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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侠客，似乎只能在金庸的小说中看到，但很久以前，侠客是真正存在的。他们没有降龙十八掌，也不懂独孤九剑，甚至有的人武功也不太出众，但他们依然是侠客。
所谓侠客，不是在街头斗殴逞匹夫之勇，而是秉承一种自由的精神和道义。侠客们以此作为人生的准则，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公元前453年，晋国四卿之一的智氏被赵、魏、韩三氏族联手所灭，土地和人口被三家瓜分。一时间，所有人都在向新主宣誓效忠，晋国也落得名存实亡。
然而，只有豫让为智伯报仇。他改名换姓后，在宫中的厕所服役，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刺杀赵襄子。尽管后来他失手被抓，也坦诚直言：“我就是要杀你。”赵襄子不忍心杀义士，便将他当场释放。
后来，豫让吞炭成为哑巴，浑身刷漆，变得爹娘都认不出，然后他藏在赵襄子出门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击杀之。
结果赵襄子经过时马受惊了，赵襄子说：“肯定是豫让在这里，快搜。”果然不出所料，豫让又被抓了。
接二连三地被人刺杀，赵襄子决定杀掉豫让。豫让知道此次必死，便提出了最后的请求：“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我认命了。但是在死之前，请你脱下衣服，让我刺击，就当已经为智伯报仇。”
于是赵襄子脱下衣服，交给豫让。豫让拔剑狠狠一击，以示给智伯报仇，然后横剑自刎。他虽是赵国的公敌，但这并不妨碍他获得赵国人民的尊重。
在现在的人看来，豫让不是傻吗？他为什么想不开要去刺杀赵襄子呢？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不能为他报仇的话，我愧对自己的良心。”
这便是一种精神。君以知己待我，我也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当时的侠客都以这种精神为信念，不在乎荣辱，也不在乎财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他们的精神和道义都是自由的。
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则死不回头。
荆轲居无定所，先后游历卫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来到燕国，和精通音律的高渐离成为朋友。他们经常在路边小店喝酒。喝多了以后，高渐离击筑
，荆轲则放声高歌，引得周围的人阵阵喝彩。
后来，燕太子丹想做件大事。
太子丹在赵国做过质子
，秦王嬴政也在赵国生活多年，大抵俩人还做过邻居，但关系极其不好。
如今嬴政已贵为秦王，秦国又如日中天，无论私仇还是国恨，太子丹都必须行动起来。
既然国力不如人，那就只好派人行刺。
他找到名士田光商量，让田光推荐人选。正好田光和荆轲的关系比较好，他就向太子丹说：“荆轲可以。”于是，极其惨烈而又感人的一幕发生了。太子丹的行刺计划十分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荆轲同意后，田光拔剑自刎而死。
荆轲入秦需要投名状，恰好秦国将军樊於期流亡燕国，荆轲对他说：“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把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也能报答太子。”樊於期听完，也自刎而死。
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这就是太子丹和荆轲为秦国准备的三件礼物。
那天，寒风呼啸，易水冷冽。荆轲带着三件礼物一路西行，根本没有活着回去的打算。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更要为燕国谋出路。此时，草莽和庙堂已不分彼此。
荆轲在秦宫一击不中之后，便追着秦王绕柱子跑，直到秦王拔出长剑才扭转战局。
荆轲被刺了八剑，秦王却毫发无伤。
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荆轲靠在柱子上，面露微笑对秦王说：“本来想生擒你，可你的剑太长了……”
其实哪有什么无敌的刺客，只有无敌的信念罢了。我认同嬴政统一天下的雄心，也尊重荆轲为家国赴死的勇气。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危亡就捐躯报效，这便是侠客。
豫让如此，荆轲亦如此。
为何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如此不同？
那时帝王的统治术极其简单粗暴，官府的组织形式也十分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这就造成了基层权力的真空。
那时很多地方几乎是草莽之地，稍微强有力者，就能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想去哪国随时都可以走。一怒之下杀了人，也有很多可以躲藏的地方。侠客以天地为家，活得自由自在。
只有自由的生活，才能养育侠义精神。侠客们可以追求财富，但有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但也有蔑视权贵的实力。
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权贵的赏赐。他们能拍着胸脯说：“不管什么富豪和权贵，我就是看不起你，如何？”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受制于人，精神也会变得畏缩，不再有藐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
侠客的腰杆子硬，所以在基层权力真空的年代，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因为那时有盛产传奇的土壤。
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了自由的身体，自由的身体才能储存自由舒展的灵魂。环境是水，侠客是鱼，他们可以在列国间游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必为生计奔波。
