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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Dmitry Belyaev）被流放到了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那里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大学。作为一个骨子里流淌着实验主义血脉的科学家，他手头有什么资源，就会拿什么来做实验。最终，德米特里选择了饲养野生狐狸。他不是随意饲养，而是每一年都会根据温顺抑或暴戾的秉性来对每一只狐狸进行排序。只有那些在这些特质上趋于极端的狐狸才会被选来繁殖。1/5最温顺的狐狸和1/5最暴戾的狐狸会被隔离开来，分别饲养，一代一代，循环往复。
那些温顺狐狸的后代很快进化出了耷拉的耳朵、短尾巴、浅色皮毛、不太刺鼻的体味和大脑袋——这很奇怪，因为最初选择那些温顺个体的依据是它们的行为特质，而不是外貌特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温顺个体的肾上腺激素水平较低，黑色素水平也较低，而这两者与皮毛的颜色相关。至少在狐狸身上，外表可以反映气质，像“耷拉耳朵的狐狸脾气好”这样的刻板印象或许有一定的遗传基础。
最终，德米特里的“去野性实验”非常成功地改变了一个野生物种，这些狐狸中的一小部分变得像拉布拉多犬一样，后来甚至被运到了美国销售，卖点是“温和的家庭宠物，特别适合陪伴孩子”。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可以通过人工选择快速增强或削弱物种的好斗性。
人类从一个“全天然”物种进化而来，如今，我们已经快速且大幅度地消除了自己身上的野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现在大多数人都居住在由钢筋水泥构造的都市环境中，这比以前人们生活的丛林、乡村都更干净、更明亮、更安全。现在我们会觉得水龙头里流出洁净的水，有马桶冲掉排泄物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99%的时间里这些条件都没能实现。我们现在已经适应了完全非自然的、由人工设计的环境，认为一切理所当然，是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我们的自我驯化速度很快，几乎是在十几代间完成的。我们过去并不会与数百万个同类聚集在一起，秩序井然，和平共处。在之前的环境中，距离睡觉的地方几十米之外就是野地，就可以采集到大多数食物。人类祖先部落的规模为150人左右。当个体数量大于这个数时，就会出现纷争，进而导致部落分裂。分离出的子部落会离开原居住地，去开拓一小片属于本部落的聚居地，开启一段狩猎采集的新篇章，当然也是一段由八卦构成的文化传播史。总而言之，生存远非“天赋人权”。
大约7500代之前，智人开始构建、创造甚至掠夺小型村落。我们所说的文明是伴随着农业的出现发展起来的，始于约500代之前。公元前2000年，世界人口总量只有几千万，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得非常分散。大型城市的萌芽出现于新月沃地、亚洲、北美洲，甚至欧洲，但城市并不多见。1300年，英格兰约有5%的面积属于城市。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乡村是普遍常态。即使到了1910年，仍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截至2007年，世界大多数人口都住在城市。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全球城市人口迁移只花了不到100年，或者说5代人的时间。从历史背景来看，从最早的古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到现在已经至少经过了12.5万代人。
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全球范围内，城市人口到2030年估计会再增加一倍。在未来12年内，一些国家打算将2.5亿人从乡村迁往城市。要容纳这些新的居民，需要建立的城市总面积等同于将几十个特大型城市加在一起。
曾几何时，非自然环境对人类而言是非常有益的。在驯化自己和周围环境时，我们也在一点点移除掉阻碍人类延长寿命的绊脚石。在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中，大部分人的生命中都充斥着营养匮乏、疾病和暴力。人类生活的一个严重威胁是被“敌人”吃掉，各类捕食者不时出没。后来，我们消灭了这些大型食肉动物，改变了环境。现在，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寻找，才可能发现这些一度很常见的巨型捕食者。灰熊在美国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剑齿虎也已成为化石。我们摆脱了食物链的束缚，大多数人会在自家床上或者医院里离世，而不是沦为另一个生物的果腹之物。我们还是有些担心鲨鱼，不过不幸的不是我们，而是鲨鱼，它们中的大多数被我们变成了鱼翅汤的原料或科教节目中的稀有研究对象。罕见的鲨鱼攻击会引发全球媒体的关注，每年野鹿撞上汽车导致的人员死亡数量是鲨鱼攻击致死人数的11倍。在大多数城市里，毒蛇则更为罕见，当然遇到蛇蝎政客的情况除外。尽管原始人式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渐成一种时尚，但理智的人仍会追问：“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回到洞穴人的时代？那时候可只有10%的人能活到40岁。”
