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总是说，“最难接受别人情面 ”。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回应他人的“情面”，这就如同一定要报答“恩情”一样。在日本人心目中这是与必须履行义务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英语中很难找到与日本人所说的“情面”含义一致的词，而“情面”也是人类学家在各种不同文化中所遇到的有着道德义务的概念中最为奇特的一个。这是只有日本才有的一个道德概畴。日本人所提倡的“忠”与“孝”与中国所提倡的道德规范相近，虽然这其中有一些改变，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与其他东方国家的道德标准有一定渊源的。可是“情面”既不是中国儒家的说法，也不是对日本影响很大的佛教中的内容。它只是日本一个独有的范畴，如果不能体会情面的含义，那对于日本人行为方式的了解也不能十分确切。情面是日本人在提到自己行为动机、名誉或者其他一些麻烦时经常谈及的。

“情面”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包含着日本人从报恩到复仇中一系列“义务”的复杂含义，其实就连日本人自己的辞典中对于“情面”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或许就是日本人不愿意为西方人解释“情面”含义的原因。有一本日语辞典对于“情面”的解释（按照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做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以免被别人非议。”我们西方人当然不能理解这是在说什么，不过“不愿意”这个词却说明了很多问题：这正是“情面”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因为只要谈到“义务”，日本人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不管这种义务需要个人如何艰巨付出，大多数时候“义务”也是针对自己的至亲之人，或者是自己对祖国、对自己的生活的义务等等，它是必须去做的事情，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必须去履行。虽然有一些“义务”也会让人觉得“不愿意”，可是“义务”的概念中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情面”则与此不同，这是完全被迫进行回应的一种道德准则，它让接受“情面”的人总觉得非常为难。

“情面”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我把它称作“对社会的情义”，也就是对于别人情面的积极回应，更多的是一种礼貌性的义务；另一类我称作“对名誉的情义”，基本上相当于德国人所说的“名誉”一词，也就是维护自己的名声。“对社会的情义”就像一种契约性关系，这并不同于“义务”，因为“义务”大多针对的是至亲亲属。而“情面”则针对的是至亲亲属之外的。比如女婿对岳父、媳妇对公公在“情面”上都是称作父亲，女婿对岳母、媳妇对婆婆在“情面”上则都称作母亲。姻亲兄弟或姐妹因为“情面”也成为兄弟、姐妹。婚姻在日本也是一种家庭与家庭的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终生履行契约性义务就是因为“情面”的准则，不论你心里是怎样想的，至少从“情面”上说要都过得去。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夫妻双方父母的情面，其中最为沉重的是年轻的儿媳对于婆婆的“情面”，它是最为脆弱和关键的。丈夫对于岳父的“情面”与媳妇对于婆婆的稍有不同，不过仍然非常沉重。如果是岳父出现了什么困难，做女婿的就需要尽力去帮助而不能有所逃避。

一位日本朋友说：“成年之后的儿子侍养自己的母亲这是因为对母亲的爱，这是‘义务’而不是因为情面。”也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行动就不是“情面”。对姻亲的“义务”则与此不同，这可能不是出自女婿或媳妇的内心，但又不能含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需要去努力履行，不这样做就可能被世人谴责，说他：“这个人一点情义都不讲，丝毫不给别人情面”，这是一种能够带来可怕后果的谴责。

