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15日，星期六
伍尔弗汉普顿和罗马

伍尔弗汉普顿
斯托克公园综合中学
女生更衣室
1989年7月15日

嗨，帅哥！

你还好吗？罗马怎么样？“永恒之城”肯定不是白叫的，而我才在伍尔弗汉普顿待了两天，感觉却像度过了永恒那么久（不过我发现这里的必胜客棒极了，真的棒）。

上次和你见面后，我决定接受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份“大锤”剧团的工作。过去的四个月，我们一直在为新剧《残酷货运》做策划、彩排和巡演。这是一部艺术委员会赞助的大制作，通过故事、民歌和震撼人心的哑剧表演展现历史上的奴隶贸易。随信附上一份剧情梗概复印件，让你看看它是多么精彩。

《残酷货运》是一出“教育剧”（TIE），目标观众是十一至十三岁的孩子，以激愤的态度指出奴隶制是“坏东西”。我扮演莉迪亚，嗯，没错，她正是主角，奥巴迪亚·格林爵士被宠坏的废物女儿，爵士本人也是个恶棍。（你能从他的姓看出来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吧？ ）在全剧的高潮，我意识到我所有的漂亮衣服（表演到这里，我得指着身上的裙子）和珠宝首饰（指着首饰）都是用别人的血汗换来的（此时应有抽泣），我觉得自己肮脏不堪（凝视双手，仿佛看到了劳工的鲜血），那是灵——魂的肮脏。总而言之非常震撼，尽管昨晚有几个小孩把麦丽素丢到我脑袋上，毁了这一段。

不过，老实说，这部剧并不像我说的那么糟糕，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冷嘲热讽的，大概是出于本能的警惕吧。其实孩子们的反应很不错——那些没扔东西的都觉得挺好，我们还在学校里办了讨论会，气氛蛮活跃的，只是孩子们对历史文化知之甚少，令人遗憾，连西印度群岛后裔的小孩也不清楚自己的来历。我喜欢写这些东西，它们为我准备其他的戏带来许多灵感，所以，虽然你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但我认为是值得的。德克斯，我真心相信我们能做出改变，比如德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现了很多激进戏剧，瞧瞧它们是如何改变现实的。我们要消除西米德兰兹的种族偏见，哪怕一次只影响一个孩子也好。

这部剧一共有四个演员，夸美饰演“高尚的奴隶”这个角色，虽然在剧里我们是主仆，但剧外相处得很不错（不过有一次我让他从咖啡馆带包薯条回来，他拿看奴隶主的眼神看我，仿佛受到了我的压迫），他善良友好、工作认真，就是经常在排练的时候哭鼻子，我觉得有点夸张，他是个爱哭鬼，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在剧中我们之间存在非常强大的性张力，可现实生活中却完全不是这样。

然后是希德，他扮演我邪恶的爸爸奥巴迪亚。我知道你整个童年时代都待在大得离谱的甘菊草坪上玩法式板球，从来不干看电视这种丢份儿的事，但希德曾经因为出演警务剧《都市节奏》而红得发紫，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感到相当窝囊，打死都不愿意表演哑剧，好像用并不存在的道具做表演就是贬低了他的身份似的，而且他张口闭口“当初我拍电视剧的时候”，其实是在暗示“我顺心如意的时候”。希德还会在洗手池里撒尿，他那条破涤纶裤子脏了从来不洗，把脏地方擦一下接着穿，饿了就去加油站买牛肉馅饼填肚子。我和夸美觉得他暗地里应该就是个种族主义者，但除此之外，他是个可爱的人，非常非常可爱。

