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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汉武帝让霍去病亲自挑选1万骑兵，分别在春、夏两次扫荡河西走廊，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被打得丢盔弃甲。汉军奔袭千里，匈奴的祭天金人也被夺走。匈奴在战役中失败，总要有人背锅，伊稚邪单于命令浑邪王、休屠王回草原，想用他们的头颅安抚军心。两位王爷合计：“竟然要杀我们，不如我们就投降汉朝吧。”
消息传来，长安震动。这是自“白登之围”以来，第一次成建制的匈奴部落投降，为了表示郑重，汉武帝决定搞一个受降仪式，而仪式的主持人还是霍去病。虽然休屠王临时反悔，被浑邪王当场斩杀，霍去病又杀了8000名想要逃跑的士兵，受降仪式依然进行得有条不紊。
霍去病和浑邪王签订协议、握手……双方都表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以后汉、匈两方都将互惠互利地走下去。而这份合约的有效期足足有几百年。
浑邪王被封为漯阴侯，食邑万户，如果论级别和地位的话，和卫青、霍去病都不相上下。他带来的4万人口也得到了安置，汉朝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专门拨出土地用来安置匈奴人民，为了照顾情绪，仍允许他们依照旧习俗生活。什么是旧习俗？就是弟弟娶嫂子、儿子娶后妈、部落首领世袭、牧民是首领的财产……一切匈奴的风俗都被移植到了汉朝来。
换句话说，匈奴内迁只是听候调遣而已，他们的内里依旧是匈奴本色。然而匈奴居住的地方也很有意思。看看地图就会发现，从甘肃向东，沿着宁夏、陕北、河套直到大同，一条边疆线都布满了匈奴人。
有些事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一粒渺小的种子在盛世播下，吸取400年日月精华，终于在魏晋长成参天大树。
飓风起于青之末。公元48年，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二部，为了争取生存权，南匈奴把王庭迁到了包头，依附于东汉。朝廷的意思是，能吵吵就尽量别动手。
第二年，光武帝设置了“使匈奴中郎将”，驻扎在南匈奴驻地周围。既是保护，也是监视，南匈奴就此在河套地区扎根。东汉末年他们已经逐渐南迁到黄河两岸，晋朝时西北、陕北已经遍布匈奴人的身影。
蔡文姬年轻时嫁到河东郡（山西运城），丈夫去世后，因为受不了婆家的闲言碎语，就回家守寡。她家在陈留郡，相当于现在的开封。但蔡文姬依然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后来还生了两个孩子，这说明匈奴已经具备随时进入中原的能力。
能去开封，那么离长安、洛阳也就不远了，此时匈奴已不是远方的敌人，而是心腹之患。
三国时代出现了人口危机。157年，朝廷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是5600万人口，分别属于1000万户。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足以称得上盛世。
仅仅30年后，天下巨变。董卓焚毁洛阳城，周围200里鸡犬不留，都城迁徙到长安后的几年，军阀混战让关中也变得残破不堪。再加上东汉和羌人的百年战争，潼关以西出现了大片人口真空，关中失去称霸条件。而原本活跃在西北的羌人纷纷东进。长年累月的战争也让中原人口大幅度减少，出现历史中罕见的用工荒。
214年，曹操彻底平定凉州，大将夏侯渊博得“虎步关右”的美名。问题也很明显，缺人。人口不足则耕地少，紧接着就是后备兵员不足、赋税困乏。潼关以西的人口和经济根本不足以支持国家的统治，而关西又有抵御刘备的重任。于是曹操把西北氐人迁徙到汉中，和汉、羌人一起生活。或是无意，或是无奈，塞外民族在三国时代进一步挺进中原。
除了曹操，蜀国和吴国也缺人。蜀国人口最多时只有100万，要支撑国家建设和北伐中原，这点人口远远不足。诸葛亮北伐，每次都会把百姓带回四川。所谓“七擒孟获”，除了让北伐没有后顾之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扩充治下人口。
汉人不足，只能招募外来人员。吴国名将贺齐常年驻守在浙江、福建一带，当时的东南尚未开发，只有遍布山野的越人，贺齐在这里干吗？当然是向南开疆拓土，然后抓越人当奴隶。