最能体现日本人“情面”心结的是“入赘养子”的问题。入赘养子就像媳妇嫁入夫家一样入赘到妻子家。若是一个家里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那就得招一个女婿入赘，以传承“家名” 。入赘的女婿会被认为妻子家的养子，而在他原户籍的册子上则要把姓名消掉，从此之后改姓妻子家的姓氏。进入这个家庭的养子，从“情面”上来说，也就是自己岳父母家的人了，将来去世也将葬入岳父家的墓地，就像女儿嫁到丈夫家一样。女婿入赘而成为养子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妻子家没有男孩，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也就是一些“政治联姻”。所以有时候，女方一家虽然可能很贫穷，但他们拥有贵族身份，男方一家为了在等级制中获得一个显贵的身份，也可能带着钱入赘到女方一家；还有时候是女方家庭很富裕，但是看中了女婿，并希望着力培养女婿，供他上学之类，这时候女方家可能就提出让女婿入赘的要求；还有当女方的父亲考虑到未来女婿一家对于自己生意上的帮助而提出女婿入赘的情况……总之，无论是什么情况，入赘养子总是要接受妻子家的各种恩惠，那么“情面”的负担在此就显得特别沉重。其中，改换户籍姓氏一事，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改换完姓氏之后的养子若是遇到战争时则必须为养父（岳父）而作战，即便养父的敌人正是自己的生父也在所不辞，不容妥协，只有这样才能让养子在新家族中站住脚跟成为其一员。近代日本因为“政治联姻”中“情面”的强大约束力，使得入赘养子被牢牢地束缚在他岳父或养父家的事业和命运上。明治时代的联姻双方更是因此而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但入赘养子在社会上没有太大的认可度，人们一般都比较嫌恶入赘养子。日本人有句谚语说：“但凡有点吃的，就坚决不入赘。”因为入赘会带来沉重的“情面”负担，所以人们非常不喜欢入赘养子的身份。假设美国也非常不喜欢入赘一说，那么美国人肯定会说：“这不是男子汉应该干的！”而不会把嫌恶的原因归结为“情面”的义务。总之，对“情面”的回应就是一件让当事人非常为难却又不得不做的事，“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当一个日本人说“为了情面”时，这说明他面临着让人沉重的人际关系负担。

“情面”还体现在面对伯父母或者甥侄们的时候。这些“义务”也不属于孝行的范畴，这也是日本在家族关系方面上和中国存在的一个很大差异的地方。中国是一种大家庭形成，各种亲属，甚至是远房亲戚都有资格来分享家族的共同资源。在日本，这却行不通，对这些亲属的责任也是属于“情面”上的。日本人说，如果要向这些亲属进行救助，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对我有恩的报恩举动，而只是因为共同祖先的感情出于“情面”上的帮助。虽然，日本人对于认真抚养孩子的动机同样是因为祖先，不过那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帮助远亲，则只是“情面”的范畴。当不得不帮助他们的时候，日本人或许会说：“我是碍于‘情面’。”

与对姻亲的情面相比，传统的武士对于主君及其同伴的关系才是大多数日本人最为看重的“情面”。这关系到当事人的名誉，体现的是当事人对于上级和同辈的忠诚。日本有很多传统作品都称颂这种“情面”所赋予的责任，并将其视为武士的德行。在被德川家康统一之前，武士的这种德行在日本被大肆提倡，甚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还高于“忠”的观念，也就是忠于将军的义务。十二世纪的时候，源氏将军向一位大名要求引渡他的敌对领主，可是这位大名的立场是庇护将军的敌人，他回信给源氏将军说明理由。其信现在仍然保存。信中大名对将军如此不给自己“情面”表示强烈愤慨，并且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我对于您指派的这件公务无能为力，但是我清楚武士的名誉意义如何，我清楚武士之间的‘情面’是永远不能受到侮辱的。”也就是说，武士对于“情面”的看重胜过对待将军的权威。他拒绝因为自己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 而让“情面”受损。很多现在流传下来的故事、能乐、歌舞伎或神乐舞蹈都是从这些关于武士德行的历史中改编出来的。

有一篇讲述生活在十二世纪的豪杰——天生神力而战无不胜的浪人（没有自己的主君，自谋生路的武士）弁庆的故事，这是其中最著名的。豪杰弁庆拥有一身神奇的力气，除此之外什么本领也没有。他是一个人人为之战栗的人，寄身僧院，僧侣惊恐，斩杀武士，收集刀剑，希望以此筹措武士必须的行装。后来，他与一位貌似平平的年轻领主进行比武，没想到这却是一个劲敌，当弁庆得知他的对手是将军源氏的后裔，而正在积聚实力准备重新夺取其家族的将军地位之后（这位青年就是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便向义经表达热诚的“情义”，希望能在义经手下效力。后来弁庆为源义经立下很多战功。不过却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因为敌众我寡而被迫逃跑。义经和弁庆化装成僧侣，流浪全国。但是在最后时刻，还是引起了敌人对有着贵族气质的义经的怀疑。此时弁庆为了消除敌人的怀疑，借口一点小事大打义经耳光。敌人因此疑团全消。因为，家臣是绝对不能动手打自己的主君的。如果打了那将是一次严重的违背“情面”的疯狂举动。当义经顺利脱险之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求义经为自己的大不敬行为赐死自己。不过义经最后还是赦免了弁庆。