到目前为止，最危险也最常见的“捕食者”仍旧是人类中的其他成员，平均而言，我们死于战争的可能性是死于鲨鱼攻击的概率的11000倍。尽管时有骚乱和喋血事件发生，但人类驯化自身的趋势仍广泛而深刻。总体而言，战争和暴力现象在各个地方都在逐渐减少。我们不会认为暴力致死是一种常态。确实，仍然有可怕的事件和血腥的区域冲突发生，但当今世界真的要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和平，一个成年人一生中被要求上战场的概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在“9·11”事件后，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地区的恐怖主义事件罕有所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容易被非理性恐惧、极度错判风险影响：从2007年到2012年，每年有约4.6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内死于恐怖袭击，而溺亡于自家浴缸的人数是前者的100倍。但美国每年在国土安全和防御恐怖袭击方面的开支是每位受害者4亿美元（按照某些标准讲，这种投入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有争议），而在每位癌症患者身上的支出是9000美元，在每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身上的支出是80美元，对于浴缸溺亡者则花费为零。
随着人类对自身的驯化，抢劫和谋杀犯罪率也在显著下降。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用“艰险”“野蛮粗俗”和“短暂”等词语来描写人的生命，那时有1/1000的欧洲人是谋杀罪行的受害者。与之相比，今天美国的谋杀率要低20%，10万人中约有不到5个人遭遇不幸。即使是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游客来说最危险的地方，现在也变成了相对和平、安全的一个城市。
我们在驯化自身的同时，也在驯化生活的环境。暴露于自然环境下曾经是一个主要致死原因。随后，我们发明了各种衣物和调节温度的方法，家和办公场所变得越来越舒适，我们对于环境已经不再那么担忧了。尽管人们仍在不断地点评和抱怨天气，但除了极少数罕见情况外，恶劣天气已经不会再对我们构成致命威胁了。社区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未来几天会发生怎样的天气变化，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应对。龙卷风、飓风、洪水和干旱，甚至“末日暴风雪”都可以被提前预知，进而由媒体跟进报道。得到预先警告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在绝大部分人类历史中，天气都是自然选择最严酷且恒久不变的驱动力量。
除了极端天气外，或许我们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无处不在、影响广泛的温度变化。对于大多数陆生物种而言，应对极端温度和天气变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仅仅一个世纪的光景，我们本已适应气候波动的身体就适应了生活在恒定的环境中。我们待在有空调的大厦、居所、汽车和办公室里，在20～24℃之间惬意地生活着，远离寒风凛冽、暴雪肆虐、大雨滂沱。这种生活方式完全是非自然和非正常的，而且着实令人感到舒坦。
对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获取食物不再是事关生死的问题，除非涉及过多的卡路里摄取。确实，仍有很多人食不果腹、缺乏营养，但饥饿已远不像从前那样泛滥。发展中国家营养摄入不足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24%降到了2010年的15%。仍有太多人处于饥饿状态，但在1900年，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儿童医院中有接近1/5的婴儿死于营养不良和肠胃疾病。而现在这家医院中只有不到1%的婴儿死于食物匮乏。直到不久前，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寻找、收集和摄入足够的卡路里都是人们每天的首要事务。而现在饥荒已经不太常见，也远不像以前那样扮演大规模杀手的角色了。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类物种改变了足以促使其他物种快速进化的绝大部分因素。即使相对微小的环境改变也会导致植物、动物的极度多样化，但这种多样化往往发生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如果把野绵羊围进牧场，圈养几代，你会观察到绵羊的明显改变。如果把一种动物、植物或细菌物种从乡村环境迁移到城市环境中，在五代之后，可以预见该物种会发生极其迅速的基因变异或灭绝。一些鸽子物种，比如常见的广场鸽，从住在悬崖峭壁上、性格惊怯的鸟类，变成了盘踞特拉尔加广场和圣马可广场的高空俯冲式害禽。与此同时，数十亿计的旅鸽没有适应变化，一直保持着易于亲近的秉性而常被猎手捕杀，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即从比比皆是落得销声匿迹。
达尔文明白人类驱动的非自然选择及其后果和未来，因为当时人们已经将其应用于动植物的驯化了，他称之为“人工选择”。通过研究观赏鸽的饲养，达尔文记录了物种的快速变化。有人甚至认为鸽子对于他的进化论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达尔文地雀更为重要，更令人信服。达尔文认为，如果人工饲养者能够将豢养环境中的单一物种操控改变到如此程度，那或许也可以操控改变野生的所有物种。达尔文只是没有沿着这个逻辑继续延伸，没有预见到我们不久后掌握的巨大力量，直至改变这个星球，改变所有其他物种，改变人类自身。否则的话，他也会将非自然选择视为进化的一种关键驱动力。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没有带来迅速的适应和最终的物种形成，那又会如何？今天的人们会与成百上千名同类交往、协作、竞争，而不是像以前的古人类一样只与几十名同类互动。如果我们没有驯化自身，没有减少暴力行为，没有对大多数儿童进行教育，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将陷入《蝇王》（ Lord of the Flies ）和《疯狂的麦克斯》（ Mad Max ）中所描绘的暴力杀伐境地。你可能会认为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寿命、智力和身高的显著增长趋势，好像是突然间发生的……其实不然，人们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周围环境，使其变得不再自然、不再随机。我们已经彻底地驯化了自己，就像驯化猫和狗一样，而这带来了重大的进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