还有小糖，啊，小糖，真的是人如其名。她身兼三个角色，分别是“厚颜无耻的女仆”、种植园主和威廉·威尔伯福斯爵士。小糖不仅长得美，内心也很强大，用“彪悍”来形容她并不为过，尽管我不太认同这个词。她一直问我究竟多大了，说我看起来非常疲惫，还会劝我戴隐形眼镜，说戴了肯定漂亮，我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她总是急于让别人明白，她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攒资历、等待被好莱坞制片人发现，可天知道有没有愿意在阴雨连绵的星期二下午跑到达德利这种地方寻找教育剧表演人才的制片人。做演员实在太惨了，对不对？创立“大锤”剧团的初衷是组建一个进步的演出团体，不能只想着出名上电视和自我炫耀，我们的目标是推出激励人心、融入政治理念的原创优秀作品。你可能觉得这很蠢，但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无论多么民主平等的集体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要尊重希德和小糖这样的傻瓜。小糖会不会演戏倒在其次，我实在无法忍受她的纽卡斯尔口音，听起来就跟中风了似的，她还喜欢在后台穿着内衣做瑜伽，美其名曰“热身”。不过，你肯定喜闻乐见，对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穿着吊带袜和紧身胸衣做“拜日式”的，简直非常不对劲，可怜的老希德本来就嚼不动他的咖喱牛肉片，见了这一幕更是连自己的瘪嘴巴在哪儿都找不着。等终于轮到她找点衣服穿了上台，台下还常有小孩对着她猛吹口哨。演出后坐上小巴车，她会装出一副饱受凌辱的女性主义者的样子。“我讨厌他们以貌取人，脸蛋好看、身材漂亮又有什么错！”她边调整吊袜带边说，仿佛这是个重大政治议题，我们应该立刻在街头剧场上演宣传剧，讨论大胸女性遭遇的困境。我是不是管得太宽，太能挑刺儿了？你已经爱上她了吧？等你回来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认识。我现在就能想象出你那时候的模样，紧收着下巴、摸着嘴唇，打听她的事——业。我还是别给你们介绍了……

瘦削的加里·纳特金忧心忡忡地走进来，爱玛·莫利连忙把信纸倒扣在桌上。演出在即，又到了加里这位“大锤”剧团导演暨联合创始人发表动员讲话的时候了。这间男女共用的所谓“化妆室”其实不过是市中心一所综合中学的女更衣室，即使在周末，这里也有一股荷尔蒙、粉红色洗手液、发霉的毛巾混合在一起的校园味道，让她想起读书时的日子。

加里·纳特金站在门口清了清嗓子，他面色苍白，脸上还有剃刀刮出来的红痕，黑衬衫领口的扣子系得紧紧的，一股乔治·奥威尔的派头。“伙计们，今晚来了很多人！接近五成的上座率，相对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到底“相对”什么他并没有说出来，也许是被小糖分散了注意力，她穿着圆点连体衣，正在表演转髋运动。“既然如此，我们就给他们演一出好戏，伙计们，震撼死他们！”

“我倒也想震撼死他们，”希德低声抱怨，“可台下都是些榆木脑壳的小王八蛋。”

“乐观点儿，希德，求你了，好吗？”小糖缓缓控制着吐气的速度，恳求地说。

加里接着嚷道：“记住，保持新鲜感，要入戏，要生动，要像第一次说出来那样展现台词。最重要的是 不要 被观众吓到，也别受他们的刺激，互动是好事， 报复 不是。别让他们激怒你，别让他们觉得自己得逞了。还有一刻钟，大家都动起来！”说完，他就像个狱卒似的把更衣室的门一关，扬长而去。

希德开始了晚间的热身运动，念咒一般反复嘟囔： 我——恨——这——份——工——作——我——恨——这——份——工——作。 夸美坐在他身后，光着膀子，下身套了条破裤子，两手交叉塞在腋下，仰着脑袋，似乎在冥想，又像是努力克制着不哭出来。爱玛的左边，小糖用干巴巴的女高音轻声哼唱着《悲惨世界》里的曲目，并剪着脚指甲，她跳了十八年芭蕾，脚趾已经变成了锤头的形状。爱玛转身背对她，望向破镜子里自己的倒影，撑起曳地连衣裙的泡泡袖，摘下眼镜，发出一声简·奥斯丁式的叹息。

过去的一年错误连连，充斥着糟糕的选择和搁浅的计划。她先是在一个女子乐队做贝斯手，乐队的名字始终定不下来，在“咽喉”“六人屠宰场”和“坏饼干”之间切换，音乐风格就更别提了；又跑到一家无人问津的另类夜总会干了几天；写小说，第一部半途而废，第二部也搁置了；打了几份收入微薄的暑期工，向游客推销羊绒衫和苏格兰格子呢。在最低潮的时候，她报名学习马戏表演课，最终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而作罢，成为“空中飞人”显然并非合适的出路。

连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第二个爱情夏日》听起来都满是抑郁失落，她喜欢的爱丁堡也开始变得令人厌烦压抑。住在大学城里，感觉就像派对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只剩她一个，所以到了十月，她退掉兰基勒街的公寓，搬回家跟父母度过了一个漫长、忧愁、潮湿的冬季，这段时间里，相互指责、摔门和下午的电视节目让整座房子显得格外狭小。“你的一等双学位呢？怎么没用了？”母亲天天这样问她，仿佛学位是女儿的超能力，只是她太固执，不愿意使用而已。爱玛的妹妹玛丽安是个幸福的已婚护士，刚刚有了宝宝，晚上她经常过来，仅仅为了在父母宠爱的姐姐面前幸灾乐祸一番。

