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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他用优厚的待遇号召各诸侯国的优秀人才到秦国工作。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意思就是，只要能让秦国富强，不仅可以做高官，还有土地、人口可以拿。这应该是最原始的股权激励了。
《求贤令》传到关东六国之后，很多优秀人才掂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感觉还不错，于是收拾行李西行，准备去秦国奋斗。其中有一个人是魏国的臣子卫鞅。
卫鞅刚到秦国就走后门，他通过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经过三番五次的试探性聊天，他终于明白了秦孝公要的是国家霸业。这对法家学子卫鞅来说简直是专业对口，可以和工作岗位无缝衔接，随后几年，秦孝公和卫鞅联手发起了变法。
众所周知，变法让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比如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世卿世禄、启动军功爵等，正是这些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政策，打造了强大的秦国国力。
彻底变法的秦国和六国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家庭关系。大家不要笑，这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百年后的历史走向。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夏、商、周时代，维系社会运转的是大家族，毕竟城外野兽多，土地亩产不高，想要生存就要抱团取暖，而大家最信任的关系就是血缘。当时遍地都是一个一个的家族，一般来说，某块土地上生活的都是本家亲戚。如果看到不认识的陌生人，肯定是走街串巷的盲流子
。
这些家族为了更好地生存，便会互相联姻，他们用这种方式筑起家族的护城河，在争夺土地、水源、奴隶等事情上共同进退。于是，家族联盟诞生了。
那时的人想要发展，一定要有家族背景。只有家族支持你，你才有可能做成；一旦家族放弃你，你就只能独自闯荡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很看重家族血缘关系，甚至愿意为了家族舍弃自己的生命。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复仇就成了很常见的事情。
如果某人的长辈或亲戚被杀害，他去复仇是不犯法的，反而会受到官府表彰，甚至民间舆论也会给予极大的赞美。这其实是一种自保手段，毕竟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万一自己哪天被人杀掉了，子孙还能通过复仇讨个说法。而复仇和争夺一定会制造很多家族之间的矛盾，那么家族私斗也就不可避免。
家族、血缘、私斗、复仇是夏、商、周的主题，直到春秋战国依然如此。王朝想要统治天下，首先要做的就是笼络地方家族，而具体方法就是宗法和分封。比如姬家建立周朝成为第一家庭，然后把数十个同族亲戚和功臣封到各地，让他们建立国家，统治一片土地。而这批国家，就是诸侯国。
诸侯国成立以后，还要继续向下分封本地家族。比如老王家族得到了50里土地，张三家族得到30里土地……他们则属于诸侯国的卿大夫。而老王在自己的土地上还得继续向下分封，叔叔划五里，伯伯分八里，儿子女婿各封十里等。这些叔叔、伯伯、儿子、女婿就叫作士。从周天子到士，江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而分封的基础就是家族血缘。
所谓变法不彻底的关东六国，他们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家族封地的传统，而彻底变法的秦国则是把家族打破了。秦国把那些几百口人的大家族拆分成只有几口人的小门小户。也就是说，大平层被改成了小户型。
变法之后，子女一旦成年就要离开父母，然后结婚生子，单独成立家庭，夫妻俩经营三到五口之家。秦国不是废井田开阡陌嘛，政府积累了数量庞大的国有土地，然后他们把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小家庭，让夫妻俩努力种田、织布。耕和织，便是小家庭的主要任务。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政府管理的都是三到五口之家，户籍人口是不是就清楚了？每户的土地数量是不是就清楚了？政府的权威是不是提高了？只要人口和土地数量弄明白了，紧接着就是人口动员力度的空前强大，以及赋税收取能力的简洁高效。这是一种“大政府，小户口”的社会结构，它彻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宗法家族社会。
