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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似可不必讨论，此意昔贤亦有论及者矣。如《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云：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
又《欧阳文忠公集》附欧阳发等所述事迹云：
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坏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出前人之所未至。
寅恪按：自汉以来史官所记礼制止用于郊庙朝廷，皆有司之事，欧阳永叔谓之为空名，诚是也。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书》云：
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士大夫皆出草野，与古绝不相似矣。古人于亲亲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
寅恪按：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子敦之说是也。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
《通鉴》卷一七六《陈纪》“至德三年”条云：
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勒成百卷，戊辰诏行新礼。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北史》卷一一《隋本纪·上》同）云：
开皇五年春正月戊辰诏行新礼。
同书卷二《高祖纪·下》（《北史》卷一一《隋本纪·上》略同）云：
仁寿二年闰月己丑诏曰：“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佥议，可并修定五礼。”
同书卷六《礼志总序》略云：
高堂生所传士礼亦谓之仪，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黄初之详定朝仪，则宋书言之备矣。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陈武克平建业，多准梁旧。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通典》卷四一《礼典序》（参《南齐书》卷九《礼志序》及《魏书》卷一〇八《礼志序》）略云：
魏以王粲、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虽缀时礼，不足相变。晋初以荀顗、郑冲典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未成，属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其遗文也。江左刁协、荀崧补缉旧文，蔡谟又踵修缀。宋初因循，前史并不重述。齐武帝永明二年诏尚书令王俭制定五礼。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陈武帝受禅，多准梁旧。后魏道武帝举其大体，事多阙遗：孝文帝率由旧章，择其令典，朝仪国范焕乎复振。隋文帝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梁宾礼仪注》九卷贺撰注云：
按梁明山宾撰《吉仪礼注》二百六卷，《录》六卷；严植之撰《凶仪注》四百七十九卷，《录》四十五卷；陆琏撰《军仪注》一百九十卷，《录》二卷；司马褧撰《嘉仪注》一百一十二卷，《录》三卷；并亡。存者唯士吉及宾合十九卷。
《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
《隋朝仪礼》一百卷，牛弘撰。
《魏书》卷五九《刘昶传》（《北史》卷二九《刘昶传》同）略云：
刘昶，义隆第九子也，义隆时封义阳王，和平六年间行来降。于时（太和初）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亡。
同书卷九一《术艺传·蒋少游传》（《北史》卷九〇《艺术传·蒋少游传》同）略云：
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年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诏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少游又为太极立规模，与董尔、王遇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同书卷七《高祖纪·下》（《北史》卷三《魏本纪》同）云：
十年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以上朱衣玉珮大小组绶。
寅恪按：刘昶、蒋少游俱非深习当日南朝典制最近发展之人，故致互相乖诤。其事在太和十年以前，即《北史》卷四二《王肃传》所谓“其间朴略，未能淳”者。至太和十七年王肃北奔，孝文帝虚襟相待，盖肃之入北实应当日魏朝之需要故也。
《魏书》卷四三《房法寿传附族子景伯景先传》（《北史》卷三九《房法寿传附景伯景先传》同）略云：
法寿族子景伯，高祖谌避地渡河，居于齐州之东清河绎幕焉。显祖时三齐平，随例内徙为平齐民。景伯性淳和，涉猎经史。
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太和中例得还乡，郡辟功曹，州举秀才，值州将卒，不得对策，解褐太学博士。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当世儒宗，叹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国史，寻除司徒祭酒员外郎。侍中穆绍又启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迁步兵校尉，领尚书郎齐州中正，所历皆有当官之称。景先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言该典，今行于时。
《北史》卷二四《崔逞传附休传》（《魏书》卷六九《崔休传》同）略云：
休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灵和宋员外散骑侍郎，父宗伯始还魏。孝文纳休妹为嫔，兼给事黄门侍郎，参定礼仪。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北史》卷四二《刘芳传》同）略云：
刘芳，彭城人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兖州长史。芳出后伯父逊之。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中略）。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高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礼经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咸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义理精通，类皆如是。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
同书卷六七《崔光传》（《北史》卷四四《崔光传》同）略云：
崔光，东清河鄃人也。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甚为高祖所知待。高祖每对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其见重若是。
寅恪按：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
《北齐书》卷二九《李浑传附绘传》（《北史》卷三三《李灵传附绘传》同）略云：
司徒高邕辟为从事中郎，征至洛时勅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惟绘与太原王乂掌军礼。
寅恪按：《隋志》不载常景撰修之五礼，惟《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有《后魏仪注》三（疑五之误）十二卷，常景撰；《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史部》“仪注”类有常景《后魏仪注》五十卷。常景之书撰于元魏都洛之末年，可谓王肃之所遗传，魏收之所祖述，在二者之间承上启下之产物也。
又史志所谓《后齐仪注》者，即南朝前期文物变相之结集，故不可不先略述北齐修五礼之始末，以明《隋志》之渊源也。
《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北史》卷五六《魏收传》同）略云：
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多引文士令执笔，儒才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
《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道衡传》同）略云：
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
寅恪按：北齐后主时所修之五礼当即《隋志》之《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邺都典章悉出洛阳，故武平所修亦不过太和遗绪而已，所可注意者，则薛道衡先预修齐礼，后又参定以齐礼为根据之隋制，两朝礼制因袭之证此其一也。
据上所引旧籍综合论之，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梁礼并可概括陈代，以陈礼几全袭梁旧之故，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所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摹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则为自东晋迄南齐，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陈因梁旧，史志所载甚明，当于后文论之，于此先不涉及。惟北齐仪注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其关键实在王肃之北奔，其事应更考释，以阐明隋制渊源之所从出。前已略述北齐制礼始末，故兹专论王肃北奔与北朝文物制度之关系焉。
《北史》卷四二《王肃传》略云：
王肃，琅琊临沂人也。父奂及兄弟并为（南）齐武帝所杀，太和十七年肃自建业来奔。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故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
《魏书》卷六三《王肃传》略云：
肃自谓礼易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略云：
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南史》卷六二《徐摛传附陵传》同）略云：
太清二年兼通直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
《通鉴》卷一三九《齐纪》“武帝永明十一年冬十月王肃见魏主于邺”条云：
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寻除辅国大将军长史。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隋书》卷八《礼仪志》述隋丧礼节云：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重设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嘉宾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寅恪按：魏孝文帝之欲用夏变夷久矣，在王肃未北奔之前亦已有所兴革。然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然究属依稀恍忽，皆从间接得来，仍无居直接中心及知南朝最近发展之人物与资料可以依据，此《北史·王肃传》所谓“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者是也。魏孝文帝所以优礼王肃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夫肃在当日南朝虽为膏腴士族，论其才学，不独与江左同时伦辈相较，断非江左第一流，且亦出北朝当日青齐俘虏之下（见《魏书》卷五五及《北史》卷四二《刘芳传》），而卒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盖别有其故也。考《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云：
少撰古今丧服记并文集，并行于世。
又《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俭传》（参《通鉴》卷一三六《齐纪》“永明三年”条）云：
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何承天礼论三百卷，俭抄为八帙，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朝仪旧典晋末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
《文选》卷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云：
自宋末艰虞，百王浇季，礼紊旧宗，乐倾恒轨，自朝章国记，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顷，神无滞用。
据此，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章国故，著名当时。其《丧服记》本为少时所撰，久已流行于世，故掌故学乃南朝一时风尚也。仲宝卒年为永明七年（见《南齐书》《南史》俭本传）王肃北奔之岁为北魏太和十七年，即南齐永明十一年，在俭卒以后，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熏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于此欤？牛弘诋斥王俭，而其所修《隋朝仪礼》，仍不能不采俭书，盖俭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既经王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所以弘虽由政治及地域观点立论，谓“后魏及齐，风牛本隔”，然终于“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也。又史言弘“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而奇章反讥前人之取法江左，可谓数典忘祖，无乃南北之见有所蔽耶？或攘其实而讳其名耶？兹举一例以证之：
