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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被定义为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帮助来访者解决认知偏差、情绪困扰、行为不当等问题，以及促进成长和成熟的过程。通过治疗师和来访者建立职业性的关系，使来访者达到对自身认知、情感、言行、意志根源有所了解；修正错误的、不合理的认知模式，改变自我挫败或不适应社会的行为，扭转固着的不能成长的幼稚意志；对自身过去经验的重新认识，批判地继承过去的自己、链接未来的更好的自己；使个体能与他人建立和维持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调整内心和大环境的冲突，达到相对理想的稳态；在稳态的基础上，整合自我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整体。
心理治疗的对象可以是任何年龄段的任何个体。例如，口欲期婴儿的丧失经验和亲密关系建立，肛门期与反抗意识和成年强迫观念形成，少年期人际关系适应、亲子关系、社会化和人格发展，青春期行为问题与成年期躯体形式障碍，成人期丧失创伤与转移反应，中老年人心理适应与调整。有上述问题的个体都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得到部分甚至完全的解决。因此，只要有积极动机、存在寻求帮助的期望，具备被启发、被调整的可能，掌握一定的宣泄和情感表达技巧，拥有一定的洞察力、自省力，愿意信任并贯彻治疗中的任务，那就是一个适合接受心理治疗的个体。
心理治疗的流派众多，但业内早已认可不同取向的治疗方法，即使存在不同的策略、不同操作手法，但最终成功率是相似的。抛除具体技术差别，心理治疗中的非特殊要素，如治疗师自身素质，治疗中认可、尊重、共情等因素有重要的价值。
本章将从心理治疗的理论研究、实验方法论及实践经验等三方面做一概述。虽是管中窥豹，也希望从零星斑斓之处令读者感受心理治疗的奇妙。
谈起心理治疗，即使是非业内人士也不会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大名太过陌生。这位犹太裔神经精神科医生开创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疗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西方学界。之后的数十年间，弗洛伊德对自己学说批判地修订和后续者批判地继承，使得该学说不断扩充和调整。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精神分析学派存在日渐分散的趋势，但该学说历经的时间洗涤和变革充满了时代精神和价值增值。因此，即使某一天该学说已彻底改头换面，也无法掩盖其曾在人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进步中熠熠生辉的瞬间。
学说的创立总是离不开创始人的生平分析。然而盖棺定论谈何容易？部分认为，弗氏源自犹太血脉，犹太民族崇尚用理性思考解决感性问题。因此，其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本质即将看似无规律、无形、无状的东西以规律化、可分析、可比较的方式沉淀下来。坊间流传的轶事则称弗氏恋母情结深重，且基于维多利亚时代对性的禁锢，激发弗洛伊德铸就其原始家庭三角关系论调的基石。还有一些传记文学称，弗氏在年轻时深受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进化论学说影响，对于备受争议的进化论观点，弗洛伊德意兴盎然。达尔文著有《一个婴儿的传略》（Darwin，1877）以观察人类婴孩的进化表现；弗洛伊德著有《性学三论》，此书视角也是从婴儿期展开，用动态演变的观点衡量人类知情意的演变。因此，所谓的“psycho dynamic”可以看作是“心理进化论”，因为进化是不断演变的，演变是不断成形又分散的，而成形又分散再聚合则是混沌理论的基础设置。因此，与其说这是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的一种奇妙又难以言表的巧合，不如说是一种成规在不同学科中的墨守，只是这种规律被不同的人发现了而已。
种种说法有些无从精准考据，有些难以再探究竟，但弗氏的动力学观点确实体现在从经典精神分析到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过渡中。其中突出的几种理论分别是：内驱力理论、自我心理学、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等。
（1）内驱力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内驱力为人的生理唤起、冲突爆发提供了动力。若表达这些冲动可能受到惩罚，就会形成心理冲突压抑进入潜意识。当这些冲动得到表达释放时，个人需求被满足、内驱力降低，遂停止反应。因此，精神分析理论在实践操作中特别重视冲突。来访者因情绪问题就诊，却对自己内心的冲突毫无自知，往往需要治疗师用一系列解释、澄清、面质、阻抗处理、移情和反移情处理来揭开面纱。同时，这也是心理动力学理论中最为经典的根基、研究着重考察的对象。治疗师应从来访者描述中找到其情绪症状的特点，并让来访者认识到自己的情绪症状。再帮助从外显的情绪症状分析其深层次的内心冲突，让来访者知晓自己为什么会爆发情绪。通过让来访者深入理解自己如何使用情绪作为表达方式或自我保护，以达到对自身状态的领悟和修通。
（2）自我心理学：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革，也让精神分析的追随者们对其理论进行了大幅拓展。自我心理学不再过于强调生物性本能或攻击驱力在人的精神活动和行为中的特殊重要性，转而重视社会、文化、人际关系在人格发展和形成中的重要性。在个体生涯中，外界（社会）的影响和他人的互动都会对人格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童年和原生家庭，而社会的影响力度或许更大。精神分析大师凯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认为，时代造就了神经症。个体的自怨自艾、自我贬损、自吹自擂、自大自夸、自以为是、自相矛盾等问题的症结其实不是根源于“自己”，更是社会（社会即他人）对自身施加的影响导致的；因此，社会制度和个人的相互关系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3）自体心理学：其创始人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1913-1981）认为每个人都渴望被欣赏。个体在幼年时期的需求若得到照料者的积极响应、热情赞扬、由衷欣赏（镜映），会让个体形成恰当的自尊、安全感和内聚感。个体可能因儿时父母对其自我价值的不肯定，因而无法维持整体感和自尊心，表现为自我凝聚的丧失和低自尊。在生活中，为博得父母亲的嘉许，个体会极尽所能力求完美。在治疗中，个体也会取悦治疗师以博取赞同和推崇。另一种情况则是，因为个体需要一个值得模仿的理想化对象，以至于将治疗师认为是全能的父母亲，能够给予其无所不能的安抚。
