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00年左右，大清子民对洋人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如果非要类比的话，大概就是俗套的文章标题：《世道变坏，是从洋人登陆开始的》。
世道变坏其实是内部出了问题，比如人均占有耕地减少、人口暴增、脱离世界潮流、财富分配不均等等，洋人登陆是结果和催化剂，而不是世道变坏的主要原因。但大清子民并不清楚，他们只能感知到洋人带来的坏处，而没有能力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毕竟那个年代的识字率很低，也不能要求群众有多么高的觉悟，那是拿大清子民开涮，一点都不道德。
对于洋人作恶，他们最朴素的认知来自教堂。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列强纷纷奔赴大清淘金，各种跑马圈地，划定势力范围，英国的军舰在长三角横行，法国渗透云贵，俄国看中了长城以北，后起之秀的德国则瞄准山东。
洋人来了之后并没有入乡随俗的意识，他们走到哪里都要修建教堂，并把它们作为深入大陆、拓展势力的据点，其作用类似于后来日军修建的碉堡。
只要教堂建起来，洋人就算是在方圆几十里扎根了，成为大清统治之外的另一股基层势力。所以晚清的东部省份的基层有两条垂直的统治势力，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能和谐共处，但双方却也在暗中蓄积能量。
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总是会吸引很多追随者。大清的基层有稳固的利益通道，可以给子民提供入仕之门、缉捕盗贼、提供安全保护，作为回报，人们需要交税。这条通道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大家也都习惯了。
洋人的教堂进来以后，大规模吸引周边居民入教，并承诺入教之后可以提供保护，有的甚至可以免除赋税。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局面，大清被洋人吊打，不管多大的官，只要遇到洋人都要矮半截，基本不在同等层面上。所以教堂招人时很多人都去投奔，心甘情愿做一枚光荣的假洋鬼子。于是冲突就产生了。
教民借助洋人的势力在乡里感觉棒棒的，看不起大清子民，动不动就算计人家的家产和土地。大清子民也不开心啊，我们祖祖辈辈都自力更生，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洋人来了就碰上了寒冬，不仅算计我们的家产，平时还要遭受人格侮辱。
这种事在当时被称为教案，尤其以山东为甚。曾国藩曾给朝廷上书：“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
可见两股基层势力的冲突已经积压几十年了，等到什么时候实在憋不住了，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由于教堂的实力强大，大清的基层官员又不作为，大清子民只好抱团取暖，结成一个又一个小型社团。社员们忙时种田，闲时练武，有人闹事时就一起出动，用人多力量大的方式维护权益。
甲午战争以后，双方都绷不住了。日本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欧美列强不禁发出惊叹：“哇，大清埋头搞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居然是花架子。”于是洋人更加得寸进尺，教堂势力更大，教民也自认为是一等公民。
而大清民间的社团经过多年发展，也具备了相当规模，几乎每村、每县都有人数不等的社团。既然有所依仗，社员们也感觉自己棒棒的。当双方的仇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弱势的一方又具备反抗实力时，大规模的冲突便在所难免。
而民间社团的反抗，就是义和团。
1897年，山东冠县村民和教民因土地发生冲突，威县拳师阎书勤前往援助，并和赵三多一起将练的梅花拳改为义和拳，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拳民在次年10月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不过他们的名字依然是义和拳民。
真正赐予“义和团”名字的，还是朝廷官员。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贤上奏朝廷，他认为义和拳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乡勇，不如改为受官府监督的民团，这是第一次出现“义和团”的名字。
虽然没有受到朝廷重视，但“义和团”的名字已经风靡山东，各地的民间社团也纷纷自称“义和团”，从此便成了气候。
当时的朝廷正在搞“戊戌变法”，无暇分心。义和团的反抗并没有明确规划，只有“扶清”的朦胧概念，以及“灭洋”的最终目标，具体该怎么做呢？不知道。
义和团兴起之后，出于本能去攻打教堂、拔电线杆、杀洋人和教民，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些就是世道变坏的主要原因。而且义和团没有号令严明的组织纪律，都是各个小社团拼凑在一起，做什么事情也是师兄们互相商量，这就属于群起盲动的民间暴力。而类似的暴力组织想要维持下去，要么依靠热血，要么依靠抢劫和杀戮。
热血是很短暂的，冲动过后很快就会冷静下来，然后该干吗干吗，因此没有组织、纪律的暴力团体，热血过后只剩杀戮。身处义和团式的团体中，平时唯唯诺诺的老实人也会在无秩序的盲动中体会到极大的快感，进而癫狂上瘾。
一般来说，这种组织是没什么前途的，洋人对义和团讨厌得要死，每天督促朝廷剿灭义和团，不然就不和大清玩了。朝廷对脱离掌控的民间暴力组织也不喜欢，这就相当于挖墙脚，极大削弱了朝廷对民间的掌控力度。但是义和团却发展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慈禧太后需要炮灰。
