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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庞贝的历史远比其可见的遗存所暗示的更为古老。公元79年的庞贝城里，在还在使用的建筑中，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没有一处早于公元前3世纪。但至少有两座该城的主要神庙能一直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虽然人们反复对其进行修复、重建和翻新。广场上的阿波罗神庙是其中一座，另一座是附近的密涅瓦和赫拉克勒斯神庙。它们在火山爆发时似乎就是一片废墟，可能永久地被废弃了。但是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却在里面发现了一些更早时期的装饰性雕塑，比如公元前6世纪的陶器以及成百上千的祭品——其中许多是小型赤陶雕像，有一些显然是女神密涅瓦（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本人的雕像。此外，就像在埃特鲁里亚立柱周围进行的探索工作所显示的，在从城内其他现存建筑往下挖掘时，往往会发现年代久远得多的古建筑遗迹。
其实，目前庞贝考古的研究热点之一，就是该城的早期历史。引起专家关注的问题已经从“公元79年的庞贝城是什么样子？”转变为“该城起源于何时？是如何发展的？”这促发了一系列的从其公元1世纪的表面向下发掘的工作，以期发现在我们如今仍能看到的建筑的地址上原先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因为任何人都不会为了查明现存遗迹取代了什么而将其摧毁。因此大部分工作成了“锁孔考古”，只在小面积区域向下挖掘，这样就能对立于其上的建筑只造成最低程度的损毁，也能最低限度地破坏这座观光之城的吸引力。承认吧，我们大多数人来此参观，都是被这座毁于维苏威火山的城市的废墟所吸引，而不是某些古代定居点留下的微弱痕迹。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既要把这些孤立的证据拼成一个整体，又要将其与城市平面图为我们提供的有关城市发展历史的线索匹配起来。因为，人们从很久以前就认为，庞贝城的街道布局——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形状的“街区”，而且按照略为不同的直线排列——肯定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见图示3）。另一个关键事实是，当下的这一圈城墙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这意味着（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这个城市的最终范围早在这个时期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图示3
鉴于这些证据的麻烦之处，人们在它们所揭示的历史主线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程度是不寻常的。大多数人承认，就像城市的平面图所表明的，定居点的原始中心位于西南角上，那里的街道组成了不规则图形，这片地区被考古学家们堂皇地称为“旧城”。但是，在那片地区之外，从城市各地收集而来的大量早期发现（既有陶器也有建筑的证据）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公元前6世纪，庞贝城就已经是一个在城墙内分布相对广泛的社群了。事实上，城内很少有哪个地方在现存建筑之下深入挖掘后，不会出现公元前6世纪的痕迹，即使它们只是小碎片或极为热切的搜寻工作的结果。（“伟大的幸存者”阿马德奥·马尤里［Amadeo Maiuri］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例，他在1924年到1961年间负责指挥这里的发掘工作，期间经历了法西斯政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经常给在他希望发现早期陶器的地方找到陶器的工人一份奖励，这在考古上是一个通常会有所收获的策略。）同样清楚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考古发现数量急剧下滑，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才逐渐有所回升，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标志着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可辨识的城市发展的开始。
在这个原始中心到底有多古老或者在这片旧址及附近地区偶然发现的公元前7、前8世纪甚至前9世纪的物质是否能代表有一个此类定居社区的问题上，人们的意见就远远不那么统一了。同样，在公元前6世纪时城墙内这片区域的用途问题上，也存在着彼此针锋相对的意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它大部分都是圈起来的农田，而我们的考古发现则来源于各个独立的农业建筑、农舍、乡村圣所。这种观点并非不可信，但这个观点似乎制造出了数量庞大的“圣所”，无法令人信服，它们中的一些远远不像埃特鲁里亚立柱那样表现出了明显的宗教特征。