（4）客体关系理论：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onald W.Winnicott，1896-1971）的客体关系理论是衔接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的桥梁。即通过精神分析挖掘个体和其深层的动力（依恋的驱力和需要）；通过家庭治疗对个体形成社会关系进行演习。其原理是：个体与社会他人人际交往是基于其早期体验。与早期客体的关系记忆已经内化成为具有个人特色的人际关系模式，并被个体应用于当下的人际交往中。因此，个体会反复重温自己早期生命阶段建立起来的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图像的经验。与自体心理学理论的区别在于，客体关系理论强调人际交往记忆内化而成主观经验，而后者则强调外在的关系如何影响个体的自尊及自我凝聚。
（5）依恋理论：该理论将来访者与早期照料者之间形成的依恋模式（安全型、回避型、矛盾型、混合型）作为成年后个体人际交往、为人处世的模板。基于这种理论的动力性心理治疗，旨在理顺早期和父母的三角关系，特别是俄狄浦斯前期、俄狄浦斯期、性蕾期的亲子关系。由于此理论对人格的研究力度很大，常常用于治疗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来访者。
上述精神分析疗法的变迁史并非心理治疗演变舞台的独角戏，行为治疗（behavior therapy）和认知治疗（cognitive therapy）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萌芽、发展、繁荣、演化至互相渗透，最终达到有机结合。
行为治疗带着与生俱来的生物学取向，且常与行为矫正（behavior modification）密切关联，但两者也存在明确的不同之处。“实验神经症”（experimental neurosis）的动物们构成了行为治疗基础研究的基石：因无法辨认椭圆和圆形而暴怒狂吠的狗，因害怕再次被电击而保持前腿蜷缩的羊，想吃东西又怕被电击而无法抉择的猫，高警觉性引发胃溃疡发作致死的猴。具体推敲，从巴甫洛夫（Pavlovich，I.P.）的狗流涎实验，到行为治疗应用于临床治疗情绪障碍、心身疾病的实验基础，从斯金纳（Skinner，B.F.）驯养出的会按电杆的老鼠，到探索社会适应问题的惩戒和奖赏的实验来源，均可见其生物性本质。而行为治疗和行为矫正的不同之处在于，经典条件反射衍生出行为治疗，操作性条件反射抽离出行为矫正。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行为治疗的经典性条件作用（classical conditioning），中国成语中“望梅止渴”“谈虎色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等都是应答性条件反应的例子。其基本原理即从条件刺激反复与非条件刺激的不断重复组配中使个体获得行为。再通过与条件刺激类似的刺激引起泛化或分化反应。而操作性条件作用（operant conditioning）则在环境意义刺激引发反应的基础上，让个体建立和强化自发性反应。其基本原理为正负强化和正负惩罚机制。
从理论原理可知，行为治疗的关键一步是对问题行为的分析，即分别考察行为的前提事件（A，antecedent events）、结果行为（B，resultant behavior）和行为后果（C，consequence）。其中，前提事件需要满足发生时间上的前设，但却未必满足“环境刺激—行为反应”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实际治疗场景中，治疗师要在有限的晤谈现场挖掘出符合时间先后顺序且最好也符合刺激—反应因果关系、或至少真正与后续行为有直接关系的前提事件，需要相当的剖析力。
然而，人类是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特殊物种。单纯从实验科学发现行为的表象不足以解答人类社会属性的问题。而埃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在20世纪初创立认知学说时，同样认为精神分析对自我、本我、超我的区分是人为的割裂。同时，他也认为“心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这些割裂，而在于个人作为统一体与外界事物之间的联系出了问题”，即社会化异常。艾伦·贝克（Beck，A.T.）在20世纪中后期所著《认知治疗与情感障碍》一书中鲜明展示了如何从“认知”角度改变自己所持有的看法、见解、信念，从而改变个体的情感与行为。贝克认为的不良认知包括五种形式：草率推断（arbitrary inferences）、偏倚抽提（selective abstraction）、泛化推论（overgeneralization）、夸大或贬损（magnification or minimization）、非黑即白二元论（all-or-none thinking）。因此，认知治疗的核心内涵即通过识别自动性思想导出认知性错误，借由真实性检验，使患者主动监测自身被关注度、焦虑水平或郁闷程度等。尽管该治疗方法的具体技术手段或表现手法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
20世纪中叶，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提出的合理情绪疗法（rational-emotive therapy，RET）即为其中一种，总结为ABC理论：即诱发事件A（activating event）只是引发情绪和行为后果C（consequence）的间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则是个体对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B（belief）。
然而心理治疗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它的理论构建、价值取向还是操作方式都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东方文明与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接受方式与西方人也不尽相同。心理治疗应该本土化。由此，张亚林、杨德森整合西方认知理论和中国道家思想的中国本土化心理治疗“中国道家认知疗法”应运而生（张亚林和杨德森，1998），自90年代逐步登上国内和国际舞台。其操作方法总结为“ABCDE”技术，即寻找精神刺激因素A（actual stress factors），调整人生信仰和价值系统B（belief system），分析心理冲突和应对方式C（conflict & coping style），导入道家哲学思想D（doctrine direction），进行疗效评估E（effect evaluation）。其中抽提的道家哲学思想“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胜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等32个汉字开启了本土特色的认知治疗之旅。其精妙之处在于其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都符合国人的实际情况。