《隋书》卷四九《牛弘传》（《北史》卷七二《牛弘传》同）云：
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若仅据此传，似献后丧礼悉定自弘，而“斯须之间仪注悉备”，所以杨素有“礼乐尽在此矣”之叹，及检《北史》卷三八《裴佗传附矩传》（《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略同）云：
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
始知弘之能于斯须之间决定大礼者，乃以东齐仪注为依据，且所与共参定之人亦皆出自东齐者也（见《北史·隋书·裴矩传》及《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〇二《李百药传》）。杨素之赞叹，殆由弘讳言其实，而素又不识其底蕴耶？
又《通鉴》卷一七九《隋纪》“文帝仁寿二年”条云：
闰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修五礼。
寅恪按：《隋书》《北史》载文帝诏修五礼，在是年闰十月己丑，连接此前之一条即“甲申诏尚书左仆射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谬”条，今《通鉴》以修五礼之诏移置甲申，颇疑有所脱误也（严衍《通鉴补正》及章钰《通鉴正文校宋记》俱未之及）。更可注意者，则《隋志》明言弘等之修五礼悉以东齐仪注为准，乃最扼要之语，而温公不采及之，似尚未能通解有隋一代礼制之大源，殊可惜也。
又隋代制礼诸臣其家世所出籍贯所系亦可加以推究，借以阐明鄙意，即前章所言隋唐制度出于（一）（北）魏、（北）齐，（二）梁、陈，（三）（西）魏、（北）周之三源者。请据《隋书》卷二《高祖纪》及《北史》卷一一《隋本纪》仁寿二年闰十月诏书中所命修定五礼诸臣及其他与制礼有关之人，如前引《北史·裴佗传》《隋书·裴矩传》中之裴矩，《隋书》卷七五《北史》卷八二《儒林传》之刘焯、刘炫及《两唐书·李百药传》中之李百药，逐一讨论于下：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诏书所命修撰五礼之杨素、苏威俱以宰辅资位摄领修礼，以恒例言之，乃虚名，非实务也。然素与威二人间仍有区别，亦未可以一概论。《隋书》卷四八《杨素传》（《北史》卷四一《杨敷传附素传》同）虽云：
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研精不倦，多所通涉。
然《隋书》卷四一《苏威传》（《北史》卷六三《苏绰传附威传》同）则云：
上（高祖）因谓朝臣曰：“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夫修撰五礼即斟酌古今之事，文帝既不以此许素，则素之得与此役，不过以尚书左仆射首辅之资位监领此大典而已。故关于杨素可置不论。
至于苏威虽与杨素同以宰辅之职监领修撰，但事有殊异，可略言之。据前引史文，隋文帝既以斟酌古今特奖威，则威之与闻修撰，匪仅虚名监领，可以推知。又《隋书·苏威传》（《北史》略同）云：
俄兼纳言民部尚书。初威父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税，务从轻典，上悉从之。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踳驳，上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能。所修格令章程并行于当世，然颇伤苛碎，论者以为非简允之法。
凡此史文其意固多指威之修定律令，但礼律关系至密。威本西魏苏绰之子，绰为宇文泰创制立法，实一代典章所从出。威既志在继述父业，文帝称其斟酌古今，必非泛美之词，故威之与素不得同论，而威之预知修礼，亦非止尸空名绝无建树者之比无疑也。考《周书》卷二三《苏绰传》（《北史》卷六三《苏绰传》同）云：
苏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属太祖（宇文泰）与公卿往昆明池观鱼，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
此节为史记苏绰之所以遇合宇文泰之一段因缘，实可借以觇古今之变迁。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绰本关中世家，必习于本土掌故，其能对宇文泰之问，决非偶然。适值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此绰所以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岂无故哉！质言之，苏氏之志业乃以关中地域观念及魏晋家世学术附合鲜卑六镇之武力而得成就者也。故考隋唐制度渊源者应置武功苏氏父子之事业于三源内之第三源，即（西）魏、周源中，其事显明，自不待论。
《隋书》卷四九《牛弘传》（《北史》卷七二《牛弘传》略同）略云：
牛弘，安定鹑觚人也。本姓尞氏，祖炽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开皇初迁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三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赍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三年拜礼部尚书，奉勅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上甚善其议，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事在礼志。上甚敬重之，拜吏部尚书。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诏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此节之解释见上文）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高祖，高祖纳焉，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从拜恒岳，坛场、珪币、墠畤、牲牢，并弘所定。
史臣曰：“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辛彦之传》（《北史》卷八二《儒林传·下·辛彦之传》同）略云：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辅周渭州刺史。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太祖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掌仪制，明武时历职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
兹择录牛弘、辛彦之两传事迹较详者，盖欲以阐明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质，其关于西域文明、中外交通等，为世人所习知，且非本书讨论范围，于此可不论。兹所论者，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昔人未曾涉及，故不揣愚陋，试为考释之于下：
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借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三国志·魏志》卷一三《王朗传附子肃传》末云：
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
一节下裴注云：
魏略以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其序曰：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贾洪，京兆新丰人也。
薛夏，天水人也。
隗禧，京兆人也。
又《魏志》卷二五《高堂隆传》，略云：
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据上引史文可证明二事：一为自汉末乱后，魏世京邑太学博士传授学业之制徒为具文，学术中心已不在京邑公立之学校矣；二为当东汉末中原纷乱，而能保持章句之儒业，讲学著书，如周生烈、贾洪、薛夏、隗禧之流，俱关陇区域之人，则中原章句之儒业，自此之后已逐渐向西北移转，其事深可注意也。
《晋书》卷八六《张轨传》略云：
张轨，安定乌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学显，与同郡皇甫谧善。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于是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冑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遣始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等具状以闻，州中父老莫不相庆。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中略）天锡窘逼，降于苌等，自轨为凉州，至天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坚大败于淮肥，时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于阵归国。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及归朝甚被恩遇。
同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略云：
吕光，略阳氐人也。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以讨西域。龟兹王帛纯拒光，光入其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张掖督邮傅曜考核属县，而丘池令尹兴杀之，投诸空井。曜见梦于光，光寤遣使覆之，如梦。光怒，杀兴。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
同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略云：
武昭王讳暠，字玄盛，陇西成纪人，姓李氏，世为西州右
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历位郡守；祖弇仕张轨为武卫将军安世亭侯；父昶早卒，遗腹生玄盛。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吕光末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谷令。敏寻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等以玄盛有惠政，推为敦煌太守。及业僭称凉王，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玄盛谓群僚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竞起，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前遣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惟蒙逊鸱跱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为戎虏所制，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诸君以为何如？”张邈赞成其议，遂迁居于酒泉。手令诫其诸子曰：“寮佐邑宿尽礼承敬，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沮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于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文，感兵难繁兴，时俗喧竞，乃著《大酒容赋》以表恬豁之怀。与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归晋，遇害江南，玄盛闻而吊之。玄盛前妻辛纳女，贞顺有妇仪，先卒，玄盛亲为之诔。自余诗赋数十篇。（中略）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灭，据河右凡二十四年。
同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云：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
又同书同卷《秃发利鹿孤载记》略云：
利鹿孤谓其群下曰：“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祠部郎中史嵩对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选耆德硕儒，以训冑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冑子。
又同书同卷《秃发傉檀载记》略云：
姚兴遣其尚书韦宗来观衅，宗还长安，言于兴曰：“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未可图也。”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义熙十年灭。
同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略云：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逊为使持节大都督、凉州牧张掖公。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蒙逊西祀金山，卑和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蒙逊以安帝隆安五年自称州牧，义熙八年僭立，后八年而宋氏受禅，以元嘉十年死，在伪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为魏氏所擒，合三十九载而灭。
同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略云，
兴征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尚既至长安，坐匿吕氏宫人，擅杀逃人薄禾等，禁止南台。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等生自西州，位忝吏端，主辱臣忧，故重茧披款，惟陛下亮之。”兴览之大悦，谓其黄门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与臣州里，西方之英俊。”兴曰：“有表理王尚，文义甚佳，当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台禁止，不与宾客交通，敞寓于杨桓，非尚明矣。”兴曰：“若尔，桓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评敞甚重，优于杨桓，敞昔与吕超周旋，陛下试可问之。”兴因谓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谁辈？”超曰：“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宁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余文比之，未足称多，但当问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区宇格物。”兴悦，赦尚之罪，以为尚书。
