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昌宫词》既不能作于元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暮春,即不作于淮蔡用兵之时。元和纪年凡十五岁,宪宗暴崩于十五年正月庚子(见《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等),则仅十三年十四年暮春,与此诗之著作有关。复依前例条,辨之于下:
(丁)元和十三年暮春
《白氏长庆集》卷二六《三游洞序》云:
平淮西之明年(即元和十三年)冬,予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授虢州长史。又明年(即元和十四年)春祗命之郡,与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参会于夷陵。翌日(即三月十一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即三月十二日)将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
又《白氏长庆集》卷一七载《七言十七韵诗赠微之·序》云:
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澧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三游洞序言,三月十日参会于夷陵。微不同),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
据此,则微之虽于元和十三年冬自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至十四年春,始下峡赴新任。则十三年暮春仍在山南西道管内,无由得至寿安,此《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元和十三年暮春之证也。
(戊)元和十四年暮春
《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云:
十四年,自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
《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云:
末召拜膳部员外郎。
寅恪按:宪宗崩于元和十五年正月。微之于十四年已由虢州长史征还长安,为膳部员外郎,则《连昌宫词》之作,似即在元和十四年暮春,自通州赴虢州,就长史新任,便道经过寿安之时。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云:
河南道河南府寿安县,东北至府七十六里。
同书卷六云:
河南道虢州,东至东都四百五十里。
是微之未至虢州之前,必先经东都。而东都与寿安,仅七十六里之隔,便道经行,亦颇意中之事。北地通常桃花开放之时,约值旧历清明节时。唐孟棨《本事诗》崔护“人面桃花”之句,为世所习知,其所谓“去年今日”即清明日也。然考是年清明在三月三日(此系据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未知与当时实用之历如何?即使不同,要不过相差一二日,与本文论证之主旨无关也),微之发夷陵时,已为三月十二或十三日,据《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卷一三云:
夷陵郡南至江陵水路二百三十七里。
江陵郡北至襄阳郡四百四十五里。
又同书卷一七七《州郡典》卷七云:
襄阳郡去东京八百五十七里。
今复加计自东京至寿安七十六里,共为一千六百一十五里。纵唐代里度较今略短,又微之行程较前元和十年由唐州至长安由长安至通州二役为迅速,然亦非四月初不能到寿安,是距清明已一月之久,恐不及见连昌宫墙头千叶桃落红簌簌之状矣。且元和十四年二月宪宗平定淄青最为当时一大事,《通鉴》卷二四一《唐纪·宪宗纪》“元和十四年条”(参阅《旧唐书》卷一二四、《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传》等)云:
元和十四年二月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淄青宣抚使。己巳李师道首酉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据此,微之即行色匆匆,所经过之大都邑如洛阳等,似不能不稍作淹留,与当地官吏及平生亲故相见,因从得知平齐消息。《连昌宫词》若适作于是年暮春,则虽不必如刘梦得《平齐行》(《刘梦得文集》卷一五)之夸大其事,亦不能仅叙至淮西平定而止,绝不道及淄青一字。于此转得一强有力之反证,此《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十四年暮春之证也。
总而言之,《连昌宫词》若为作者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则其著作之时日,用地理行程以相参校,仅有元和十年暮春及元和十四年暮春二者之可能。而元和十年微之所取之道,即韩退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道也。故不可能。元和十四年其所取之道,即杜子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之道也,故似可能。但一考当年节候与花事之关系,又为不可能。二者既皆不可能,则《连昌宫词》非作者经过其地之作,而为依题悬拟之作,据此可以断定也。
《连昌宫词》既为依题悬拟之作,然则作于何时何地乎?考《元氏长庆集》卷一二《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略云:
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好去老通川(原注云:自谓)。
是微之在通州司马任内曾有机缘得见韩退之诗之证也。
又考《韩昌黎集》卷一〇《和李司勋过连昌宫》七绝云:
夹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压山原。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
此为退之和李正封之诗,李氏原作,今不可得见。退之作诗之时,为元和十二年冬淮西适平之后。颇疑李氏原诗或韩公和作,远道流传,至次年即十三年春间遂为微之所见,因依题悬拟,亦赋一篇。其时微之尚在通州司马任内,未出山南西道之境。观其托诸宫边遗老问对之言,以抒开元元和今昔盛衰之感,与退之绝句用意遣词尤相符会。否则微之既在通州司马任内,其居距连昌宫绝远,若非见他人作品,有所暗示,绝无无端忽以连昌宫为题,而赋此长诗之理也。据《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云:
元稹河南人,元和元年四月除右拾遗。出为河南县尉。四年奉使东蜀,使还分务东台。
夫河南虽是郡望,但洛阳则为微之仕宦居游之地。元和五年未贬江陵以前,至少亦当一度经过寿安,连昌宫门内之竹,墙头之桃,俱所目见。故依题悬拟,亦能切合。李正封之作,其艺术高下未审如何。若微之此篇之波澜壮阔,绝非昌黎短句所可并论,又不待言也。至《唐诗纪事》卷六二郑嵎《津阳门诗》,虽亦托之旅邸主翁之口,为道承平故事,抒写今昔盛衰之感。然不过填砌旧闻,祝愿颐养而已。才劣而识陋,较之近人王湘绮之《圆明园词》,王观堂之《颐和园词》,或犹有所不逮。以文学意境衡之,诚无足取。其所以至今仍视为叙述明皇太真物语之巨制者,殆由诗中子注搜采故事颇备,可供参考之资耳。