“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和光绪彻底闹掰，两人从相亲相爱一家人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慈禧的心情也可以理解，她想培养忠于自己的继承人，又要让光绪耐心等待，到底什么时候能上位，要看慈禧活到什么时候。
可内忧外患和权力斗争都逼迫光绪走上了另一条路。不论是甲午年间的主战，还是戊戌年间的变法，光绪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直到被无情抛弃，准备退居二线的慈禧不得已重新走上一线。
最重要的是，光绪被康有为坑了一把，让慈禧以为他们要“围园劫后”，这个疑点彻底击溃了慈禧的底线：“我对你恩重如山，你居然这样对我，从今天起，你我恩断义绝。”此时的慈禧已经大权在握，她唯一在乎的是身后不被翻案，如果光绪继续在位，说不定自己什么时候就完蛋了。这种感觉让慈禧如芒在背。
既然如此，那么慈禧的选择就只有一个：换皇帝。废除光绪，重新换一个听话的小皇帝，这样慈禧既可以培养新的接班人，又能名正言顺地继续执掌大权。选来选去，慈禧发现端王载漪是后党的死忠粉，他的身边又总是有一票宗室和八旗老臣能无条件支持自己的意见。
1900年1月24日，慈禧以光绪皇帝无子为由，册立端王载漪的长子溥儁为大阿哥，预定庚子年元旦举行登基典礼。而此时的光绪正在瀛台读书呢。
让慈禧没想到的是，大清朝想换皇帝，洋人居然不同意。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声称：“和中国打交道，只认光绪二字。”太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然而更生气的是端王载漪，在得到慈禧的承认后，载漪满心欢喜，以为端王府要出皇帝了，自己必然是未来的权力中枢，老太太去世后，可就是自己的天下了。
册立溥儁为大阿哥的第二天，载漪在家里备好茶点，等着外国公使和朝廷公卿上门道贺，估计他把表情管理都练习好几遍了。可是外国公使一个都没有来，载漪不甘心，天亮后继续准备，又没人来，再准备还是没人来。至此载漪明白了：“所谓的大阿哥，洋人根本不承认。”
不仅洋人不承认，大清的重臣也不承认。荣禄私下探寻重臣的口风，两江总督刘坤一回复：“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从君臣角度而言，刘坤一的话已经很严厉了，甚至颇有威胁的意思，假如慈禧一意孤行，那刘坤一就不报国了。
对于慈禧而言，大清重臣不承认倒是次要的，曾国藩、李鸿章多牛啊，还不是被她敲打得服服帖帖，而洋人的干涉才是致命威胁。于是慈禧和载漪达成共识，一定要给洋人点颜色瞧瞧，要不还以为大清无人。
载漪的权欲、慈禧的恐惧、子民的积怨，大家围绕“天子家事”达成了共同对抗洋人的统一战线，在世纪之交掀起了大规模的朝野合作。
这些事本质上是慈禧和光绪的矛盾，却不可避免地上升为国际纠纷，最终影响了大清国运，生灵涂炭。
正当慈禧一筹莫展之际，载漪发现山东、河北居然有反抗洋人的义和团，不由高兴坏了：“嘿，我们来谈谈合作吧。”他迅速给慈禧介绍了义和团：“他们是反洋人的，大清民心可用啊，太后下命令吧。”
由于载漪的鼓动，慈禧很快就相信义和团的师兄们身怀刀枪不入的真功夫，可以放手和洋人一搏。
而真正促使慈禧下定决心的，是洋人增兵。洋人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不是来爱你的，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义和团的兴起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为了保护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各国在5月份提出调兵进京，以保护各国的使馆不受侵害，同时也可以威胁大清朝廷。哼，你不镇压义和团，我帮你。
于是慈禧紧急调董福祥的甘军进京，同时从6月10日起放任义和团进京，作为朝廷和洋人作战、谈判的筹码。
朝廷的鼓励给了义和团一份官方认证，民间对义和团已经不甚抵触，洋人多年的欺压也成为义和团扩张的土壤。他们一路攻教堂、杀教民，进入京城时规模已经十分庞大。
进入京城以后，义和团的盲动性更严重了，朝廷对他们只能进行引导，并不能有效地管理，而义和团又没有明确的目标以及详细的执行步骤，能做的就是杀人。
而军队维持又需要数量巨大的粮草，庞大的义和团又没有后勤保障，抢劫就不可避免，再加上混入队伍中的投机分子，纪律混乱和战斗力差则是必然会存在的问题。
义和团进京后很快就和使馆卫队激烈碰撞，造成京城混乱不堪，富商云集的大栅栏地区也遭到殃及。整个京城乱作一团，义和团竟无人能制。
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去总理衙门交涉时，和神机营章京恩海相遇，一味主张镇压的克林德率先开枪，结果被恩海击毙，紧接着便是我们熟悉的“八国联军侵华”。
那么慈禧是否真的相信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呢？她的心理活动后人无从知晓，可能她是真的相信，也可能是表面相信，只是为了鼓励义和团罢了，至于其真实目的嘛，利用民心而已。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慈禧的戏多，载漪的戏更多。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端王载漪指使部下伪造了一系列洋人的外交照令，扬言要接管大清的财政和军队，其中一条让慈禧深受刺激：“归政给光绪皇帝。”慈禧勃然大怒，没想到折腾了半天，洋人是来针对我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宣战。
1900年6月21日，八国联军攻克大沽口的四天后，慈禧召集御前会议，同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奥、西、比、荷11国宣战。