同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凉州”条，略云：
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天锡降于苻氏，其地旋为吕光所据。吕光都于姑臧，及吕隆降于姚兴，其地三分。武昭王为西凉，建号于敦煌；秃发乌孤为南凉，建号于乐都；沮渠蒙逊为北凉，建号于张掖，而分据河西五郡。
综合上引史文，凡河西区域自西晋永宁至东晋末世，或刘宋初期，百有余年间，其有关学术文化者亦可窥见一二。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见《北平图书馆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汤用彤先生《读刘劭〈人物志〉》论文，及一九三七年《清华学报》拙作《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宗敞之见赏于姚兴，斯又其一例也。至于陇右即晋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既可受长安之文化，亦得接河西之安全，其能保存学术于荒乱之世，固无足异。故兹以陇右河西同类并论，自无不可也。
既明乎此，然后可以解释陇右、河西之文化与北魏初期即太武时代中原汉族之文化，及北魏后期即孝文、宣武时代中原汉族文化递嬗同异之关系，请略引旧史以证之（参考《通鉴》卷一二三《宋纪》“元嘉十六年十二月魏主犹以妹婿待沮渠牧犍”条）。
《魏书》卷五二以赵逸等十二人为一卷，《北史》卷三四于赵逸等十二人外复加以游雅、高闾，又别取《魏书》卷九一《术艺传》之江式合为一卷，寅恪以为游雅、高闾二人非秦凉学者，可不列入；至江式则亦源出河西，与赵逸等并为一卷，体例甚合。故兹节录《魏书》《北史》赵逸等十二人传及江式传，又《魏书》《北史·程骏传》，《宋书》《南史·杜骥传》，并取《魏书》《北史》所载崔浩、李冲、李韶、常爽、常景、源怀等事迹关涉河西人士文化学术者于下，以资论证（又《魏书》《北史》之《袁式传》虽与河西无涉，但北魏之“外国远方名士”与崔浩有关，故亦节取传文，附于后焉）。
《魏书》卷五二《赵逸传》（《北史》卷三四《赵逸传》同）略云：
赵逸，天水人也。好学夙成，仕姚兴历中书侍郎，为兴将齐难军司，征赫连屈丐，难败，为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书侍郎。神䴥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赋诗，逸制诗序，时为称善久之。性好坟典，白首弥勤，年逾七十，手不释卷。凡所著述，诗赋铭颂五十余篇。
同书同卷《胡方回传》（《北史》卷三四《胡方回传》同）略云：
胡方回，安定临泾人。方回赫连屈丐中书侍郎，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世祖破赫连昌，方回入国，雅有才尚，未为时所知也。后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迁侍郎。与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
同书同卷《胡叟传》（《北史》卷三四《胡叟传》同）略云：
胡叟，安定临泾人也。世有冠冕，为西夏著姓。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乃为诗示所知广平程伯达，其略曰：“望卫惋祝鮀，眄楚悼灵均。”伯达见诗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今则宪章无亏，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吾之择木，夙在大魏，与子暂违，非久阔也。”岁余牧犍破降，叟既先归国，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复始男。高宗时召叟及舒并使作檄刘骏蠕蠕文，舒文劣于叟。顺阳数子禀叟奖示，颇涉文流。闾作宣命赋，叟为之序。
同书同卷《宋繇传》（《北史》卷三四《宋繇传》同）略云：
宋繇，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张轨子孙，父僚张玄靓龙骧将军武兴太守。随彦至酒泉，追师求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业拜繇中散常侍。西奔李暠，历位通显。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委托之。世祖并凉州，从牧犍至京师，卒。
同书同卷《张湛传》（《北史》卷三四《张湛传》同）略云：
张湛，敦煌人，魏执金吾恭九世孙也。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仕沮渠蒙逊，凉州平，入国，年五十余矣。司徒崔浩识而礼之，浩注易，叙曰：“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其见称如此。湛至京师，家贫不粒，浩常给其衣食，荐为中书侍郎。湛知浩必败，固辞，每赠浩诗颂，多箴规之言。浩亦钦敬其志，每常报答，极推崇之美（此三十八字北史文）。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兄怀义，崔浩礼之与湛等（此七字北史文）。
同书同卷《宗钦传》（《北史》卷三四《宗钦传》同）略云：
宗钦，金城人也。父燮，吕光太常卿。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侍郎、世子洗马。钦上东宫侍臣箴。世祖入凉州，入国，拜著作郎。与高允书赠诗，允答书并诗，甚相褒美（此十五字北史文）。崔浩之诛也，钦亦赐死。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
同书同卷《段承根传》（《北史》卷三四《段承根传》同）略云：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父晖，乞伏炽磐以晖为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磐子暮末袭位，晖父子奔吐谷浑暮璝。暮璝内附，晖与承根归国，世祖素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晖从世祖至长安，有人告晖欲南奔，世祖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斩之于市。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著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引与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为敦煌公李宝所敬待。浩诛，承根与宗钦俱死。
同书同卷《阚骃传》（《北史》卷三四《阚骃传》同）略云：
阚骃，敦煌人也。祖倞有名于西土，父玖为一时秀士。骃博通经传，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注王朗《易传》，学者借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姑臧平，乐平王丕镇凉州，引为从事中郎。王薨之后还京师，卒，无后。
同书同卷《刘昞传》（《北史》卷三四《刘延明传》同）略云：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以儒学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瑀遂以女妻之。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六沈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昞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次仲礼留乡里。太和十四年尚书李冲奏：“昞河右硕儒，今子孙沈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于是除其一子为郢州云阳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在兹，篇籍之美颇足可观。维祖逮孙相去未远，而令久沦皂隶，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为窃叹，乞敕尚书推检所属，甄免碎役。”四年六月诏曰：“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河西人以为荣。
同书同卷《赵柔传》（《北史》卷三四《赵柔传》同）略云：
赵柔，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世祖平凉州，内徙京师。高宗践阼，拜著作郎。
同书同卷《索敞传》（《北史》卷三四《索敞传》同）略云：
索敞，敦煌人。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凉州平，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子弟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授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敞以丧服散在众篇，遂撰比为《丧服要记》。
同书同卷《阴仲达传》（《北史》卷三四《段承根传附阴仲达事迹》）略云：
阴仲达，武威姑臧人，少以文学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卒。
同书《术艺传·江式传》（《北史》卷三四《江式传》同）略云：
江式，陈留济阳人也。六世祖琼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祖强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余法，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父绍兴，高允奏为秘书郎，掌国史二十余年。式少传家学，除符节令，以书文昭太后尊号谧册特除奉朝请，仍符节令，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官至太子洗马，出为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暨臣暗短，渐渍家风，参预史宫，题篆宫禁，是以敢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训诂假借之谊，佥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则阙如也。”诏曰：“可如所请。”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其书竟未能成。
同书卷六〇《程骏传》（《北史》卷四〇《程骏传》略同）略云：
程骏，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骏少孤贫，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骏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爽性则冲真丧。”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矣。”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践阼，拜著作佐郎，未几迁著作郎。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畅。”拜秘书令，沙门法秀谋反伏诛，骏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又奏得一颂，始于固业，终于无为十篇。太和九年卒，所制文笔自有集录，弟子灵虬。
《北史》卷二一《崔宏传附崔浩传》云：
浩有鉴识，以人伦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征海内贤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国远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力也（寅恪按：《魏书》卷三五《崔浩传》无此节）。至于礼乐宪章皆宗于浩。
《魏书》卷五三《李冲传》（《北史》卷一〇〇《序传》同）略云：
李冲，陇西人，敦煌公宝少子也。显祖末为中书学生，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渐见宠待，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旧无三长，惟立宗土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遂立三长，公私便之。迁中书令，寻转南部尚书。冲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密致珍宝异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于是始为富室，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羁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接待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荥阳郡开国侯，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诏曰：“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将以今春营改正殿，尚书冲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定都洛阳以冲为镇南将军，委以营构之任，迁为尚书仆射。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按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越官次。冲卒，高祖为举哀于悬觚，发声悲泣，不能自胜。诏曰：“太和之始早委机密，鸿渐瀍洛，升冠端右，可谓国之贤也，朝之望也。”赠司空公，有司奏谧曰文穆，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后车驾自邺还洛，路经冲墓，高祖卧疾，望坟掩泣久之，诏曰：“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怀。”与留京百官相见，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泪。高祖得留台启知冲患状，谓宋弁曰：“仆射执我枢衡，总厘朝务，朕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无后顾之忧，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怆慨。”其相痛惜如此。