综合此诗末章前后文意言之,“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二句为已然语气,而非希望语气。故“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二句,意谓今年不依往年之例,耕种宫前御道,以待天子临幸。“今年”为淮西始平,天下遂宁之年,文意甚明,是此诗实成于元和十三年暮春。洪氏作于元和十一、十二年间之说,即以依题悬拟言,犹有未谛也。
《连昌宫词》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之语,与后来穆宗敬宗两朝之政治尤有关系,略征旧史述之于下。
《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参《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长庆元年二月乙酉马总奏”条)云: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行之。而藩镇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庭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再失河朔,盖销兵之失也。
《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云:
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作,“长庆初,潭峻方亲幸”,较妥。盖《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明言潭峻为元和逆党,即弒宪宗之党,而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弒,穆宗嗣位。次年,方改元长庆。是潭峻归朝当在长庆以前也),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寻知制诰。由是极承恩顾。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
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宦官中则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其弒宪宗立穆宗及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世号为“元和逆党”。崔潭峻者,此逆党中之一人。故“销兵”之说,为“元和逆党”及长庆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此事始末,非本文所能详尽。但《连昌宫词》末章之语,同于萧俛、段文昌“销兵”之说,宜其特承穆宗知赏,而为裴晋公所甚不能堪。此则读是诗者,于知人论世之义,不可不留意及之也。
又《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序》略云: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
四十四 销兵数
若使逃不捕,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销其三四矣。故不散弃之,则军情无怨也。不增加之,则其数自销也。
然则“销兵”之说,本为微之少日所揣摩当世之事之一。作《连昌宫词》时,不觉随笔及之。殊不意其竟与己身之荣辱升沉,发生如是之关系,此则当日政治之环境实为之也。
又微之赋此诗述玄宗时事,托诸宫边野老之口,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之例,其有与史实不甚符合者,可置不论。然今日流传之本,亦有后人妄加注解者,则不得不亟为删订。如“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之句,今《全唐诗》第一五函《元稹》卷二四此句下注云:
天宝十三年禄山破洛阳。
寅恪按:《旧唐书》卷九、《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及《通鉴》卷二一七同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丁酉安禄山陷洛阳,“十月”自是微之误记,至“十三年”之误,更不待言也(又《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新题乐府·立部伎》亦有“明年十月燕寇来,九庙千门虏尘污”之句)。其最可异者,莫如“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之句下注云:
肃代德顺宪穆
六字。据诗中文义,谓“今皇”平吴蜀,取淮西(《连昌宫词》此数句,可与《元氏长庆集》卷二一代严绶《谕淮西书》参证),则“今皇”自是指宪宗而言,自玄宗不到离宫之后,顺数至“今皇”即宪宗,只有五帝,何能预计穆宗或加数玄宗而成“六皇帝”?尝遍考诸本,俱作“六”,无作“五”者,可知此误字相传已久。颇疑微之于本朝君主传代之数,似不应讹误至此,而诿为野老记忆不真之言。如《元氏长庆集》卷五二《沂国公魏博德政碑》所云:
五纪四宗,容受隐忍。
其“四宗”自指肃代德顺四宗而言,所言既无讹舛,以彼例此,则应亦不致误述也。或者此诗经崔潭峻之手进御于穆宗,阉椓小人,未尝学问,习闻当日“销兵”之说,图复先朝巡幸之典,殊有契于“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之句,遂断章取义,不顾前后文意,改“五”为“六”,借以兼指穆宗欤?此言出于臆测,别无典据,姑备一说于此,以待他日之推证可也。然其后敬宗欲幸东都,殆亦受宦官之诱惑者,经群臣极谏,并畏藩镇称兵,不得已中止。其事本末见《旧唐书》卷一七〇、《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兹移录《通鉴》原文及胡三省注于下,似亦与“望幸”句意关涉,读此诗者可并取以参证焉。
《通鉴》卷二四三《唐纪》“敬宗宝历二年”条云:
上(敬宗)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胡注:自长安历华陕至洛,沿道皆有行宫。如寿安之连昌宫是也),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陀。陛下傥欲巡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言不当往。如卿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胡注:史言修东都之役,非以群臣论谏而罢,特畏幽镇之称兵而罢耳)。
复有传本讹写应即校改者,如“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之句,《唐诗纪事》本(卷二七)作“玄武楼前花萼废”。《全唐诗》本“成”字下亦有“一作前”之注,案《唐六典》卷七云:
