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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论述河东君与李存我、宋辕文之关系既竟，兹请言河东君与陈大樽之关系。杨陈两人关系之史料，今日通常流布者，乃违反真相，绝不可信，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恐因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以乱真实，而卧子又以殉明死节之故，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也。今先略引通行以讹传讹之伪史料，然后详征杨陈关系之真史料，以纠正旧日虚伪之传说，并附论杨陈二人情好始终不渝之事实，但移录原文稍繁，亦有所不得已也。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条云：
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竟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
寅恪按：钮玉樵琇《觚剩》卷三《吴觚》“河东君”条，当是取材《牧斋遗事》此条，但删节河东君登卧子门相詈之语，而稍加润色。玉樵之文较佳，世人喜观之，故卧子严拒河东君之物语，遂流传于今日，莫有悟其与事实相违反者也。读者若检后列卧子所作诗词，自可知其虚伪，兹暂不辨证。又古学汇刊本《牧斋遗事》及香艳丛书中《绛云楼俊语》（即《牧斋遗事》一书之改名），其校者将此条“女弟”二字易作“女弟子”三字，殆由浅人习闻袁枚陈文述广收女弟子之事，因认陈大樽为随园碧城仙馆主一流人物。此端颇为可笑，而又不能不为之辨明。盖师弟尊卑殊等，旧日礼教不能有婚姻之关系，是以简斋云伯搜罗当日闺阁才媛，列诸门墙，不以为嫌。观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自常熟致汪然明书，尚自称为“弟”（《柳如是尺牍》逆数第二札），考其时河东君年二十三，汪然明年六十四（据牧斋《有学集》卷三二《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然明生于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其年为六十四岁），两人年龄相差逾四十岁，而河东君乃以兄弟平辈为称谓者，以歌筵酒坐，酬酢往还，若尊卑殊等，则于礼数不便，更无论男女情好，或至发生婚姻之关系也。兹先录卧子集中明显为河东君而作之诗，略加释证，然后再就其他最为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诗词，择录少数，稍为引申。若诗词中可疑为河东君作，而不能确定者，则择其重要者，列具篇目，以供参考，不复详论焉。
前已引《秋潭曲》及《集杨姬馆中》诗句，今再录其全文于下，以其明著河东君之姓，无复致辨之余地者也。
《陈忠裕全集》卷一〇《陈李唱和集·秋潭曲》（原注：“偕燕又让木杨姬集西潭舟中作”）云：
鳞鳞西潭吹素波，明云识夜红纹多。凉雨牵丝向空绿，湖光颓澹寒青蛾。暝香泾度楼船暮，拟入圆蟾泛烟雾。银灯照水龙欲愁，倾杯不洒人间路。美人娇对参差风，斜抱秋心江影中。一幅五铢弄平碧，赤鲤拨刺芙蓉东。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瑶瑟湘娥镜里声，同心夜夜巢莲子。
同书卷一五《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云：
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冷蛩啼雨停声后，寒蕊浮香见影初。有药未能仙弄玉，无情何得病相如。人间愁绪知多少，偏入秋来遣示余。
两处伤心一种怜，满城风雨妒婵娟。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钿。
寅恪按：此两题皆卧子在崇祯六年秋为河东君而作者，前已略论之矣。但检《陈忠裕全集》卷一五《几社稿》，崇祯庚午辛未壬申三年之间所作七律中，有《中秋风雨怀人》一题，其辞旨与《集杨姬馆中》二律颇相类似，诗中复包含“怜”“影”“云”“婵娟”等河东君之名字，尤为可疑。初见此诗后第四题为《卧子六月一日廿五岁生日偶成》诗，以为此中秋乃崇祯四年之中秋，细绎之，此《中秋风雨怀人》诗之前第六题为《伤春》，中有“海滨烽迫鲁王宫”之句，据所附考证为“指山东孔有德事”。依《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所云：“崇祯四年十一月丁卯孔有德率师援辽，次吴桥反。五年春正月辛丑孔有德陷登州。”则《伤春》一题明是崇祯五年春季之作，故《中秋风雨怀人》一诗，亦不必定为崇祯五年所赋。盖诸诗排列先后，未可拘泥也。或者此“中秋”乃五年中秋，甚至六年中秋，殊未可知。《卧子全集》中尚多类是者，详后所论。兹姑录此诗于后，以俟更考。
《中秋风雨怀人》七律云：
谁将幽怨度华年，河汉濛濛月可怜。落叶黄飞妖梦后，轻绡红冷恨情边。青鸾泾路萧声歇，白蝶迷魂带影妍。惆怅卢家人定后，九秋云雨泣婵娟。
复次，据李雯《蓼斋集》卷三五《与卧子书》云：
孟冬分手，弟羁武林，兄便北上，已作骊歌，无由追送。弟薄岁除始返舍，即询知老年伯母尊体日佳。开春以来，见子服兄弟，益审动定。我兄可纵心场屋，了此区区，以慰弟辈之凉落矣。辕文言，兄出门时，意气谐畅，颇滑稽为乐。张三作侠，中间乃大有合离。某某在云雾之中，怅怅不休。何物篱落间人，乃尔颠倒人意。弟辈正坐无聊，借此一鼓掌耳。今里巷之间，又盛传我兄意盼阿云（寅恪按：李雯《蓼斋集》卷二二《除夕咏怀兼寄卧子》诗云：“闻君念窈娘。”舒章此诗作于崇祯六年癸酉除夕，正卧子在北京留待会试时。考窈娘事见孟棨《本事诗》“情感”类。窈娘为乔知之家婢，艺色为当时第一，固适切河东君身份。又据《河东君戊寅草·寒食雨夜十绝句》其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及《陈忠裕全集》卷一九《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雨中独上窈娘坟”等语，故知舒章所言之“窈娘”，即是阿云无疑矣），不根之论，每使人妇家勃溪。兄正木强人，何意得尔馨颓荡。乃知才士易为口实，天下讹言若此，正复不恶。故弟为兄道之，千里之外，与让木燕又一笑。若彝仲，不可闻此语也。
舒章书中所谓“孟冬分手”者，当是崇祯六年孟冬，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六年癸酉”条略云：
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唱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是岁纳妾蔡氏于家。
《陈忠裕全集》卷一五《陈李唱和集·留别舒章并酬见赠之作二首》其第一首结句云“秋深碣石有飞鸿”，附录李雯《送卧子计偕北上》诗原作，其第一首云“北极云平秋气屯”，其第二首云“翻然仗剑历秋城”等，可证卧子此次别舒章为深秋初冬之时。若卧子崇祯九年由松江赴北京会试，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九年丙子”条略云：
复当计偕，以先妣唐宜人久疾，予意不欲往，先妣以义勉之，冬尽始克行。
则卧子崇祯九年北行在年杪，必非所言之“孟冬”明矣。然则卧子与河东君相遇岂即在崇祯六年耶？鄙意在此年之前，亦有可能。何以言之？据《陈忠裕全集》卷一〇《属玉堂集·癸酉长安除夕》诗云：