不过，爱玛的生活中时常闪现德克斯特·梅休的身影。毕业后的那个夏季，暑气消散之前的最后几天，她去他家作客，那是一座位于牛津郡的漂亮房子，在她眼里简直属于豪宅：开阔大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风格，古雅的褪色地毯、大型抽象画和加了冰块的饮料。游泳池和网球场之间是个草木飘香的大花园，他们在那里度过了漫长而乏味的一天。爱玛还是第一次见到并非当地议会建造的网球场，她坐在柳条椅上喝金汤力，欣赏着庭院里的景色，不禁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不出所料，她搞砸了这次拜访，不但从头到尾显得紧张兮兮，晚餐时还喝得太多，竟然为了关于尼加拉瓜的话题朝德克斯特的父亲大喊大叫，而对方是个非常温和谦虚、通情达理的人，德克斯特则一直用失望中带着柔情的眼神看她，仿佛她是一只弄脏了地毯的小狗。她竟然曾经坐在他家的餐桌前，吃着他们的食物，叫他父亲“法西斯”！当天晚上，她茫然而懊悔地躺在客房里，等待着显然永远不会响起的敲门声——为了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而牺牲掉浪漫的期盼，却不会有人因此感激她。

四月份，两人共同的朋友卡勒姆在伦敦举办二十三岁生日派对，他们在派对上再次相遇。次日，他俩在肯辛顿花园聊了一整天，对着瓶子喝红酒，她显然已经得到了原谅，不过他们的关系也被确定为恼人的密友关系，至少让她觉得苦恼：躺在刚刚萌芽的春日草地上，两人的手几乎触到一起，他却谈起了萝拉，他在比利牛斯山滑雪时认识的西班牙美女。

然后他又去旅行了，继续开阔心胸和眼界。中国不合他的胃口，意识形态差异太大，于是他改变计划，根据一本名为《派对胜地》的旅游指南的推荐，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休闲游。因此他们现在成了笔友，爱玛的一封封长信热情洋溢，精心穿插了各种佚闻笑料，字里行间的渴望更是难以掩藏，每封航空信都是一次长达两千字的告白，如同汇编而成的磁带合集，承载着许多无法表达的情感。她显然为此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德克斯特的回应却是一张张的欠费明信片和应付了事的简短留言：“阿姆斯特丹太牛了”“巴塞罗那没得说”“都柏林棒极了”“今早病得像条狗”。作为旅行作家，尽管他跟布鲁斯·查特文不可同日而语，可她还是会春心荡漾地把明信片塞进厚外套的口袋，在伊尔克利四处乱逛，琢磨着“威尼斯被水淹了！！！！”这类留言背后是否存在什么隐藏含义。

“这个德克斯特是谁？”她母亲盯着明信片的背面问，“男朋友吗？”然后又关切地补上一句：“你想不想去燃气公司上班？”爱玛已经在当地的酒吧做了一阵子女招待，时间一长就觉得脑子不好使，似乎总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冰箱后面。

随后，她接到加里·纳特金的电话，这个瘦削的托派分子在1986年执导了布莱希特的《第三帝国的恐惧与苦难》，风格刻板而强硬，爱玛也在其中参演。演出结束当晚的派对上，加里刻板而强硬地亲了她三个小时。不久，他又带她去看彼得·格林纳威的连场电影，在电影院足足待了四个小时之后，他才漫不经心地伸来一只手，搁在她的左胸上，像调节车灯的变光开关那样拧来拧去。那天夜里，在一张破旧的单人床上，他们以布莱希特的风格做爱，上方墙壁挂着《阿尔及尔战役》的海报，加里显然需要克制自己才能确保不把她当成没有喜怒哀乐的玩物。后来她很久没听到他的消息，直到五月的某个深夜，加里打来电话，迟疑地轻声问她：“你想加入我的联合剧团吗？”

爱玛没有做演员的志向，也不热爱戏剧事业，只觉得它是传播语言和思想的媒介。“大锤”剧团是个崇尚革新的戏剧团队，有着共同的目标、热情和宗旨，致力于通过艺术改变年轻人的生活……也许能遇见爱情，爱玛想，或者至少有性爱。她收拾行囊，告别持怀疑态度的父母，坐上小巴，像是投奔伟大事业——由艺术委员会资助、戏剧领域的“西班牙内战”——那样出发了。