同书卷三九《李宝传》（《北史》卷一〇〇《李宝传》同）略云：
宝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
长子韶，延兴中补中书学生，袭爵姑臧侯，除仪曹令。时修改车服及羽仪制度，皆令韶典焉。高祖将创建都之计，诏引侍臣访以古事。韶对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高祖称善。起兼将作大匠，敕参定朝仪。
同书卷八四《儒林传·常爽传》（《北史》卷四二《常爽传》同）略云：
常爽，河内温人，魏太常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世祖西征凉土，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世祖嘉之，赐仕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励有方。允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其为通识叹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其略注行于世。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子文通历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别有传。
同书卷八二《常景传》（《北史》卷四二《常景传》同）略云：
景少聪敏，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学博士，高祖亲得其名，既而用之。后为门下录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诏景赴京，还修仪注，又勑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永熙二年监议事（寅恪按：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魏五礼”条云疑监议下脱去“五礼”二字）。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载：
《后魏仪注》五十卷。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载：
《后魏仪注》卷三（寅恪按：三疑五之误）十二卷，常景撰。《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仪注”类载：
常景《后魏仪注》五十卷。
《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同）略云：
源贺，自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盘所灭，贺自乐都来奔，世祖素闻其名，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长子延，延弟思礼后赐名怀，迁尚书令，参议律令。
《北史》卷二八《源贺传附玄孙师传》（参考《北齐书》卷五〇《恩倖传·高阿那肱传》，又《隋书》卷六六《源师传》删略“汉儿”语殊失其真）略云：
师少知名，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师出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其能久乎？齐亡无日矣。”寻周武平齐。
《通鉴》卷一七一《陈纪》太建五年夏四月载此事，胡注云：
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通鉴》详书之，又一慨也。
同书卷一二三《宋纪》“元嘉十六年十二月，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条，胡注云：
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宋书》卷六五《杜骥传》（《南史》卷七〇《循吏传·杜骥传》同）略云：
杜骥，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地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晚度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曰：“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业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寅恪按：杜坦所言，亦可与《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参证）
《魏书》卷三八《袁式传》（《北史》卷二七《袁式传》同）略云：
袁式，陈郡阳夏人。父渊司马昌明侍中。式在南历武陵王遵谘议参军，与司马文思等归姚兴。泰常二年归国，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式沈靖乐道，周览书传，至于诂训仓雅偏所留怀，作字释未就。
寅恪按：《崔浩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传》卦解《易》，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实为汉儒旧谊，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诂》一书，愈可证明者也。盖当日中原古谊，久已失传，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其地学者，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而于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欤？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程骏与刘昞之言，乃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合一之论，此说为晋代清谈之焦点，王阮之问答（《世说新语·文学》篇“阮宣子有令问”条，以为阮脩答王衍之言，《晋书》卷四九《阮瞻传》则以为阮瞻对王戎之语，其他史料关于此者亦有歧异，初视之似难定其是非。其实此问若乃代表当时通性之真实，其个性之真实虽难确定，然不足致疑也。又此问题当时有实际政治及社会之关系，不仅限于玄谈理论，寅恪别有文考之，兹不详论），所谓“将无同”三语，即实同之意，乃此问题之结论，而袁宏《后汉纪》之议论，多为此问题之详释也（《后汉纪》卷二二延嘉九年及同书卷二三建宁二年之所论乃其最显著者，其余散见诸卷，不可悉举）。自晋室南渡之后，过江名士尚能沿述西朝旧说，而中原旧壤久已不闻此论，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朝遗说之一证也。至李冲者，西凉李暠之曾孙，虽以得幸文明太后遂致贵显，然孝文既非庸暗之主，且为酷慕汉化之君，其付冲以端揆重任，凡制定礼仪律令，及营建都邑宫庙诸役，以及其他有关变革夷风摹拟汉化之事，无不使冲参决监令者，盖几以待王肃者待冲，则冲之为人必非庸碌凡流，实能保持其河西家世遗传之旧学无疑也。魏初宗主督护之制（参考《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盖与道武时离散部落为编户一事有关，实本胡部之遗迹（参考《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及《北史》卷八〇《外戚传·贺讷传》、卷九八《高车传》等，兹不详论。《魏书·贺讷传》《高车传》皆取之《北史》），不仅普通豪族之兼并已也。李冲请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亦用夏变夷之政策，为北魏汉化历程之一重要阶段，其事发于李冲，岂偶然哉！又史言冲以过于笃厚亲旧见讥，如《北史》卷一六《广阳王建附深（渊）传》所言：
深（渊）上书曰：“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
当即指上引《刘昞传》中李冲请褒显刘昞子孙之类而言，但太和以后正光之时，崔光复请免昞孙碎役。夫光为由南入北之汉族世家，与凉州人士绝无关涉，太和之后李冲久死，光之请免役，自由于爱慕河西汉族文化所致，而元渊之所谓丰沛旧门即指六镇鲜卑及胡化汉人，岂可与之并论乎？又李韶者，宝之嫡孙，冲之犹子也。孝文帝用夏变夷改革车服羽仪诸制度，悉令韶典之，则韶亦能传其河西家世之学无疑。又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当日鲜卑旧人均表反对，韶既显赞其谋，冲又卒成其事，迁洛之役，李氏父子始终参预，然则竟谓北魏迁洛与河西文化有关，亦无不可也，其详当于后论《都城建筑》节中述之。常爽出自凉州世族，而为北魏初大师，代京学业之兴，实由其力，其见重于崔浩、高允诸人，固其宜矣。常景为太和以后礼乐典章之宗主，河西文化于北朝影响之深巨，此亦一例证也。源氏虽出河西戎类，然其家世深染汉化，源怀之参议律令尤可注意，观高阿那肱之斥源师为汉儿一事，可证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故略附著鄙意于此，当详悉别论之。若胡梅磵所言，尚不足以尽此问题也。至江式请撰古今文字表中所述，其家自西晋以来避乱凉州，文字之学，历世相传不坠诸事实，足知当日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凉州一隅，其秩序较中原为安全，故其所保存者亦较中原为多。此不独江氏一族文字之学如是，即前引秦凉学者及杜骥诸传所载，其家世之学亦无不与江氏相同。由此言之，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但其本身性质及后来影响，昔贤多未措念，寅恪不自揣谫陋，草此短篇，借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
又北魏之取凉州，士人年老者如刘昞之流，始听其一子留乡里侍养，似河西文化当亦随之而衰歇。但其邻近地域若关陇之区，既承继姚秦之文化，复享受北魏长期之治安，其士族家世相传之学术必未尽沦废，故西北一隅偏塞之区，值周隋两朝开创之际，终有苏氏父子及牛辛诸贤者，以其旧学，出佐兴王，卒能再传而成杨隋一代之制，以传之有唐，颇与北魏河西学者及南朝旧族俱以其乡土家世之学术助长北魏之文化，凝铸混和，而成高齐一代之制度，为北朝最美备之结果以传于隋唐者，甚相类也。至其例证，非本章所能尽具，当于论职官、刑律诸章更详言之。
上文已将隋唐制度三源中之（西）魏、周一源及南朝河西文化之影响约略述之矣。兹于（北）魏、（北）齐一源之中，除去关涉南朝及河西文化者不重复论述外，专就元魏孝文以后，迄于高齐之末，洛阳邺都文化之影响于隋唐制度者考证之。
夫拓跋部族自道武帝入居中原，逐渐汉化，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汉化之程度虽较前愈深，然孝文之所施为，实亦不过代表此历代进行之途径，益加速加甚而已。在孝文同时，其鲜卑旧族如穆泰等（见《魏书》卷二七、《北史》卷二〇《穆崇传》）其对于汉化政策固不同意，即孝文亲子如废太子恂（见《魏书》卷二二、《北史》卷一九《废太子恂传》）亦“谋召牧马，轻骑奔代”，则鲜卑族对汉化政策反抗力之强大，略可窥见，因以愈知孝文之假辞南侵，遂成迁都之计者（见《魏书》卷五三《李冲传》、《北史》卷一〇〇《序传》）诚为不得已也。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故魏末六镇之乱，虽有诸原因，如饥馑虐政及府户待遇不平之类，然间接促成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河阴之大屠杀实胡族对汉化政策有意无意中之一大表示，非仅尔朱荣、费穆等一时之权略所致也（见《魏书》卷七四、《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及《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像）。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见《北齐书》卷一《神武纪》、《北史》卷六《齐本纪》、《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等），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虽然，高欢本身，生于六镇，极度胡化，其渤海世系即使依托，亦因以与当日代表汉化之山东士族如渤海之高氏、封氏及清河博陵之崔氏等不得不发生关系（见《北齐书》卷二一《高乾、封隆之传》，《北史》卷三一《高允传》、卷二四《封懿传》，《北齐书》卷二三《崔悛传》，《北史》卷二四《崔逞传》，《北齐书》卷三〇《崔暹传》，《北史》卷三二《崔挺传》，《北齐书》卷三九《崔季舒传》，《北史》卷三二《崔挺传》，《北齐书》卷三〇《高德政传》，《北史》卷三一《高允传》等）。其子澄尤为汉化，据《北齐书》卷三《文襄纪》（《北史》卷六《齐本纪》同）云：
元象元年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
夫当时所谓“妙选人地”，即“选用汉化士族”之意义，故高氏父子既执魏政，杨（愔）、王（昕及晞）既因才干柄用，而邢（邵）、魏（收）亦以文采收录（见《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北史》卷四一《杨播传》；《北齐书》卷三一《王昕传》，《北史》卷二四《王宪传》；《北齐书》卷三六《邢邵传》，《北史》卷四三《邢峦传》；《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北史》卷五六《魏收传》）。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炽盛于邺都。魏孝文以来，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故宇文泰所不得不深相畏忌，而与苏绰之徒别以关陇为文化本位，虚饰周官旧文以适鲜卑野俗，非驴非马，借用欺笼一时之人心，所以至其子（武帝）并齐之后，成陵之鬼馁，而开国制度已渐为仇雠敌国之所染化（见下章论职官、刑律、兵制诸书）。然则当日山东邺都文化势力之广大可以推知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仁寿二年十月己丑诏书所命修撰五礼之薛道衡、王劭及与制礼有关之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齐，以广义言，俱可谓之齐人也。兹节引史传证之如下：
《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同）略云：
薛道衡，河东汾阴人也。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除尚书左外兵郎。待诏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复以本官直中书省，寻拜中书侍郎。后主之时渐见亲用，颇有附会之讥，后与斛律孝卿参预政事。及齐亡，周武引为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高祖作相，从元帅梁睿击王谦，摄陵州刺史。高祖受禅，坐事除名。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除吏部侍郎，坐党苏威除名，配防岭表。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后数岁授内史侍郎。
