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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吕布在长安除掉了董卓，但随后董卓旧部展开反攻，王允被杀，吕布逃出了长安，汉献帝以及朝廷继续被凉州军阀控制，这种情况又过了一年多。到兴平二年（195），凉州军阀发生严重内讧，互相攻伐，汉献帝在忠于汉室的一些大臣的保护下东归，一路上历尽了艰险，最后于这一年十二月底到达一个叫大阳的地方，即现在山西省平陆县境内。虽然甩掉了凉州军阀的追击，但汉献帝和朝廷依然面临生存危机，中原地区已经陷入群雄混战的局面，今后何去何从仍然是未知数。
过了年，次年的正月初七，汉献帝下诏改年号为建安，开启了建安时代。汉献帝给各地有实力的人写诏书，让他们到大阳来迎驾，这些人包括刘表、陶谦、刘虞、刘焉、袁绍、袁术、吕布等，但没有人肯来，袁绍派人来看了看，也没了下文。其实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首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形势和汉献帝所处的位置。
汉献帝当时待的大阳属于河内郡，在群雄逐鹿局面中这里属于“三不管”地带，虽然有一个河内郡太守张杨，是当年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吕布的老战友，但他能控制的地方只在河内郡郡治怀县一带，河内郡以及相邻的河东郡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大部分是黄巾军余部，互不隶属，互相征伐，一片乱局。各地比较有实力的人，包括刘璋、刘表、刘虞，离这里都太远，贸然派兵去大阳，并没有多少胜算。
吕布这时已取代刘备占有了徐州，董卓是吕布杀的，汉献帝对吕布最有期待，所以也给吕布写了诏书，但吕布回复汉献帝，说如果自己有实力倒是愿意去，但现在打了败仗，自身难保，“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长途远行需后勤保障，他没有，所以去不了。汉献帝理解吕布，虽然吕布没来，但汉献帝仍晋升吕布为平东将军，其爵位晋升为平陶侯。汉献帝还专门派使臣去给吕布颁印绶，但使臣路过山阳国境内时把任命书弄丢了。
除客观条件上的困难，各地实力派们心里也有其他一些考虑，主要是利弊方面的权衡。有利的地方，当然是控制了天子和朝廷既落了护驾有功的名，也掌握了一定权力，但不利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把天子接来，但又无法和谐相处的话，就会事事掣肘，反受其累；朝廷现在也是一个包袱，单就后勤保障就是个大问题，现在粮食比什么都紧缺，已经有价无市；天子的身边还有一些有实力的武装，如韩暹、杨奉、董承、张杨等几股势力，他们护驾的积极性不高，但要把天子从他们控制下接走，这些人也未必甘心，到时候又是麻烦事。正是基于以上主客观方面的考虑，这些实力派们对迎驾这件事表现得很冷淡。
从史书记载的情况看，汉献帝没有给刘备和曹操专门写诏书，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当时虽是兖州牧，但在世人眼里曹操并不是独立的，他是袁绍的手下，汉献帝觉得给袁绍打了招呼就等于通知曹操了，不必专门再发一道诏书。后来曹操“挟天子”成功，袁绍反而过来抢功，说曹操的行动是他下的命令，其实不能完全认为是强词夺理。至于没通知刘备，是因为刘备之前知名度太低，拿袁术的话说“天下未闻有刘备”，而陶谦与刘备之间的权力交接朝廷也未必认可，加之徐州随后又发生变故，吕布取刘备而代之，刘备退往小沛，地位已变为次要。
当时最有实力的几个人中，袁绍离大阳最近，河内郡太守张杨表面上也听袁绍的，所以这里算是袁绍的地盘，袁绍派手下谋士郭图到大阳走了一趟，名为朝贡，其实是观察观察天子一行的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郭图到大阳看了看，没说什么，走了。回去后，袁绍召集大家讨论要不要把天子接过来，郭图倒是倾向于迎驾的，在他看来汉献帝此时已走投无路，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比如袁术，或者刘表，甚至是吕布和刘备，那将对袁绍集团更加不利。所以郭图向袁绍报告此行情况时，建议把汉献帝一行接过来，接到袁绍的大本营邺县。
袁绍手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沮授也劝袁绍迎接汉献帝，他对袁绍说：“将军一家几代人辅弼朝廷，累世倡导忠义。现在朝廷遇到困难，宗庙毁坏，各州郡嘴上说起兵是为了行仁义，而内心里真实的打算是如何灭了别人，没有人考虑皇帝的安危和百姓死活。现在冀州初定，可以迎请大驾来邺县临时安都。到那个时候，就能以天子为旗帜号令各地的实力派，谁不服就收拾谁，谁还能打败我们？”沮授的这段原话里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所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沮授发明的。