除了道家认知治疗带着东方文化的特殊属性，来自日本吉本伊信氏的“内观疗法”（NaiKan therapy）和森田正马的“森田疗法”（Morita therapy）也是带着东瀛民族色彩的治疗瑰宝。
顾名思义，“内观”即“向内看”，以便回答人际互动的三个主题：“别人为我做了什么？”“我为别人回报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以至于给别人带去麻烦？”在广义上，内观疗法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等有本质的相通：两者均认为每个人其实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人们是彼此支撑才构成社会的，因此每个人应该冷静思考自己和他人无时无刻不在的制约、支持、融合。在方法上，中国佛教的“闭关”“打坐”，道教的“辟谷”“修真”均与内观治疗的操作非常类似。初期，来访者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独坐一隅，完成治疗师布置的任务——对自身成长的各阶段的全面反思。所谓“全面”，具体而言，可以是玩伴的友爱和争吵、父母的爱护和责骂、师长的教诲和训诫等。笼统而言，包括从儿时到成年的人生经历的积累，从作为单一个体到作为集体一员的心理应对方式的变化，从懵懂时代的人类动物性到成熟时期的人类社会性的扩充。经过这种全面反思，来访者灵魂似乎被彻底洗涤、生命被跌宕轮回一般，从而产生审视自身、审视自身和外界的关系、审视外界的全新视角。
不少来访者经内观疗法后产生了耻辱感，笔者认为，这种耻辱感（shame-feeling）并非等同于精神病学术语中的“病耻感”（stigma）。内观疗法所致的耻辱感，主要基于其唤醒或开启了来访者的心灵罪恶感（guilty feeling）的闸门。但这未必全然是好事，对于自罪、自责、存消极观念或消极言行的人而言，罪恶感的引发甚至会加重病情。另一个反面例子则是，对于超我功能不完善者而言，内观疗法不亚于对牛弹琴的效果。
尽管都来自一衣带水的国度，在20世纪初日本精神病学家森田正马开创的“森田疗法”和“内观疗法”在操作方向上却采取的是“一个向外、一个向内”的近乎反向模式。“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森田疗法着重于从外界看自己，用客观自然来度量主观虚无，以阐明主观在客观面前的渺小和无足轻重。反之，实修内观则由内探外，从内源找症结，以主观对质主观。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倡导“以就诊者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疗法也给来访者带来了真挚的尊重（Roger，Lyon，Harlod，和Tausch，2013）。彼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多次工业和科技革命浪潮。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导致人力的贬值，被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浸淫的西方人首当其冲接受了工业革命的打击，造成“以机器为本”的社会化浪潮。正如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所言，时代造就了人的心理。罗杰斯乘着时代之风，酝酿出人本主义也算是顺势而为。由此看来，时代的风气会造就专业风潮的偏转。20世纪末，台湾精神病学家曾文星认为，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方法“从学理上看来，对于患有轻微心理困难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但缺乏自信心者，较为合适。但是假如把这种辅导的学理与技巧，一五一十地搬移运用在中国的社会里，恐怕对不少人不能适用”。因为“根据我们的文化想法，所谓治疗师乃是专家、权威者，有经验与办法，可以替病人或就诊者解除问题。但假如此专家、有经验的权威者，倒过来说病人自己有方案可救自己，自己有能力自省解决困难，这种以就诊者为中心、本位的辅导方式，还得多多考虑修改，否则难被国人接受”。虽然此处形容的是20年前的人本主义治疗方法在中国市场的应用，但其中蕴藏的国人特性和治疗方法对仗被描述得栩栩如生。幸运的是，近20年中，中国人本主义治疗专家们确实没有仅仅“一五一十地搬移运用”这一技术，而是作了中国化改良，例如鼓励来访者自由表达情感、促进来访者成长和接收真实自我等，是中国人本主义治疗师关注的几个关键节点。
由此产生的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Chase，2005），即来访者陈述自身经历的过程，中国民间也有“说病”一谈。“说病”的过程即为个体经验再现，以及个体经验自我诠释再加工。其本质是一种再呈现（representation），是在个人的故事中建构过去的认知、情绪、行为经验，开诚布公地道出个体的认同，从而塑形自己的生命。某种意义上，叙说疗法与其说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不如说是蕴藏在各个方法内的一种逻辑。无论从理论和实践操作中，叙说是心理治疗中最为普遍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方式。治疗师对叙说内容进行分析，其本质是对个体经验进行二次系统性重构。允许治疗师解析个体发生某件事的来龙去脉，允许治疗师动用个人情感去触摸来访者深埋的内在体验。对治疗师而言，叙说分析就像自己进入到来访者的庞贝城，通过留下的民居、街道、房子、灶台、器皿、图腾等还原当年人们在这个版图里生存的图景。这正是叙说治疗独一无二的魅力所在。其本质是来访者通过对过去经验的描绘，重新探索、思考、处理生命故事中困扰的部分；而在“再呈现”过程中，治疗师通过协同参与叙说来帮助个体改写之前的经验。因此，叙说的内容不只关于过去的事件，同时也包括个人是如何理解这些事件的，即意义。叙说过程中的意义不仅是其内容，更在于讲述者是如何叙述某件事，讲述者对自己的叙述有何感受，倾听者对叙述的感受如何，倾听者是如何理解这些事情的，以及倾听者和讲述者之间的角色互动。显然，“再呈现”的过程深深打上了大脑再加工的烙印。