寅恪按：道衡家世本出北齐，其本身于北齐又修定五礼，参预政事，及齐亡历周入隋，复久当枢要，隋文命其修定隋礼，自为适宜，而道衡依其旧习，效力新朝，史言隋礼之修“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自所当然也。
《隋书》卷六九《王劭传》（《北史》卷三五《王慧龙传》同）略云：
王劭，太原晋阳人也。父松年齐通直散骑侍郎。齐尚书仆射魏收辟参开府军事，累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
《北史》卷三八《裴佗附矩传》（《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略同）略云：
裴佗字元化，河东闻喜人也。六世祖诜仕晋，位太常卿，因晋乱，避地凉州，苻坚平河西，东归，因居解县，世以文学显（寅恪按：此亦河西文化世家也）。矩仕齐为高平王文学，齐亡不得调。隋文帝为定州总管，补记室，甚亲近之，以母忧去职。及帝作相，遣使驰召之，参相府记室事。受禅，迁给事郎，奏舍人事，除户部侍郎，迁内史侍郎。上以启人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还为尚书左丞。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隋书·裴矩传》不载李百药名）等据齐礼参定（此条大部前已征引，并附论证，见上文）。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刘焯传》（《北史》卷八二《儒林传·下·刘焯传》同）略云：
刘焯，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
同书同卷《刘炫传》（《北史》卷八二《儒林传·刘炫传》同）略云：
刘炫，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引为户曹从事，后奉勅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又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旁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旁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适，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适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遂寝其事。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于炫。
同书卷四二《李德林传》（《北史》卷七二《李德林传》同）略云：
李德林，博陵安平人也。齐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又令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及周武帝克齐，入邺之日勅小司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齐之利，唯在于尔，朕本畏尔逐齐主东走，今闻犹在，大以慰怀，宜即入相见。”道和引之入内，遣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俗风政教人物善恶，即留内省，三宿乃归，仍遣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后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开皇元年勅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事讫奏闻，别赐九环金带一腰、骏马一匹，赏损益之多也。
《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新唐书》卷一〇二《李百药传》同）略云：
李百药，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谢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寿宫令袭父爵。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勇又召为东宫学士。诏令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贞观元年召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
寅恪按：王劭、刘焯、刘炫皆北齐儒学之士，而二刘尤为北朝数百年间之大儒。观炫驳牛弘二品官降旁亲服一等之议，则知山东礼学远胜于关陇也。裴矩用东齐仪注以佐牛弘定独孤后丧礼，已于前文论之。李德林为齐代文宗，周武得之，特加奖擢。百药承其家学，既参定隋文献皇后丧议，复于唐贞观世修定五礼，则隋唐礼制与北齐人士有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也。
论隋唐制度（北）魏、（北）齐之源既竟，兹略考其梁陈之源，凡隋高祖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诏书所命修定五礼诸臣中如许善心、虞世基，以及其名不见于此诏书中而亦预闻修定礼仪制度之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俱属于梁陈系统者也。以后略依时代先后，节录史传之文，证之如下：
《隋书》卷五八《明克让传》（《北史》卷八三《文苑传·明克让传》同）略云：
明克让，平原鬲人也，父山宾梁侍中。克让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仕历司徒祭酒、尚书都官郎中、散骑侍郎、国子博士、中书侍郎。梁灭，归于长安，周明帝引为麟趾殿学士。高祖受禅，拜太子内舍人。转率更令，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于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诏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当朝典故多所裁正。开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卒年七十。
寅恪按：《梁书》卷二七《明山宾传》（《南史》卷五〇《明僧绍附山宾传》同）略云：
山宾年十三博通经传。梁台建，为尚书驾部郎，迁治书侍御史右军记室参军，掌治吉礼。时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所著《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礼服仪》十五卷（参上文所引《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梁吉礼仪注条）。
据此，山宾为梁代修定仪注之人，以礼学名世；克让承其父学，据梁朝之故事，修隋室之新仪；牛弘制定五礼，欲取资于萧梁，而求共事之人，则克让实其上选无疑也。
《隋书》卷八《礼仪志》略云：
开皇中，诏太常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
《梁书》卷二八《裴邃传附之礼传》（《南史》卷五八《裴邃传》同）云：
子政承圣中官至给事黄门侍郎，江陵陷，随例入西魏。
《隋书》卷六六《裴政传》（《北史》卷七七《裴政传》同）略云：
裴政，河东闻喜人也。高祖寿孙从宋武帝家于寿阳，祖邃梁侍中左卫将军豫州大都督，父之礼廷尉卿。政博闻强记，达于时政，为当时所称。江陵陷，与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师，授员外散骑侍郎，引事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寻授刑部下大夫。政明习故事，参定周律，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又善钟律。宣帝时以忤旨免职，高祖摄政，召复本官。开皇元年转率更令，诏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
寅恪按：裴政为南朝将门及刑律世家，其与卢辩之摹仿周礼，为宇文泰文饰胡制，童牛角马，贻讥通识，殆由亡国俘囚受命为此，谅非其所长及本心也。故一入隋代，乃能与苏威等为新朝创制律令，上采魏晋，下迄齐梁，是乃真能用南朝之文化及己身之学业，以佐成北朝完善之制度者，与其在西魏北周时迥不相同，今以其属于刑律范围，俟于后《刑律》章论之。
《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北史》卷八三《文苑传·许善心传》同）略云：
许善心，高阳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善心家有旧书万余卷，皆徧通涉。贞明二年聘于隋，遇高祖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累表请辞，上不许，留絷宾馆。及陈亡，高祖勅以本官直门下省。十七年除秘书丞。二年加摄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
寅恪按：《梁书》卷四〇《许懋传》（《南史》卷六〇《许懋传》同）略云：
尤晓故事，称为仪注之学。天监初，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高祖雅好礼，因集儒学之士草封禅仪，将欲行焉，懋以为不可，因建议，高祖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旨以答请者，由是遂停。宋齐旧仪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监七年，懋始请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仪注犹云服衮冕。懋驳云：“礼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远，须贵诚质，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问：“凡求阴阳，应各从其类，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为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经无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请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从坎瘗，以符周宣云汉之说。”诏并从之。凡诸礼仪多所刊正。
据此，许懋尤晓故事，以仪注之学著名梁时，又参详五礼，凡诸礼仪多刊正，则善心之预修隋礼，其梁陈故事，足供采择者，乃其家世颛门之业也。
《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北史》卷八三《文苑传·虞世基传》同）略云：
虞世基，会稽余姚人也。父荔，陈太子中庶子。世基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陈中书令孔奂见而叹曰：“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少傅徐陵一见而奇之，顾谓朝士曰：“当今潘陆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陈释褐建安王法曹参军，迁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未几拜内史舍人。
《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传·袁朗传》（《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传·上·袁朗传》同）略云：
袁朗，陈尚书左仆射枢之子。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陈亡，徙关中。朗勤学好属文，在陈释褐秘书郎，甚为尚书令江总所重。尝制千字诗，当时以为盛作。陈后主闻而召入禁中，使为月赋，朗染翰立成。后主曰：“观此赋，谢希逸不能独美于前矣。”又使为芝草、嘉莲二颂，深见优赏，迁秘书丞。陈亡，仕隋为尚书仪曹郎。
寅恪按：明克让、裴政俱以江陵俘虏入西魏，许善心以陈末聘使值国灭而不归，其身世与庾信相似，虞世基、袁朗在陈时即有才名，因见收擢，皆为南朝之名士，而家世以学业显于梁陈之时者也。隋修五礼，欲采梁陈以后江东发展之新迹，则兹数子者，亦犹北魏孝文帝之王肃、刘芳，然则史所谓隋“采梁仪注以为五礼”者，必经由此诸人所输入，无疑也（袁朗参预制定衣冠事见《隋书》卷一二《礼仪志》大业元年诏，两唐书《朗本传》未载）。
今已略据史传，以考隋制五礼之三源，请更举《隋书·礼仪志》之文，以为例证。主旨在阐明隋文帝虽受周禅，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与其政权之授受，王业之继承，迥然别为一事，而与后来李唐之继杨隋者不同。此本极显著之常识，但近世之论史者，仍颇有误会，故不惮繁琐，重为申证，惟前文已征引者，则从略焉。
《隋书》卷六《礼仪志》略云：
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
寅恪按：此隋祀典不袭北周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礼有不通者，武帝更与学者议之。
寅恪按：此梁更易齐制，乃南朝后期与其前期演变不同之例证。隋制五礼既用代表南朝前期之（北）魏、（北）齐制，又不得不采代表南朝后期之梁制，以臻完备也。
又同书卷七《礼仪志》略云：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其方不熟，则阙其方之蜡焉。开皇四年十一月诏曰：“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岁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称蜡可也。后周用夏后之时，行姬氏之蜡，考诸先代，其义有违，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为腊。”于是始革前制。
寅恪按：此隋祀典不袭北周制之例证也。
又同书卷八《礼仪志》略云：
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知闻，乃书帛建于竿上，名为露布，其后相因施行。开皇中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
寅恪按：此为隋代修礼，承袭北魏遗产，而更与南朝专家考定之一例证。裴政本江陵陷后朝士被俘之一人，而以律学显名者也。详上文所引史传，兹不备述。
又同书卷一〇《礼仪志》略云：
舆辇之别，盖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随时而变，代有不同。梁初尚遵其制，其后武帝既议定礼仪，乃渐有变革。
陈承梁末，王琳纵火，延烧车府。至天嘉元年，勅守都官尚书宝安侯到仲举议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辂及五色副车。此后渐修，具依梁制。