兴庆宫在皇城之东南,东距外郭城东垣(原注云:即今上龙潜旧宅也。开元初以为离宫。至十四年又取永嘉胜业坊之半以置朝。自大明宫东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磴潜通焉)。宫之南曰通阳门,通阳之西曰花萼楼(原注云:楼西即宁王第,故取诗人棠棣之义以名楼焉)。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大明宫”条(参考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云:
北面一门曰玄武门(原注云:德宗造门楼,外设两廊,持兵宿卫,谓之北衙)。
据此,玄武楼在大明宫之北面,兴庆宫远在大明宫之东南,而花萼楼又在兴庆宫之西南隅,则花萼楼准诸地望,绝无在玄武楼前之理。昔人讥白香山《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之句为误,以峨眉山在唐代嘉州境内,明皇由长安至成都不经过其下也(见《梦溪笔谈》卷二三《讥谑》及《诗人玉屑》卷一一)。殊不知微之使东川,作《好时节》绝句(《元氏长庆集》卷一七),亦有“身骑骢马峨眉下,面带霜威卓氏前”之语(并见《长恨歌》章)。此皆诗人泛用典故率意牵附之病,不足深责。独此诗说长安今昔之变迁,托诸往来年少之口,乃写实之词,与泛用典故者不同。其于城坊宫苑之方位,岂能颠倒错乱至此。若斯之类,自属后人传写之误。况花萼楼建于玄宗之世,为帝王友爱之美谈。玄武楼造于德宗之时,成神策宿卫之禁域。一成一废,对举并陈。而今昔盛衰之感,不明着一字,即已在其中。若非文学之天才,焉能如是。此微之所以得称“元才子”而无愧者耶?又《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载贾纬之语,谓“自唐高祖至代宗,纪传已具”。则今《旧唐书·玄宗纪》实本之旧文,夫君举必书,巡幸陪都之大典,绝无漏载之理。考《旧唐书》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丁丑自东都还西京之后(《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及《通鉴》卷二一四俱作“丁卯”。而《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作“丁丑”。当依张宗泰校记改为丁卯),遂未重到洛阳。是后率以冬季十月或十一月幸华清宫,从未东出崤函一步。故《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参阅《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癸巳敕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仓者皆留输本州。
《国史补·上》略云: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乃言,两京陛下东西宫也。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
虽册寿王妃杨氏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见《通鉴》卷二一四及《资治通鉴·考异》并《唐大诏令集》卷四〇、《全唐文》卷三八《册寿王杨妃文》),其时玄宗尚在东都,未还西京。然自杨妃于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入道,即入宫之后(详见《长恨歌》章辨《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明皇既未有巡幸洛阳之事,则太真更无以皇帝妃嫔之资格从游连昌之理,是太真始终未尝伴侍玄宗一至连昌宫也。诗中“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杆立”及“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等句,皆传会华清旧说(乐史《杨太真外传·下》云:“华清宫有端正楼,即贵妃梳洗之所。”)构成藻饰之词。才人故作狡狯之语,本不可与史家传信之文视同一例,恐读者或竟认为实有其事,特为之辨正如此。
至《元氏长庆集》卷一七《灯影七绝》云:
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
则亦微之依据世俗传说,姑妄听之,姑妄言之。既有“见说”之语,则更不足辨。而《全唐诗》第一九函《张祜》卷二《连昌宫》七绝所谓“玄宗上马太真去”者,又在微之之后,尤可不论矣。又诗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之句,《容斋续笔》卷二“开元五王”条已言其非事实,故兹不再辨。唯洪氏以“杨太真以三载方入宫”则殊疏舛,殆误会《通鉴》书法所致。寅恪别于《长恨歌》章详论之矣。
更有可论者,诗云: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寅恪按:《通鉴》卷二一八《唐纪》卷三四“至德元载六月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条《资治通鉴·考异》略云:
新传又云禄山至,怒,大索三日。按旧传通儒为西京留守编检诸书,禄山自反后未尝至长安,新传误也。
是禄山自反后未尝至长安。连昌宫为长安洛阳间之行宫,禄山既自反后未尝至长安,则当无缘经过连昌宫前之御路,故此事与杨贵妃之曾在连昌宫之端正楼上梳洗者,同出于假想虚构。宋子京为史学名家,尚有此失,特附论及之,庶读此诗者不至沿袭宋氏之误也。
此诗复有唐代当时术语须略加诠释者,如“贺老琵琶定场屋”之定,及《乐府杂录》叙贞元时长安东西两市互斗声乐事中,“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廛之胜”之定,其义为“压”及“压场”之意也。又如“蛇出燕巢盘斗拱”之“斗拱”,即近日营造学者所盛称之“斗拱”。斗字义不可通,盖古代工匠用以代斗字之简写,殊非本字,然今知此者鲜矣。
《元氏长庆集》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云:
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词有今古,又两体。
寅恪按:今存《元氏长庆集》为不完残本,其第九卷中《夜闲至梦成之》等诗,皆为悼亡诗,韦谷《才调集》第五卷所录微之诗五十七首,虽非为一人而咏,但所谓艳诗者,大抵在其中也。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说,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巨制,即是其例。夫此二妇人与微之之关系,既须先后比较观察之,则微之此两类诗,亦不得不相校并论也。
夫此两类诗本为男女夫妇而作。故于(一)当日社会风习道德观念。(二)微之本身及其家族在当日社会中所处之地位。(三)当日风习道德二事影响及于微之之行为者。必先明其梗概,然后始可了解。寅恪前著《读〈莺莺传〉》一文,已论及之。此文即附于后幅,虽可取而并观,然为通晓元氏此两类诗,故不惮重复烦悉之讥,仍为总括序论于此,以供读此两类诗者之参考焉。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人生时间约可分为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中岁以后。人生本体之施受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故《白氏长庆集》卷一四《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略云: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梦游春》七十韵寄予,且题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不敢不使吾子知。故广足下七十韵为一百韵,重为足下陈梦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际所以至感者。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云尔。