280年，司马炎灭吴。分裂百年的三国时代终于重新统一，只是晋朝统一得有点尴尬，汉人不占据绝对人口优势，因为一旦统治民族的人口不占优势，就很难说清楚究竟谁是主体民族。
299年，太子洗马
江统发表《徙戎论》：“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记为长。”
江统的观点很简单，朝廷应该想办法让周边的游牧民族回到故土，一方面可以抚慰他们的思乡之苦，一方面也可以解除中原的忧虑。
彼时晋朝的人口危机已经很严重了，第一批迁徙到关中的羌人、氐人只有几千户，但经过几百年的繁衍，早已枝繁叶茂，和汉人数量不相上下。山西大部分被匈奴、羯人占据。至于河北，则是鲜卑人的地盘。慕容复的祖先就盘踞在辽宁，北魏王朝的祖先则在内蒙古。
中原王朝的生存环境从未如此严峻，于是就诞生了江统的《徙戎论》，这篇文章也获得了无数名流的点赞，代表了民意。司马衷说：“得了吧，洗洗睡了。”司马衷的智商不高，从来不管事，可能拒绝江统的是其他人。不是不想办，实在是没能力办。
前面说了，匈奴人迁徙到内地是依旧俗，他们在王朝境内占据一块土地，但是不参加朝廷的户口，不算正式公民，所以不用承担任何社会义务，地方官府也管不了他们。纳税、服兵役是没有的，但犯罪是经常的。
你要举例？好。《汉书》《三国志》上经常有某某胡屠戮、抢掠……都明目张胆出来抢劫、杀人了，还不算犯罪？朝廷管得了吗？管不了。匈奴、羌、氐的内部组织依然是部落制，世袭首领具有部落的一切权力，只要他愿意，牧民跨上马就是骑兵军队。他们不纳入朝廷的直接管理范围，只是以一种自治的模式存在，而他们的自治区又在逐渐扩大，到了西晋，黄河北岸已经出现了大量自治区。
汉人对胡人又有一种迷之优越。除了胡人贵族，很多下层牧民其实生活得很惨。他们有深眼窝和高鼻梁，甚至连发色、肤色都和汉人不同，外貌特征很明显，走在大城市的街道上，他们饱受异样的目光。
他们找不到好工作，入仕、从军就更别指望了，官府根本就不会接受，他们只能找到出力多、赚钱少的工作，比如帮人种田、当杂役、给贵族当奴仆。即便如此，他们也会无故遭人打骂，贵族有时还会在宴会上让奴仆表演，以博取大家一笑。
无论胡汉，下层人民都活得像小丑。更缺德的是，当时的人口贩子专门抓下层胡人去卖。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曾经与人合伙贩卖人口，一不小心把自己给卖了。
西晋年间，中原大地就是火药桶。胡汉人口比例相差无几，北方是遍地不受管束的自治区，下层胡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只需一丝火星，就会引爆。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预先拟定的遗诏是杨骏和司马亮共同辅政，他们代表了朝廷的两股势力：皇族和士族。杨骏出身弘农杨氏，汉朝“四世三公”之家，经过三国的发育，已经成为枝繁叶茂的老牌士族，再加上他是皇后的父亲，地位超然。
司马懿夺取政权，门阀士族的支持至关重要，如果失去他们的支持，再换一个皇帝也是弹指间的事。可如果不打压一下，换皇帝也是很快的事。
为了对抗门阀士族，司马炎扶持了皇族，他把司马家族的嫡系亲戚全部封了王、公、侯等爵位，又派家族成员镇守各地，希望他们能和士族抗衡。
皇族或士族，无论扶持哪一方，对于朝廷来说都是权力下放，权力一旦下放，要想收回来就很难，这往往又会造成争权夺利的战争。比如七国之乱、藩镇割据、三藩之乱，当然还有八王之乱。
杨骏看到遗诏很不满意，于是伙同杨皇后、党羽修改遗诏，让自己一个人辅政。当修改好的遗诏放在司马炎床头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有默默无语。
两天后司马炎去世，司马亮害怕杨骏杀人，跑了。皇后贾南风不干了。她秘密联络司马亮、司马玮，让他们带兵到洛阳讨伐杨骏，第二年，杨骏被灭三族、杨皇后被贬为庶民。士族和外戚势力大受打击。
有人认为“八王之乱”的起因是贾南风权力欲旺盛，而我始终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无法决定历史的走向，如果他改变了历史的走向，那一定是符合了某种特定的需求。贾南风就是如此。
她老公的智商不高，自己家族也不行，为了生存和前程，她能做的只有振兴皇权，此时她代表了司马氏的利益。贾南风除掉杨骏，又耍手腕杀掉了司马玮和司马亮，然后在皇族和士族之间踩钢丝，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全靠贾南风的手段来支撑。