寅恪按：此南朝后期文物发展变迁，梁创其制而陈因之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后魏天兴初诏仪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辂，各依方色，犹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
寅恪按：李韶、崔光传文前已征引，韶之家世代表河西文化，光之家世代表南朝前期文化，据此可知魏初之制多违旧章，得河西南朝前期之文化代表人物，始能制定一代新礼，足资后来师法。故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是北齐文物即河西及南朝前期之遗产，得此为证，其事益明显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及平齐，得其舆辂，藏于中府，尽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郑译阅视武库，得魏旧物，取尤异者，并加雕饰，分给六宫，合十余乘，皆魏天兴中之所制也。周宣帝至是咸复御之。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舆辇乖制，请皆废毁。”高祖从之，唯留魏太和李韶所制五辂，齐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熙平中太常卿穆绍议皇后之辂。
寅恪按：周袭魏天兴旧制，虽加雕饰，仍不合华夏文化正式系统也。李德林本北齐旧臣，当时礼制典章，尤所谙练（见前文所引），故请毁废而用魏太和熙平齐天保之制度，而此制度即魏孝文及其后嗣所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经北齐遂成为一系统结集者，此隋在文物上不继周而因齐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象辂以下旒及就数各依爵品，虽依礼制名，未及创造，开皇三年闰十二月并诏停造，而尽用旧物。至九年平陈，又得舆辇，旧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载者，并皆毁弃，虽从俭省，而于礼多阙。十四年，诏又以见所乘车辂因循近代，事非经典，于是命有司详考故实，改造五辂及副。
大业元年，更制车辇，五辂之外设副车，诏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详议奏决，于是审择前朝故事，定其取舍云。
寅恪按：舆辇之制，隋文帝受禅不袭周而因齐，即因袭南朝前期之文物，经过魏太和、齐天保之结集者，而制度尚有所未备者，则南朝后期梁陈之文物未能采用故也。开皇九年平陈，初持保守主义，其乘用以限于旧令所著，是以于礼多阙，盖欲求备礼，非更以南朝后期即梁陈二代之发展者增补之不可，此开皇十四年所以有更议之诏也。又大业元年所命议制车辇诸臣，其中大部分前已论及，而虞世基、许善心则南朝后期文物即梁陈文化之代表者，可为鄙说之例证也。至宇文恺、何稠、阎毗三人，俱特以工巧知名，其参与此役，盖由于此，将于下文附论《都城建筑》节中考证之，兹姑不涉及，以免枝蔓淆混焉。
又同书同卷略云：
属车秦为八十一乘，汉遵不改，法驾三十六乘，小驾十二乘，开皇中大驾十二乘，法驾减半。大业初属车备八十一乘，三年二月帝嫌其多，问起部郎阎毗。毗曰：“臣共宇文恺参详故实，此起于秦，遂为后式，又据宋孝建时有司奏议，晋迁江左，唯设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无所准凭，江左五乘俭不中礼，宜设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宪章往古，大驾依秦，法驾依汉，小驾依宋。”帝曰：“大驾宜用三十六，法驾十二，小驾除之可也。”
皇后属车三十六乘，初宇文恺、阎毗奏定请减乘舆之半。礼部侍郎许善心奏驳曰：“宋孝建时议定舆辇，天子属车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车未有定式，诏下礼官议正其数，博士王燮之议谓十二乘通关为允，宋帝从之，遂为后式，今请依乘舆，不须差降。”制曰：“可。”
寅恪按：属车之数，晋迁江左为五乘，宋改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虽曰依宋，实因平陈之故得以效法。至许善心驳皇后属车之数不应差降，请从宋制为准，则南朝旧臣以其所习为隋代制度之准凭，于此可见。此隋文制礼兼采南朝文物之例证也。
又同书卷一一《礼仪志》略云：
自晋迁江左，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
后周设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诸公侯伯子男三公三孤公卿上中下大夫士之服。皇后衣十二等。
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寅恪按：周宣帝即位当时已服汉魏衣冠。所谓汉魏衣冠，即自北魏太和迄北齐河清时期北朝所输入之晋南迁以后江左之文物也。周灭齐不久，即已采用齐之制度，然则隋之采用齐制，不过随顺当日之趋势，更加以普遍化而已。此点当于后论府兵制时详之，兹即就礼制言，亦最显之例证也。
又《通鉴》卷一七三《陈纪》“太建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于露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条，胡注云：
以此知后周之君臣，前此盖胡服也。
寅恪按：前此后周之君臣平时常服或杂胡制，而元旦朝贺，即服用摹拟礼经古制之衣冠，《隋书》卷一一《礼仪志》文，后周设司服之官下所列君臣衣冠诸制是也。此种摹仿古制之衣冠，当然于正式典礼如元旦朝贺时服用之。史载宣帝君臣服用汉魏衣冠者，乃不依后周先例服用摹仿礼经古制之衣冠，而改用东齐所承袭南朝北魏制度之意。旧史论官制时往往以周官与汉魏对文亦此意也。若依胡氏之说，岂后周既仿古制定衣冠，而不于正式典礼时用之，更将于何时用之乎？梅涧本通人，于此尚偶有未照，然则此书之分析系统，追溯渊源，其语似甚繁，其事似甚琐，而终不能不为之者，盖有所不得已也。
又《隋书》卷一二《礼仪志》略云：
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曰：“祭祀之服须合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太子庶子摄太常少卿裴正（寅恪按：正疑当作政，但《隋书》《北史·裴政传》俱言政，转左庶子，而未载其摄太常少卿，俟考）奏曰：“窃见后周制冕，加为十二，既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且后魏以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勅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为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须革其谬。谨按续《汉书·礼仪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晋迎气五郊，行礼之人皆同此制，考寻故事，唯帻从衣色。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着帻者任依汉晋。”制曰：“可！”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
寅恪按：此隋制礼服不袭周而因齐之例证也。齐又袭魏太和以来所采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晋，上溯于汉，故曰汉晋，其引续《汉书·礼仪志》以为依据，尤其明征也。至其目北周车服为迂怪，乃以古礼文饰胡俗所必致，大抵宇文泰之制作皆可以迂怪目之，岂仅车服而已，后之论史者往往称羡宇文氏之制度，若闻裴氏之言，当知其误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高祖元正朝会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大裘毳
皆未能备。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及大业元年，炀帝始诏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则因循取用。弘等议定乘舆服合八等焉。
寅恪按：史言隋高祖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礼具，然则南朝后期文物之发展与隋代制度之关系密切如此。故梁陈旧人若虞世基、许善心、袁朗等尤为制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制礼兼资梁陈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通天冠之制，晋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诏殿内曰，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虽在礼无文，故知天子所冠其来久矣。
寅恪按：虽在礼无文，而为东晋南朝所习用者，即为典据，盖与北周制法服之泥执周官者不同。此隋制礼径据江东习俗为典据，而不泥经典旧文以承北周制度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始后周采用周礼，皇太子朝贺皆衮冕九章服。开皇初自非助祭皆冠远游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着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按周礼公自衮冕以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故太子入朝因亦不着。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谓皇太子着远游谦不逼尊，于礼为允。”帝曰：“善！”竟用开皇旧式。
寅恪按：此节可取作例以为证明者，即隋代制礼实兼采梁陈之制，虽北周之制合于经典，牛弘亦所同意，然炀帝从许善心之言，依魏晋故事，不改开皇旧式，盖不欲泥经典旧文，而以江东后期较近之故事为典据，可知北齐间接承袭南朝前期之文物尚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陈旧人以佐参定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梁武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陈氏承梁，亦无改革。
齐文宣受禅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及河清定令，宫卫之制云云（从略）。
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
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
寅恪按：宫卫之制关涉兵制，当于后兵制章详之，兹姑置不论。但史述隋宫卫之制谓因于周齐而微有变革，绝与南朝梁陈无涉，此为论隋唐兵制之要见，亦隋兼袭齐制之例证也。
隋修五礼，其所据之三源已略考证之矣。李唐承隋礼制，亦因其旧，此学者所共知，无待详考，今惟略引一二旧文，以备佐证云尔。《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略同）云：
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初玄龄与礼官建议，以为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谓日月以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二十九条，余并依古礼。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诏行用焉。
《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云：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玄宗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寅恪按：《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礼而长存也。然则治李唐一代之文物制度者，于上所列举之三源，究其所出，穷其所变，而后其嬗蜕演化之迹象，始有系统可寻矣。
附：都城建筑
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犹清之宫城承明之旧，但其事至明显，无取多述，但举一证，如《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关内道》所云：
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
即已足矣，然隋创建新都大兴城，其宫市之位置与前此之长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异之原因，而推及隋代营造新都者家世之所出，遂以为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者（见桑原骘藏《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那波利贞氏《从支那首都计划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寅恪则谓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与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一点为解释，无宁就杨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论较易可通，或竟以太和洛都新制归功于河西系汉族之实行性，似尚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也。又隋代新都其市朝位置之异于前者，虽非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然隋代之技术人才则颇与西胡种族有关，此固别为一事，以其与前所论中古时代汉族之家学一点相类，亦不可置而不论，故兹先论隋唐两朝制度与北魏太和文化之关系，后附述隋代技术人才之家世，所以补上文论隋大业元年制定车辇条之所未备言者也。
《周官·考工记·匠人》云：
面朝背市。
其解释虽谓宫在正中，朝在其南，而市在其北。然仅从宫与市位置言，即是宫位于市之南，或市位于宫之北也。《考工记》之作成时代颇晚，要乃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材料，而加以理想化之书，则无可疑，故其所依据匠人营国之材料其中必有为当时真正之背景者。据古今学人论汉初南北军制之言（详见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兵制研究专号》上贺昌群先生《南北军》论文中所征引），推知西汉首都之长安“司马门在未央宫之南，直抵长安城垣，并无坊市，而未央宫长乐宫则六街三市”，是与隋唐首都之大兴长安城其宫位于首都之北部，市则位于南部者适为相反。然则西汉首都宫市之位置与《考工记·匠人》之文可谓符合，岂与是书作成之时代有关耶？至唐代则守卫宫城北门之禁军，以其驻屯地关系之故，在政变之际，其向背最足为重轻，此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所以往往系于玄武门卫军之手者也（此点本甚明显，一检史文便可证知，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第二千六百四十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了然可知矣）。