一个更加晚近的观点对此提出挑战，认为甚至早在这个阶段，城市的构架就已经趋于成熟了。其主要依据是，就我们仅有的线索而言，所有“老城”之外的早期建筑都是依循后来较为成熟的街道布局来修建的。这并不是说公元前6世纪的庞贝是现代意义上那种人口密集的城镇。实际上，即便是在公元79年，城墙内也还有大片的空地和耕地。但这一事实的确意味着当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街道网络，或者至少是某种基本形式。基于这一解读，我们可以认为，庞贝在那时就已经是个“蓄势待发”的城市了，虽然在经历了长得令人不舒服的3个世纪后它才“发端”。
图示4
同样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早期庞贝居民到底是什么人。虽然城市在最后时期表现出了显著的多元文化风情，希腊艺术、犹太饮食戒律、印度小摆设、埃及宗教等等在此融合，但这些并非这个时期的特例。其实在公元前6世纪，早在罗马支配了这里之前，在位于当时和现在都被称为坎帕尼亚（Campania）地区中心地带的庞贝城，说奥斯坎语的本地居民已经和希腊移民之间有了密切的交往。例如，自公元前8世纪始，库麦（Cumae）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希腊城镇，离那不勒斯湾50公里远。埃特鲁里亚人也是当地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自公元前7世纪中期就开始向此地移居，150多年来与希腊社区争夺着这里的统治权。在庞贝城早期发展历程中，到底哪一边提供了驱动力，我们只能猜测，考古发现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例如，一个埃特鲁里亚水罐的碎片几乎可以确定表明城市居民与当地的埃特鲁里亚社群有来往，但这不能证明庞贝就是个埃特鲁里亚城镇（尽管也有人持坚决的反对意见）。
而且，古代作家似乎也并不比今人能更有把握地理清该城的早期历史。有人甚至依靠别出心裁地发明出来的词源，认为“庞贝”一词来自赫拉克勒斯的“凯旋游行”（pompa），因为据说他在西班牙战胜了怪兽格律翁（Geryon）之后曾取道于此；或者来自奥斯坎语中的“五”（pumpe），表明该城最初是由5个村落汇聚而成。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作家、多卷本专著《地理志》（ Geography ）的作者斯特拉波更严肃地提供了一份该城居民的名单。乍看上去，它令人振奋地与我们的某些猜想吻合：“奥斯坎人曾占领庞贝，然后是埃特鲁里亚人和佩拉斯吉人［Pelasgians，即希腊人］。”不过斯特拉波到底是否如许多乐观的学者所希望的那样接触过可信的编年史料，还是像我倾向于认为的那样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面前两头下注，我们完全无法确定。
但是，斯特拉波的名单到佩拉斯吉人还没有完。他写道：“此后便轮到了萨莫奈，还有其他各处人。但他们后来也被赶走了。”这里指的是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时庞贝开始走向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形式的阶段。这些萨莫奈人是另一支讲奥斯坎语的部落，来自意大利的腹地，后来罗马人刻板地将其描述为一群粗野的山地战士，生性顽强而节俭，其实这么说也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在前罗马时期的意大利，地缘政治形势转瞬即变，他们移居至坎帕尼亚，设法在此建立统治，于公元前420年在库麦决定性地打败了希腊人，而50年前这些希腊人才刚刚摆脱埃特鲁里亚人的控制。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冲突，庞贝的命运在公元前5世纪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事实上，一些考古学家从在该遗址几乎完全找不到这段时期的遗迹推断，这个城市在当时一度被废弃了。不过只有一段时间。到了公元前4世纪，庞贝或许已经成了被我们堂皇地称为“萨莫奈联邦”（Samnite Confederacy）中的一员——不过除了斯特拉波，我们几乎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它毕竟位于海岸的关键位置上，又处于萨诺（Sarno）河的河口（我们对古代萨诺河河道的确切方位的了解并不比对海岸线的了解多）, 对上游居民而言承担着港口的作用。正如斯特拉波在暗示该城名称的另一个来源时所指出的那样，这里靠近河道，“将货船迎进来，并把它们送走（希腊语：ekpempein）”。