正因为心理治疗的叙说中，治疗师无法预设个体会如何再呈现经验，因此直接进入来访者的经验中是一种莫大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高速公路的搭建，全球化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通过电缆光纤，人类信息的获取、传递、散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频度、广度，自然也为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创造了一个新的平台与空间，远程（网络）心理治疗，以其便捷、高效、自主、隐私保障等众多优势，在传统面对面（face-to-face）心理晤谈的领域里分了一杯羹。网络心理治疗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论坛（BBS）、通告栏（Bulletin）、群组（QQ group）、博客（Blog）、微博（Microblog）、微信等任何形式的即时通信工具。网络心理治疗不受时空局限、个人隐私得到极大保护、非治疗代价减少、记录便于分析和回顾。但这些优势也伴随着相应的弊端，让某些治疗技术难以有效实施是显而易见的。网络心理治疗不仅对设备有要求，对治疗师和来访者均有较高的要求。比如没有图像，治疗师则无法观察到来访者的肢体语言和情绪变化，来访者无法看到示范动作等；来访者不熟悉电脑和网络，治疗师或来访者可能无法流畅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维等，均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引起治疗依从性下降。尽管硬币有正反面，但硬币本身的价值不容忽视；网络心理治疗仍不失为传统面对面治疗形式的有益补充。国内外已有不少尝试将现实治疗环境下的公约应用到网络中，以达成网络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守则。
任何一种心理治疗理论均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心理现象，任何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也不足以解决复杂的心理问题（Bernard，2000）。几十年来的大量研究证明，各种心理治疗均各有自身的适应证、疗效及适应人群，有如科学文化发展的社群化。比如，对于某些擅长内心戏的文艺青年而言，精神分析或认知治疗或许是他们所渴望的；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而言，行为治疗也许是简便易行的方法；对于或主动或被动遁世的知识分子而言，道家疗法、森田疗法也许是解脱的办法。当然，任何一种心理治疗理论的兴起，均需要经得起假以时日的临床实践的检验。
从早期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患者进行自由联想这一精神分析雏形，到利用认知与情绪、意志、行为的相互关系进行认知纠正从而达到情感和言行的拨乱反正；从归因于生物学力比多等内驱力到归因于社会化进程；从经典的精神分析及心理动力学治疗、行为疗法、认知疗法，到本土特色的道家疗法、气功疗法、钟氏领悟疗法等，心理治疗江湖的大大小小支流一直在不断扩充疾病适应谱、改良操作方式、整合理论和实验差异，从而日渐显著地与药物治疗并驾齐驱。
从最早的分离性障碍、神经症性障碍，到创伤相关障碍、人格障碍、物质依赖，各种心理治疗方法均有所涉猎，甚至连早先难以涉及的重性精神病也被心理治疗囊括其中。关于不同心理治疗方法在各类疾病中的实验研究，将在本书剩余各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因此，笔者此处仅对实验研究方法论概况作一简述。
横亘在心理治疗领域实践者和研究者之间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很多实践中的技术操作未接受过系统检验；而经检验的方法技术其结论却往往与实践经验背离（Falzon，Davidson，和Bruns，2010）。为加强心理治疗学科实践操作和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2005年美国心理学会（APA）提出“循证心理治疗”（evidence-based practice psychotherapy，EBPP）的概念（2005），即治疗师在意识到来访者的人格、文化与偏好的情况下，将最好的可供使用的研究证据与临床的专业操作整合起来。这一理念，一方面倡导心理治疗的研究应以临床实践为取向；另一方面，要求心理治疗的实践遵循研究证据而开展。
量化实证研究在心理治疗研究的标准化方面的确有着自身优势：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行相对准确的检验，其研究流程可以固定化、模板化，以利于不同的研究者进行验证，其研究结果可通过客观的数理统计进行判别。
经过精良设计的心理治疗研究，已经超越了具体治疗方法、病种、适应人群的限制。比如，早期认为精神分析不适合自知力缺如者，现在的研究已经发现，部分自知力缺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从动力性心理治疗中获益。对于摄食障碍患者进行认知行为治疗已经取得确凿证据。强迫症患者的厌恶疗法或暴露治疗也获得多种循证证据。在不少药物治疗合并心理治疗作为实验组的研究中，对比单纯给药方案，伴心理治疗组的住院时间、病情改善程度、复燃或复发等结局事件发生率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各心理治疗方法在针对儿童、青少年、壮年、老年人等不同人生阶段人群的心理治疗也各有侧重，调整过的操作方式更重视各年龄段人群的心理普遍性，本质上是尊重人性的体现。
虽然恰当的心理治疗可以使来访者获益，已是得到学界公认的事实；并且，无论何种心理治疗方法，都已积累了大量效果研究的证据。然而，当一种干预方法被证明有效之后，何种干预方法效果更好、干预方法中哪些成分最有效、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等问题就凸现出来。探索这些问题需要从心理治疗过程入手开展研究。分析诸如治疗关系、治疗技术卷入与抽离、治疗方式插入、治疗目标达成等治疗过程中各因素。
此外，量化研究人员发现简单地将数据推导为数学公式或方程模型对于心理治疗的实践应用帮助甚微。同时，人为控制的实验环境与现实心理治疗情景设置的本质不同，也让大量实证结果和结论只能停留在实验中理想化条件的温室而无法接受自然的洗礼。
以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RCT）为例，假设要做一项药物和心理治疗的疗效对比研究，通常要求不同干预组的治疗时间必须一致，即排除时间这一干扰因素。例如（Walkup等人，2008），在认知行为疗法与舍曲林对儿童焦虑症的治疗效果比较研究中，为确保两者作用时间一致，把本应进行24周的认知行为疗法缩短到12周。如此一来，严苛的研究设计即对临床实践产生了干扰。机械的实验流程破坏了治疗师本应基于来访者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治疗策略的操作。并且，RCT的设置通常只能提供少量的治疗机制信息。因为不可能将产生疗效的隐性因素一个个剥离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因此RCT所得结果的内部有效性也值得商榷。但隐性因素又恰恰是心理治疗中相当重要的因子，如治疗联盟、来访者依从性、治疗师技术水平等。因此，当这些因素无法标准化设置时，所谓心理治疗试验中RCT的设置往往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随机对照试验。