又若依寅恪前所持文化渊源之说，则太和洛阳新都之制度必与江左、河西及平城故都皆有关无疑，《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略云：
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号为索干都，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乐安人，虏宫室制度皆从此出。
寅恪按：建康台城虽颇近城北，然其宫城对于其地山川形势与北魏洛都有异，故洛都全体计划，是否真与建康有关，殊难论断。但《魏书·北史·蒋少游传》（见前引）言“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故魏孝文之遣少游使江左，自有摹拟建康宫阙之意。崔元祖之言不为虚发，但恐少游所摹拟或比较者，仅限于宫殿本身，如其量准洛阳魏晋庙殿之例，而非都城全部之计划。史言：“虏宫室制度皆从此出”，则言过其实，盖北魏洛阳新都之全体计划中尚有平城、河西二因子，且其规划大计亦非少游主之。然则不得依《南齐书·魏虏传》之文，遽推断北魏洛都新制悉仿江左之建康明矣。
至平城旧都规制必有影响于洛阳新都，自无疑义，但当日平城规制颇不易考知，《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略云：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佛狸破梁（凉？）州（指北凉沮渠氏）、黄龙（指北燕冯氏）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容六七十家。
寅恪按：魏徙凉州之人民于平城，建筑雕刻艺术受其影响，如云冈石窟即其例证，故魏平凉州后，平城之新建筑如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一点，与后之东魏邺都南城之制颇有近似之处，盖皆就已成之现实增修，以摹拟他处名都之制者（平城新制拟凉州都会，而邺都南城不得不拟洛阳新都）。如是迁就，其详容后证述，总之史料既太略，魏平城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程度如何，则不宜辄加论断也。
但依较详之史料考察，关于北魏洛都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影响，可得而言者，则有主建洛阳新都之人即李冲之家世一端。其人与河西关系密切，不待详述，故引史文以资论证，并据简略史料推测凉州都会姑臧宫城之规制。若所推测者不误，则是平城规制之直接影响于洛阳新都者亦即河西文化之间接作用也。《魏书》卷七下《高祖纪》（《北史》卷三《魏本纪》同）云：
太和十七年冬十月，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寅恪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营建之任委之穆亮、李冲及董爵（《通鉴》卷一三九《齐纪》永明十一年作董尔）三人。此三人中穆亮仍代北旧人具有勋贵之资望，且职为司空，营国之事本冬官所掌，故以之领护此役；董爵则官将作大匠，建筑是其职务，故不得不使之参预其事，其实洛阳新都之规制悉出自李冲一人。《魏书·李冲传》所谓：
冲机敏有巧思，洛阳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前文已引）
者，是其明证也。北魏太和洛阳营建规制今日尚可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书约略得知，而其显异于前北国都皇居在南市场在北之特点，亦可于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所附图见之，不待详证也。然则北魏洛都新制所以异于经典传统面朝背市之成规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熏习，疑与此洛都新制不无关涉。兹设此假想，分别证述之如下：
《魏书·李冲传》云：
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意也（前文已引）。
盖晋之杜预以儒者而有巧思，其所创制颇多，见《晋书》卷三四《杜预传》，兹不具述，惟其中请建河桥于富平津一事尤与西晋首都洛阳之交通繁盛有关，甚为晋武帝赞赏。魏孝文之令李冲葬近杜预冢非仅有取于预遗令俭约之旨，亦实以冲之巧思有类乎预，故以此二人相比方也。《洛阳伽蓝记》卷三其叙《城南》略云：
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伊洛鲤鲂，贵于牛羊。”
据此，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乃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造便利有关，此非全出假想也，请更证之以《魏书》卷七九《成淹传》（《北史》卷四六《成淹传》同），其传文略云：
成淹，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祖升家于北海，父洪名犯显祖庙讳，仕刘义隆为抚军府中兵参军。刘彧以为员外郎，假龙骧将军领军主，令援东阳历城，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著作郎。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萧赜遣裴昭明、谢竣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执志不移，高祖敕尚书李冲令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淹。既而高祖遣李冲问淹昭明所言，淹以状对，高祖诏冲曰：“我所用得人。”赐淹果食。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汎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敕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袭。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
据此，得知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划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夫迁都既有经济原因，则建置新都之宫阙市场，更不能不就经济观点加以考虑。洛阳之地，本西晋首都旧址，加以扩充，则城南伊洛二川之旁水道运输颇为便利，设置市场，乃最适宜之地。又成淹以南朝降人而受孝文帝之知赏，固由李冲之荐引，亦因淹本籍青州，习于水道运输，观其请建浮航及孝文令其主舟楫并知左右都水事等，可以推知。盖与蒋少游之隶籍青州（乐安博昌），故孝文修船乘，任之为都水使者，其事相类也（见前引《魏书·蒋少游传》）。但此经济政策其最高主动者虽为孝文帝本身，然洛都营建，李冲实司其事，故一反传统面朝背市之制，而置市场于城南者，当出于李冲之规划。盖李冲乃就地施工主持建设之人，此事非与之有关不可。此寅恪所以言与其就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以为解释，无宁归功于河西系汉族李冲之实行性，较易可通也。
至于关系李冲河西家世一点，姑就假想试为略论，聊备一说而已，殊不可视作定论也。
李冲为西凉李暠之曾孙，其对于凉州之亲故乡里，尤所笃爱，至以此获讥于世。前引《李冲传》文以论河西文化节中已言之，兹不复详。故由史文推证，可知冲乃一保存乡里土风国粹（西凉国也）之人物无疑也。今据一二简略史文推测，似凉州都邑颇有宫在城北而市在城南之状况，如《晋书》卷一二二《吕纂载记》所载：
纂，光之庶长子也。苻坚时入太学，及坚乱，西奔上邽，转至姑臧，拜武贲中郎将，封太原公。光死，绍嗣伪位。弘密告纂曰：“欲远追废昌邑之义，以兄为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弘率东苑之众斫洪范门。左卫齐从守融明观，逆问之曰：“谁也？”众曰：“太原公。”从曰：“国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将为乱耶？”因抽剑直前，斫纂中额，纂左右擒之。纂曰：“义士也，勿杀！”绍遣武贲中朗将吕开率其禁兵距战于端门。众素惮纂，悉皆溃散。纂入自青角门，升于谦光殿，绍登紫阁自杀。
《水经注》卷四〇“都野泽”条引王隐《晋书》（参《艺文类聚》卷六三及《太平御览》卷一九七所引）云：
凉州城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乃张氏之世居也。又张骏增筑四城箱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中城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缮宫殿观阁，采妆饰拟中夏也。
《通鉴》卷一一一《晋纪》“隆安三年凉王光疾甚”条，胡注云：
广夏门、洪范门皆中城门也。青角门，盖凉州中城之东门也。
《太平御览》卷一六五《州郡部》“凉州”条引《晋书》云：
惠帝末，张轨求为凉州，于是大城此城（姑臧）为一府会以据之，号前凉，吕光复据之，号后凉。
若详绎上引简略残缺之史料，则知姑臧之中城即张氏、吕氏有国之宫城，齐从所谓禁城者是也。张氏筑宫摹拟中夏，则前后二凉，其城门之名，必多因袭晋代洛阳之旧，考《洛阳伽蓝记·序》云：
太和十七年，后魏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穆亮营造宫室，洛城门依魏晋旧名。北面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东头曰广莫门，汉曰谷门，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
据此，则吕纂逾姑臧北城所攻之广夏门，必略与晋代洛阳之大夏门、广莫门相当，乃其中城即宫城或禁城之北门。又依王隐所记张氏增筑北城，命之曰圃，既殖园果，复有宫殿，是由增筑之北城直抵王宫，其间自不能容市场之存在，盖与经典传统背市之说不合。夫姑臧之宫既在中城，其增筑之北城及东城皆植果木，俱无容纳市场之余地，自不待言。且其城南北长，东西狭，故增筑之东西城地域甚小，而增筑之南城则面积颇广，然则以通常情势论，姑臧市场在增筑之南城，即当中城前门之正面，实最为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误，是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旧宫在北市在南一点言之，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标准之城邑，亦如中夏之有洛阳也。但其城本为匈奴旧建，当张氏增筑时其宫市位置为迁就旧址之故，不能与中国经典旧说符合。李冲受命规划洛阳新制，亦不能不就西晋故都遗址加以改善，殆有似张氏之增筑姑臧城者，岂其为河西家世遗传所熏习，无意之中受凉州都会姑臧名城之影响，遂致北魏洛都一反汉制之因袭，而开隋代之规模欤？此前所谓姑作假想，姑备一说，自不得目为定论者也。
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异于前代旧规之故，虽不易确知，然东魏邺都南城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此乃文化染习及师承问题，与个人家世及性质无涉。故修建邺都南城之高隆之为汉种，计划大兴新都之宇文恺为胡族，种族纵殊，性质或别，但同为北魏洛都文化系统之继承人及摹拟者，则无少异。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此意非此书所能详尽，要为论北朝史事不可不知者，遂亦略著其意于此。
《北史》卷五四《高隆之传》（《北齐书》卷一八《高隆之传》略同）略云：
高隆之，洛阳人也，为阉人徐成养子，少时赁升为事，或曰父干为姑婿高氏所养，因从其姓。隆之后有参定功，神武命为弟，仍云勃海蓨人。后起兵于山东，累迁并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仆射，又领营构大匠，以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于邺。构营之制皆委隆之，增筑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长隄以防泛溢，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硙，并有利于时。太仆卿任集（《北齐书》作太府卿任集，《通鉴》卷一五七梁纪大同元年十一月甲午（寅）东魏阊阖门灾条作太府卿任忻集）同知营构。
《北齐书》卷三八《辛术传》（《北史》卷五〇《辛雄传附术传》同）略云：
辛术，少明敏有识度，解褐司空冑曹参军，与仆射高隆之共典营构邺都宫室。术有思理，百工克济。
《魏书》卷一二《孝静纪》（《北史》卷五《魏本纪》同）略云：
天平元年十月丙子车驾北迁于邺。庚寅车驾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
二年八月甲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冬十有一月甲寅阊阖门灾。
四年夏四月辛未迁七帝神主入新庙，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进一阶。六月己巳幸华林园理讼，壬午阊阖门灾。
元象元年六月壬辰帝幸华林都堂听讼。
兴和元年冬十有一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丁丑徙御新宫，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一阶，营构主匠别优一阶。三年冬十月己巳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
寅恪按：东魏邺都之制，可略于葛逻禄乃贤《河朔访古记》中及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卷一二所考窥见梗概，兹不备引。其宫市位置及门阙名称无一不沿袭洛都之旧，质言之，即将洛阳全部移徙于邺是也。其司营构之任而可考知者，如高隆之、任集、辛术诸人，其男女系之血统虽不尽悉，但可一言以蔽之，北魏洛阳都邑环境中所产生之人物而已。观于主持营构者高隆之一传，即知东魏及高齐之邺都之新构，乃全袭北魏太和洛阳之旧规，无复种族性质之问题，直是文化系统之关系，事实显著，不待详论也。
兹请考隋造新都大兴城之经过。《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北史》卷一一《隋本纪·上》同）略云：
开皇二年六月丙申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乂等创造新都，十月辛卯以营新都副监贺娄子干为工部尚书，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
三年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三月景辰雨，常服入新都。
