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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9年8月25日凌晨时分
，庞贝城的浮石大雨终于缓和下来。这似乎是个出城寻条生路的好时机。在浮石倾盆而下、来势最猛的时候，有20多个逃难者靠躲在城墙里才逃过一劫。他们现在组成一支稀稀拉拉的队伍，打算碰碰运气从几座东城门中的一座出城，希望能够逃离火山喷发的覆盖范围。
几个小时以前实际上已经有人尝试过这条路线。一对夫妇在逃跑途中只带了一把小小的钥匙和一盏青铜油灯（见图1）。无论这把钥匙能打开哪把锁——房屋的、寓所的、箱子的抑或保险柜的，他们大概还是指望有一天能回到它们旁边。这盏青铜油灯在黑暗长夜和沙尘碎石中显然没什么用。不过，它在当时可是个昂贵又时髦的玩意儿，外形是一个非洲黑人的头像——我们接下来在庞贝城中还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令我们）略微感到不适的创造力形式。但这对夫妇没能成功逃离。1907年，人们在这对夫妇倒下的地方发现了他们，就在城外这条路两边的宏伟大墓中的一座附近，他们和许多人一样，被浮石掩盖。事实上，他们倒下的地方毗邻一座纪念一位名为埃斯奎利娅·波拉（Aesquillia Polla）的女人的豪华墓冢，她是努米利乌斯·赫伦尼乌斯·凯尔苏斯（Numerius Herennius Celsus）的妻子。大约50年前，年仅22岁的她就已去世了（我们仍能在石碑上识读这个信息），无疑还不到她那富豪丈夫年纪的一半。凯尔苏斯出身于庞贝城里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曾在罗马军队里担任长官，并两度当选为庞贝城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
图示1
图1
这支队伍决定冒险向同一方向逃离，这时浮石已经垒起几英尺高了。他们行进得缓慢而艰难。这批逃难者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许多人什么也没带，或许是因为没什么可带的，也可能是因为来不及去取他们的贵重物品。有一个男人为了防身给自己配备了短剑，套着讲究的剑鞘（他身边还有一副剑鞘，不过是空的，剑可能弄丢了或者被借给了别人）。队伍中的几个妇女带了不少东西。其中一个带了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命运女神（Fortuna）的银质小雕像，以及一把金银指环——其中一枚用链子拴了个小巧的银质阳具，可能是一个护身符（我们在接下来还会经常见到这种物件）。其他人也都有各自珍藏的小玩意儿：一个布袋中塞着一个银质的医药箱、一具雕像的小巧底座（不过雕像遗失了）和几把钥匙；一个木质珠宝盒中装着项链、耳环、银汤匙和更多的钥匙。他们也带了各自能带的现金。有些人只带了些零碎小钱，有些人却带了自己家中的全部积蓄，或是店铺收入。但这些其实也都不多。总之，整支队伍携带的钱财加起来可能也就有500塞斯特斯——这在庞贝大概只够买头骡子。
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比前面那对夫妇走得更远一些。差不多有15人到达了下一个大墓冢，这是马库斯·奥贝留斯·菲尔慕斯（Marcus Obellius Firmus）的墓，位于道路前方约20米处。正是在这里，这群人被我们今天所谓的维苏威“火山碎屑涌浪”（pyroclastic surge）——这是一股高速移动的混合着各种气体、火山灰和熔岩的致命燃烧物，所经之处无物生还——击倒。尸体被发现时，上面散落着一些树枝，有些人手里甚至还紧紧攥着这些树枝。也许手脚灵活些的人攀上了墓旁的大树，在绝望中试图自救；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形是，那股涌浪不仅将逃难者置于死地，而且让大树倒在他们身上。