秦国又在小户口的基础上配套了军功爵。军功爵不是单纯的军队头衔，而是政府开放的晋升通道，其中包括社会地位、官职、财富等。
一个士兵只要在战场上砍下敌人的头颅带回来，就能得到爵位，外加一顷田地、九亩宅基地的奖励。下次作战再打赢，他还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奖励。换句话说，土地和宅基地是可以叠加的，而且上不封顶。秦国士兵只要能在战场上打赢，理论上爵位可以无限升级，政府奖励的土地也是一路增加，直到封为彻侯
，有户口租税为止。
而且秦国的爵位又和政府职位挂钩。什么战功就得什么爵位，什么爵位就做什么级别的官，一切都有明确的法令，你只要努力打仗就行了，别的不用管，政府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是军功爵不能传给子孙，一旦有爵位的人死了，就只能把分配的土地留给儿子，想要爵位还得自己去挣，皇亲国戚也一样。于是军功爵通过合法途径，挤走老贵族，扶持新贵族，除了君主，没有人能长久站在舞台中央，这就形成了社会阶层的新陈代谢。
很多人说秦始皇不杀功臣是宽宏大量，其实主要是没必要，功臣去世自然无法再威胁皇位了。完全没必要和朱元璋一样，费尽心机杀了几万人，最后搞得骂名滚滚。
除此之外，变法后的秦国还主张重农抑商。这里要说点常识，很多人觉得重农抑商就是不发展商业，其实不是这样的，任何社会都需要货物流通，是不可能缺少商业的，没有商业简直要退回到原始社会了。
所谓重农抑商，主要是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秦国法律规定，耕织致富的人可以免除徭役，经商致贫者的老婆、儿子要抓去做奴婢，乍一看种田好，经商不好，但问题在于，种田致富的是少数，经商致贫的更是少数。这么一对比，还是大部分农民穷，大部分商人富，唯一的区别在于，农民很穷，但可以当兵做官，商人很富，但除了吃喝玩乐再没其他作用。换句话说就是，穷农民的政治地位高，富商人的政治地位低。这才是重农抑商的本质。
说到这里，秦国变法就很明白了。秦国的拆分家族和授予土地培养了庞大的自耕农阶层，这群自耕农可以为秦国提供丰厚的赋税和海量的兵员，极大扩充了国家的执政基础。作为回报，秦国用军功爵开放上升通道，这样不仅可以调动人民为国征战的积极性，还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
除此之外，秦国堵死了其他上升通道，只有种田才能得到政治地位，只有立军功才能实现阶层跃升，这样一来，就把全部人口都绑架到了种田和作战上。我们之前说的“力出一孔”，就是这个意思。
于是秦国把“小农经济”打造成完整的闭环，国家、社会、家庭、阶层、经济、军事都在其中。所有的生产力通过闭环向朝廷汇聚，然后通过战争向关东六国输出，其战斗力非常强大。
正面作战交锋，社会相对自由的关东六国在秦国这种战争机器面前毫无胜算，百年间逐渐被秦国攻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
我们经常说，秦国的功业是统一，但是回过头来看，统一同样也毁了秦国。
秦国的驱动内核是耕战。只有不停地种田，人民才有政治地位，只有不停地作战，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士兵才能实现阶层跃升。
秦国只有一直走在扩张的路上，人民才能得到想要的一切。秦国根本没有大国富强和小民尊严的区别，它们是绑定在一起的，一旦天下太平，首先要面临的是士兵得不到军功，授田没有了，爵位不升了，农民就不能愉快地转型做官了。
作为成就秦国的中流砥柱，军功爵已经不起作用了。生产力依然在闭环里汇聚，但是找不到输出的目标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开个脑洞：如果没有六国复辟，或者秦国的军队剿灭了刘邦、项羽，那么秦国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可以肯定的是，耕战依然是秦国的驱动内核，但秦国的疆域已经北至长城，南到大海，由于人口和生产力的限制，秦国很难夺取草原和西域，也就是说，此时的秦国扩张已经到达边界了，而秦国没有科举、工业，又不鼓励商业，更加堵死了国内的阶层流通。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只能被锁死在土地上，军队士兵没有晋升空间，他们再也看不到希望。
既然向外的出路被堵死，那么秦国君民就只能在国内折腾。要么是朝堂掀起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各级官员被迫选择站队，朝堂大哥倒下后，猢狲也被一撸到底，空出的位置迅速由其他人填补。这样一轮又一轮，直到君臣的精力耗尽，才能得到暂时的休养生息。要么爆发内战，军队干部为了前程，煽动参与政治斗争的大哥动用武力，他们在内战中重新获取荣耀和军功，就像西晋的八王之乱一样，最后留下一片废墟。