《唐六典》（近卫本）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云：
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诏左仆射高颎所置，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浐川，西次澧水。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乂并充检校。至三年三月移入新都焉，名曰大兴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墙高一丈八尺，皇城之南东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东西各一十二坊，两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开元十四年又取东面两坊作兴庆宫。
《北史》卷七二《高颎传》（《隋书》卷四一《高颎传》略同）略云：
高颎，自言勃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官至卫尉卿。祖孝安，位兖州刺史。父宾，仕东魏。大统六年避谗弃官奔西魏，独孤信引宾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帝受禅，拜尚书左仆射纳言，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
《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北史》卷七三《贺娄子干传》同）略云：
贺娄子干，本代人也。随魏氏南迁，世居关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贤，右卫大将军。子干少以骁武知名，周武帝时释褐司水上士，称为强济，累迁小司水，以勤劳封思安县子。大象初，领军器监。开皇元年，进爵巨鹿郡公。其年吐谷浑寇凉州，子干以行军总管从上柱国元谐击之，功最，优诏褒美。高祖虑边塞未安，即令子干镇凉州。明年征授营新都副监，寻拜工部尚书。其年突厥复犯塞，以行军总管从窦荣定击之。
《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北史》卷六〇《宇文贵传》同）略云：
宇文贵，其先昌黎大棘人，徙居夏州，父莫豆干，（子）恺。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北史》卷六〇《宇文贵传附恺传》及《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略同）略云：
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技艺，号为名父公子。及践阼，诛宇文氏，恺亦在杀中，以其与周本别，兄忻有功于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其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兄忻被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复之。既而上建仁寿宫，访可任者，杨素言恺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事。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恺博考群籍，奏明堂仪，表曰：“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纪其丈尺。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臣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卒官。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
同书同卷《何稠传附刘龙传》（《北史》卷九〇《艺术传·下·何稠传附刘龙传》同）云：
开皇时有刘龙者，河间人也。性强明有巧思，齐后主知之，令修三爵台，甚称旨，因而历职通显。及高祖践阼，大见亲委，拜右卫将军，兼将作大匠。迁都之始，与高颎参掌制度，代号为能。
《北齐书》卷一四《长乐太守灵山传》（《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传·上·长乐太守灵山传》同）云：
乂少谨，武平末给事黄门侍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坐事卒。
寅恪按：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颎、刘龙及高龙乂即高乂，或家世久居山东，或本为北齐宗室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高颎传》虽言新都“制度多出于颎”，然《宇文恺传》又谓“高颎虽总其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又《唐六典》以为“宇文恺创制规模”，故知高颎之于营建新都，殆不过以宰相资望领护其事，如杨素领护制定五礼之比，吾人可不必于颎本身性质及其家世多所推究也。贺娄子干虽于开皇三年六月任营新都副监，但是年即率兵出击突厥，居职甚暂，实无足述。刘龙在北齐本以修宫室称旨，致位通显，《隋书》无《高龙乂传》，而《北齐书》《北史·齐宗室高灵山传》附有高乂事迹，谓其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则开皇二年六月丙申命营新都诏书中之太府少卿高龙乂当即其人无疑。然则邺都南城之制即太和洛阳之遗，必至少由刘龙、高乂二人输入于隋也。至宇文恺一人盖与山东地域无关，而大兴新制彼独主其事，似难解释，鄙意宇文恺、阎毗、何稠三人皆隋代之技术专家，已于前论大业元年议制车辇时涉及，前已节录《宇文恺传》文较详，兹并取旧史中阎毗、何稠及其家属传文有关者迻写于下，综合试释之。
《周书》卷二〇《阎庆传》（《北史》卷六一《阎庆传》同）略云：
阎庆，河南河阴人也。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祖提，使持节车骑大将军、敦煌镇都大将。父进，正光中拜龙骧将军，属卫可孤作乱，攻围盛乐，进率众拒守，城竟获全，以功拜盛乐郡守。晋公护母，庆之姑也。次子毗。
《隋书》卷六八《阎毗传》（《北史》卷六一《阎庆传附毗传》同）略云：
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高祖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琱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寻授朝请郎，毗立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长城之役，毗总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诏毗营立坛场。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营建临朔宫，又领将作少监。
《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阎氏”条略云：
北平太守安成侯鼎，字玉铉，死刘聪之难。子昌奔于代王猗卢，遂居马邑。孙满后魏诸曹大夫，自马邑又徙河南。孙善龙骧将军云中镇将，因居云中盛乐。生车骑将军敦煌镇都大将提，提生盛乐郡守进，进少子庆生毗。
《旧唐书》卷七七《阎立德传》（《新唐书》卷一〇〇《阎让传》同）略云：
阎立德，雍州万年人，隋殿内少监毗之子也。其先自马邑徙关中。毗初以工艺知名，立德与弟立本早传家业，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咸依典式，时人称之。贞观初历迁将作少匠，封大安县男。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坐怠慢解职。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十八年从征高丽，及师旅至辽泽，东西二百余里泥淖，人马不通，立德填道造桥，兵无留碍，太宗甚悦。寻受诏造翠微宫及玉华宫，咸称旨，赏赐甚厚。俄迁工部尚书。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事毕进封为公，显庆元年卒。
立本显庆中累迁将作大匠。后代立德为工部尚书，兄弟相代为八座，时论荣之。总章元年迁右相。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宜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坐宾，不胜媿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
“左相宣威沙汉，右相驰誉丹青。”（参考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驳此说）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何妥传》（《北史》卷八二《儒林传·下·何妥传》同）略云：
何妥，西域人也。父细胡（北史作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遂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为国子祭酒，卒。
同书卷六八《何稠传》（《北史》卷九〇《艺术传·下·何稠传》同）略云：
何稠，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少府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二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阵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后三岁兼领少府监。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弓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从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乱，以为工部尚书。化及败，陷于窦建德，复以为工部尚书。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将作小匠（北史作少府监），卒。
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事迹推论，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借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如明堂、辂辇、衮冕等，虽皆为华夏之古制，然能依托经典旧文，而实施精作之，则不借西域之工艺亦不为功。夫大兴、长安都城宫市之规模取法太和洛阳及东魏高齐邺都南城，犹明堂、车服之制度取法中国之经典也。但其实行营建制造而使成宏丽精巧，则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者矣，故谓大兴长安城之规模及隋唐大辂、衮冕之制度出于胡制者固非，然谓其绝无系于西域之工艺者，亦不具通识之言者也。前贤有中学作体，西学为用之说，若取以喻此，其最适合之义欤（鲁般为敦煌人之传说，亦与西域及河西建筑工艺有关，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门引《朝野佥载》）。何稠家世出于西域，史已明言，无待推证，所可注意者，则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一事，寅恪曾别有所论，兹不复赘（见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拙著《李白氏族之疑问》）。
阎毗家世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者，其源当出于阎氏所自述，但与《晋书》卷四八《阎缵传》及卷六〇《阎鼎传》不符，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亦已言及，故其所谓阎鼎子昌避难奔于马邑者，乃胡族家谱冒充汉人，其关节所联系之通例，其为依托亦不待辨，质言之，阎氏家世所出必非华夏种类无疑也。至其是何胡族，则有略可推测者，宇文护之母乃阎庆之姑，《周书》卷一一《晋荡公护传》（《北史》卷五七《周宗室传·邵惠公颢传附护传》同）略云：
晋荡公护，字萨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颢之少子也。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天下之事属之于汝。”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太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时嗣子冲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于是众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旨。至是人以护字当之。护性至孝，得书，悲不自胜，报书曰：“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已十余岁，邻曲旧事犹自记忆。太祖升遐，天保未定，萨保属当犹子之长，亲受顾命，虽身居重任，职当忧责。不期今日得通家问，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
寅恪按：萨保即宇文护本来之胡名，其后别命汉名，乃以其原有胡名为字，此北朝胡人之通例，故护报其母阎氏书即自称萨保，其明证也。考《隋书》卷二七《百官志》载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又同书卷二八《百官志》载隋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以上萨保为视正九品。《通典》卷四〇《职官典》卷二二“萨宝符袄正”条注云：
袄者，西域国天神，武德四年置袄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
夫宇文护字之萨保与隋之萨保同，亦即北齐之萨甫、唐之萨宝，此名与火袄之关系，自不待论，火袄教入中国之始末亦非此文所论也。兹所欲论者，即宇文护既以萨保为名，则其母阎氏或与火袄教有关，而阎氏家世殆出于西域，又观阎庆之祖提即宇文护母之父，其人曾为敦煌镇都大将，敦煌为交通西域要道，或亦因是与西域有关耶？至宇文恺虽氏族出自东北，而世居夏州，其地较近西北，与西域交通亦易发生关系，故其技术之养成，推原于家世所出及地理环境，则不难解释。总而言之，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故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即东方胡族实行性之表现者，似仅就表面笼统推测，而无深刻之观察，但此点史料缺乏，本极难断定，固不敢固执鄙见，特陈其所疑，以求通人之教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