菲尔慕斯的墓冢却走运得多。他也曾是庞贝的一名显贵，数十年前就已去世，人们甚至都已经用他的墓碑两侧来做当地的留言板了。我们至今还能在那上面看到一些角斗士表演的广告，以及闲汉在碑侧留下的涂鸦：“以撒（Issa）你好，哈比图斯（Habitus）留”“欧卡苏斯（Occasus）你好，斯盖普希尼阿努斯（Scepsinianus）留”，诸如此类（哈比图斯的朋友们于是用一副巨大的阴茎和睾丸来回复他，并留言“哈比图斯你好，你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留”）。再往上，菲尔慕斯正式的墓志铭表示，他的葬礼是当地议会出资筹办的，花费了5000塞斯特斯——其他地方官员还另外筹集了1000塞斯特斯的香火钱，并制作了“一枚盾牌”（可能是一面带肖像的盾牌，这是典型的罗马式纪念品）。换言之，这场葬礼的花销远比这群逃难者为了逃命所携带资金总和的10倍还要多。由此可见庞贝城里的居民有贫有富。
我们还能追溯许多其他试图逃难的故事。人们在各浮石层中总共发现了400多具尸体，而在如今已经固化的火山碎屑熔流中还有近700具——19世纪时人们发明了一种高明的技术，能使其中的许多死亡瞬间生动再现，人们将石膏填充进肉体和衣物分解后留下的空间，于是撩起的短袍、蒙住的面庞以及受难者绝望的面容都得以一一重现（见图2）。城市广场旁的一条街道上有一支4人组成的队伍，可能是试图逃难的一家人。（石膏模型表明，）走在最前面的父亲是个魁梧的男人，眉毛粗大而浓密。他用斗篷遮住自己的头，抵挡那些坠落的火山灰和岩屑，他还随身携带了一些金首饰（一枚普通指环和几只耳环）、几把钥匙以及约400塞斯特斯，这次的现金数量还算过得去。两个年幼的女儿紧跟着他，母亲则走在最后面。她束起裙衫以便行走，并在一个小袋子中装了更多的家中的贵重物品：传家宝（几把汤匙、一对高脚杯、雕着命运女神像的圆形饰物和一面镜子）和一个矮胖的小男孩雕像，他裹着斗篷，斗篷下还露着一对光着的脚（见图3）。这个雕像做工粗糙，但是用琥珀雕成的，想必是跨越了几百公里，才从波罗的海地区最近的产地运至此地；其价值可想而知。
图2
图3
其他发现讲述了其他的故事。一位医师在逃跑时紧紧攥着自己的工具箱，当他穿过露天竞技场旁边的训练场（palaestra，即一大片开阔的空地或训练场地），试图奔向南边的一座城门时，不幸毙命于那股致命的涌浪；市中心一所豪宅的花园里发现的那个奴隶因为脚踝上的铁箍而行动受限；一个伊西斯女神的祭司（也可能是神庙里的佣人）打包带走了神庙里值钱的东西逃命，还没跑开50米就命丧黄泉了。当然，还有那位被发现死在角斗士营房的一个房间里的珠光宝气的贵妇。在许多报道中，这一幕经常被当作展现罗马上层妇女偏好角斗士强健体魄的绝佳例证。表面看来，这一幕是其中一个女人在错误的时机和错误的地点被逮了个正着，让通奸丑闻暴露于历史的检审之下。可实际的情形或许要清白得多。几乎可以肯定，这位妇女根本不是在约会，而是在逃离城市时路况变得过于艰险的情况下躲进了营房。毕竟，假如她的确是在和情夫幽会，那她就得和其他17个人以及几条狗共享这次约会——他们所有人（以及狗）的残骸都在这个小房间里。
在庞贝这座毁灭之城里，死尸向来都是最令人震撼的景象，且极具吸引力。在18至19世纪的早期发掘工作中，尸骨可以当着前来参观的皇室成员与贵族的面恰巧被“发掘”出来（见图4）。感情丰富的旅客看到这些遗骨总是思绪万千，这场灾难曾是何等残酷地折磨这些可怜的人啊，更不用提这整个感受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对人类存在何其艰险和脆弱所做的更一般性的反思。英国诗人赫斯特·林奇·皮奥奇（Hester Lynch Piozzi）——在嫁给一名意大利音乐教师之后随夫姓——于1786年参观了一处遗址后，捕捉到（并顺带戏仿了一下）这种反应：“这幅景象会引发多么可怕的想法啊！如此场景无疑会在明日再次上演，这种确定性令人毛骨悚然；今日的旁观者，也许会成为下个世纪的旅客驻足观赏的景观，他们会把我们的尸骨错认为那不勒斯人的尸骨，或许还会将其带回他们的祖国。”
图4