即使基层权力真空，也需要另一种秩序。
社会不可能长期以无秩序的状态存在。既然官府不能有效地管理，那么，民间就会逐渐填补真空。这是自然的法则，无所谓野心和对错。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流行养门客。为了彰显宽广的胸怀，也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他们往往来者不拒。
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无论出身贵贱，孟尝君都会亲自与其交谈，问对方家里有哪些人，亲戚住在什么地方，而屏风后面则专门有人做详细记录。随后，门客的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了这么好的老板，是不是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然后他交付的工作都会拼命去做？
慢慢地，孟尝君的实力越来越强。他的门客中有齐国罪犯，也有其他诸侯的宾客。彼时的孟尝君，跺跺脚都能让君王颤三颤。从某种程度上讲，齐国基层的势力已经由他填补。
孟尝君的门客在齐国各地都能横行无阻，不论官府还是“地头蛇”，都得给他让路。
有一年，孟尝君路过赵国，平原君想请他吃饭。赵国人听说偶像来了，纷纷出门围观。当看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原本以为是魁梧的精壮猛男，谁知道竟是个五短三粗的矮个子，笑死人了！”孟尝君怒了，竟然敢揭短！随行的门客提刀而下，砍杀数百人。
这样的行为，现代人也许根本无法理解，但在孟尝君的眼中，自己是齐国的“无冕君主”，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加之又是王室公子，权力覆盖庙堂与草莽，行事何须看人眼色。
自由环境的背后，是血腥野蛮的杀戮，这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地带”，没有生存的秩序，也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
刘邦年轻时想拜入信陵君门下，结果没能如愿，后来登基称帝建立汉王朝后，还让五户人家给信陵君守墓，每年按时祭祀。
他本是游侠出身，不可避免地也让汉朝沾染了游侠气质。汉初官府的统治力量依然薄弱，而这种现象也造就了汉朝的侠客之风盛行。
和刘邦同时代的，有一个叫朱家的人。不知道此人是姓朱，还是名叫朱家，反正司马迁就是这么写的。此人道德品质极好，家无余财，也不喜欢美食和漂亮衣服，唯一的爱好就是施舍。有人吃不饱饭，他就送点钱去；有人犯事了，他就找地方把人藏起来……他做的事情和孟尝君没什么区别。
但孟尝君有财有权，朱家什么都没有。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掌握了当地的基层权力。大家都信服他，愿意出钱、出力帮他办事。
朱家以当地的势力为基础，向中原扩张影响。当影响力扩张到极致后，财富、权力、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朱家要的是权力和地位，追随者谋的则是利。
大侠客虽然没钱，但从来不愁钱。
自函谷关以东，人人都希望和朱家做朋友。有个叫剧孟的大侠，家无余财，但是母亲去世时有千乘车前来送葬。
所以，大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时代红利。他们在官府的触角达不到的地方，尽情地跑马圈地。那些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都是时代红利的体现。
长安有皇帝，各地有诸侯王，基层有侠客，在统治不发达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与野的权力结构，而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
在历史的进程中，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脚，可官府终究要把触角无限向下延伸，收回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些侠客都是“风口上的猪”，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可能无休止地生存下去。就像人总要慢慢长大，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中。
侠客的终结，从秦国开始。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君臣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复杂的组织，然后垄断资源，构建起恢宏的体制。在秦国的体制下，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碰触红线，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
秦国人民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为吏或者从军。这是两条主流出路，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其他如做工、种田等只是支流，天花板很低，且永远不可能做人上人。而为吏或者从军的指向很明确，就是进入体制。
秦国的国家机器垄断了所有资源，留在体制外的资源寥寥无几，已经不足以供养庞大的侠客群体。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只有进入体制。
打个比方吧。秦国变法相当于重新修建池塘，并且安装了大功率的柴油发动机，把周围池塘的水全部抽到新池塘中，鱼虾要想生存，就必须改头换面，而新池塘的话语权属于朝廷。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给侠客驰骋，他们仰仗的基层权力，也被官府逐步夺走。
没能进入新池塘的侠客，就像奄奄一息的鱼。而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侠客身上自由舒展的灵魂也变得日渐局促，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成为秦国大厦上的一颗螺丝钉。