岁云徂矣心内伤，我将击鼓君鼓簧。日月不知落何处，令人引领道路长。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可参同书卷一三《几社稿·除夕》五律，此“除夕”即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也）。梅花彻夜香云开，柳条欲系青丝缠。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今年此夕长安中，拔剑起舞难为雄。汉家宫阙暖如雾，独有客子知凄风。椒盘兽炭皆异物，梦魂不来万里空。吾家江东倍惆怅，天下干戈日南向。鹤驭曾无缑岭游，虎头不见云台上。且酌旨洒银筝前，汝曹富贵无愚贤。明朝曈曈报日出，我与公等俱壮年。
此诗题即是《癸酉长安除夕》，而诗中又有“去年此夕旧乡县”及“今年此夕长安中”等句，则此“红妆绮袖灯前见”之人，必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与卧子相遇。此人虽未明著其为谁，但检《卧子集》中与此诗前后时间距离不甚久所作《绮怀》诸篇观之，则此人非河东君莫属。故卧子于崇祯五年壬申冬季即遇见河东君，殊为可能。更据《陈眉公集》首载其子梦莲所撰《年谱》“天启七年七十岁”条云：
是冬（寅恪按：眉公生辰十一月初七日），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之事也。
及《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四年辛未”条略云：
试春官罢归，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间以诗酒自娱。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徵君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义相戒而止。
于此两“年谱”可得两结论：一为陈眉公生日之时，祝寿客中料必不少当日名姝如王修微辈。观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所述河东君寿眉公生日诗句，可为例证也。二为卧子会试不中式，牢骚愤慨，弃置八股时文，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但同时复以诗酒自娱，此“诗酒”即放情声色之义。前代相传俗语云：“秀才家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正卧子此时之谓也。检《陈忠裕全集》卷一三《几社稿》即崇祯五年壬申所作五律，其《除夕》诗之前，载《偕万年少李舒章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其第二首有“冰霜月起时”之句，是卧子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相近之时，曾谒眉公并宿于其山房，并同集卷一九《几社稿》有《吴阊口号》七绝十首，亦为崇祯五年冬季所作。依下文寅恪所考证，其中三首乃为河东君而赋者。由此言之，卧子至迟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不久以前，在苏州已得见河东君，或又返松江追踪河东君至佘山，于眉公生日时，复相遇于祝寿宾客之中也。更取《几社稿》中其他绮怀诸作，如崇祯五年春季所作《柳枝词》之类参之，则河东君卧子两人初次相遇，在崇祯五年春季，或竟早在四年冬季，亦未可知也。至于“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之句，“凤城”依通常解释，自指京师而言。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略云：“予幸登贤书，冬月偕计吏如京师。”及“崇祯四年辛未”条云：“试春官，罢归。”似亦可指崇祯三年庚午冬卧子第一次会试在京时事。然依诗中文气语意，此两句明是述崇祯五年除夕在松江情况。据嘉庆修《松江府志》卷七《山川志》有“凤凰山”，前引陈梦莲撰其父《继儒年谱》亦有“凤凰山”之语，似松江府城，亦可称“凤城”。若不然者，则卧子乃用典故，如《文选》卷二八所载陆士衡《长安有狭邪行》之类（可参《陈忠裕全集》卷四《陈李唱和集·长安有狭邪行》）。唯易“长安”为“凤城”耳。可参《陈忠裕全集》卷一三《几社稿·行乐词》十首，此词即崇祯五年所作也。舒章书中所言之“子服兄弟”，当即指卧子妻张孺人之五弟中张子服宽及子退密（参《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下》及后附胜时撰《三世苦节传》与《越游记》。并同书卷八《平露堂集》“送子服之维阳，兼讯子退，期以八月会淮南”诗题下按语，又光绪修《金山县志》卷一九《张履端传及弟轨端附子宽传》等）。若张孺人之幼弟子函，则在顺治四年子龙被逮时，清吏见其年稚，诱以利害，使之尽言子龙亲知，遂以此被释（见《卧子年谱·下·后王沄附录》）。以此点推之，则其在崇祯七年舒章作书时即使已生，当亦不过数岁（张孺人之父轨端卒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二月。见《陈忠裕全集》卷二九《张邵阳诔》），舒章所指，必非此人无疑。又张孺人别有弟处中，其名为宫，明代贡生（可参《陈忠裕全集》卷九《焚余草·同惠郎处中胜时分赋高士传》诗所附按语并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及《松江府志》卷四六《选举表》）。张氏兄弟既为子龙至亲，故舒章得从其处探悉子龙家中动定。又书中所述宋辕文之言，可与《陈忠裕全集》卷一〇《陈李唱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诗参证，俟后论之。至所言“张三作狭”之“张三”，未敢确定其为何人，然必非张孺人之诸弟张宽、张密等。因子服兄弟向畏惮其姊之尊严，自不敢参预张门快婿陈孝廉纳宠之事也。或疑此“张三”即张昂之，斯说殊有理由。据《陈忠裕全集》卷一五《属玉堂集·送张冷石太守之任阆中》七律题下附按语云：“张昂之号冷石。”又据光绪修《金山县志》卷一九《张昂之传》略云：
张昂之字匪激，天启二年进士。令庐陵时，魏珰禁伪学，檄毁天下书院。附阉者欲就建珰祠，昂之力持不可，卒坐夺职。崇祯初，起知保宁府，以功进川东道。寻告归，寄居郡北息庵。又尝筑圃佘山，自称六头头陀云。
及王沄《续卧子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略云：
是岁所与往来者，故人唯张冷石先生而已。
又“顺治四年丁亥”条略云：
五月十六日往载尸。十七日到张冷石先生斋，于其邻贳得一棺。张冷石先生，则先生之挚友且姻也。
故从社会气类亲友情谊言之，舒章书中作狭之“张三”，已有为张昂之之可能。又冷石此时，以闲居好事之身，筑圃佘山，此山适为河东君卜居之地，其可能性更复增大也。但昂之是否行三，尚未发现有何证据，姑识所疑于此，以俟详考。
至河东君所以卜居佘山之故，要与陈眉公继儒、施子野绍莘诸名士直接或间接不无关系。其直接关于眉公者，前已论及之矣。至于子野，则亦有间接之关系。兹请略言之。或疑前所引李雯《蓼斋集》卷三五《与卧子书》中“张三作狭”之张三即施子野。所谓“张三”者，非排行次第之义，而是“张三影”（宋张子野先）之简称，实指施绍莘而言也。检施绍莘《花影集》卷四《乐府·南商调·二郎神》及《春云卷·舟次赠云儿》。同书同卷《乐府小令·南商调·玉胞（抱）肚·赠杨姬和彥容作二首》、同书卷五《诗余·菩萨蛮·和彦容留别云姬》及《代云答》。然则此“云儿”“杨姬”“云姬”岂即河东君耶？
又考《青浦诗传》卷一二《施绍莘小传》略云：