可三个月后，热情、友情、社会价值感和不失乐趣的崇高理想在哪里？他们本应是个联合剧团来着，至少剧团的面包车侧面是这么写的，是她亲手印上去的。 我——恨——这——份——工——作 ，希德又嘟囔起来。爱玛捂住耳朵，问了自己几个重要问题：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真的在改变什么吗？

她为什么不能穿件衣服？

那是什么味道？

我现在想待在哪里？

她想去罗马，跟德克斯特·梅休在一起。在床上。

“沙夫-特茨-伯里大街。”

“不对，沙夫茨-伯里，三个音节。”

“莱切斯特广场。”

“莱斯特广场，两个音节。”

“为什么不是莱切-斯特？”

“不知道。”

“你不是我的老师吗？你应该知道。”

“对不起。”德克斯特耸耸肩。

“这种语言真是蠢。”托芙·昂斯特罗姆捶着他的肩膀说。

“没错，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你也用不着打我。”

“我道歉。”托芙亲了亲他的肩膀，然后是脖子和嘴巴。教学的回报再次让德克斯特心旌荡漾。

他的卧室空间狭小，铺着赤陶地砖，地上乱糟糟地摆了一堆靠垫，因为单人床无法满足需求，两人就躺在这堆垫子上。在珀西·雪莱国际英文学校的宣传册里，教师宿舍被描述成“具有多种缓解功能的康乐设施”，总结得相当完美：德克斯特的这间宿舍位于罗马历史中心区，尽管阴暗陈旧，但至少有个阳台和三十厘米宽的窗台，俯瞰风景如画、极具罗马风格的广场，这里也可以用作停车场，每天早晨他都会被上班族匆忙将座驾倒入泊位的声音吵醒。

不过，在这个潮湿的七月下午，只能听到游客的旅行箱脚轮在广场鹅卵石地面上的滚动声。他俩躺在大敞的窗户下，懒洋洋地接吻，她浓密的深色头发紧贴着他的脸，散发出丹麦洗发水的味道，那是种人造松木和香烟混合的气味。她伸手越过他的胸，抓起地上的烟盒，点了两支烟，其中之一递给他。他向上挪了挪身子，靠在枕头上，烟叼在嘴边，有点儿像贝尔蒙多或者费里尼电影里的人物。虽然从来没看过这两个人的电影，但他对类似风格的明信片很熟悉：时尚、黑白的主调。德克斯特不觉得自己是个虚荣的人，然而有那么几次，他确实希望身边的人能给他拍张照。

他们又亲吻起来。他隐隐约约地想，不知道眼下这种情况是不是符合道德伦理标准。当然，现在才考虑跟学生上床的后果恐怕为时已晚，毕业派对结束后他就应该想到这个问题，那时托芙正醉醺醺地坐在他的床边，摇摇晃晃地解她的长筒靴拉链。即便在那一刻，被红酒和欲望驱使的他依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爱玛·莫利，想知道她会怎么说。托芙的舌尖在他的耳朵里打旋儿的时候，他仍旧在暗暗地为自己开脱：她十九岁了，成年了，我也不是真正的老师，更何况爱玛远在天边，她也许正坐着小巴，在偏僻的乡下小镇之间奔波，尝试改变世界……话说回来，这里发生的一切和爱玛又有什么关系？托芙的及膝靴靴筒耷拉着，安静地摆在房间的一角，这儿是学校宿舍，严禁访客过夜。

他挪到凉快一些的赤陶砖地上，望向窗外，试图根据那方耀眼的蓝天估算时间。托芙的呼吸在入睡后改变了节奏，而他还有个重要的约会要赴。他把一根没抽完的烟丢进红酒杯，伸长胳膊，拿起搁在普里莫·列维的书《假如这是一个人》上面的手表，这本书他还没有读过。

“托芙，我得走了。”

她发出抗议的嘟囔声。

“我要见我爸妈，现在就得走。”

“我也能去吗？”

他笑了。“恐怕不行，托芙。而且你周一还有个语法测验，回去复习吧。”

“你考我，现在就考。”

“好吧，动词。现在进行时。”

她抬腿缠住他，借力靠在他身上，贴住他的脑袋。“我在接吻，你在接吻，他在接吻，她在接吻……”

他拿手肘撑起身子。“说正经的，托芙……”

“再待十分钟。”她在他耳边小声说，他顺势躺倒。为什么不呢？他想。毕竟我在罗马，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我二十四岁，经济宽裕，身体健康。我有渴望，正在做不该做的事，我非常非常幸运。

有朝一日，这种沉溺于感官、享乐和自我的生活很可能变得枯燥无味，然而在这之前，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供挥霍。