不管怎么选，秦国都不可能长久。体制决定了秦国是打天下的创业型国家，除非秦二世是有雄才大略的人物，能够大刀阔斧地对内实行改革，废除军事管制，放开工商等其他利益渠道，把汇聚到朝廷的生产力缓缓流向基层，让秦国人民可以享受到天下太平的红利。
可秦国没有等到那一天，甚至可以说，秦国根本没有改革的意识。
问题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秦始皇还活着时，对现实困境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知道敌国已经灭亡了，但他还是要不停地找敌人，让精力过剩的人民和军队有奋斗的目标，进一步释放汇聚起来的生产力。
先是一句“亡秦者胡”，秦始皇派蒙恬带兵驱逐匈奴七百里。然后派任嚣和赵佗带兵南下攻取百越，一路打到南海岸边。最后是筑长城、挖灵渠、修陵墓、修宫殿……反正是没事也得找点事做。
倒不是说秦始皇瞎折腾，从国家长久来说，无论筑长城、逐匈奴还是开百越，他把秦国庞大的生产力都释放出来了，用一代人做了三代人的事情。他做的事情都对，但秦始皇在释放生产力的同时，顺便也透支了国力。
因为百姓不可能永远在宏大叙事中激情澎湃地唱战歌，百姓也需要有一点自己的小生活。虽然军功爵和耕战给了秦国人上升通道，但百年时间走过来，秦国人也累啊，小户家庭得到田地，正准备好好经营生活，还没开心多久就又要打仗了，家里的男人作为士兵上战场，田地只能由女人来经营，而女人身娇体弱能种多少地？于是分配给小户家庭的土地又被大面积抛荒。
从表面上看，秦国让每个家庭都得到了很多土地，可由于生产力的限制，这些田地根本发挥不了作用，都是账面数字。再加上各种严刑峻法，其实秦国人民是很苦的。
刘邦进入咸阳后，废除严刑峻法并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结果是“大悦”，这直接让刘邦站在了道德制高点。
秦国人民尚且如此，更别说六国遗民了。
六国遗民在旧制度里生活得太久了。那些早已被秦国消灭的大家族在六国依然遍地都是，人民依附于家族生活，找工作也得家族打招呼，个人和家族的联系依然很紧密。因此，六国不是国家统治家族，而是家族拼凑成国家。
整个国家的结构相对来说有些松散，但是对人民来说，他们的生活也相对自由。这种事就是零和博弈。国家想要强大就要弱民，人民想要自由就要弱国，但走到任何一个极端都是死路。能够长久富强的国家，都是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找到平衡点，双方都不越界，而这种默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
秦国统一之后根本没有想给六国遗民让利，而是把六国当作“殖民地”，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踏上了六国的土地。与此同时，秦国的制度也迅速在六国故土铺开，残存的大家族被拆分，原先的大部分官吏被罢免，各级主官都被换成了来自秦国的干吏和军人。一句话，听命令就行了。
六国遗民都懵了：“我们生活得挺好，秦国凭什么乱来啊？”他们早已习惯了家族互帮互助，习惯了“先家族，后国家”，习惯了来去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习惯了为父母复仇和私斗杀人。
秦国来了，以前的事情都不让做了，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种田和服劳役。就算种田，他们也不习惯。原先他们想种多少田就种多少田，不用国家强制约束，量力而为就行。结果秦国来了以后，明确告诉他们要种多少田、交多少粮、服多少役，还不能偷懒。
六国遗民怒了。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根本就是把人当畜生啊！而且秦始皇把六国的史书和诸子典籍都烧掉了，只留下了一些《养猪指南》《果树嫁接技术》等实用工具书。对秦始皇来说，这是大一统必须要做的，可对六国遗民来说，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渐渐地，六国遗民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子民，充其量只是秦国的奴隶。归根结底，这就是两种制度的冲突。
秦国人民活得很辛苦，但经过百年的浸润，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愿意把个人与国家绑定在一起，为了国家富强而奋斗。可六国遗民没有这样的传统，让他们为国家富强奋斗，他们就觉得是被压榨和奴役。
秦国没有认识到这种区别，它像钢铁直男一样直接压上去，口中还说着：“服不服，不服的话我接着打。”六国遗民被按在地上摩擦，口中却还在嘟囔：“我不服，我不服。”