但是，郭图、沮授的建议遭到不少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汉室凌迟，为日已久，现在要重新振兴，那是多么困难！现在各路英雄据有州郡，个个人多势众，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为王。如果迎接天子到自己身边来，以后干什么事都要先请示报告，如果听天子的就削弱了自身的权力，不听天子的就是违命，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一般认为，这些反对迎请天子的言论看起来有些目光短浅，因为它只看到眼前的一点，没有着眼长远，结果让袁绍错失了一次好机会。但是，反对者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挟天子而令诸侯”固然风光，也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大家都看到天子是一个“奇货”，掌握天子就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谁反对自己形同于反对朝廷。可问题在于，当今天子不是三岁孩童，已经举行过加冠礼，按道理应该亲政而不是当摆设。况且当今天子刘协聪明英智，经历很多坎坷曲折，得到了历练，面对凶残的董卓和强悍的凉州军都无所畏惧，有勇有谋，这样的天子可不是能被轻易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遇到事情，你向天子汇报不汇报？不汇报，有人说你专权。汇报了，天子一高兴，来个指示什么的，执行不执行？执行，当然是不可能的。不执行，那就会跟天子发生冲突，奸臣的罪名就背定了。如果敢加以谋害，那就更惨了，不管你以前多么英名盖世，也不管你确实做了多少好事，你都将登上历史的恶人榜，子子孙孙都不能翻身。所以看似妙手，却容易下成臭棋。把天子接来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么真心实意地拥戴天子，当一名汉室的忠臣，要么横下心去，甘背历史的骂名，否则天子这个烫手的山芋还是不碰为好。
此外，还有两个原因让袁绍放弃了迎天子的打算。一个是客观困难，袁绍那段时间挺忙，袁绍、曹操联手灭掉了张邈，惹恼了张邈的好友臧洪，臧洪原是袁绍手下，被袁绍任命为东郡太守，结果他在东郡的东武阳起兵反对袁绍，袁绍大怒，亲自去攻，攻了一年多没能攻下；袁绍的北边还有强敌公孙瓒，袁绍确实抽不开身。另一个原因是袁绍对汉献帝感情不深，汉灵帝有两个儿子，袁绍支持的是刘辩，汉献帝刘协是在董卓支持下上的台，为此事董卓与袁绍才公开决裂的。之后，袁绍一再质疑刘协的血统，还谋求另立一位天子，这些都不是秘密。以上这两点，也促成了袁绍对迎天子一事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
“挟天子而令诸侯”这句话是沮授说的，曹操这边也有类似的话，是曹操的谋士毛玠说的，不过人家说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和“奉天子”，一字之差体现了态度和情怀的不同，区分的是水平高低。
曹操手下也有不少人反对迎接天子，理由跟上面那些群雄的担心顾虑差不多，但毛玠坚持迎接，理由是：“现今国家分裂，君主流离，民众饥饿流亡，朝廷缺乏储备，百姓没有安定的生活，这种状况难以持久。袁绍、刘表虽然人多兵强，但都没有长远考虑。用兵之事合乎正义才能取胜，所以应当拥戴天子以命令那些不肯臣服的人，大力发展农业，积蓄军资，如此霸业就可以成功了！”在这段话里，毛玠有一句原话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
对毛玠的意见，荀彧坚决支持：“当年晋文公因为接纳周襄王而使诸侯影从，汉高祖东讨项羽时因为给被项羽杀害的义帝服丧而深得人心，这是天子的号召力。之前将军您虽然力所不及，但仍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说明您心在王室，有匡扶天下的素志。现在天子蒙难，百姓忧愁，如果奉主上以从民望，这是大顺；秉至公以服天下英雄，这是大略；扶持大义以招引天下俊杰，这是大德。天下虽然也会有不服的人，但必然成不了大气候，区区韩暹、杨奉又能怎样？我们如果不能早做决断，一旦其他人抢先一步，我们后悔都来不及了！”毛玠、荀彧二人观点相同，但出发点有所侧重，荀彧对汉室和天子的感情更深一些，是站在大义的立场上去说的。
曹操接受了二人的看法，决定迎接天子。无论是“挟天子”还是“奉天子”，曹操控制天子和朝廷后，带来的好处立竿见影，他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任命官职，谁不听话就讨伐谁，占据了道义的高地，真正做到了“以令不臣”。同时，还有许多人才冲着朝廷和天子而来，这些人才都成了曹操的重要财富。然而这样做也并非没有代价，在某种程度上说，代价还十分沉重。
之前袁绍手下反对迎接天子的那些顾虑，后来在曹操的身上切切实实都发生了。汉献帝并不是一个傀儡，或者说他不完全甘做傀儡，为此汉献帝也有过抗争，以后陆续发生的董贵人事件、伏皇后事件，就是双方斗争激烈化、表面化的结果。虽然汉献帝的抗争是徒劳的，但这些事对曹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产生了很大杀伤力，曹操在汉献帝和天子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拯救了天子和朝廷，但最后却在历史上落下了“奸雄”的骂名，这大概是“挟天子”的负面效应吧。
总的来说，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一步在当时情况下走得是对的，带来了很多好处，促使曹操进一步崛起。但在之后，曹操未能及时统一天下，“奉天子”的时间有些长，麻烦也就出来了，双方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虽然不能说“奉天子”是一个败笔，但由此也确实给曹操带来了许多困扰，影响到曹操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