事实上，早期发掘工作中出土的最著名的一个物件，是一位女性的乳房的压印，18世纪70年代在城墙外不远处的一座大房屋（即所谓的迪奥梅德斯别墅［Villa of Diomedes］）里出土。在用石膏制作完整尸身模型的技术趋于成熟差不多一个世纪前，这类固体残骸使发掘者们得以看到死者、他们的衣服，甚至头发在冷却后的火山熔岩上留下的完整形态。其中唯一被成功提取出来并保存完好的一部分就是那位女性的一只乳房（的压印），邻近的博物馆一将其展出，很快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接着，它也成了泰奥菲尔·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一篇著名短篇小说《阿里亚·玛塞拉》（ Arria Marcella , 1852）的灵感来源。它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人返回古城寻找（或者重塑）梦中情人的故事，自从在博物馆里见到了这只乳房的压印，他就深深为之着迷，于是在时空穿梭、一厢情愿和幻想的共同作用下，他找到了他的梦中情人，也就是迪奥梅德斯别墅最后一批罗马主人中的一个。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这个压印闻名遐迩，却凭空消失了，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大型搜索行动也未能寻到任何蛛丝马迹。有观点认为，19世纪那些好奇心强的科学家在对它做一系列破坏性测试时导致它破碎了：可以说是尘归尘了。
庞贝死者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诗歌《庞贝女孩》（“The Girl-Child of Pompei”）是借紧紧抓着自己母亲的一个女孩的石膏模型（“仿佛当午后的天空垂下黑幕，你多么想重新回到她的身体里”）反思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一个佚名广岛女学生的命运，她们是人祸而非天灾的受难者（“上天赐予我们的灾难已然足够，在指尖摁下前，请你停下来想一想”）。在1953年上映的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电影《意大利之旅》（ Voyage to Italy ）中（尽管票房惨淡，它还是被誉为“首部现代电影”），有两具模型还扮演了小角色。爱人们紧紧相拥，死后依旧情意绵绵，这些维苏威火山受难者令两位现代游客（英格丽·鲍曼［Ingrid Bergman］和乔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饰演，当时鲍曼与罗西里尼还处于一段坎坷的婚姻之中）极度不安，提醒了他们彼此的关系已经变得多么疏远和了无生气。不过，以这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并非只有人类受难者。其中最著名且令人动容的，是一个富裕的漂洗工（洗衣工兼布工）家的一只看门狗的模型，它被拴在原地，临死还在拼命地挣脱锁链。
这些模型必定由于人们的窥淫癖、怜悯和残忍的猎奇欲望而显得更有吸引力。就连最务实的考古学家也极力渲染他们临死前的痛苦挣扎，抑或火山岩流对人类肉体造成的破坏（“他们的大脑会沸腾……”）。有些模型仍在其发掘之地附近展出，它们会对前来这些遗址参观的游客产生一种效应，类似于“埃及木乃伊效应”：小孩将鼻子凑近玻璃橱窗，发出惊恐的尖叫，而大人则躲在相机后——尽管如此，他们对这些尸骨怀有一种同样冷酷的迷恋，这一点终归难以掩饰。
但在这其中并非只有残忍的一面。无论这些受难者是否被石膏完整重塑，他们之所以如此令人震撼，也是因为他们能让我们觉得可以借此与古代世界直接接触，能让我们从中重构人类的故事，重构跨越千年我们仍能感同身受的有血有肉的人做出的选择、决定和怀抱的希望。即使不是考古学家，我们也不难想象，仅仅携带着少数家当背井离乡会是怎样的光景。对于那位带着工具逃难的医生，我们深表同情，甚至能体会到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留给他的遗憾。我们也能理解那些在上路前怀着乐观情绪把大门钥匙塞进口袋的人们，虽然最终希望落空。当我们知道那个丑陋的小琥珀雕像也被珍爱它的主人在永远离开家门前塞进行囊时，甚至这尊雕像也承载了特别的意义。