施绍莘字子野，少为华亭县学生。负隽才，跌宕不羁。初筑丙舍于西佘之北，复构别业于南泖之西，自号峰泖浪仙。好声伎，与华亭沈友夔龙善，世称施沈。时陈继儒居东佘，诗场酒座常与招邀来往。工乐府，著《花影集》行世。早夭，无子。时共惜之。
及王昶《明词综》卷五《施绍莘小传》引《青浦诗传》略云：
子野作别业于泖上，又营精舍于西佘。时陈眉公居东佘，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亦慕宋张三影所作乐府，著《花影集》行世（可参《花影集》首颜彥容乃大序云：“冉冉月来云破，不负张郎中之后身。”及顾石萍《胤光》序云：“云破月来之句，不负自许张三影后身。”又同书卷一《泖上新居》，后附彥容跋云：“斋曰三影。”同书卷三《西佘山居记》云：“有斋两楹曰三影。予字子野，好为小词，故眉公先生以此名之”）。
则以施子野之为人及其所居之地言之，更似与河东君直接有关涉者。但东海黄公所辑《瑶台片玉甲种·下》载子野《舟次赠云儿》《决绝词》《有怀》等套曲。其《决绝词》自跋云：“庚申月夕秋水庵重题。”“庚申”为万历四十八年。又《花影集》卷五《菩萨蛮·代云答》词后第五首同调《雨中忆张冲如》词，序中有“天启改元正月五日得冲如靖州家报”之语，可知子野词中之“云”，时代太早，与河东君居佘山之年月不合，而舒章书中所言崇祯六年癸酉之“张三”其非施子野亦甚明矣。然据《陈眉公集》所载年谱“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条略云：
府君五十岁，得新壤于东佘。二月开土筑寿域，随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觐先生，割童山四亩相赠，遂构高斋，广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株，皆名种。后若徐若董，园圃相续。向有施公祠，亦一时效灵，而郡邑之礼香祭赛，并士女之游冶者，不之诸峰，而之东佘矣。
并子野《花影集》卷一《乐府·山园自述·自跋》云：
余别业在西佘之阴，迩来倩女如云，绣弓窄窄。冶游儿乌帽黄衫，担花负酒，每至达旦酣歌，并日而醉。
及同书卷三《西佘山居记》云：
每值春时，为名姬闺秀斗草拾翠之地。
是佘山一隅乃文士名姝游赏之盛地。后来河东君又卜居其处，要非无因也。总之，舒章书中之“张三”，甚难确指为施子野。但以子野与佘山有关，即间接与河东君卜居其地亦有关，故略论及之，以备一重公案云尔。
又舒章此书所言诸点，今难详知，然至少与卧子纳妾蔡氏一事，必有关系。因卧子于《自撰年谱》此年言“文史之暇，流连声酒”，观其此年《绮怀》诸作，可以证其不虚。李舒章《蓼斋集》卷二五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余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一首，此诗后又载《怀卧子》诗一首，有句云“可怜一别青霜后”，则知蔡氏非卧子满意之人，故“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也。卧子既不满意蔡氏，则纳以为妾，必出其妻张孺人之意，盖所以欲借此杜绝其夫在外“流连声酒”之行动，用心虽苦，终不生效，虽甚可笑，亦颇可怜。舒章所谓“使人妇家勃溪”乃事理所必至，自无足怪。“阿云”乃指河东君，详见第二章所考证。由此言之，凡《陈李唱和集》之大半及《属玉堂集》之一部分，所有《绮怀》诸诗，皆可认为与河东君有关，虽不中，亦不远也。
《秋潭曲》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之语，盖出《古今乐录·杨叛儿》第五首云：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卧子取河东君之姓氏与此歌名相结合，盖“杨叛儿”本亦作“杨伴儿”，歌之词意亦更相关联，颇为适切，“同心”二字尤情见乎辞矣（参《乐府诗集》卷四九《杨叛儿》题）。王胜时有《和董含拂水山庄吊河东君二绝句》（见董含《三冈识略》卷六“拂水山庄”条）其二云：
河畔青青尚几枝，迎风弄影碧参差。叛儿一去啼乌散，赢得诗人绝妙辞。
亦用此歌第二首“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之句，而胜时诗意复与此歌第六首云：
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
之句相关，殊为轻薄刻毒，大异于其师也。
复次，《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四《乐府·杨叛儿》云：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寅恪按：河东君后来易“杨”姓为“柳”，“影怜”名为“隐”，或即受太白诗之影响耶？据沈虬《河东君传》所云：“余于舟中见之（指杨爱），听其音，禾中人也。”然则河东君之乡音，固是“疑”“泥”两母难辨者，其以音近之故，易“影怜”之“影”为隐遁之隐，亦无足怪矣。至若隐遁之义，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如黄皆令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皆是例证，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故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
详绎卧子《集杨姬馆中》诗题之意，似陈彭宋三人之集于河东君寓所，本欲置酒痛饮，以遣其愁恨，三人皆以微病不能饮酒，而河东君亦然，据此河东君平日之善饮可以推见也。程嘉燧《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七律八首，此诗亦为河东君而作者，其第二首云：
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
则河东君之善饮足以为证。
又《有学集》卷九《红豆诗初集·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并序略云：
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戏作采花酿酒歌一首，以诗代谱。其文烦，其辞错，将以贻世之有仙才、具天福者。非是人也，则莫与知而好，好而解焉。
长干盛生贻片纸，上请仙客枕膝传（遵王注本“请”作“清”）。老夫捧持逾拱璧，快如渴羌得酒泉。归来夜发枕中秘，山妻按谱重注笺。却从古方出新意，溲和齐量频节宣。东风泛溢十指下，得其甘露非人间（“得其甘露”遵王注本作“得甘露灭”）。
《有学集》卷八《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丙申？）春留题之作》其第二十首云：
面似桃花盛茂开，隐囊画笥日徘徊。郎君会造逡巡酒，数笔云山酒一杯（自注云：“盛叟字茂开，子丹亦善画，常酿百花仙酒以养叟”）。
同书卷二〇《小山堂诗引》云：
比游钟山，遇异人，授百花仙酒方。采百花之精英以酿酒，不用曲蘖，自然盎溢。
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卷一四《盛鸾传附宗人盛胤昌传》云：
宗人胤昌字茂开，工画。持身高洁，年几九十，行步如少壮时。胤昌子丹，字伯含，山水法黄筌，尝作《秋山萧山图》，与弟琳《空山冒雨图》称二妙。琳字玉林，每当春日，酿花酒以养亲，胤昌顾而乐之。
《有学集》卷一九《归玄恭恒轩集·序》略云：