在罗马过得怎么样？La Dolce Vita （自己查字典吧）还好吗？你现在是不是坐在咖啡馆里，喝着我们早有耳闻的“卡布奇诺”，无论看见什么，都要忍不住流里流气地吹几声口哨？你大概是戴着墨镜读这封信的吧？还是摘了吧，傻不拉几的。我寄给你的书收到了吗？普里莫·列维是意大利的优秀作家。寄这本书是为了提醒你，人生不只有意大利雪糕和帆布登山鞋，生活不可能永远像《巴黎野玫瑰》的开头那样。你的课教得怎么样？请答应我别和学生上床，那样做太……让人失望了。

我得走了。快写完这页信纸了，我听见观众在外面激动得直嚷嚷，还互相扔椅子。感谢上帝，还有两周这项工作就结束了，导演加里·纳特金让我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策划一出关于种族隔离的戏，还得是他妈的木偶剧，我只好跳进一辆福特全顺，腿上搁着戴斯蒙·图图大主教的木偶，在M6公路上来回跑了六个月。以后我可不干这种傻事了。另外，我还写了一部关于两个女人的剧，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艾米丽·狄金森，剧名叫《两种人生》（或者《两个抑郁的同性恋》）。也许我该让他们在酒吧剧院演这出戏。听我介绍完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谁之后，小糖说她真的真的想演这个角色，不过前提是演的时候得把上衣脱了，于是角色分配就这么定了：我演艾米丽·狄金森，不用脱上衣。我会给你留票的。

与此同时，我必须做个决定，是在利兹还是在伦敦签工作合同，我一直不太想搬到伦敦去——那里没有半点新意——可我的前室友蒂莉·基里克（还记得她吗？红框大眼镜、眼神犀利、络腮胡一样的大鬓角？）在克莱普顿有间空房，她说那是“储藏间”，听起来可不怎么样。克莱普顿什么样？你很快就能回伦敦吗？嘿！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室友？

“室友？”爱玛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咕哝了一声，随即补充道，“开玩笑的！！！！”接着又咕哝起来。“开玩笑的”四个字往往是最口是心非的托词，表达的意思恰好与说话人的真实心意相反，然而现在划掉为时已晚。落款又该怎么写呢？“一切顺利”太正式，“全心全意爱你”太造作，“你的挚爱”太老套……就在这个时候，加里·纳特金偏偏又出现在了门口。

“好了，大家各就各位！”他愁眉苦脸地撑着门，仿佛准备带他们上刑场。趁自己还没改变主意，她飞快地写了几个字—— 我真想你，德克斯 ——然后签上名字，在浅蓝色的航空信纸上匆忙印下一个深吻。

德克斯特的母亲坐在罗通达广场上的一张咖啡桌旁，心不在焉地捧着本小说，眼睛闭着，脑袋斜斜地向后歪，犹如争分夺秒享受最后一抹午后阳光的鸟儿。德克斯特没有马上走过去，而是像游客们那样，先在万神殿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看着侍者上前撤走她的烟灰缸，吓了她一跳。两人随即都笑了，从她夸张的嘴型和手势可以看出，她又讲起了那口蹩脚的意大利语，一只手搭在侍者的手臂上，卖弄风情似的轻轻拍打，虽然很可能听不懂她说的话，侍者也调情般地冲她笑笑，走开后又回头瞥了一眼这位摸过他胳膊、不知说了些什么的英国美女。

看到这一切，德克斯特露出会心的微笑。有一条古老的弗洛伊德理论是这么说的：男孩子注定爱上自己的母亲，恨他们的父亲……于他而言蛮有道理。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喜欢艾莉森·梅休，更好的一面是，他也真心喜欢自己的父亲，如同在许多事上那样，他拥有全部的好运。

在晚餐桌前、在牛津郡宅邸草木葱茏的大花园里，以及在法国度假期间——母亲在阳光下打盹的时候，他总会发现父亲斯蒂芬·梅休用那双猎犬般的眼睛注视着她，目光中流露出言语无法表达的爱慕。他比她年长十五岁，高个子、长脸庞，含蓄内向，在斯蒂芬·梅休眼里，她就像一件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具。在她经常举办的派对上，为了不被早早地赶去睡觉，德克斯特会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男人们顺从而专注地簇拥着她；这些事业有成的男性精英——医生、律师和时常成为电台嘉宾的人，在她面前全都变成了幼稚糊涂的傻小子。他会看着她伴着洛克西音乐团的早期专辑跳舞，一手端着鸡尾酒，醉醺醺地自得其乐，相比之下，别人的妻子不过是些笨拙麻木的旁观者。至于她学生时代的朋友，连那些看起来既酷又有城府的家伙，在艾莉森·梅休面前也会变成卡通人物，他们跟她你来我往地打情骂俏、在泳池打水仗，恭维她糟糕的厨艺——烧焦了的炒鸡蛋，上面的黑胡椒像烟灰一样。