夫婚仕之际,岂独微之一人之所至感,实亦与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大夫阶级之一生得失成败至有关系。而至唐之中叶,即微之、乐天所生值之世,此二者已适在蜕变进行之程途中,其不同之新旧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并存杂用,正不肖者用巧得利,而贤者以拙而失败之时也。故欲明乎微之之所以为不肖为巧为得利成功,无不系于此仕婚之二事。以是欲了解元诗者,依论世知人之旨,固不可不研究微之之仕宦与婚姻问题,而欲明当日士大夫阶级之仕宦与婚姻问题,则不可不知南北朝以来,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所发生之统治阶级及社会风习之变动。请略述之,以供论证焉。
南北朝之官有清浊之别,如《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中所述者,即是其例。至于门族与婚姻之关系,其例至多,不须多举。故士大夫之仕宦苟不得为清望官,婚姻苟不结高门第,则其政治地位,社会阶级,即因之而低降沦落。兹仅引一二事于下,已足资证明也。
《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云:
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
《南史》卷三六《江夷传附传》云:
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 斅 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 斅 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据此,可知当时人品地位,实以仕宦婚姻二事为评定之标准。唐代政治社会虽不尽同于前代,但终不免受此种风习之影响。故婚仕之际,仍为士大夫一生成败得失之所关也。
若以仕之一事言之,微之虽云为隋兵部尚书元岩之六世孙,然至其身式微已甚,观其由明经出身一事可证。如《康骈剧谈录》(参《唐语林》卷六《补遗》)略云:
元和中李贺善为歌篇,为韩愈所知,重于缙绅。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亦工篇什。尝交结于贺,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答,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稹惭恨而退。
裴廷裕《东观奏记·上》(参《新唐书》卷一八二《李珏传》、《唐语林》卷三“识鉴”类)略云:
李珏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阴,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一见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路。
《新唐书》卷一八三《崔彦昭传》(参尉迟偓中朝故事)云:
彦昭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尝见凝,凝倨不冠带,慢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序》“进士”条云:
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据此得见唐代当日社会风尚之重进士轻明经。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
又《元氏长庆集》卷五九《告赠皇祖祖妣文》云:
荫籍朘削,龟绳用稀。我曾我祖,仍世不偶。先尚书盛德大业,屈于郎署。
同集同卷《告赠皇考皇妣文》云:
唯积洎稹,幼遭闵凶,积未成童。稹生八岁,蒙佁孩稚,昧然无识,遗有清白,业无樵苏。先夫人备极劳苦,躬亲养育。截长补败,以御寒冻。质价市米,以给晡旦。依倚舅族,分张外姻(《元氏长庆集》卷一一《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序》云,九岁解赋诗,饮酒至斗余乃醉,时方依倚舅族)。
按《白氏长庆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铭》及《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等,微之曾祖延景,岐州参军。祖悱,南顿丞。即告祭文所谓“我曾我祖,仍世不偶”者。父宽,比部郎中,即告祭文所谓“屈于郎署”者(后悱复以罪降虢州别驾,累迁舒王府长史。见《元氏长庆集》卷五八《陆翰妻元氏墓志铭》)。观微之幼年家庭寒苦之情况,其告祭考妣文详述无遗。故微之纵是旧族,亦同化于新兴阶级,即高宗武后以来所拔起之家门,用进士词科以致身通显,由翰林学士而至宰相者。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微之虽以明经举,然当日此科记诵字句而已,不足言通经也),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娼妓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宜乎郑覃、李德裕以山东士族礼法家风之立场,欲废其科,而斥其人也。夫进士词科之放佚恣肆,不守礼法,固与社会阶级出身有关。然其任诞纵情,毫无顾忌,则《北里志·序》略云: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年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俄逢丧乱,銮舆巡蜀,崤崡鲸鲵。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中和甲辰岁孙棨序。
《香奁集·序》略云:
自庚辰辛巳之际,迄辛丑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记。大盗入关,缃帙都坠。
寅恪按:孙序作于中和甲辰,即僖宗中和四年。韩序中所谓庚辰辛巳,即懿宗咸通元年及二年,庚子辛丑即僖宗广明元年及中和元年。然则进士科举者之任诞无忌,乃极于懿僖之代。微之生世较早,犹不敢公然无所顾忌。盖其时士大夫阶级山东士族,尚保有一部分残余势力。其道德标准,与词科进士阶级之新社会风气,并存杂用。而工于投机取巧之才人如微之者,乃能利用之也。明乎此,然后可以论微之与韦丛及莺莺之关系焉。
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机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国史补·下》云:
