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另一面

这个故事会不会有另一面？我们的详细证据来自西塞罗的文章或观点，这意味着他的视角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在任何纯粹意义上就是真实的，或者这是看待此事的唯一方式。多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西塞罗为我们提供的叙述有多么偏颇，并在他的故事版本的表面之下发现了其他观点和解释。撒鲁斯特本人也同样给出了暗示。虽然他的叙述非常倚重西塞罗的作品，但通过让喀提林说出西塞罗那句著名的Quo usque tandem，他很可能是在提醒读者，真相以及对真相的解读至少不是固定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们所知的《反喀提林第一演说》是否与11月8日西塞罗在朱庇特神庙对与会元老发表的演说一模一样。很难想象它完全是虚构的。他怎么可能传播一个与演说内容完全无关的版本却没人发现呢？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两者并不能逐字对应起来。如果他是根据提纲或古代形式的要点摘要发表演说的，那么我们手头的文本大概介于他记忆中自己说过的话和他本来想要说的话之间。即使当时是按照相当完整的文稿演讲的，当他把演说辞散发给朋友、同僚和其他他想要打动的人时，他也几乎肯定会对其加以润色，改正疏漏之处，插入几句那天遗漏或没有想到的俏皮话。

传播演说辞的确切时间和原因同样非常重要。我们从他写给阿提库斯的一封信中得知，西塞罗曾在公元前60年6月就抄录《反喀提林第一演说》的事宜做出安排，当时他一定很清楚，围绕着他处决“密谋者”产生的争议不太可能会消散。对西塞罗来说，利用演说的书面文本为自己辩护是很有吸引力和非常方便的，即使那意味着要对演说辞做些策略调整和添加一些东西。事实上，在我们现有的版本中，反复称呼喀提林为“外敌”（拉丁语的hostis）很可能就是西塞罗回应对手的一种手段：通过将密谋者指称为国家的敌人，西塞罗暗示他们不配得到罗马法律的保护、他们已经失去了公民权（包括受审的权利）。当然，这在11月8日演说的口头版本中可能就已经是一个主旨了。我们无从知道真相。但在永久性的书面版本中，这个词无疑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而且我强烈怀疑它也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上述问题促使我们更努力地寻找不同的故事版本。撇开西塞罗的视角，我们是否可能知道喀提林和他的支持者们的观点呢？今天，来自公元前1世纪的同时代证据以西塞罗的文字和观点为主。但尝试“逆向”解读他的版本或者任何罗马史书提供的版本，用我们拥有的其他零星独立证据来撬开这个故事中的小裂缝，以及探寻其他观察者是否可能对此事抱有不同看法总是有价值的。西塞罗描绘的那些可怕恶徒真像他所刻画的那样坏透了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恰好可以提出些许怀疑。

在西塞罗笔下，喀提林扮演了一个完全因为道德缺陷而欠下巨额赌债的亡命徒的角色。但情况不可能如此简单。公元前63年的罗马经历了某种信贷危机，面临着比西塞罗愿意承认的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在“执政官任内”的另一项成就是驳回了将意大利的土地分给城中某些穷人的提议。换句话说，如果喀提林表现得像个亡命徒，他可能有很好的理由，并得到了许多因为类似的困境而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的普通人的支持。

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重建2000年前的经济状况比重建政治状况更加困难，但我们拥有一些意外得到的信息。该时期留存下来的钱币提供的证据特别有用，这要归功于当时的情况以及现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用巧妙的方法从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能力。罗马钱币通常可以被准确地确定铸造日期，因为当时每年都要重新设计钱币，并“签上”当年负责发行它们的官员的名字。罗马人使用一系列手工打造的模具（冲模）铸造钱币，我们可以在成品钱币上看到模具之间在细节上的微小差异。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每个模具能压制多少钱币（在它们变得太钝以致无法印出清晰图案之前），如果有数量足够大的钱币样本，我们就能大致估算出某一次发行中总共用了多少模具。由此，我们可以对每年生产多少钱币获得粗略的了解：模具越多，钱币越多，反之亦然。

