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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中发表过这样一个观点：爱吃甜的人会更富有善心，更加喜欢从事志愿活动，更愿意帮助别人。那么这类人从事志愿活动的心理是什么？动力又从何而来呢？
志愿活动具有利他性。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来讲，利他行为具有无私性，是只对他人或者群体有好处，自身不求回报的行为，利他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自己的利益，可能会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或者金钱，由此可见，利他行为还具有自我牺牲的特点。
共情心理学家巴森特认为，利他主义者在看到其他人陷入困境时，会产生两种心理：一种是因为他人的困境致使个体产生了自我心理的困扰，这种情况下的利他行为是为了减轻个体自身的焦虑；另一种则是不忍他人身处困境而产生移情，这种情况下利他行为的产生完全是为了减轻他人的痛苦。根据利他行为的动机不同可将其分为自我利他行为和纯利他行为。美国哲学家威尔逊则根据社会关系的亲疏将利他行为分为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和无条件的利他行为。无条件利他行为是完全自发的，不需要任何奖惩机制，主要存在于亲属之间，是真正的无私与忘我；有条件利他行为是社会契约之下的互惠互利，实质上是“自私”的利他行为。在心理学中，还可以根据当时情景的紧急性，将利他行为分为非紧急情况下的利他行为和紧急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的出现受到救助者、被救助者、环境三个方面的影响。
社会的利他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所做的利他行为是根据我们所付出代价决定的，即“值不值得”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问题。
利他行为的产生与救助者的心境也存在紧密的联系，救助者的心情好或者行为本身正义，一般都偏向救助他人。吃糖往往会让我们感到开心，生理遗传的长久“饥饿”也会因糖分而得到缓解，也就更乐意开展惠及他人的行为。救助他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自己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并非是指我们造成了被救助者的不幸，它属于一种不良情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如果我们拥有更多能力，便会被无形中赋予更多的责任，而责任将会驱使我们帮助别人。
对于被救助者来说，他们的性别、年龄、归因情况等是救助的影响因素。如果被救助者是女性，那么她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会更大些，作为救助者，女性也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以貌取人在此依然适用，被救助者的样貌是否吸引救助者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被救助者的不幸是客观的、不可控的因素造成的，那么他得到救助的可能性也更大；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也是救助者的优先选择对象。
在任何事件中，环境都是不可忽视的条件。环境中如果存在很多噪音，我们帮助别人的倾向也会降低。独自一个人与和群体在一起所表现出的利他行为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人比较多的时候，由于责任扩散效应，我们往往会抑制自己的利他行为。但是，如果群体中有人展示出了榜样力量，那么我们也会非常容易做出利他行为，这一点更类似于认同心理。
心理学界对于利他行为的解释具有多面性。
部分心理学者认为，利他行为是一种本能，动物也具有利他行为，由于亲缘的差异性，动物之间的利他行为是不等的。动物往往根据本能行事，而人则可以觉察到利他行为背后的动机。生物学家汉密尔顿认为，利他行为来源于“亲选择”，在亲子之中，母爱是支撑这种选择的基础，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也具有相似性，所以也存在着相互的利他行为。任何物种都具有这样的行为，达尔文认为这种行为并不会扩散到亲缘以外的其他同物种群体。科学家指出，企鹅具有公共育儿系统，在成年企鹅去觅食时，其他成年企鹅会帮忙照看小企鹅，但是觅食回来的成年企鹅只会呼唤自己的小企鹅，不会投喂其他小企鹅。这一点很像无条件理他。而蚂蚁和蜜蜂则不同，它们表现出来的利他行为是扩散到整个社群的，在基因层面上来说，整个社群的蚂蚁或者蜜蜂的基因都具有相似性。亲选择在动物界似乎说得通，也许是因为人拥有更高级的认知系统，使得亲选择理论无法进一步解释人类利他行为与亲密度之间的关系。
同样与生物学相关的利他行为的解释是互惠利他。生物学家特里夫斯认为，生物之间存在互惠的需要，就像小鸟帮助犀牛捉虫既填饱了肚子又让犀牛觉得舒服，这种互惠可以存在于两个毫无亲缘的动物之间，也可以存在于一群动物之间。狼群喜欢一起出动，群体协作使得他们捕杀猎物的活动更加容易。互惠利他一般存在于较小的群体之间，且不存在阶级性。亲缘利他行为不需要回报，而互惠利他更像是一种投资，双方都需要付出并且要看到回报。在各种族之中，亲缘利他与互惠利他同时存在，亲缘利他可能首先出现并且对于互惠利他具有启示作用。
利他行为的产生原因多半源自社会。人们先从父母那里学习到对与错的规则，然后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了解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等这些规范被我们自身认同，我们就会依照社会规范去行事，助人为乐的道德观念便会造就人的利他行为。社会道德中的互惠规范也会期望人们互相帮助、互相取暖，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社会榜样的力量被视为规范言行最有效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