既然资源都在官府手中，那么所有人都伸手向官府讨饭，所谓的尊严和傲骨也就逐渐消磨殆尽了。条理分明的秩序，把六百万秦人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要妄想。所以秦国没有侠客，也没有文艺。
除了国力较弱的燕、韩，其他四国皆有名闻天下的公子，而秦国没有，国民只认秦王。
那些忠义死节、爱憎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这不是偶然。
没有自由的环境和舒展的灵魂，自然就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也就没有了诞生的机会。但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极大的保护。
孟尝君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拔刀，马上治你“私斗罪”。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秦国的体制内，儒和侠都是不被允许的，敢冒头就立刻削平。国家一定要对资源严防死守，丝毫不能外泄。
侠客没有战斗力，体制才有。
不得不说，嬴政太厉害了，那么多好东西，他全部收到自己囊中，连个招呼都不打，怪不得天下人都要和他拼命呢！
经过楚汉战争的摧残，秦国恢宏的体制轰然崩塌，刘邦在废墟上重建的汉朝，根本没有实力恢复秦国对资源的掌控。汉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城堡，虽然足够庞大，看似坚固，但也仅此而已。它的地基并不牢靠，因此，不得不和基层势力合作。这又是侠客的风口。
除了上文提到的朱家、剧孟之外，还有无数占地为王的大侠。他们说句话，门人就会不打折扣地执行，杀人犯法也在所不惜。这又是汉初的武林门派作风，他们倚仗武力掌控基层权力，并以此为根本，有些时候甚至能影响天下大势。
汉景帝时吴楚发动“七国之乱”，周亚夫带兵平叛。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赴洛阳，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大侠剧孟。剧孟也热烈欢迎王师，表达了合作的态度。从此以后周亚夫就放心了：“吴楚七国造反，居然没有拉拢剧孟，能成功才见鬼了。”大侠的威力有多么强大，由此可见。
可不久之后，大侠就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因为王座上的人变成了汉武帝，这是和秦王嬴政一样的“大杀器”。
汉朝最后一个有名的大侠是郭解，此人和前辈一样，艰苦、朴素、不爱财，但有无数人愿意为其效力。汉武帝要把各地豪强迁到茂陵，名单中就有郭解的名字。他很冤枉：“我都没有存款，凭什么让我搬家啊？”于是，他找到卫青帮忙求情。
汉武帝听卫青说完，冷笑道：“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让大将军求情，说明此人不穷。”
是啊，一个平民百姓连县令都见不到，怎么能请到大将军卫青呢？
只有一个解释，郭解没钱，但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对于能和朝廷抗衡的人，汉武帝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马上动用更大的权力让他搬家。
郭解搬家时，有很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纷纷赠送路费盘缠，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万钱
！而且郭解走后，他的门人随手就把县官杀掉了，原因是县官把郭解写入了搬家名单。
大汉不允许这种能人存在，不久后，郭解的家族被全部砍死。从此以后，汉朝再也没有登得上台面的大侠，侠客的黄金年代也彻底终结。
汉朝重新构建起恢宏的体制，把人民的生存空间再次压缩，大部分资源都被绑架到帝国的战车上，为南征北战服务。历史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汉武帝的命运和秦始皇是相似的。他们同样构建起“垄断”的体制，同样热衷于征服内外的敌人，同样在死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体制的瓦解。
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汉武帝死后，豪强士族逐渐崛起，他们撕开垄断体制的口子，和大侠一样侵占基层权力。这样一来，战国和汉初的侠客权力，又转移到了豪强、士族的手中。他们的自由精神和道德信义，也纷纷转移到士族成员的身上。归根结底，谁有权力谁自由。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此时，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什么事情了，豫让、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有曹植、王羲之的文人风流，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另一种现象：体制内也渐渐沾染了自由的精神、高尚的道德信义。
比如曹操。曹操少年时喜欢做侠客，经常快意恩仇，长大后步入仕途，又把这种任性自由的精神带入官场，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曹操的人生，不就是任性豪放的侠客吗？他以自己的精神气质，撑起了建安风骨的半壁江山。
比如祖逖。他少年时在家乡任侠使气，“永嘉南渡”时带着家族渡过长江，后来又组建军队，死在北伐的途中。还有桓温、王猛、长孙无忌……他们都有少年做侠客的经历，长大后又积极投身于家国大业。
侠客和士族合为一体，进入体制。我们经常说的“魏晋风度”“盛唐风流”，其实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体制不再是硬邦邦的机器，反而加入很多柔性的人文情怀，朝与野再也不分彼此。
进入宋朝后，中国历史开始出现分野。由于士族门阀被彻底消灭，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认知成为社会主流。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宋、元、明、清的官员们，再也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