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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界流传着一个经典的玩笑，说的是庞贝城的两度死亡：第一次是火山爆发带来的瞬间覆灭，而第二次则是该城在18世纪中期被发掘以来所经历的慢性死亡。只要看一看这些遗址，就不难明白这第二层死亡的含义。尽管庞贝的考古工作者做了极大的努力，城市还是变得支离破碎，禁止游客入内之处野草蔓生，而墙上那些曾一度绚烂的彩绘图画如今也已褪色，几乎无法辨认。这是一个缓慢的荒弃过程，地震和大量观光游客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而早期发掘者掌握的粗糙技术还帮了不少倒忙（尽管说实话，他们抢救出来的许多精美壁画都被保存在博物馆里，要比那些被遗留在原地的画作的遭遇好得多）；1943年，同盟国军队炸毁了这座城市不少地方（见图9，大多数游客不知道，例如大剧院和广场的绝大部分以及一些最著名的宅邸都基本上是战后彻底重建的，而那家现场餐厅，是建在一块轰炸中损毁尤其严重的地方上的）；窃贼和故意破坏文物的人也做了自己的贡献，对他们来说，那些占地面积大而又难以监管的遗址是最理想的目标（2003年，一组壁画刚被发掘，就被人从墙上撬了下来，3天后，人们在附近的一个建筑场地上发现了它们）。
图9
但这座城市相应地也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在古代；另一次是我们如今造访的重建后的现代庞贝。这个旅游胜地仍试图为这座“在时空中冻结”的古城保存其神秘感，令我们漫步其中却感到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日。但事实上，令人震惊的一点在于，尽管这座罗马古城低于如今的地平面好几尺，城市入口的特殊布局却让人几乎难以察觉我们实际上是在“向下”走入其中；古人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之间几乎实现了无缝对接。不过，我们若凝神细视，便会发现它似乎存在于毁灭与重建、古代与现代之间那片古怪的真空地带。首先，城市的大部分都被大幅重建过，并不只是在受到轰炸破坏后才开始的。只要看一看那些建筑出土时的照片，我们就会惊讶于其中大部分的破败程度（见图10）。的确，其中一些就这样原原本本被保存了下来。但其他的得到了修缮，墙壁得到了修补和重建，新的屋顶被支了起来——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建筑和其中的装饰，却常常被游客误以为是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古罗马遗物。
图10
不仅如此，整个城市的地理面貌也全都改头换面。我们今天在庞贝城中行走，依靠的是一系列现代的街道名字，例如阿波坦查大道（Via dell’Abbondanza，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直通广场，名称源自街上一座喷泉上雕刻的丰产女神［Abundance］像）、斯塔比亚大道（Via Stabiana，与阿波坦查大道相交，向南延伸至斯塔比亚城），以及蜿蜒小巷（Vicolo Storto，这么叫的原因很明显）。至于这些街道在古罗马时期如何称呼，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现存的一段铭文似乎表明，我们称作斯塔比亚大道的那条街当时叫作庞贝大道（Via Pompeiana），其中还提到了另外两条无法精确定位的街道（朱庇特大道［Via Jovia］和或许与市议员［decuriones］相关的德库威阿利斯大道［Via Dequviaris］）。不过，许多街道也有可能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都有各自的名字。它们显然没有街道指示牌，也没有用街道名称和门牌号来定位地址的系统。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地标：假如一个店主想运送几瓶葡萄酒，他会在上面写道（其中一个酒瓶上就是这么写的）：“给酒馆老板尤克西努斯［Euxinus，大致可译为“好客先生”］，位于庞贝露天竞技场旁边。”
我们还以类似的现代方式命名了城门，以其地点或朝向来称呼它们：诺拉门（Nola Gate）、赫库兰尼姆门（Herculaneum Gate）、维苏威门（Vesuvius Gate）、海门（Marine Gate，面朝大海），诸如此类。在这方面，我们对其可能的古代称谓要了解得多。例如我们称作赫库兰尼姆门的那扇城门，古罗马居民称之为萨利尼恩西斯门（Porta Saliniensis）或萨利斯门（Porta Salis），也就是“盐门”的意思，得名于附近的腌渍作坊。我们所谓的海门或许曾经叫作广场门，这是根据几则零星古代证据再加上一些似乎可信的现代推理得出的结果；毕竟这扇门不仅面朝大海，而且也是离广场最近的城门。