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
又杜牧之《感怀诗》(《樊川集》卷一)所谓:
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
者,正是微之少年所遭遇之时代也。微之幼时,依其姊婿陆翰,居于凤翔西北边境荒残之地(见《元氏长庆集》卷三〇《诲侄》等书,又《白氏长庆集》卷四《新乐府·西凉伎》云“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之句)。虽驻屯军将,奢僭恬嬉。要之,其一般习俗,仍是朴俭。与中州之名都大邑相较,实有不侔。蒲州为当日之中都河中府,去长安三百二十四里,洛阳五百五十里(见《旧唐书》卷三九及《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等),为东西两京交通所常经繁盛殷阗之都会也。微之以甫逾弱冠之岁,出游其地,其所闻见,与昔迥殊,自不能不被诱惑。其所撰《莺莺传》所云:
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以是年二十二,未尝近女色(寅恪按:通行本《莺莺传》皆作年二十三。兹依王性之《微之年谱》改作二十二)
者,凤翔之诱惑力,不及河中,因得以自持。而以守礼夸诩,欺人之言也。及其遭遇双文以后之沉溺声色,见其前之坚贞,亦不可信。何以言之?姑不必论其始乱终弃之非多情者所为,即于韦丛,其《三遣悲怀》诗之三云:
唯将终夜常开眼,
报答平生未展眉。
所谓常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其后娶继配裴淑,已违一时情感之语,亦可不论。唯韦氏亡后未久,裴氏未娶以前,已纳妾安氏。《元氏长庆集》卷五八《葬安氏志》云:
始辛卯岁,予友致用悯予愁,为予卜姓而授之。
考成之卒于元和四年七月九日(见《韩昌黎集》卷二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所谓辛卯岁者,即元和六年。是韦氏亡后不过二年,微之已纳妾矣。夫唐世士大夫之不可一日无妾媵之侍,乃关于时代之习俗,自不可以今日之标准为苛刻之评论。但微之本人与韦氏情感之关系,决不似其自言之永久笃挚,则可以推知。然则其于韦氏,亦如其于双文,两者俱受一时情感之激动,言行必不能始终相符,则无疑也。又微之自言眷念双文之意,形之于诗者,如《才调集》卷五《杂思之四》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
半缘修道半缘君。
及白乐天转述其友之事,如《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五《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云:
存诚期有感,誓志贞无黩。京洛八九春,未曾花里宿。
似微之真能“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者,其实唐代德宪之世,山东旧族之势力尚在,士大夫社会礼法之观念仍存,词科进士放荡风流之行动,犹未为一般舆论所容许,如后来懿僖之时者,故微之在凤翔之未近女色,乃地为之。而其在京洛之不宿花丛,则时为之。是其自夸守礼多情之语,亦不可信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竟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唯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兹节录旧史,以资证明。《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略同)略云:
四年,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稹虽举职,而执政有与砺厚者,恶之。使还,令分务东台,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稹欲追摄,擅令停务。既飞表闻奏,罚式一月俸,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复以棰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长庆初,潭峻归朝(《新唐书》归朝作方亲幸。是),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由是极承恩顾。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出稹为同州刺史,改授浙东观察使。三年九月,入为尚书左丞。振举纲纪,出郎官颇乖公议者七人。然以稹素无检操,人情不厌服。会宰相王播仓促而卒,稹大为路岐经营相位。四年正月武昌军节度使,卒于镇。
故观微之一生仕宦之始末,适与其婚姻之关系正复符同。南北朝唐代之社会,以仕婚二事衡量人物。其是非虽可不置论,但今日吾侪取此二事以评定当日士大夫之操守品格,则贤不肖巧拙分别,固极了然也。
虽然,微之绝世之才士也。人品虽不足取,而文采有足多者焉。关于《莺莺传》,寅恪已别撰一文专论其事,故此从略,唯取艳诗及悼亡诸作略诠论之如下。所以先艳诗而后悼亡诸作者,以双文成之二女与微之本人关系之先后为次序,而更以涉于裴柔之者附焉。至《梦游春》一诗,乃兼涉双文成之者,故首论之。
《元氏长庆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略云: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取此与微之《上令狐相公诗启》(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所谓“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及乐天“或为千言或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者相参校。则知元白《梦游春》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见《附论·丁·元和体诗》篇)。
微之《梦游春》诗传诵已逾千载,其间自不免有所讹误。兹举一例言之,如“娇娃睡犹怒”之“娇娃”二字,甚难通解。据《尔雅·释畜》云:“短喙,猲骁。”《全唐诗》第一五函《元稹》卷二七《春晓》云: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 儿(寅恪按:今所见《才调集》诸本俱作娃儿。殷元勋宋邦绥笺注本引《述异记》云,美女曰娃。殊可笑也)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及《杨太真外传·下》(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忠志”类“天宝末交趾贡龙脑”条及《开元天宝遗事·下》)略云:
昔上夏日与亲王棋,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上局乱之。上大悦。
然则“ 儿”及“猧子”,“娇娃”即“獢 ”之讹。此种短喙小犬,乃今俗称“哈叭狗”者,原为闺阁中玩品。按之《梦游春》诗中所言情事,实相符合。又“娇娃睡犹怒”句,与上“鹦鹉饥乱鸣”句为对文。即以能言丽羽之慧禽与善怒短喙之小犬,相映成趣。故“娇娃”为“獢 ”之讹写明矣,否则女娃何故睡时犹发怒耶?更有可注意者,双文所服之“夹缬”(详见下文)及所玩之 儿,在玄宗时为宫禁珍贵稀有之物品,非民间所能窥见。今则社会地位如双文者,在贞元间亦得畜用之。唐代文化之流布,与时代先后及社会阶层之关系,于此可见一斑矣。其余详见《论乐天新乐府·牡丹芳》篇,兹不多及。