此外，即使某心理治疗方法通过RCT实验证实有效，仍旧有足够多数量的来访者是不能获得任何临床意义的治疗效果的。心理学家库珀（Cooper）认为这是RCT结果解读的硬伤。比如，RCT结果显示某疗法效应度为0.8，数理学的解读反而提示了20%的来访者即便接受该治疗，也会与根本没参加治疗的路人一样，毫无斩获。并且，由于研究者倾向于重视P<0.05或0.01的研究结果，造成数理意义的差异无法带来现实来访者获益的同时，还导致了报道偏倚。尽管通过量化研究得出的“渡渡鸟”效应确立了心理治疗不同学派并不会造成治疗结果的差异，但对于来访者在不同学派治疗过程中的改变机制，量化研究却一直未给出满意的回答。
富尼耶（Fournier）等心理学家试图对治疗机制的相关因素（Norman和Yvonna，2011），如发生变化的介导因素或中间因素等，进行多变量研究，却因无法解释个体差异的复杂性而导致劳而无功。治疗过程中诸如治疗师的技术操作是如何贯彻的，治疗师和来访者的治疗联盟是如何建立的，双方的人际沟通和信息交流特点如何，是否存在促发治疗成败的关键点等系列问题，则更是超出了量化实证研究力所能及的范围。
之所以量化方法论不适合回答此类问题，是因为量化实证数据难以描述具体变化的细节信息。即使采用时间序列重复测量某个或某几个时间点的治疗效果，也无法真实还原治疗室中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面对上述困境，贝克（Baker）等心理治疗专家提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唯一标准是是否最合适回答所要研究的问题”。每一位心理治疗从业者应致力于找到最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实践操作。同样，每一位心理治疗研究者应尽可能地以实际操作场景作为研究对象，减少人为的干预，摒弃不现实的固化实验设计，转而以开放的、多元的思维来探寻心理治疗过程中的秘密。这种思想既承认基于证据的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也承认基于实践的证据（practice-based evidence）。
于是，研究者们启用了一种源自社会科学领域的、注重详实的描述和基于证据的解释的方法——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Cohen，2005）。与量化方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质化研究，一直以经久不衰的魅力占据新闻学、人类学、心理学命题。量化研究，大多遵循实证主义的原则，以自然科学的科学观作为标准，努力量化、客观地评价心理活动及其治疗。但心理活动具有独特性、复杂性，用单纯量化的方法尚无法解释与个人经验相关的生活事件的意义，因此质化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此，由张亚林领衔并由清华、北大等12所国内知名大学参与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十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的规范与示范研究”，即采取质化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多种心理治疗技术进行研究，得到了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的大力资助。目前，研究数据正在整理之中，相关结果将对制定我国心理治疗的操作指南或规范提供参考与指导（艾小青、曹玉萍和张亚林，2012a，2012b；曾洁，2014）。
质性数据大多是带有个人色彩的信息摘取和颇具个人特色的信息解读，因而，无法如同量化研究那样提前设置假设检验。质性研究也没有高度标准化的方法步骤、可供重复的结果、推而广之的结论。但是，质性研究的魅力在于其尊重人性，尊重天性，尊重研究者的个性，尊重被研究者的本性；因此，任何涉及性格、心理、思维、逻辑、动机、愿望、意图等人的因素的研究，都能在质性研究中获得尊重。尤其是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需要涉及抽象理论的具体化操作，或解构病态的心理动力学机制，或重建受损的内在动力学体系。
质性研究使用录音、录像、信件、日记、笔记、照片、登记簿、调查表、评估报告等作为研究材料，重在考察人的因素。并且，此处所指“人”的因素，不仅仅是被研究对象中的人物，还包括研究者本身；即质性研究注重研究人员的“参与性”以彰显人文关怀。
目前心理治疗质性研究热点集中在来访者与治疗师的治疗联盟。针对治疗关系的质性研究可以来访者为研究对象，询问其对治疗师的看法，或让其分析治疗过程哪些因素有治疗作用等；也可以治疗师为研究对象，通过质性访谈等形式，将其经验外化成质性资料加以分析；同样，也可同时收集治疗师和来访者双方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和观点进行对比研究。
既然两者关系被专业人士共同认为是心理治疗首要的影响因素，那么除了从治疗师实践角度作一分析外，从来访者角度思考两者关系也应得到实践的考量。来访者与治疗师的关系，可分为以下几种：
（1）治疗关系。心理治疗的本质是关系的重塑，这是共识的命题。在治疗室内，经由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相对无干扰、相对宽容、相对自由的治疗师和来访者互动，达到对来访者既往人生经验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再认知、再探寻、再建设、再重构。因此，治疗关系的初衷就是为达到治疗目的，在实践中特地操作出来的关系。例如，对于依赖性人格障碍的来访者，治疗师也许会以被动形象示人，由此激发来访者的主动性。
良好治疗关系的考核因素有：共情（Arthur，2007）、正向关注、尊重和温暖、诚恳可信。
早年，罗杰斯提出“共情”（empathy）要求治疗师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精神世界。共情高手通过对共情进行因素分析，运用参与技术、把握言谈中的非语言成分、重视目光交流、肢体语言等，做到体验别人如同体验自己一般投入和深刻。这是一种理解、分担客体个体精神世界负荷的能力。
正向关注（positive regard）要求治疗师对来访者投去正向眼光，从来访者优点入手，找到他们的长处，在治疗中始终强化和突出这些积极方面。来访者往往因现实与个性心理特征的冲突倍感痛苦，由此展示出一个“被屈辱和被损害的人”的形象。治疗师在建立联盟关系初始，就应该详细分析其心理品质，将闪光点从废墟中挖掘出来。