“但萨莫奈人后来也被赶走了”？对于驱逐者是谁，斯特拉波不用过多解释。因为这正是罗马在意大利扩张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它从一个只能控制毗邻城镇的意大利中部小城成长为一个势力遍及整个半岛，甚至逐渐覆盖地中海全域的主宰力量。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在罗马对抗萨莫奈人的战争的一系列战场中，坎帕尼亚只是其中之一。庞贝也在其中扮演了小角色。公元前310年，一支罗马舰队在此停靠后，士兵登陆前行，蹂躏并洗劫了萨诺河谷上游的乡村地带。
这些战争将意大利的几支古老政治势力都牵扯了进来：不仅仅是罗马和诸多萨莫奈部落，还有现在聚集在那不勒斯的希腊人，以及北部的埃特鲁里亚人和高卢人。但罗马也并不能轻易战胜他们。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败于萨莫奈人，被围困在一个叫“卡迪乌姆岔口”（Caudine Forks）的隘口中，可以说是罗马经历的最屈辱的败仗之一。甚至庞贝人也英勇抵抗过罗马舰队的劫掠。根据罗马史家李维的记载，就在满载而归的士兵们快要回到船上时，当地人一拥而上逮住这些劫掠者，还杀死了一些。这是庞贝反抗罗马的一场小胜。
但罗马人还是一如既往地赢到了最后。到公元前3世纪早期，庞贝及其在坎帕尼亚的邻邦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全都加入了罗马联盟。这些盟友基本还是完全独立的，由当地政府管辖。罗马人没有全力尝试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他们，也不要求他们使用拉丁语而废弃当地的意大利语。庞贝城的主要语言还是奥斯坎语，和萨莫奈人统治时一样。但在战争、媾和、结盟以及其他被我们时代错乱地称为“外交政策”的诸多事务方面，他们还是需要承担义务，为罗马军队提供人力，听从罗马的指令。
在很多方面，庞贝都从自己的从属地位中获得了很大好处。自公元前3世纪始，该城人口急剧增长，我们是从房屋数量的大幅增长推断出这一点的。到了公元前2世纪，一系列新型公共建筑就出现了，包括浴场、运动场、神庙、剧院、法庭等，大量私人豪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给城市景观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农牧神之家”只是其中最大的一座。现在，庞贝城才第一次呈现出我们会称之为“一座城市”的样子。何以如此？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汉尼拔在公元前3世纪末入侵了意大利。当这些迦太基人在完成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惊人壮举后，他们挥兵南下，坎帕尼亚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角力场，一些社群仍忠于罗马，而另外一些则投奔敌军。北方的卡普阿（Capua）就是背叛者之一，它后来被罗马人围攻并被施以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就在庞贝几公里外的努科利亚（Nuceria）仍然忠于罗马而被汉尼拔摧毁。庞贝地处战争的中心地带，难免遭到破坏，但它并未受到直接打击，当时很有可能成了一个避难所，收容那些在冲突中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人。这或许同样能被用来解释这个时期的房屋数量为何会急速增长，而城市发展也突然提速。换言之，在罗马最黑暗的日子里，这个城市却意外地从中受益。
另一个答案是，这是罗马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财富所导致的。虽然这些盟友并不是自发参与到罗马的征服战争中去的，但他们还是可以分一杯羹。这些利益部分来自战利品，也来自逐步与地中海东部地区建立起来的贸易纽带以及新开辟的接触希腊世界的技艺、艺术和文学传统（除了那些仍然生活于此的希腊人所提供的）的渠道。
至少有一件劫掠品似乎曾在庞贝的阿波罗神庙外被展出过，那是罗马及其盟友在公元前146年洗劫极其富有的希腊城市科林斯（Corinth）时得来的。至于这件作品具体是什么，我们并不知晓，或许是一座雕像，或者是豪华的金属制品，不过有一段奥斯坎语铭文得以幸存，记录了它是罗马将领穆米乌斯（Mummius）赠送的礼物。在更远的几个大型希腊贸易中心，比如提洛岛（Delos），还发现了几个庞贝城的家族姓氏。至于相关之人是否都是庞贝的本地居民，我们显然无法完全确定。但是，这类贸易往来的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直接关系到庞贝精英的日常饮食。考古学家在探索赫库兰尼姆门附近的一组房屋时，曾仔细收集了各类种子以及香料和其他食物的显微痕迹，发现自公元前2世纪起，居民的饮食就已经十分丰富多样了，包括来自遥远异域的少量胡椒和孜然。“农牧神之家”虽然算不上典型的庞贝式住宅，但其中的大量镶嵌画——尤其是亚历山大镶嵌画那幅惊世之作——可以证实，庞贝城具有高度发达的希腊艺术文化。
简而言之，公元前2世纪的庞贝是个不断发展的繁荣社区，凭借它与罗马的关系而大大获益。但庞贝人虽然是罗马的盟友，却并非罗马公民。为了取得这一身份所带来的特权、成为一座真正的罗马城市，他们不得不诉诸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