsE+CbumYsMjRwI5BOZ6KRxyK9LDb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