她曾在伦敦学过时装设计，如今却在乡下经营一家古董商店，面向牛津地区的上流人士销售昂贵的地毯和枝形吊灯，生意火爆。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她身上依然带有昔日的光环——德克斯特见过一些那时候的照片，是从老报纸的彩色副刊上剪下来的，已经褪色——尽管如此，她从未表现出丝毫为了换取体面、安稳、舒适的家庭生活而放弃这一切所感到的悲伤或者懊悔。通常情况下，她好像总是能精准把握离开派对的正确时机。德克斯特怀疑她偶尔会和医生、律师或者电台嘉宾上床，却发现自己很难因此生她的气。人们常说他从她那里继承到了“什么”，而至于究竟是什么，大家似乎心照不宣：漂亮的长相自然首当其冲，其次是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以及目空一切的自信——相信自己永远会是众人簇拥的赢家。

因此，即使她现在穿着条洗得发白的蓝裙子、在巨大的手提包里摸索火柴，从举手投足的气派来看，也俨然是整个广场的中心：桃心形的脸庞上嵌着一对精明的棕色眼眸，黑发看似蓬乱，实则出自发型师的昂贵设计，连衣裙的一颗扣子敞开着，也是刻意而为的邋遢。看到儿子走近，她露出灿烂的笑容。

“迟到了四十五分钟，小伙子，去哪儿了？”

“在那边看你跟服务员聊天。”

“别告诉你爸爸。”她站起来拥抱他，髋骨磕了一下桌子，“你到底干什么去啦？”

“就是备个课，”他刚才跟托芙·昂斯特罗姆一起冲澡，头发还没干。她拨开他前额的刘海，慈爱地托住他的脸侧，他意识到她已经有点醉了。

“头发这么乱，谁在捉弄你吗？你干了什么坏事儿？”

“跟你说了，我在备课。”

她怀疑地噘噘嘴。“那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我们一直在餐厅等你。”

“对不起，我脱不开身，学校开迪斯科舞会。”

“迪斯科。像是回到了1977年。怎么样？”

“两百个喝醉了的斯堪的纳维亚姑娘在那儿跳Vogue。”

“‘跳Vogue’，幸好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跳得有意思吗？”

“简直恐怖。”

她拍拍他的膝盖。“真是个小可怜。”

“我爸呢？”

“他打盹儿的时间到了，就回酒店睡觉去了。天太热，他的凉鞋还磨脚。你知道你爸这个人，他老是偷懒。”

“那你刚才干了什么？”

“在广场上转悠。我觉得这儿很美，可斯蒂芬讨厌那些横七竖八的圆柱，我猜他恨不得用推土机把它们清走，然后盖一座漂亮的玻璃温室。”

“你应该去看看帕拉蒂尼山，就在那座小丘上……”

“我知道帕拉蒂尼山在哪儿，德克斯特，你还没出生我就来过罗马了。”

“是吗，那时候的罗马皇帝是谁呀？”

“哈。来，帮我把酒喝了，别让我灌一整瓶。”她已经喝了很多，他把瓶中仅剩的酒液倒进玻璃杯，又伸手去拿她的烟。艾莉森抱怨道：“你知道吧，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太惯着你了。”

“我非常同意，是你们把我惯坏了。给我火柴。”

“抽烟可不是什么好事，你自己清楚。你可能觉得那样很像电影明星，其实却恰好相反，看起来很糟糕。”

“那你为什么还抽？”

“因为抽烟让我看起来别致动人。”说着，她把一支烟搁在唇间，他用自己的火柴替她点燃，“反正我快要戒了。这是最后一支。快点，趁你爸爸不在——”她凑过来，鬼鬼祟祟地问：“给我讲讲你的爱情生活。”

“不！”

“拜托，德克斯！你知道，我必须得通过儿女的体验间接感受生活，你姐姐又是个处女……”

“你醉了吗，老太太？”

“她那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我永远弄不明白……”

“你醉了。”

“我不喝酒，你忘了？”德克斯特十二岁那年的某天晚上，她郑重其事地把他领进厨房，低声教他调制干马提尼酒，如同主持一场庄严的仪式。“来吧，有什么好料，全都爆出来吧。”