图4

根据上述计算方式，我们得知公元前1世纪60年代末的铸币数量大幅下降，以至于总流通量要少于几年前。我们无法重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和18世纪以前甚至以后的大多数国家一样，罗马没有真正的货币政策，也没有能够制定此类政策的金融机构。但由此引发的可能后果显而易见。无论喀提林是否因为无节制的赌博而将财产挥霍殆尽，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可能要面临现金短缺，而那些已经欠债的人将要面对同样缺钱的债主追讨借款。

这一切再加上其他长期存在的因素，可能促使罗马的下层民众和穷人进行反抗或参与有指望的激进变革。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悬殊，大多数人生活条件糟糕，就算饿不死，可能也要常常忍饥挨饿。虽然西塞罗在描述中将喀提林的追随者贬斥为堕落者、匪徒和赤贫者，但根据他本人和撒鲁斯特记录一些事件的逻辑来看，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为他们都明示或暗示，当据说喀提林意欲焚毁罗马城时，后者获得的支持便烟消云散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面对的就不是穷困潦倒的人和在全城起火中没什么可失去的绝望者——他们反而能从中获得各种好处。更可能的情况是，他的支持者中包括下层的受苦穷人，保全城市对他们仍然有些好处。

西塞罗不可避免地希望尽可能利用喀提林带来的危险大做文章。在罗马，有些贵族家庭宣称自己的谱系可以直接上溯到罗马城的缔造者，就像喀提林那样，有的甚至上溯至神明。比如，恺撒的家族骄傲地将自己的谱系上溯到女神维纳斯；还有人更有意思，宣称自己的祖先是同为神话人物的弥诺斯王的妻子帕西淮（Pasiphae），后者神奇地在与公牛交媾后生下了怪兽弥诺陶洛斯。 在这些贵族家庭之间，在罗马社会顶层，无论西塞罗曾经取得过怎样的政治成功，他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为了确保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他无疑希望在执政官任内做出些引起轰动的事。对蛮族敌人取得瞩目的军事胜利无疑是最理想的，也是大部分罗马人梦寐以求的。罗马一直是个尚武国家，战场上的胜利是获得荣誉的最可靠途径。但西塞罗不是士兵：他是在法庭上扬名立万的，而非通过率领军队与危险或不幸的外邦人交战。他需要用别的方式“拯救国家”。

一些罗马评论者指出，这场危机对西塞罗非常有利。一份因为曾被错误地认为出自撒鲁斯特之手而留存下来的攻击西塞罗整个政治生涯的匿名小册子清楚地表示，他“把国家的动荡转变成自己的荣耀”，甚至还宣称他的执政官生涯是“阴谋的起因”而非解决方案。直白地说，我们需要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应该是西塞罗是否夸大了阴谋的危险，而是夸大的程度。

最坚定的现代质疑者们认为，整个阴谋差不多都是西塞罗在想象中的虚构——那个宣称自己是“武器爱好者”的人说的是实话，罪证书信是伪造的，高卢代表团完全是执政官的利用工具，暗杀企图的流言是偏执的臆想。如此激进的观点似乎不太可能是真的。喀提林的支持者毕竟和罗马军团正面交了手，很难将之视为向壁虚造。更可能的情况是，无论喀提林最初怀有怎样的动机，无论他是有远见的激进分子抑或无原则的恐怖分子，他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一位极其好斗、致力于获取自身荣誉的执政官的驱使下，采取了极端措施。西塞罗甚至可能已经说服了自己，让自己相信喀提林对罗马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无论基于什么证据。就像我们从许多更晚近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正是政治偏执和利己主义惯常的运作方式。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实情。那场“阴谋”将永远是典型诠释困境的最佳例子：“赤色分子”是否真的无处不在，还是说危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保守派的虚构？它也会提醒我们，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我们在罗马史中也必须始终注意故事的另一面——这是本书的部分主旨。 YHcDzN8gE3C3Sl/hyMvMGejxhG5tGI6RGv2zfdof3+AoDUYXD6lmmllNG4k0/G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