尊重（respect）和温暖（warmth）讲究治疗师和来访者双方在交流中的平等姿态。无论是多么难以启齿的话题，多么看似卑劣的动机，多么无法理解的行为，当来访者进入治疗室的那一瞬间起，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关系必须以尊重和温暖为前提。但这并不要求治疗师无原则宠溺来访者，而是要求在合理合法合情合规的前提下，达到最大化的不评价、不预设、不判断。
诚恳可信（genuineness and authenticity）与其说是对良好治疗关系的诠释，不如说是建立治疗关系的基石。脆弱、迂回、心思众多、难以沟通的关系纽带，在心理治疗过程中随时可能被松绑、断裂。治疗师应该考虑自己的言行是否让来访者感到坦诚、安全、值得信赖。如果能达到这一要求，也要时刻警惕这样的关系或许不经意会失去或转变。这就是为何治疗师在全程心力不仅要关注技术操作，更要集中于信任纽带的维护。
在实际操作中，治疗师和来访者双方对治疗目标的设定是治疗关系的一个前提。许又新等认为，心理及行为的境界中所谓的“正常”和“异常”界定问题，同样是心理治疗关系最终导向的终极问题。而这一问题衍生的子问题其实更为复杂。比如，对于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如幻觉、妄想、明显的激惹行为，此类症状经过心理治疗后消除或锐减，可以看作对“异常”治疗有效。但如果对于阴性症状患者，症状的改善就更难显现。又比如，对心理治疗效果的统计学差异和临床差异的解读，如何达到医患双方的满意。再比如，类似社会功能的好转或者自知力的改善等个体差异极大的指标，如何在治疗信度和效度上给予实践以指导？
（2）实际关系。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同样，在来访者看来，每一个治疗师都是不同的。甚至面对同一个治疗师，来访者对两者实际关系的判断也是随心理治疗进程在变化的。只是实际关系的变迁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课题。大部分研究者都关注于治疗关系（上文）和移情关系（下文）的建设和调整。实际关系受客观条件制约，如医患双方的性格、年龄、性别；同时也受到主观互动因素的影响，如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态度、来访者领悟修通能力等。
（3）移情关系。移情关系对来访者而言，是单一取向的，即来访者向治疗师投射出一种心理应对模式，这个模式所反映的关系在来访者日常和长期人生中反复出现，是问题的症结。但治疗师接收到这种移情后的处理是双向的，双向的极端分别是纯粹的反移情和纯粹的不移情。这与教科书理论部分所述“治疗师产生的两种移情方式分为正向移情和负向移情”并非一码事。在实践中，这恰恰是治疗师最容易出现的极端反应。纯粹的反移情，可以理解为“简单粗暴”的反移情。纯粹的不移情，可以理解为共情不能。这些都是某个节点可能产生的问题。这样的纯粹的移情和反移情节点往往会被治疗师遗漏，但却容易被来访者敏锐地感觉到。因此，在理论中才会特别强调正性和负性反移情的重要之处，即不走极端，这确实是在心理治疗实践中减少这方面问题的利器。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因素，心理治疗的实践才大多以个案研究为主流方法；事实上，近百年来，方法论的沿革并未有大刀阔斧的改变，个案研究作为目前最适合心理治疗实践报道的方式，这是科学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个案研究方法以单一实体（单一个案研究）或多个实体（多重个案研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个案信息的深刻挖掘，获得对某个事件、情景、人物、组织、经验等充满独特性的经验。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崇尚个体角色的学科而言，个案研究有着天然的优势。
个案研究可以分为描述型个案研究（descriptive case study）和解释型个案研究（explanatory case study）。描述型个案研究的优势为着墨于事件的描述，带来细节的强大体验，即“何时”“何地”“发生何事”的信息。描述一方面可以作为事实阐述的依据；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后续现象解释的推理基础。解释型个案研究的优势在于阐释事情发生发展转轨结局的内在逻辑，即“为什么”和“怎么做”的信息。通过解释，一方面可以将蕴藏在描述路径中的内在逻辑勾勒出来，另一方面可以由此及彼地将此推广模式应用到其他领域，突破个案的内在限制而达到外在延伸。
一个完美的个案研究将描述性和解释性融于一体，充分尊重现象的细节本源，同时深度挖掘细节证据的逻辑链。显然，这种融合非常适合以“人”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个案研究对考察对象倾注极大的耐心，不是量化研究中做横断面调查的一刀切，而是具有时间历程、主题历程、因果历程的纵深追踪。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个案研究一直深得心理治疗大师们喜爱。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通过《少女杜拉》案例揭开了梦境流露潜意识，为窥探心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人本主义大师罗杰斯在示范性会谈中遭遇“不说话的来访者”，作为经典案例写进他的每本教科书。女性精神分析大师凯伦·霍妮通过观察一个个神经症来访者，分析出社会文化对人类心理的作用。达尔文以其子为观察对象，通过一个婴儿的传略来研究初生个体的变化历程。个案研究之所以在心理学界备受簇拥的另一个解释是，个案研究一方面包含对个体经验的抽取和分析，因此符合科学中归纳法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可将规则投注到观察对象中去运行，因此又符合科学中演绎法的逻辑。将归纳和演绎通过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往来，可以有效地形成对人类心理既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的认识。
曾经一度盘踞于传媒的头条新闻引发全国热议：“豆腐花是咸的还是甜的”，“粽子应该裹着豆沙还是肉”。如果说，衣食住行都充斥着个体化原则，那么心理治疗临床实践中的个性化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杨德森（2004）将中国人的心理融入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捕捉到国家民族的个性特征，即中华民族的群体环境和中国人的人格基础塑形的密切联系。郑仰澄通过从中国神话即文学作品挖掘中国人的俄狄浦斯情节及透射出的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中父权、夫权影响。严和骎则从传统观念探讨过中国特色心理治疗中整合孔子和老子的思想，以便更好适应中国社会现实与国人自我概念的冲突，并让这种适应成为双向、非单线程的过程（曾文星，1997）。