蛮力可以把敌人打趴下，但绝对不可能使之折服。秦国强大时，天下人都在秦始皇的脚下颤抖，可是只要有一丁点儿机会，六国遗民就会起来反抗这种“暴政”。而且六国遗民对故国有很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不觉得秦国统一有什么好处，反而特别怀念齐、楚、燕、韩等国号。他们不在乎君主是谁，但他们却很在乎国号能否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国号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们总感觉自己就是亡国奴。
制度和国号，成为六国遗民心中的刺。当陈胜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六国遗民纷纷揭竿而起，他们不仅要推翻压迫他们的暴政，还要恢复古老的国号。
三年后，刘邦入咸阳，项羽分封诸侯。秦国亡。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称帝。
由于战争年代的利益置换，刘邦把关东六国的故地都封给了功臣，并让他们重新树起齐、楚、燕、韩的国号，统治六国遗民。具体怎么统治，就由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朝廷也不怎么管。
而刘邦的汉朝统治秦国的故地依然用的是秦国的制度，只是废除了很多严刑峻法，让人民能喘口气。平心而论，刘邦未必愿意这么做。秦始皇的大一统多牛啊，皇帝高高在上，朝廷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那种睥睨众生的感觉多好啊。如果有的选，恐怕没有人愿意放弃。
但刘邦的实力不足，他无法完全模仿秦始皇，只能学到一部分。
误打误撞，汉朝的国与民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汉朝重建了秦国的制度，包括三公九卿
、郡县、军功爵等都被继承了下来，但它又不像秦国那样强硬要求人民必须服从。
汉朝只要求人民按时交税、按时服兵役，有功劳也给你爵位，但其他时间人民可以自由支配，种地也可以，经商也不拦着，想读书也没问题。在国与民的零和博弈中，局势逼朝廷削减了权力，逐渐让渡给人民，双方力量达到5:5的比例，而不是秦国的9:1。
而对于六国遗民来说，他们也挺满意。汉朝恢复了六国的国号，遗民们又一次找到身份归属，即便统治者是汉朝，但他们也不再认为自己是亡国奴了。至于国王是谁，完全无所谓。
后来刘邦灭掉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把关东封国基本换成了同姓王，六国遗民也无所谓。因为现在秦国严苛的制度没有了，国号也回来了，六国遗民再也没有不满意的，他们以为又要继续自古以来的美好生活。
这就是汉朝的“一国两制”。关西是秦制，关东是六国旧制，汉朝不仅保留了各自的特色，还对秦国的高压统治安装了“减压阀”，又在国家层面实现了相对平衡。汉朝人民嘴里说着不同的语言，却一起站在汉朝的大旗之下，做着各自的事情，这些都是八年楚汉战争的成果啊。
都说汉承秦制，其实汉朝是秦国的修正主义，不是原汁原味的秦国制度。但正是这种修正主义，挽救了秦国的制度，如果不是刘邦变通，恐怕真的要退回到春秋战国时代了。
九泉之下，秦始皇见了刘邦恐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夸奖做得好吧，可刘邦灭了秦国，让秦始皇一生心血付之东流；但要说恨吧，恐怕也恨不起来。因为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把大一统和郡县制都延续了下去。秦始皇唯一应该感到可惜的，应该是法家思想和焚书坑儒，刘邦非但没有继承下去，反而起用了儒生制定礼仪。这个心情，非常复杂。
刘邦用妥协的方式把七国故地的遗民重新拉回到一个饭桌上，虽然开始时大家都心存芥蒂，但好歹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了，你吃羊肉泡馍，他吃烩面条，还有人吃鱼肉、米饭，他们都觉得自己的饭是最好吃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人吃腻了同一样食物，便转头看向旁边的人，恰好，此人也吃腻了，想换换口味，于是大家开始交换食物，尝试之后才觉得：“哎呀，不错啊”，原来以为很难吃的东西居然是人间美味。最后上菜时，大家决定干脆不用分人头了，直接摆在桌子上互相吃吧。
秦始皇用强迫的方式也没有让大家吃下去的饭，被刘邦妥协引导，大家都愿意主动吃下去了。后来汉朝稳定下来决定休养生息，不再争论“儒家好还是法家好”，朝廷和人民一起埋头发展经济。大家都知道，不管儒家和法家说什么，吃不饱饭的都不好。
经过文、景两代帝王的治理，汉朝国力蒸蒸日上，只要勤劳肯干，基本都能吃饱穿暖，于是汉朝人民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汉人。
不久的将来，他们会站在汉武帝的大旗下，向着北方强大的匈奴发起冲锋。汉朝既有大国崛起，也有小民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