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翻《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各有能事，归子玄恭俨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两人若不相为谋者。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称许。把其本向长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剑外，每过武侯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身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按：同书卷五《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后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郎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答。”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阳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牧斋外集》卷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按：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卷四《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掺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人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予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杯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有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四通之二（寅恪按：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卷三六《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后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卷三三《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彥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鄮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按：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
寅恪按：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子。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尤为密切（见《牧斋初学集》卷五一《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尺牍》卷一《与冯秋水札》云：“西浙俊髦，无如冯范。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默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卷一四五《范骧传》、杜登春《社事本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卷七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卷一等）。
《有学集》卷四六《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书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受遵王，令勿远求罗浮铁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卷一〇《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大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㢧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甁盎泛溢回东风。世人酺糟啜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正，南薫独数松圆翁（“薫”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十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鄮山即周容，事迹见《鲒埼亭外集》卷六《周征君墓志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卷四四《叹誉赠俞次寅》（寅恪按：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鄮山所著《春酒堂诗话》关涉牧斋诸条。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公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全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唱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约自崇祯五年壬申起，最迟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二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酬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兹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二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几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唱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四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篱槛》两种。国朝王阮亭邹程村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萼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按：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之间隔，实为重要。兹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类，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掺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作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聚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郎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郎神》其次序为倒数第二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二十四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兹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编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按：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周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第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阳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阳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不能确言。其词云：
空回首，筠管榴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
羡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走，细腰空自守。
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
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兹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兹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卷二《三子诗余·序》云：
诗余始于唐宋，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非独壮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惰，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按：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卷二及《明词综小传》卷九。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借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唯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卷三《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
寅恪按：所可注意者，一为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二为《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辑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天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士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丘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瑟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唯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唯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栗，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流，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襟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按：影宋本《白氏文集》卷三五及《全唐诗》第七函《白居易》卷三五《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三八“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瞷远，宏达而微恣欤？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昼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阻，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奧，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眇，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按：《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楼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借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四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濛，庭阶之荟翳，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义气，此实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骄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栖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舍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由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睹也夫。陈子龙题。
寅恪按：卧子推重河东君之诗，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但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