现代科学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个人的故事。与前人相比，我们能从这些现存的尸骨中提取出各种更丰富的个人信息：例如，我们能通过童年疾病和断骨的迹象相对容易地测量出人群的身高与身材（古代庞贝人比现代那不勒斯人稍微高一点，几无差别），DNA和其他生物技术甚至可以开始被用来分析家庭关系与种族源流。一些考古学家可能在使用这些证据时过分发挥，例如，声称某个少年的骨骼生长特征表明，他在不长的一生中大半辈子都是个渔夫，而他口腔中右半边牙齿的磨损则是因为咬鱼线所致。不过除此之外，大多数推断还是有更坚实的凭证的。
例如，人们在一座大房屋的两间里屋里发现了12具尸体，据推测可能是房主人和他的家人及奴隶的。在这6个小孩与6个成人中，有一个将近20岁的女孩去世时还怀有9个月的身孕，胎儿的尸骨尚在腹中。可能正是因为产期将近，他们才选择躲在房子内，以期出现转机，而没有冒险仓皇出逃。自从这些尸骨在1975年被发现以来，人们并没有悉心予以保存。（近来一位科学家报道，“［其中一个头骨］下颌上的前臼齿被错误地补进了上颌中间门牙的空缺处”，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古代牙医的昏庸，只能证明现代修复工作做得很粗糙。）虽则如此，把现有的各条线索——受难者的相对年龄、年轻孕妇身上的珍贵珠宝，以及她和一个9岁男孩同样患有轻微的遗传性脊柱疾病——拼凑起来，我们就能开始建构在这座房屋里生活的这个家庭的图景。年迈的夫妇很有可能是这座房屋的主人，丈夫60多岁，而50岁左右的妻子骸骨上有关节炎留下的明显迹象，他们应该是年轻孕妇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从穿戴珠宝的数量推测，我们可以确定该孕妇并非奴隶，而从其患有的脊柱问题来看，她与这个家族有血缘关系，而非嫁进来的媳妇——那个9岁的男孩就是她弟弟。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她和丈夫要么是和这家人住在一起，要么是为了生孩子而搬回娘家，或者干脆是碰巧在这个灾难日来访。她丈夫大概20多岁，尸骨的情况表明他的脑袋明显畸形且病态地向右偏斜。其他成人中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和一个30岁上下的女人，既可能是亲属，也可能是奴隶。
无论他们的牙齿是否被重新黏上，对其加以仔细观察都会发现更多的细节。他们大多数牙釉质上有环状凹陷，这是由于童年时期感染病反复发作所导致的——这很好地提醒了我们古代罗马婴儿的生存状况非常危险，半数都会在10岁之前死去。（不过好在一旦撑过了10岁，就有希望再活40年，或者更久。）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蛀牙，尽管仍然低于现代西方平均蛀牙程度，但已经足够表明他们的日常饮食中包含大量糖分和淀粉。在成年人中，只有年轻孕妇的丈夫没有蛀牙。但是根据牙齿状况判断，他有氟化物中毒的迹象，可能是因为他是在庞贝城外某个天然氟化物超标的地方长大的。最令人震惊的是，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一具尸骨都有大块的牙垢，其中一些有几毫米长。原因显而易见。尽管那时可能已经有牙签，甚至出现了用来光洁和美白牙齿的某种巧妙的混合制剂（在一本关于药理配方的著作中，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私人医生记录了一种据说让皇后梅萨利娜［Messalina］露出了甜美笑容的混合物：配方里有烧制的鹿角、松香与岩盐），但这个时代还没有牙刷。当时的庞贝必定是个口气弥漫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