大家一看，老太太疯了。光绪第一个提出质疑，他很不赞成对列国同时宣战，五年前连日本都打不过，现在的11国都比日本厉害，他们合起来围殴大清，能打过才怪。光绪说了一句公道话：“奈何以民命为儿戏？”不过他的话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分量了，参与会议的大臣直接无视，打与不打是老佛爷说了算，你赶紧闭嘴吧。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光绪认为没有逃跑的必要，洋人只是来讨伐拳匪的，他想主动到东交民巷和各国公使面谈，希望事情能有所转机。光绪穿好朝服准备去使馆，慈禧立刻赶到，命令太监剥掉其朝服，待在房间等候命令。
慈禧哪里敢留在京城，洋人打到京城还不是老太太一手造成的，她生怕洋人第一个找她算账呢。第二天清晨慈禧就带着光绪匆忙西逃。
各地督抚也不上心。盛宣怀留了一个小心眼儿，他利用手中掌管的邮电系统，没有把宣战诏书大规模传达，而是小范围发到各督抚手中。总不能因为皇家母子斗法，就要拉着天下人陪葬吧。
两广总督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直接回复：“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张之洞收到诏令时正在抽烟，听到宣战的消息，他气得把烟枪扔到了地上：“这老寡妇要骇她一下！”刘坤一也私下说：“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
有了李鸿章的支持，盛宣怀急忙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和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各地督抚和各国约好：你们想进攻京城的话，我们不掺和，但你们的军队也别南下，咱们在南方继续做生意。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乾隆年间，各地督抚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可在王朝末世，所有人都有恃无恐。
大清最后一点人品也被慈禧败光了。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时，她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利益，是公心掩盖了私利。而在“庚子事变”中，她以私利背叛了公心。归根结底，慈禧的一切出发点都是私利，尤其是“八国联军”事件中，慈禧为了不被翻案，由换皇帝直接促使义和团发酵、中外交恶、联军侵华。
《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共计9.8亿两。甚至政府不能在天津驻扎军队，洋人却可以在京榆铁路沿线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北京也有保护使馆的卫队。
然后是东北。俄国趁机南下，半年内攻占东北全境，虽然没有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但是已经为五年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伏笔。
更不用说被抢劫的珍宝，《永乐大典》再也找不全了，《四库全书》被毁掉数万册，单单日本驻军就在东四搜刮出300万两白银。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承认：“所有大清帝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朝廷高层的私心，真的会害死人。
1902年1月8日，两宫回銮。
洋人的强烈干预让慈禧的废帝梦想化为泡影，以后无论干什么事她都要把光绪带在身边，不让他离开自己半小时以上。光绪皇帝继续在皇位上，形如木偶地度过最后六年，没人和他说话，他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没事就读读书。他的心里还装着中兴大清的梦，直到1908年11月，他等到那碗来自慈禧的赐膳，里面加了过量的砒霜。
慈禧也摇摇晃晃地走过六年，最终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且让摄政王载沣、皇太后隆裕互相制衡。她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载漪和溥儁的结局都不太好，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后，载漪成为祸首，被流放到新疆伊犁，溥儁的大阿哥称号被剥夺，随父亲一起被流放。后来父子俩逃到蒙古，溥儁娶蒙古公主为妻，进入民国后穷困潦倒，1942年死后被埋在嘉兴寺的后院，此时载漪已经死去20年了。
爱国的义和团真的成了炮灰，他们遵循本能抵抗洋人时，朝廷却不遗余力地镇压，当朝廷需要有人冲锋在前时，他们又兴高采烈地与朝廷合作。
朝廷和慈禧真的信任义和团吗？开玩笑。义和团进入京城之后，和清军联合起来攻打各国使馆、西什库教堂，他们的人数和武器具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攻不下。因为慈禧不愿意真的进攻，她始终都留有退路，清军和义和团向洋人的示威与血战，只是慈禧手中的筹码。她的心中始终只有自家的私利。
为了达成自家的私利，慈禧不惜以国运和生命为赌注，一旦在赌桌上彻底输掉筹码，就让天下人背锅。后来她谈起进攻使馆的事：“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进攻使馆期间，朝廷还给使馆送去米面、蔬菜、西瓜等物资。义和团是有自己的问题，抢劫、愚昧……这些都是义和团的标签，他们算不上真正的王者之师，但一腔热血是没错的。被朝廷高层当作炮灰利用，压榨之后又被抛弃，最终遭到中外的联合绞杀，华北大地尸横遍野。
真正的问题不是来自义和团，恰恰是朝廷。而当炮灰的，又何止是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