平心而论，司马炎去世后的西晋王朝最太平的时代，就是贾南风治理朝政的那10年。
然而踩钢丝毕竟是危险动作。贾南风振兴皇权对司马氏最有利，但她毕竟是女人和外人，这种畸形的地位让司马氏诸王看到了机会。
299年，贾南风废太子。她没有儿子，而太子又特别聪明，贾南风怕将来难以控制，于是想换一个好控制的皇子。
这可捅了大娄子，太子是储君，岂是想废就能废的，太子身上牵连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第一个起兵反对的就是太子太傅司马伦。当然，为太子报仇只是借口，司马伦真正的目的是夺权。
平衡被打破，“八王之乱”进入皇族争权的阶段，此后江山残破，人民流离失所，而周边内迁的胡人也蠢蠢欲动。
其实“八王之乱”和胡人暴动的背后都有一个关键因素：寒门。
表面上看，“八王之乱”是司马氏诸王在争权，那他们怎么就能做到一呼百应呢？答案是社会结构。
西晋是门阀士族的黄金时代，他们用九品中正制稳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把持了职位、土地等大量优势资源，寒门是没有机会出头的，只有战争、政变等剧烈变化才能让严密的社会阶级裂开一条缝隙，让他们看到一丝未来的光明。
“八王之乱”中的司马氏诸王只是代表，他们背后其实是无数渴望出头的寒门，人心和欲望成了点燃炸药桶的火星。贾南风的得力助手张华，寒门；司马亮的军师孙秀，寒门；司马喁麾下大将张方，还是寒门。
在西晋的固有秩序之下，他们没有一丝机会，只有打破现有的秩序，才能得到想要的一切。寒门子弟懵懵懂懂地推动乱世的到来，门阀、士族又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最终埋葬了司马家族。
不仅是汉族寒门看到了机会，胡人也看到了机会。汉人江山大乱，胡人经过数百年的积累，人口早已和汉人不相上下，胡人贵族又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让他们安分守己似乎很难。下层胡人忍受多年的白眼和辛酸，这让他们恨透了汉人和世道，只要有机会，他们不介意发泄自己的一腔怨气。
304年，氐人李雄攻入成都，建国成汉。李氏家族原本生活在汉中，在战乱中随难民流亡到四川，后来逐渐建立威信，直至能起兵开国，渐渐恢复了昔日蜀国的疆域。
同年，匈奴人刘渊在山西称帝。早在司马炎时代，匈奴的驻地就把太原包围，并且控制了山西大部分地方，刘渊举起大旗，短短半个月就汇聚了5万人。
两年后，司马越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山西汉人纷纷汇聚到刘琨麾下，可他们马上又背叛刘琨和晋朝，跟着刘渊混，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晋朝没有自己的出路。虽然刘琨写出“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诗句，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
石勒的军师叫张宾，是张良式的人物。在晋朝的体制内，张宾肯定是要被埋没的，任你智计百出也不会出头。一旦追随了石勒，终于青史留名。
士族、胡人奏响了一曲交响乐，寒门在中间来回穿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士族南下后，寒门只能和胡人合作。
这一切能怪谁呢？似乎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人们都在牢笼中挣扎，这是彼时他们的宿命和不得已。
一切都结束了。汉武帝和霍去病挥动蝴蝶的翅膀，漫不经心而小小的微风却越滚越大，在西晋成为席卷中原的飓风。中原政权内部出现裂痕，让胡族的人口优势成百倍放大，最终建立起十几个国家，分裂南北300年，北方汉人的数量一度降到400万～500万。
虽然汉人能在胡人政权中出头，但那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能力过硬，如果是普通人，那就只有被屠戮的命运。
追溯源头，其实早已埋下伏笔。当时的汉朝如日中天，似乎给他们一点土地也没什么关系，可随着时间流逝，强弱关系也不是绝对的。谁又能想到，当年那一小撮匈奴人日后能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