既然无法确知地址的古代名称，现代的地名手册便用了一套19世纪晚期发明的命名系统来指称各个建筑。朱塞佩·菲奥雷利（Giuseppe Fiorelli）是个将尸骨铸模技术推向极致的考古学家（也曾是个提倡革新的政治家、庞贝发掘工作中最有影响力的负责人），也正是他把庞贝城划分成了9块独立的区域（regiones），然后给这些区域内的街区分别编上号，并给街道上的每个住户单独编码。换言之，依据这套如今已经成为标准的考古学速记体系，“VI.xv.i”也就表示第6区15街区的1门，位于城市的西北方。
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VI.xv.i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维提乌斯之家”（House of Vettii）。因为，除了那些光秃秃的现代编号，许多大房子，甚至包括一些酒肆和酒馆在内，都拥有更能唤起情感的头衔。其中一些得名于第一次被发掘出来时的环境：例如，“世纪之家”（House of the Centenary）是因为它被发掘的时间是1879年，距离这座城市被摧毁已过去了整整1800年；“银婚之家”（House of the Silver Wedding）发掘于1893年，该名称纪念的是那一年庆祝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的25周年婚庆——讽刺的是，如今房屋本身比这场皇家婚礼更有名气。也有一些名称反映了别具纪念意义的发现：前文提及的“米南德之家”就是一例；另外还有“农牧神之家”（House of the Faun），得名于在那里发现的一尊十分著名的舞动的萨梯（或农牧神）青铜塑像（见图12，此前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歌德之家”［House of Goethe］，因为著名德国诗人歌德的儿子在1830年亲眼见证了这里的部分发掘工作，却很快就去世了——不过这个悲伤的故事似乎并不比这座生动的雕像更有纪念意义）。然而，许多“维提乌斯之家”之类的住宅还是依据其罗马主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是实现一项更宏大的计划——让这座古城恢复人的痕迹，把这些物质遗存与那些原本拥有它们、使用它们或在其中居住的真实人物匹配起来——的组成部分。
这个过程激动人心，但有时也十分棘手。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这种配对符合实情。例如，对银行家尤昆都斯的房屋的识别就基本没有争议，他藏在阁楼里的那些银行档案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而当地最有名的鱼露（garum，一种典型的罗马调料，由发酵了的海洋生物制成，可以委婉地译为“鱼露”）制造商奥卢斯·乌姆布里基乌斯·斯考卢斯（Aulus Umbricius Scaurus）在他自己的高档住宅中留下了独特的记号和自己的名字——在一系列形状为瓶子的镶嵌画上，标有如下标语：“一流鱼露，来自斯考卢斯工坊。”（见图57）而有着精美壁画的“维提乌斯之家”，则有很大把握被确认属于一对可能是释奴的夫妇——奥卢斯·维提乌斯·康维瓦（Aulus Vettius Conviva）和奥卢斯·维提乌斯·雷丝提图图斯（Aulus Vettius Restitutus）。因为在前厅发现了有这两个名字的两枚印章和一枚图章戒指，房屋外还用颜料涂写了一些类似现代竞选海报上的宣传文字（“雷丝提图图斯正在游说……选举萨比努斯［Sabinus］出任营造官”）——同时还要基于这一假设，即我们在房屋其他地方发现的刻有普布利乌斯·克鲁斯提乌斯·福斯图斯（Publius Crustius Faustus）名字的印章是属于住在楼上的某位房客的。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证据远不足征，我们所仰赖的只是一枚图章戒指（很可能只不过是某个游客落下的）、一个写在葡萄酒瓶子上的名字，或者由同一个人署名的几则涂鸦，就好像这些涂鸦艺术家总是只在自家墙上涂写一样。其中一个尤其孤注一掷的推测与城里妓院（对古今游客来说，这里都是观光热点）的老板的名字有关：此人叫作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这个推测的主要依据是一个妓女的小隔间墙壁上的一条令人伤感的信息，非常有可能是某个狎客留下的：“阿非利加努斯死去了［或按字面意思理解为“快死了”］，他的同学小鲁斯提库斯（Rusticus）留，为阿非利加努斯哀悼。”