《梦游春》诗(《才调集》卷五)中所述莺莺之妆束,如:
丛梳百叶髻(原注云:时势头),金蹙重台履(原注云:踏殿样)。纰软钿头裙(原注云:瑟瑟色),玲珑合欢袴(原注云:夹缬名)。鲜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
而《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五《乐天和之》云:
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缬紫葡萄,绮花红石竹。
及《才调集》卷一白居易诗《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其中摹写贞元间京师妇人妆饰诸句云:
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县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
乃有时代性及写实性者,非同后人艳体诗之泛描,斯即前引微之《叙诗寄乐天书》所谓:
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
又《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云:
顷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辞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繁而晦其义焉。
夫长于用繁琐之词,描写某一时代人物妆饰,正是小说能手。后世小说,凡叙一重要人物出现时,必详述其服妆,亦犹斯义也。原注所云,实贞元年间之时世妆。足见微之观察精密,记忆确切。若取与白香山《新乐府·上阳白发人》中所写之“天宝末年时世妆”之“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者,固自不侔。即《时世妆》中所写“元和妆梳”之“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者,亦仍有别。然则即此元白数句诗,亦可作社会风俗史料读也。
又时势头者,《才调集》卷五微之《有所教》诗云:
人人总解争时势,
都大须看各自宜。
则时势者,即今日时髦之义,乃当日习用之语。但“时势头”则专指贞元末流行之一种时式头样也。
又重台履者,取义于重台花瓣,此处则专指莲花而言。如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一有《重台芙蓉赋》,芙蓉即莲花也。《国史补·下》“苏州进藕”条云:
近多重台荷花,荷花上复生一花。
故取作履样之名,与潘妃步步生莲花之典相关,更为适合也。
又《唐语林》卷四《贤媛》篇引《因话录》云:
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缬。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
寅恪按:双文在贞元时,亦服夹缬袴,可征此种著品已流行一世,虽贱者亦得服之矣。
又《梦游春》诗中先后述双文、成之二女事,微之既云:
觉来八九年, 不向花回顾。
及:
近作梦仙诗(此指《才调集》卷五、《全唐诗》第十五函《元稹》卷二七《梦昔时》诗言),亦知劳肺腑。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
及:
虽云觉梦殊, 同是终难驻。
而乐天亦云:
心惊睡易觉, 梦断魂难续。
是俱以双文之因缘为梦幻不真,殊无足道。其所谓“存诚”“誓志”,亦徒虚言耳。故乐天和句云:
韦门女清贵, 裴氏甥贤淑。
及:
刘阮心渐忘, 潘杨意方睦。
乃真实语也。微之所以弃双文而娶成之,及乐天、公垂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为非,正当时社会舆论道德之所容许,已于拙著《读〈莺莺传〉》详论之。兹所欲言者,则微之当日贞元、元和间社会,其进士词科之人,犹不敢如后来咸通广明之放荡无忌,尽决藩篱。此所以“不向花回顾”及“未曾花里宿”者也。但微之因当时社会一部分尚沿袭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风,故亦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然则微之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复次,其最言之无忌惮,且为与双文关系之实录者,莫如《才调集》卷五所录之《古决绝词》(参《全唐诗》第十五函《元稹》卷二七),其一云:
春风撩乱百劳语,况是此时抛去时。握手苦相问,竟不言后期。君情既决绝,妾意亦参差。借如死生别,安得长苦悲。
据此,双文非负微之,微之实先负之,而微之所以敢言之无忌惮者,当时社会不以弃绝此类妇人如双文者为非,所谓“一梦何足云”者也。
其二云:
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而攀折。我自顾悠悠而若云(《云溪友议·下》“艳阳词”条,引微之《赠裴氏诗》云,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微之一生对于男女关系之观念,无论何人,终不改易其悠悠若云之意也,噫),又安能保君皟皟(《全唐诗》作“皑皑”)之如雪。
又云:
幸他人之(《全唐诗》“之”字下多“既”字)不我先,又安能后(《全唐诗》作“使”)?他人之(《全唐诗》“之”字下多“终”字)不我夺。已焉哉,织女别黄姑。一年一度暂相见,彼此隔河何事无。
呜呼,微之之薄情多疑,无待论矣。然读者于此诗,可以决定莺莺在当日社会上之地位,微之之所以敢始乱而终弃之者,可以了然矣。
其三云:
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隔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
观于此诗,则知微之所以弃双文,盖筹之熟思之精矣。然此可以知微之之为忍人,及至有心计之人也。其后来巧宦热中,位至将相,以富贵终其身,岂偶然哉。
复次,微之《梦游春》自传之诗,与近日研究《红楼梦》之“微言大义”派所言者,有可参证者焉。昔王静安先生论《红楼梦》,其释“秉风情,擅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意谓风情月貌为天性所赋,而终不能不败家者,乃人性与社会之冲突。其旨与西土亚里斯多德之《论悲剧》,及卢梭之《第雄论文》暗合。其实微之之为人,乃合甄、贾宝玉于一人。其婚姻则同于贾,而仕宦则符于甄。观《梦游春》诗自述其仕宦云:
宠荣非不早,邅回亦云屡。直气在膏肓,氛氲日沉痼。不言意不快,快意言多忤。忤诚人所贼,性亦天之付。乍可沉为香,不能浮作瓠。
是亦谓己之生性与社会冲突,终致邅回而不自悔。推类而言,以仕例婚,则委弃寒女,缔姻高门。虽缱绻故欢,形诸吟咏。然卒不能不始乱终弃者,社会环境,实有以助成之,是亦人性与社会之冲突也。唯微之于仕则言性与人忤,而于婚则不语及者。盖弃寒女婚高门,乃当时社会道德舆论之所容许,而视为当然之事,遂不见其性与人之冲突故也。吾国小说之言男女爱情生死离合,与社会之关系,要不出微之此诗范围,因并附论之于此,或者可供好事者之研讨耶?