不同治疗方法、不同治疗师、不同治疗对象都是导致个体化的因素。但在心理治疗临床实践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为，当下早已不是单纯靠一个治疗师自身修为或刻意忽略双方关系仅仅指令式操作的时代——即使讲究无为、修通、顿悟的本土疗法，如认识领悟疗法、悟践疗法、道家认知疗法，也开始强调治疗关系的建立——因此，无论上述几个因素如何迥异，通过和来访者缔结良好的治疗联盟是受到普遍认同和重视的。另一个治疗实践中的鲜明特点是，各治疗方法的蓬勃体现在临床应用谱的扩大，例如将认知行为治疗从早期应用于焦虑等神经症到现在应用于贪食症、物质依赖；将精神分析法从癔症拓展到轻症精神分裂症，而在20世纪精神分裂症患者被认为是不适合采取精神动力疗法的人群。在我国，还存在第三个特点，即西学东渐，西方心理治疗模式的改良和本土化已经相对成熟，同样，西方心理治疗研究的量化和质化并重也开始在国内风靡。
尽管存在着上述共同特点，然而术业有专攻的中国心理治疗学家们也在自己青睐的领域印刻个人的印迹。
对于精神分析学派而言，在伴有人格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人群中实施动力性心理治疗，最需要精准拿捏来访者精神病理学模型成因及解构。这一过程犹如庖丁解牛，必须游刃有余才能起效，否则生搬硬套操作规程只能无济于事。施琪嘉（2005）、杨蕴萍等（2010）致力于心理动力学取向和药物联合治疗边缘型人格障碍，确证使用心理动力学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的治疗方法更适合治疗合并人格问题的来访者。另外，对于创伤记忆的心理治疗也进行了特意改良，如采用稳定化、暴露和重建纵横化等举措，使得陈述性的外显记忆和非陈述性的内隐记忆与创伤的主要记忆表现（空白记忆和闪回记忆）进行链接。
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的过程就是一个新客体出现并逐渐被来访者内化的过程。童俊（2005）、丛中等（2007）特别注重来访者依据自身经验对新客体进行的歪曲性解释。他们对这种歪曲并不批判，也不是无谓纵容，而是鼓励来访者坚持治疗，以此达到旧歪曲的减少。尽管，可能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新的“歪曲”，但新的“歪曲”比旧的歪曲具有更完备的现实性。唐登华、张天布等（2005）从经典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和自体心理学角度来为大家解读自杀的真相。
依恋理论的应用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家庭动力治疗的基础。缪绍疆等（2005）观察到青少年动力性心理治疗中家庭气氛、个性化维度、家庭动力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中介效应。简述之，母亲、父亲及同伴依恋在青少年个性化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神经性厌食症多见于青少年女性，以病态的执着于低于正常低限的体重标准，对自身变化的关注极端化为特点。心理治疗中发现，这些患者常有各种家庭问题，有可能是父母对其过度控制，而个体自我觉醒意识尚不成熟则以进食行为的自我控制作为自我独立的标志或反抗父母的手段。因此，重新审视与文化、社会、心理因素相关的疾病机制和治疗方式，在心理治疗实践中值得特别重视。
钱铭怡（1994）作为国内早期从事认知行为治疗的专家，对于中国文化下的抑郁症、社交焦虑、心理创伤、中国人的羞耻感等领域临床实践广泛涉猎。例如，其团队从羞耻感角度通过认知行为治疗对社交焦虑大学生进行团体干预；通过剖析电脑游戏成瘾与网络关系成瘾倾向相关因素构造患者认知行为病理模型；通过采集焦虑个体对威胁性信息的注意偏向获取焦虑症认知模式；通过中文情绪形容词检测表的编制与信效度研究，对中学生进食行为及相关心理因素的调查获取区域性群体的体象认知。
中国道家认知治疗的“ABCDE”操作技术已推广至美国、新加坡等地华人，广泛应用于治疗焦虑障碍，尤其是广泛性焦虑症、老年抑郁、某些心身疾病，以及对某些群体的心理健康进行预防性干预。而且研究显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高者总体效果相对较好些。目前道家认知治疗常与行为治疗、催眠治疗联合，以达到认知重建，行为重塑的目的。多年来，该团队还就理论依据、治疗模式、疗效、治疗参与性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等方面全面考量该法的应用；并从量化、质化多方面进行系统考察，从单个质化研究病例上见微知著，辐射群体治疗。
与中国文化契合之处颇多、国人相当讲究的，是“家”。从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到集体融合的大家庭，本质而言是由纷繁人际关系缔结的社群，而联系节点往往可以复杂得超乎想象。赵旭东、陈向一等多年致力于国内家庭治疗的推进。家庭治疗将亲密关系的绳索在治疗过程中打开、扣上，调整松紧度，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各个作为节点的家庭成员身上。因此，在这种语境下塑造的“系统”关系稳定性胜过既往只做现实模拟但本质仍是虚拟的“一对一”人际关系重塑的结局。此处所言“系统关系”，宏观指的是社会系统内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如夫妻、家庭、邻居、医患关系、小组、机构、照顾系统等；微观则包括由这些交流所引发的生理心理过程，如思维、情感、激素分泌等。
研究显示家庭治疗的五步督导，即建立督导关系、案例报告、探索系统、反馈环节和督导效果评估，是由双督导师协同对被督导者和团体进行督导，可以帮助被督导者“触摸”来访者及其家庭、强化家庭治疗个案概念化、运用系统理论拓展咨询空间、促进被督导者的自我觉察、督导者专业能力提升和职业认同感增加、激发其他团体成员的替代性学习。
气功修炼在中国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天君等（2013）此方面作了大量的临床实践，其临床操作“三调合一”即调身、调息、调心。在中医心理治疗方面，该团队致力于来访者具象思维这一中医特征性思维形式的脑电特征，以区别于抽象、形象思维作业的电信号，从而指导中医心理治疗的过程操作。
樊富珉等（2003）采用团体心理辅导的方法对高校有心理危机状况的大学新生进行干预。团体辅导每周一次，每次2个小时，总共持续10周。辅导后，躯体化、抑郁、焦虑与敌对因子上的得分有显著下降。祝卓宏等认为个体通过创伤后不断成长，将衍生生命的存在感和意义感，同时经验性回避程度可以对存在感、意义感与创伤后成长进行调节。