诚然，阿非利加努斯可能是一位当地居民：这个名字还出现在了附近的墙面上，他承诺会在当地选举中支持萨比努斯（就是雷丝提图图斯投票支持的那位候选人），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事实猜测他是当地居民。但是，要说那个小鲁斯提库斯在性交后写下的伤感文字中指的就是妓院老板，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这类过于乐观的尝试还有许多，但企图追溯这些古庞贝的居民，将其重新放回他们的住宅、酒肆和妓院里去，其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现代人的想象使非常多的庞贝人被安置在错误的地方。或者更宽泛地说，“我们的”这个古代城市与公元79年被摧毁的那座古城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在本书中，我将始终使用属于“我们的”庞贝城的那些地标、检索工具和术语。毕竟，我若将赫库兰尼姆门依其古代名称唤作“盐门”，会给读者造成困惑与不快。菲奥雷利发明的编号系统使我们得以在地图上快速定位某个地址，我将在参考资料部分使用这套系统。另外，那些著名的称呼或许不那么确切，比如“维提乌斯之家”“农牧神之家”等，却能最快捷地帮我们回忆起某个特定的房屋或方位。然而，我也将会更详细地检视这道鸿沟，思考这座古城是如何被转化为“我们的”庞贝城的，并反思我们理解这些出土遗存的过程。
在强调这些过程时，我既会触及当下时刻，也会在某种意义上回到更加属于19世纪的古城体验中去。当然，19世纪该城的游客和21世纪的人们一样，都沉醉于穿越回古代的幻象。但是，他们也同样对历史展现自身的方式感到好奇：对于这座罗马古城，除了我们知道“什么”，又是“如何”知道的？在那些受欢迎的旅游手册的书写惯例中，我们便能看到这一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穆雷（Murray）的《意大利南部旅游指南》（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Southern Italy ），这本于1853年首次出版的册子，是写给当时刚刚兴起的大众旅游团的，而非周游欧洲的贵族子女。1839年时这里开通了铁路，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交通方式，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馆则提供接待服务。在废墟间玩得筋疲力尽后，游客们便能来此享受一顿午餐。但这是个命运跌宕起伏之地：1853年时据说这里的“老板既富有教养又乐于助人”，而到了1865年，我们则通常会读到这样的建议——在“和旅店老板达成有关收费的协议之前”，千万不要胡吃海塞。但无论如何，正是从这里，与快餐、水果，尤其是瓶装水相关的各种产业得以萌生，如今早已占领了遗址的外郊。
在《指南》中，穆雷不断向维多利亚时期的游客们提及各种在阐释上存在的问题，围绕那些出土的大型公共建筑的用途，他介绍了各种针锋相对的理论。那个在广场上被我们称为市场（macellum）的建筑，真的是一个市场吗？有可能是一座神庙吗？抑或兼有圣祠和小餐馆的用途？（我们将会看到，许多此类与功能相关的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而现代的旅游指南却大多倾向于不提及这些问题和争论，还声称这是为了给读者省去麻烦。）除了每个古代建筑的相关描述，他们还十分细致地标识出了它们被重新发现时的日期和环境。如此一来，在这些早期游客的脑海中便似乎同时出现了两条时间轴：其一是古代城市自身及其发展的历史序列，而另一条则是庞贝城逐渐在现代世界中重新出现的历史进程。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那些使尸骨或重要发现在前来参观的显贵们经过此地时恰好被适时“发掘”出来的著名伎俩，是这种关注的另一面。我们今天也许会取笑这类把戏的粗陋和观众的轻信。（难道皇室游客真的如此天真，想象这些奇妙的发现恰巧发生在他们到来的这一刻？）但是，旅游业里的伎俩常常揭示了游客们的期望与渴望，同时也暴露出当地人的狡诈。的确，游客们想见识的并不仅仅是这些文物本身，发掘过程如何让过去重见光明，也是他们感兴趣的问题。
这些就是我想要重新予以讨论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