“没什么可爆的。”

“在罗马一个也没有？没碰上信天主教的好姑娘？”

“没。”

“不会是你的学生吧？但愿不要。”

“当然不会。”

“那国内呢？一直给你写沾了眼泪的长信的是谁？每次都是我们转寄给你的。”

“不关你的事。”

“别逼我再用蒸汽拆你的信，招了吧！”

“没什么可招的。”

她往椅背上一靠。“好吧，你让我很失望。上次那个来家里住的漂亮女孩呢？”

“什么女孩？”

“漂亮、实诚、北方人。喝醉了，为了桑地诺的事儿跟你爸爸大吼大叫来着。”

“那是爱玛·莫利。”

“爱玛·莫利。我喜欢她。你爸爸也喜欢她，虽然被她说成资产阶级法西斯。”想到这件事，德克斯特皱起眉头。“我不介意，至少她有点血性，有点激情，跟你带回来的那些性感女孩不一样。她们一般只在吃早餐的时候出现。是的，梅休太太，不，梅休太太。你知道吧，我能听见你三更半夜踮着脚尖钻进客房的声音。”

“你真的喝醉了，对吧？”

“这个爱玛怎么样？”

“只是个朋友。”

“现在还是吗？嗯，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她喜欢你。”

“人人都喜欢我，这就是我倒霉的地方。”

他觉得这话听起来还不错，足以展现自己的落拓不羁和敢于自嘲，可两人沉默片刻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又犯蠢了，就像小时候参加派对，母亲允许他跟大人们坐在一起，他却只顾着卖弄，结果让她失望。可现在的她却溺爱地朝他微笑，捏了捏他放在桌上的手。

“乖一点，好不好？”

“我挺乖的，一直都挺乖。”

“不过也别太乖了，我的意思是，不能迷信‘乖巧’这个词。”

“不会的啦。”他有些不自在地左顾右盼起来。

她轻轻推了推他的胳膊。“再来一瓶酒，还是去酒店看看你脚肿了的老爸？”

他们起身朝北走，穿过与科尔索大道平行的小街，前往波波洛广场。德克斯特尽量选择能够欣赏到优美风景的路线前行，心情逐渐变好，开始享受熟悉一座城市的乐趣。她走在一旁，醉醺醺地挎着他的胳膊。

“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不知道，也许到十月吧。”

“接下来你就会回家，安顿下来，对吗？”

“当然。”

“我不是说让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不会勉强你这样做。你知道，我们会帮你支付一套公寓的定金。”

“用不着那么急，是吧？”

“已经一年了，德克斯特，你还需要多少假期？现在可不是你在大学里混日子的时候了。”

“我不是在度假，我在工作！”

“当记者怎么样？你不是提过喜欢做新闻吗？”

他确实顺口提过，但只是为了找借口转移话题罢了。自从漫不经心地混过了二十岁，可供他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某些听起来不错的职业——心脏外科医生、建筑师——永远对他关上了大门，现在记者这条路似乎也行不通了。他算不上什么作家，对政治知之甚少，只会说几句点菜时勉强用得上的蹩脚法语，专业技能一无所长，有的只是一本护照和一张他自己的清晰个人照——在某个热带国家的吊扇底下抽烟，床边放着一台破旧的尼康相机和一瓶威士忌。

其实他真心想做的是摄影师。他十六岁时完成过一组摄影作品，名为《纹理》，全部是树皮和贝壳的黑白特写，显然“震撼”到了他的艺术老师，后来他又拍摄了一些玻璃窗上的霜花和车道上的砾石的高对比照片，然而自此再也没能产出令人满意的作品。从事新闻工作意味着在语言和思想之类的复杂事物中挣扎，不过他认为自己具有成为优秀摄影师的天分，唯一的根据是，他自认为有能力捕捉事物的最佳状态。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选择职业的主要标准是在酒吧里说出来好不好听，能否以此吹牛，对着女孩的耳朵轻轻说出“我是专业摄影师”，毫无疑问非常有面子，要是再加上一句“我报道一线战地新闻”或者“其实我是拍纪录片的”就更好了。

“新闻工作倒是有可能。”

“或者做生意。你和卡勒姆不是打算开公司吗？”

“我们正在考虑。”

“听起来有点含糊，到底是做什么的‘公司’？”

“我说了嘛，我们正在考虑。”其实，他的前室友卡勒姆早就撇下他，自己开了公司，做电脑翻新，这是个德克斯特不屑于了解的行业，尽管卡勒姆坚信他们二十五岁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可在酒吧里说起来会是什么效果？“其实，我是翻新电脑的。”不，还是专业摄影师更好听，于是他决定跟母亲坦白。