这些古老的故事所反映的就是日本人的“情面”问题，这种顾及他人情面的行为正是近代日本努力构筑的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在当时的“情面”情境中，似乎不存在什么“不愿意”做的因素。当时的日本人在面对“情面”和“忠”相冲突时，能够义正辞严地选择坚持“情面”，这与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时，“情面”是一种人们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并且有封建文化的保护和装饰。“懂得他人情面”的含义也就是对于主君的终身忠诚，主君也同样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即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深受其恩的主君。

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故事，它体现了日本人对于“情面”的美好想象。事实上，在封建时代，很多武士都可能被敌对的大名收买。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主君对自己的家臣进行了侮辱，那么家臣便可以弃职而去，甚至从此叛变与敌人勾结。或许日本人之所以同样饶有趣味地颂扬复仇也是因为“情面”，就像他们颂扬英勇捐躯尽忠一样。应该这样解释日本人对于“情面”的照顾。对主君的“情面”是尽忠；对自己名誉的“情面”则是对侮辱进行复仇。这是盾牌不可分的正反两面。

不管怎么说，关于忠诚的故事都已经成了过眼烟云，使人不会“嫌恶”的“情面”问题在现在的日本似乎也只是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梦想。如今，顾及“情面”已经不再是只对自己的主君忠诚那么狭隘了，它已经扩展到了对各种人履行各种“顾及情面”的义务。这往往让人感到“不愿意”，而又常常因为各方面的舆论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做一些违背自己心意但却与他人情义有关的事。有人说：“我完全是出于情面才答应这门亲事的”，有人说：“我之所以录用他完全是因为情面”，有人说：“我去会见他还不是出于情面的考虑”……如此等等，这让很多人不得不感叹自己常常“受到情面的纠缠”，这句话可以译作“I am obliged to it”（我被迫这样做）。他们说“他在用情面强迫我”，“他用情面逼我”，类似这样的话的意思都是说，一些人因为过去的交情或者所施的恩情来强迫当事人做出并不愿意做或者不想做的事，而这个人的强迫未必都是有意为之。无论是农村的小商店买卖中还是上层财阀社会或日本内阁之中，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够感受到来自“情面的强迫”、“为情义所迫”。比如一个求婚者因为两家有着不一般的深交关系或者有着彼此合作的交易而强求某人成为自己的岳父；还有人会用“情面的强迫”手段从农民那里得到土地，而顾及“情面”的人往往只能答应而别无他法。他的理由就是：“若是不顾及这样的情面，人们都会说我毫无情义，不懂礼数。”这些都包含了当事人的“不愿意”或者“顾及情面”的含义。

对于“情面”的准则就是必须顾及，这是有严格要求的。有时候一个人迫于“情面”不得不将正义暂时放弃。顾及情面的人常说：“为了照顾他的情面，我无法坚持正义。”另外，“情面”的准则也并非“爱邻如己”，因为照顾情面有可能并非出于真心。碍于情面的人会说，之所以必须给他面子是因为“若是不这么做，就显得自己很‘不懂事’，就会被人耻笑让自己蒙羞。”总之，顾及情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世人的舆论迫使他不得不去这么做。“对社会的情义”通常可以用英语的“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遵从舆论）来翻译。一些辞典还会将“出于对社会情义的考虑，我只好如此”译作“people will not accept any other course of action”（人们不承认其他办法）。