《才调集》卷五所录微之艳诗中如《恨妆成》云:
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最恨落花时,妆成犹披掩。
《离思六首》之二云:
自爱残妆晓镜中,环钗慢簪绿丝丛。须臾日射燕脂颊,一朵红酥旋欲融。
及其三云:
红罗着压逐时新,吉了花纱嫩曲尘。第一莫嫌材地弱,些些纰慢最宜人。
又《有所教》云:
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寅恪按:此两句乃当日时势妆,即时世妆之教条也)。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皆微之描写其所谓:
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
者也。至《恨妆成》所谓“轻红拂花脸”及《有所教》所谓“斜红伤竖莫伤垂”者,与《元和时世妆》之“斜红不晕赭面(赭面即吐蕃。见《新乐府》章《时世妆》篇)状”者,不同,而《有所教》所谓短眉,复较天宝宫人之细画长眉者有异矣。“人人总解争时势”者,人人虽争为入时之化妆,然非有双文之姿态,则不相宜也。然则微之能言个性适宜之旨,亦美术化妆之能手,言情小说之名家。“元才子”之称,足以当之无愧也。
复次,乐天和《梦游春》诗结句云:
《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
自注云:
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头陀经》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寅恪按:《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思归乐》云:
心付《头陀经》。
即此诗自注所谓《心王头陀经》者也。寅恪少读乐天此诗,遍检佛藏,不见所谓《心王头陀经》者,颇以为恨。近岁始见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二四七四《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卷·上》,五阴山室寺惠辨禅师注残本(《大正续藏》卷二八八六号),乃一至浅俗之书,为中土所伪造者。至于《法句经》,亦非吾国古来相传旧译之本,乃别是一书,即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二〇二一《佛说法句经》(又中村不折藏敦煌写本,《大正续藏》卷二九〇一号),及巴黎国民图书馆藏伯希和号二三二五《法句经疏》(《大正续藏》卷二九〇二号),此书亦是浅俗伪造之经。夫元白二公自许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唯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
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
论艳体诗竟, 请论悼亡诗。
今本《元氏长庆集》卷九第一首《夜闲》题下注云:
此后并悼亡。
考程大昌《演繁露》卷六云:
《元稹集》卷一〇三《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云云。
程氏所见《元集》卷帙,虽与今本次第不同,然实与宋建本符合(详见涵芬楼影印明本后所附校文)。
南宋乾道四年洪适重刊北宋宣和六年刘麟编辑之六十卷本跋云:
今之所编,又律吕乖次。惜矣,旧规之不能存也。
《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所著《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传至宋代,亡佚已多。故韦榖《才调集》卷五所收微之诗,俱在六十卷本外也。今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元氏长庆集》仅有残叶,不知如何,亦未能取校。但详绎今本第九卷内诸诗所言节候景物,似亦与微之当日所赋之年月先后颇相符合,谅此卷诸作,犹存旧规。此点殊为重要,盖与解释疑滞有关故也。
如此卷第一首《夜闲》云:
秋月满床明。
第二首《感小株夜合》云:
不分秋同尽,深嗟小便衰。伤心落残叶,犹识合婚期。
第三首《醉醒》不涉节候景物,未能有所论断。
第四首《追昔游》云:
再来门馆唯相吊,
风落秋池红叶多。
皆秋季景物也。《韩昌黎集》卷二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云:
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
知此数诗,皆韦氏新逝后,即元和四年秋季所作也。
又第五首《空屋题》(原注云:十月十四日夜)云:
朝从空屋里,骑马入空台。尽日推闲事,还归空屋来。月明穿暗隙,灯烬落残灰。更想咸阳道,魂车昨夜回。
《白氏长庆集》卷一四《感元九》悼亡诗,因为《代答三首》之二《答骑马入空台》云:
君入空台去,朝往暮还来。我入泉台去,泉门无复开。鳏夫仍系职,稚女未胜哀。寂寞咸阳道,家人覆墓回。
昌黎《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云:
其年(元和四年)十月十三日葬咸阳,从先舅姑兆。
故微之于元和四年十月十四日夜赋诗云:
更想咸阳道,魂车昨夜回
也。白乐天《代答诗》云:
鳏夫仍系职。
又云:
家人覆墓回。
微之《琵琶歌》(《元氏长庆集》卷二六)云:
去年御史留东台,
公私蹙促颜不开。
可知韦氏之葬于咸阳,微之尚在洛阳,为职务羁绊,未能躬往,仅遣家人营葬也。