“其实，我打算搞摄影。”

“摄影？”他母亲令人恼火地笑了一声。

“嘿，我是个不错的摄影师！”

“别忘了不能用手遮住镜头哦。”

“你不是应该鼓励我吗？”

“哪种摄影师？《魅力》杂志？”他母亲忍着笑问，“还是继续《纹理》系列？”然后站在街上笑了起来，德克斯特不得不停住脚步。她笑得直弯腰，拉着他的胳膊支撑身体——“还有那些碎石头的照片！”——终于笑完了，她挺直腰杆，恢复了认真的表情，“德克斯特，非常非常对不起……”

“没事，我感觉好多了。”

“我明白，对不起。我道歉。”他们继续向前走，“既然这是你想做的，那就努力去做。”她用肘弯夹了夹他的胳膊，他依然愠怒未消，“我们总是告诉你，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实现追求。”

“不过是个想法而已，”他气呼呼地说，“我正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项。”

“但愿如此，因为教书虽然是个不错的工作，但并非真正适合你的职业，对不对？教那些呆头呆脑的北欧女孩披头士的歌。”

“这可是难度很高的工作，妈妈，而且它为我提供了保障。”

“没错，好吧，可有时候我也会想，你的保障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她低着头说，眼睛看着地面，仿佛这些话会从铺路石上弹回来。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路，他才问：“什么意思？”

“噢，我不过是说——”她叹了口气，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我是说，总有一天，你必须认真对待生活，仅此而已。你现在年轻、健康，长相看起来还不错，我觉得至少在光线昏暗时是这样。大家看起来挺喜欢你，你可能不擅长做学问，但足够聪明，运气挺好，甚至可以说相当走运，德克斯特，你不用承担责任，也不缺钱。可你现在已经成年了，有一天生活可能会改变……”她环顾四周，指了指他刚才带她走过的那条风景秀丽的小街。“……真美啊。做好准备总没错，武装好自己。”

德克斯特皱了皱眉。“你是指事业吗？”

“算是吧。”

“你说起话来很像我爸。”

“老天爷，我怎么像他了？”

“像样的工作、保障和努力什么的。”

“不光这些，不只是工作，你要有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有动力和抱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总想着改变世界呢。”

他鄙夷地说：“所以就开了家古董店。”她抬起手肘，捅了一下他的侧肋。“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少跟我贫嘴。”她握住他的胳膊，两人再次放慢脚步，“我只想以你为傲，就这么简单。我的意思是，你已经让我自豪了，你姐姐也是。不过，嗯，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有点醉了。咱们换个话题吧，聊点别的。”

“别的什么？”

“噢——太晚了。”他们已经来到了那家漂亮但低调的三星级酒店门口。透过烟灰色的玻璃窗，他隐约瞥见父亲弓着腰坐在大厅的扶手椅上，一条瘦长的腿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手里握着一只卷起来的袜子，仔细打量着自己的脚掌。

“我的天哪，他竟然在酒店大堂里挑鸡眼，把斯旺西味儿带到科尔索大道来了，真有魅力啊。”艾莉森松开儿子的胳膊，双掌捧住他的一只手，“明天带我去吃午餐，好吗？让你爸坐在小黑屋里挑鸡眼吧，咱们出去玩，就你和我，找个漂亮的广场，有白桌布的座位，贵的地方，我请客。你可以带上有可爱的鹅卵石的照片。”

“好吧。”他闷闷不乐地说。他母亲在微笑，眉头却皱着，捏着他的手也有点过于用力。他突然感到一阵焦虑。“为什么？”

“因为我想和我的帅儿子说说话，可今天喝得有点多，只好等明天。”

“什么事？现在告诉我！”

“没什么，没什么。”

“你们不会是打算离婚吧？”

她低沉地笑了一声。“别傻了，当然不是。”他父亲在酒店大堂里看见他们，就站起来，用力猛拉写着“推”字的玻璃门。“我怎么能离开一个连衬衫都能塞进内裤里的男人呢？”

“那就告诉我，到底什么事？”

“没事，亲爱的，没事。”她站在街上，安慰地朝他笑笑，伸手摩挲他脖子后面短短的发茬，按下他的脑袋，与她的额头相抵，“什么也别担心。明天。咱们明天再说。” 7YRyTDOc6K6EGcnpw0P4Y5OHssdK0hhMHNUHyFEyaAd/GBkpy5lkyOPlub8t5D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