如果我们把日本人的“情面”心结比作美国人关于偿还借款的规矩，那可能更有助于我们来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态度。美国人在接到别人信件或礼品或有人进行劝告时，他们不会觉得这需要像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没有自主性。只有在有关金钱的交易中，美国人才会使出一些上纲上线的惩罚，比如对不能按时偿付者宣布他人格破产。而日本人则将不懂得照顾别人情面的人等于人格破产，但是在琐碎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都会有“情面”在其中。这也就是说，一些在美国人看来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能涉及原则问题的细小言行，在日本人那里就可能需要慎重对待，也意味着日本人在常年的复杂环境中，会谨小慎微，防止自己犯一些低级错误。

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同样有些类似于美国人的借债还账，也就是说，在照顾“情面”的问题上，人们至少在思想上应该做到毫厘不差、等量对待。这一点与“义务”完全不同。日本人的“义务”是无限的，不管怎么做也不能报答完；“情面”则是有限的。美国人总以为日本人对所有的旧恩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日本人不会这么认为。另外，我们也觉得日本人的馈赠习惯很奇怪，比如，每个家庭要每年两次准备一些礼品作为半年之前所受馈赠的答礼；一个女佣人还要年年送给雇主家礼物作为雇主雇用自己的谢礼。不过，日本人对于接到比自己赠送的礼物更加贵重的回礼比较忌讳，这被称作“赚礼”，他们认为这是有损名誉的事。如果说一个送礼者是“拿小虾钓大鱼”，那是非常难听的话。而日本人对于照顾情面，报答情义的态度也是如此。

日本人会精心记录彼此之间的来往，不管是劳务来往还是礼品来往，这些记录似乎非常奇怪，可事实上这是他们对于“情义”进行回报的依据。比如在农村，这种记录一般会让村长保管，也可能由组 内的某个人保管的，还有由家庭或个人保管的。遇到丧葬，人们在送葬时会习惯带“奠仪”，亲戚们要送去用来制作送葬用的幡的各种布，周围的邻居们都会过来帮忙，女的负责下厨房，男的负责制棺、挖墓穴。这些事情，是我们在一个名叫须惠村的村长保管账簿记录中看到的。在这份珍贵的记录中，我们还看到了周围邻居们都送了什么礼，帮忙做了什么事，因为这样的记录也是日后别家出现同样问题时进行还礼的依据，它像是一种长时间的礼尚往来。当然，还有一些葬礼中短期的礼尚往来，丧主要招待前来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而前来帮忙的人也会带一些大米之类送给丧主作为膳食之资。这些也被村长记录。村民们也常常举行庆祝宴会，前来的客人会带一些米酒，作为宴会的饮料。不管是新人出生还是旧人死亡，或者是插秧、盖房、联欢会等等，所有相互之间的赠送都会有仔细的记录，以方便日后回报，这其实就是日本人对报答情义、照顾情面而形成的一种有限义务的表现。

还有一点关于“情面”的问题，与西方世界的借债还帐非常相似。那就是如果“情义”没有按时回报，那就会像利息一样有所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士曾经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过程，这位日本商人为埃克斯坦博士提供了前往日本的旅费，希望博士能够搜集一些关于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博士在搜集到资料之后返回美国进行传记的撰写工作，定稿之后他把这部传记寄往日本那位赞助他的商人处，可是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任何有关此事的来信。博士担心：会不会因为书中一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又发出几封信，不过仍然没有任何回音。直到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来美国并打电话给博士。很快，他就带着价值不菲的几十棵日本樱花树来拜访埃克斯坦博士。这是一份贵重的礼物。之所以要送这么重的礼物就是因为回报博士的时间延误得太久了。迫于情面的人一般都会在不能及时回报时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加重自己的偿付。有一个人向一位小商人求援，这个人是这位商人童年时的老师的侄子。因为考虑到自己从未报答过自己童年时的老师，所以商人虽然不愿意但仍然答应帮忙，因为他对于童年时老师的情义负债时间太久了，容不得他不这么做，只有偿还自己对老师的这笔欠债，才不会被世人非议。 CcYBtoR6WWEzYee3buacfsj8JJBPEOJj11m3cdOv6YbG1BBVuy2dsTGETdmQO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