国人对于森田疗法的治疗核心“顺应自然”接受度颇高，肖泽萍、张海音等（1996）将中国化的森田奥义解释为：接受症状，不有意排斥；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消极忍耐，达到“尽管忍受痛苦，仍需为所当为”；再进一步的要求不仅为所当为，更要积极行动，主动推进。甚至，越痛苦、越要用力，最终达到自愿接触引起恐怖、焦虑、紧张、强迫的对象，即“寻找痛苦，为所怕为”。这种奥义的演变，已经将早期森田核心内涵和外延都进行了拓展，通过教导接受自身的各种症状和烦恼，积极从事有意义的活动；克制回避行为和错误行为，放弃主观臆断，主动行动，成为症状的主人。森田疗法最初适用人群为“神经衰弱”患者。针对“精神易兴奋、脑力易疲劳”的症状特征，森田疗法采用“撂挑子”的办法，即让患者不堪重负的脆弱神经在短时期内卸下所有任务，不思、不想、不分辨、不执着、不承担、不谈论、不劳作。待此阶段过后，再逐渐添加各种任务，按照由简单到繁琐，由轻松到沉重，由单一到多项的原则。与此同时，令患者对任务的重新执行撰写病程日记，并由治疗师点评一二，以便患者获得全新的体验。
贾晓明等（2002）则醉心于远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推广，通过网络、电话等完成原本需要面对面的治疗过程。针对实际网络咨询关系过程呈现倒U形发展模式的特点，挖掘网络沟通方式如文字语言、网名、个性签名等的影响，并进一步对于把握受众的网络心理咨询需求、焦点解决方法在网络心理咨询中的应用、网络心理咨询的进程、建立网络心理咨询关系的特殊技巧、网络心理咨询的干预技巧、网络心理咨询的伦理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积累。
杜亚松、陈一心等将心理治疗对象重心放置于儿童期心理障碍人群。儿童青少年阶段最常见的行为障碍为破坏性行为障碍（DBD），它包括对立违抗障碍（ODD）、注意缺陷障碍（ADHD）等。这些行为障碍在不同年龄阶段都有较高的发生率，会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发展、学业成绩和日常生活质量，及时矫治和干预对防止行为障碍的进一步发展及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非常重要（张建新等，2012）。
江光荣等（2001）将视角集中在“咨询期望”，即当事人带入心理咨询的预先的认知与情感态度，包括对于咨询过程、效果、咨询师和当事人自身，以及有关咨询的其他任何方面（如时间设置）的认知与情感态度等进行深入实践。对于建立人本的、建设性的治疗关系，倾听和接纳来访者以培养安全感。通过治疗关系在情感层面的互动，协助来访者矫正体验。
近年来，从归因方式入手对认知、情绪和行为问题进行治疗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法——“归因疗法”——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为团体归因训练技术。张宁、王纯等（2009）根据归因理论、归因治疗的理念、结合团体治疗理念，构架出一套符合中国文化的模块化团体归因治疗的程序和方法。在精神分裂症、神经症、物质滥用、生理心理问题及家庭暴力等精神卫生领域，归因训练都在提供着新的治疗实践思路。
钟友彬等（2012）以动力性心理治疗理论为基础，佐以中国文化底蕴进行完善，创立了钟氏认知领悟心理疗法。即治疗师和来访者共同分析目前困扰自己的症状，使来访者自己认识到现存的病态言行、病态情感的不合理之处。再通过启发，使来访者领悟到这些言行、情感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幼年时自身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换言之，自己的心理年龄并未跟随身体年龄变大，而是固着在幼稚的年代。一旦来访者产生这种意识，就能尝试主动放弃这些不成熟的想法和行为。
时下越发被重视的危机干预也是众多治疗师目前实践的重点和热点。从汶川地震到马航失联，从非典到矿难、车祸，从性侵犯到恐怖袭击；尽管中国国情下的危机和西方国家大不相同，但危机干预心理急救的重要程度已经上升到相当层面。笼统而言，灾情的变化分为急性期和恢复期。灾后急性期，是指受灾人群的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由于人们基本的生存资源被毁，如水、食物、居所、卫生设施、基本卫生服务等的缺失，加之传染病控制困难，使死亡率不断上升的时期。急性期后处于恢复期，相对于灾害发生前，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了保障或者达到了周围地区人口的保障水平。在灾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心理社会干预方法。例如在汶川地震后，很多心理治疗业内人士组建团队奔赴极重灾区社区居民聚集地，为进一步开展灾后心理卫生服务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目前，对于危机中的心理支援，即灾后心理重建，已经成为救灾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环节。
横向而言，不同派别的治疗方法其理论根源各有千秋，对人的健康与病态的揣摩存在各自独到视角。尽管每一种学派各有拥趸，但学界通识是人类心理过程之错综复杂本绝非仅通过一种理论、展现一个侧面就能透视完全的。同样，各“存异”的流派间“求同”也很显著。不同的治疗方法不仅存在理论基础的共通方面，在实践操作中，带有各自特色的治疗技术都讲究诸如良好的治疗关系、情绪的疏导、旧模式的自我剖析和新模式的不破不立等模式（肖世富、严和骎和陆余芬，1997）。因此，尽管横向来看，不同心理治疗流派都高举着各自鲜明的旗帜：精神分析派找寻被压抑的童年，偶尔触动一座力比多的死火山；依恋理论派还原原生家庭，把掩埋的痕迹重新搅和一番；认知派挖掘思考模式，再像捏橡皮泥一样，调整成一套模式；行为派总是先做再说，甚至只做不说；森田派培养隐居者，要求卸下肩膀的担子；道家派干脆逍遥地眼中压根没有“担子”一说；团体派像个专拍集体照的相机，个体总是在集体里塑形；人本主义派总是侧耳倾听，每一个人都是最大的珍宝。
纵向看来，治疗方法的折衷和整合是人类发展的趋势所致。各治疗理论的诞生都是与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等历史背景密切关联的。世界大战、工业革命、文艺复兴、互联网地球村、个性化社群时代的到来，贯穿在包括心理治疗等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等变迁史中。因此，不仅各个流派与生俱来的本质存共通之处，且客观环境的渗透也要求各门派“变化比保守更合理、融通比隔断更明智”。只要蕴藏在其中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恪守如倾听、尊重、反馈，如隐私维护，如非恶性、善行、公平等原则（李晓驷、施琪嘉和曾奇峰，2006）。不同心理治疗流派在不断整合、共通、共荣中展示自身的魅力，所谓“和而不同”，善莫大焉。
（曹玉萍 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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