其第六首为《初寒夜寄子蒙》。
其第七首《城外回谢子蒙见谕》有句云:
寒烟半床影, 烬火满庭灰。
第八首《谕子蒙》及第九、第十、第十三《遣悲怀》三首,俱无专言季候景物之句,不易推定其作成之时日。
而第十二首《旅眠》云:
夜眠兼客坐, 同在火炉床。
及第十三首《除夜》云:
忆昔岁除夜,见君花烛前。今宵祝文上,重叠叙新年。闲处低声哭,空堂背月眠。伤心小男女,撩乱火堆边。
则皆微之于元和四年所作之悼亡诗也。
其第十四首《感梦》云:
行吟坐叹知何极,影绝魂销动隔年。今夜商山馆中梦,分明同在后堂前。
案《元氏长庆集》卷一九《桐孙诗·序》略云:
元和五年予贬掾江陵,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山月晓时,见桐花满地,因有八韵寄白翰林诗。及今六年,诏许西归,感念前事,因题旧诗,仍赋《桐孙诗》一绝。又不知几何年,复来商山道中。元和十年正月题。
故此诗为元和五年三月贬江陵道中所作。
其第十五首《合衣寝》,第十六首《竹簟》,第十七首《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第十八首《梦井》,第十九首第二十首第二十一首《江陵三梦》三首,第二十二首《张旧蚊帱》,第二十三首《独夜伤怀赠呈张侍御》,疑皆微之在江陵所作。其第二十四至第三十一《六年春遣怀》七首,则元和六年在江陵所作。其第三十二首《答友封见赠》,疑亦此时所作。至第三十三首《梦成之》云:
烛暗船风独梦惊,梦君频问向南行。觉来不语到明坐,一夜洞庭湖水声。
则疑是元和九年春之作。何以言之,《元氏长庆集》卷一八《卢头陀诗·序》云:
元和九年张中丞(正甫)领潭之岁,予拜张公于潭。
同集卷二六《何满子歌》云:
我来湖外拜君侯,
正值灰飞仲春琯。
盖微之于役潭州,故有“船风”“南行”及“洞庭湖水”之语也。
以上所列《元氏长庆集》第九卷悼亡诗中有关韦氏之作,共三十三首。就其年月先后之可考知者言之,似其排编之次第与作成之先后均甚相符,此可注意者也。夫微之悼亡诗中其最为世所传诵者,莫若《三遣悲怀》之七律三首。寅恪昔年读其第一首“今日俸钱过十万”之句,而不得其解,因妄有考辨。由今观之,所言实多谬误(见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拙著《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然今日亦未能别具胜解。故守“不知为不知”之训,姑阙疑,以俟再考。
复次,取微之悼亡诗中所写之成之,与其艳体诗中所写之双文相比较,则知成之为治家之贤妇,而双文乃绝艺之才女,其《莺莺传》云:
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观览。
虽传中所载双文之一书二诗,或不免经微之之修改,但以辞旨观之,必出女子之手,微之不能尽为代作,故所言却可信也。其于成之,则《元氏长庆集》卷六《六年春遣怀八首》之二云:
检得旧书三四纸,
高低阔狭粗成行。
可知成之非工刀札,善属文者。故《白氏长庆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铭》亦止云:
前夫人韦氏懿淑有闻
而已。即善于谀墓之韩退之,其《韩昌黎集》卷二四《成之墓志铭》,但夸韦氏姻族门第之盛,而不及其长于文艺,成之为人,从可知矣。又《元氏长庆集》卷九《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云:
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归来相见泪如珠,唯说闲宵长拜乌。今君到舍是乌力,妆点乌盘邀女巫。
夫拜乌迷信,固当时风俗,但成之如此,实不能免世俗妇女之讥。观《元氏长庆集》卷一《大觜乌》诗,极论巫假乌以惑人之害,则微之本亦深鄙痛恶此迷信。其不言韦氏之才识,以默证法推之,韦氏殆一寻常妇女,非双文之高才绝艳可比,自无疑义也。唯其如是,凡微之关于韦氏悼亡之诗,皆只述其安贫治家之事,而不旁涉其他。专就贫贱夫妻实写,而无溢美之词,所以情文并佳,遂成千古之名著。非微之之天才卓越,善于属文,断难臻此也。若更取其继配裴氏,以较韦氏,则裴氏稍知文墨,如《元氏长庆集》卷一二《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序》云:
通之人莫知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
盖语外之意,裴柔之亦可与言诗也。而范摅《云溪友议·下》“艳阳词”条亦载微之于出镇武昌时曾与柔之相为赠答,亦是一证。至范氏又以为韦裴二夫人俱有才思,则未可尽信。
又乐天于《微之墓志铭》虽亦云:
今夫人河东裴氏,贤明有礼,有辅佐君子之劳,封河东郡君。
而《元氏长庆集》卷二二《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云:
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千命妇(自注云: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官,猥为班首),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
按微之此诗,词虽美而情可鄙,夫不乐去近甸而就遐藩,固亦人情之恒态,何足深责。而裴氏之渴慕虚荣,似不及韦氏之能安守贫贱,自可据此推知。然则微之为成之所作悼亡诸诗,所以特为佳作者,直以韦氏之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夫唯真实,遂造诣独绝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